基于微观经济基础的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分析——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基础论文,微观论文,中国论文,周期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商业周期推动力与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该 领域，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两个明显对立的学派：一是强调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的作用 不可忽视的新凯恩斯学派，一是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而自成体系的新古典主义学派。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一个分支，从20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开始盛行起来的基于微观经济分析基础的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分外引人注目
(Kydland、Prescott，1977、1982)，其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获得了2004年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真实商业周期理论首先关注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难题”，该理论指出了 时间连贯性难题的起因——如果政府没有对未来政策的确定承诺，则它决策时就会面对 额外限制，因为它的政策必须要具有可信度，也就是说，如果政府面对的是理性的民众 ，相机决策型政策就不会取得预期经济产出。同时，该理论也推导出了上述假设(即假 设私人和政府决策者都是理性经济主体)下的产出，得出结论：同样是时间连贯下的均 衡，政府事先做出承诺比不做出承诺的社会福利高，据此可以认为决策者应该制定取信 于民的稳定经济政策。
在经济周期模型方面，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建立的是新古典动态随机增长模型，这类模 型已经成为许多当代宏观经济模型的核心。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技术的短期变化) 是产出波动的重要原因，这个观点对传统的宏观经济研究范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 的宏观经济模型已经普遍认为，供给变化和需求变化同样在商业周期中扮演重要角色。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该理论在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过程中，对数学和计算机模拟 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了“校准”(calibration)的 方法(Prescott,1986)，并且将模拟所得数据与真实数据进行对比。“校准”可以被看 作一种简单的估计(estimation)，即模型参数的赋值遵循以下原则：使模型的长期宏观 经济特征值与观测数据相符，使模型内个体经济主体的行为与实证微观经济研究结果一 致。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论述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讨论 时间连贯性问题模型和真实商业周期模型理论与方法；第四部分评论真实商业周期理论 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二、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问题
本文用两个实际案例——税收政策和稳定(通货膨胀)政策说明时间连贯性问题。
(一)最优税收问题
假设有一个政府，对大量同质消费者征税以维持既定水平的(人均)开销G。政府有两种 税基：资本收入K和工资收入L(将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都设为1)，并且考虑税收的扭曲 效应。每种(人均)税基在t时刻都与其所适用的税率负相关，税
一定数量居民储蓄，那么当t时刻到来时，政府如何确定税率呢?Ramsey税收法则可以 应用于事后税收难题。因为资本已经固定，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在政府未征收工资税 前，所有资本收入都应该被当作税收!事后，对资本供给没有扭曲，还减轻了劳动力供 给扭曲。因为资本收入在事前和事后具有不同弹性，政府承诺是时间不连贯的，若政府 在t时刻有重新优化政策的机会，它会选择改变事前最优计划，这样就产生了信用难题 ：在t-1时刻，政府不能宣布税率以解决承诺信用难题，它冀希望于私人部门会相信它 的声明。
那么当政府和私人都是理性经济主体时如何解决时间连贯性难题呢?可以应用我们之前 讨论过的序贯理性前提，无论t-1时刻有多少储蓄，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决策在t时刻都一 定是最优的。假设G足够大，也就是必须征收工资税维持政府开销，那么t时刻的理性决 定事后资本税率必然是100%，结果所有消费者都选择在t-1时刻不存一分钱，对政府t时 刻所作决策的理性预期告诉他们，从自身角度讲所有储蓄都是完全浪费。这样，对任意 数量的私人储蓄，都有
其中γ代表政策制定者为通货膨胀率赋予的权重(相对于失业率)，k＜1代表某些扭曲 使政府设定的失业率低于均衡失业率。t时刻政策制
因此，如果政策制定者的失业率目标与均衡失业率差别较大(k较低或u[*]较高)，或者 赋予通货膨胀率较低权重，抑或失业率对实际工资反应较大(α较高)，都会导致通货膨 胀率较高。
对于关心失业率胜过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他的政策与那些偏好低通货膨胀( 而不是低失业率)的决策者的政策不同，会造成较低失业率、较高通货膨胀率。这个令 人吃惊的结果完全由缺乏政府承诺造成，在有承诺的情况下，事后增加通货膨胀的诱惑 不存在，理性预期决定了对任何偏好参数来说产出都是相
即消费是产出的一部分，且比例固定时，所有均衡条件都得以满足(A，B是常数)。要 说明这一点，可以将消费和劳动力的方程加入一阶条件中，证明这些条件在所有时间点 都成立。
特例模型的产出允许存在闭合形式解，但这个解不能直接与商业周期数据对比，因为 之前作出的“完全折旧”假设意味着该模型的时段非常长，所用数据中，资本折旧率约 为每年10%，完全折旧发生在约20年后。而一般商业周期模型则要求时段较短，通常假 设是一季度或者一年。而且，尽管特例模型存在与前面讨论过的传导机制相似的机制， 但劳动供给不受冲击影响，而实际上如果假设折旧率被赋值为真实值的话(要用到数量 模型解法)，那么劳动供给机制则会呈现与上述讨论相似的特点。
(二)校准
上面已经简要讨论了具体参数确定对模型性质的重要性。在确定模型参数值时，采用 的不是计量经济方法而是“校准”的方法，就是说将参数基于微观经济和长期宏观经济 数据基础上。
那么校准程序在模型中是如何应用的呢?首先，要确定模型中一个时间段的长度，通常 取一个季度。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之后的研究中，长期数据(例如战后美国平均经 济数据)被运用来确定下列变量：平均资本产出率(约为8，产出以季度为基准度量，以 约束折旧率δ)；平均实际季度利率(约为0.015，以约束折现率β)；收入中资本利得所占平均比例(约为0.35，约束生产函数中的系数α)；平均工作时间(约占总时间0.2，在对数效用函数中约束闲暇效用的权重ф)。
换言之，所有变量都以固定增长率增长，如此状况下的均衡条件被用来刻画长期或“ 稳定态”状况。给定上述的长期统计数据，就可以确定参数值。通常会考虑一个比对数 函数更一般化的效用函数，允许对消费和闲暇曲率参数化，以使时际替代弹性和劳动力 供给弹性与微观经济研究结果一致。最后，选择技术过程的关键参数z，使ρ、ε分别与索洛剩余估计过程的一阶自相关系数和方差相等，从而使技术过程与索洛过程特征相符。
(三)数量评估
所有参数都被赋值后模型变得完全具体化，可以求其数值解了。给定均衡方程h[,l]和 h[,c]，再选择初始资本存量并刻画出随机冲击的统计分布，就可以解出产出和其它我 们感兴趣的变量，还可以用h[,l]和h[,c]产生所有有用变量序列，并将它们与商业周期 数据对比。
作为说明，我们回顾一下前面已经例证过的理论(Cooley和Prescott 1995年对此也有 分析)。在这里会用到校准的方法，定义效用的方程形式为：
选取战后美国经济的季度数据。在对比模型模拟产出与真实数据前，必须抽象出数据 的商业周期组成成分。商业周期通常被看作一种围绕增长路径的波动，波动频率为3到5 年，因此数据经过“反趋势”或者说“过滤”处理，剔除其中的低频(趋势)组份，保留 在商业周期范围内的。有不同方法可以实现这个目的，Cooley和Prescott(1995)选取了 差别过滤法(具体的过滤方法参见Hodrich、Prescott(1980))。表1列出了当时的一些关 键反趋势(detrended)数据和据此计算出的理论产出。(该模型的模拟重复了100次，每 次都采用150个时间段，表1中的数字是100次模拟的平均值。产出、消费和投资序列来 源于美国国民收入与生产账户。)
表1 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中的部分数据
产出 消费 投资工作时间
劳动生产率
1.35(1.72)0.33(0.86)标准差百分比 0.77(1.59)0.61(0.55)
5.95(8.24)
1(1)
0.84(0.83)
与产出的相关系数
0.86(0.99)0.98(0.03)
0.99(0.91)
资料来源：Kydland,F.and E.Prescott(1982),“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 tuations”,Econometrica,50,1345～1371。
数据显示：模型中产出的波动比实际数据要小，但这种差别并不大。模型预测：相对 产出波动，消费波动较小而投资波动则大得多，这是消费平缓的结果。模型中工作时间 的变化比真实值的一半还小，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数据中劳动力数量的波动，这 个简单模型关注每名工人的劳动时间(强度边界)，从其中的变化抽象出劳动力参与率和 失业率(绝对数量边界)。此外，模型中的劳动生产率比实际数据中的要高。
从表1中还可以看到产出与其它宏观经济变量间极高的相关度，原因就是模型中只存在 一种冲击(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在计算结果和在实际数据中，消费—产出、投资—产 出的相关性都非常相似。至于工作时间和产出的相关性，计算结果没有呈现实际数据中 那么高的协动性，这也是由于劳动供给模型设计比较简单造成。实际数据每小时报酬与 产出的相关度基本为0，而模型则产生了接近于1的相关度，这再次印证了模型只存在一 种冲击，劳动供给由强度边界度量。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真实商业周期理论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该理论发现了政 府在执行既定经济政策能力中的内在不完备性：信用难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应对方 案，即采用“取信于民”的稳定宏观经济政策。该理论还阐明了技术进步作为长期经济 增长的动力是如何导致短期波动的。
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在逻辑结构上无疑是完整的，但将其与我国的情况对比可以发现， 这种逻辑上的完整并不意味着它与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相符。
首先，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以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出清为其理论基础，而中国的商业 周期是在改革开放后短短四分之一世纪中，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来艰难推动本土 的制度转型过程中迅速形成的，同时具有市场机制和计划模式，也同时在两种制度安排 的冲突和妥协中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方式，这样的经济背景距离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起作用 的条件——市场迅速且有效调节——比较远。因此，政府在有些情况下，如出现比较严 重的通货膨胀或失业，不干预经济是不可能的。在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这些 情况后，按照真实商业周期理论，通过市场调节总会回到均衡，但在中国或其他发展中 国家就很难说了，如果严重的通胀和失业持续一段时间，其间的政治、经济风险是非常 大的，因此，我们应当有条件地理解真实商业周期理论提出的稳定政策建议。
第二，对于商业周期的驱动力方面，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证明了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更 多依靠技术而不完全依赖资本的市场经济，但中国属于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 资本而非技术。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中国过去20多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决定性的因 素是“超常”的资本(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资本存量的增加是通过高储蓄 率支撑下的净投资流量来完成的，这一点与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路径相 似：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率(投资/GDP)不断提高，进入90年 代，年均投资率超过了30%，有些国家甚至接近或超过了40%，生产要素投入(劳动力及 资本)的不断增长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最主要源泉，技术进步对过去4 0多年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小。
第三，中国经济中市场指标的表征意义和政策工具的传递路径与西方不尽一致，因此 ，中国的商业周期不能用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指标体系和调整手段简单处理。随着市场 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入，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企业投资以及所有在西方经济中驱动商业 周期的力量将同样在中国发挥更大作用，这也是经济学者们坚持不懈地观察并研究的动 力。但中国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是中国的商业周期驱动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要探讨影响中国商业周期的各种因素，我们不得不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1)政府的宏观调控因素。
在一个大国经济的各种需求要素如消费能力、市场容量、产业升级等正在迅速走向市 场化配置的同时，政府对最重要的供给要素如金融、土地资源和审批制度等仍进行严格 控制，经济就面临要素需求与要素供给之间的冲突，两者的博弈将形成经济增长中的制 度成本。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大潮流不可逆转的基础上，中央对宏观经济调控的预期将 有新的认识，宏观调控对商业周期的影响也将随之改变。
(2)政治权力的经济发展观。
与西方总统换届所形成的政治周期影响不同，中国的政府换届通常会带来全新的战略 与目标，往往改变经济政策的轨迹。中国经济存在政治周期，有强烈的政治动员效应。 每当开党代会后投资增长超过一般年份的增长，第二年更高，第三年不得不宏观调控， 第四年降低(胡鞍钢，2003)，显然，中国引起经济波动的原因和西方国家的性质有所不 同。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妨碍我国经济学界从加强宏观经济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两方面 吸取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的指导意义：
第一，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是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贯通的“技术层面”研究大师 。纵观当今西方学术界，以微观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类大 师的研究方法已成为一种潮流，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的主要贡献是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 域，2002年的得主为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2003年的得主 使用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数列，均带有强烈的技术性色彩。换言之，中国经济学家今后 要想夺得诺贝尔奖，还是应该在“技术层面”多下下工夫。
第二，对经济周期原因的不同理论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稳定经济政策，与凯恩斯主义不 同，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认为，应该选择简单、易于被公众理解且能长期坚持的政策规 则。就我国而言，随着经济周期新特征的出现及我国经济周期的转型，我国经济调控的 指导思想、方式、力度等也需要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人都相信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 在市场经济中都应该遵守规则。然而在目前的中国，许多既定政策都可能在各种复杂利 益集团的作用下产生很大的扭曲甚至根本推翻初衷，震动全国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之反复 便是例证。至于基于争夺部门话语权而竟相出台的互相冲突的法规在各个地方也是不鲜 见，客观上使得“规则”都成为各部门和各地方利益而相机抉择的工具，中央政府的执 政能力被削弱，造成商业周期的无常和紊乱，使得政府旨在调整商业周期的各种工具的 效果大打折扣。
中国加入WTO之后，入世的规则和时间表在另一个方面进一步约束了政府的政策空间。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也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延伸和重组的主要 市场，全球公司的战略动向和能量必须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国内政策的考量指标。例如在 中国严厉限制钢铁业扩张的同时，几个全球钢铁公司立即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试图低价 购买受到资金困扰的中小企业钢铁项目。全球公司的乘虚而入将对国家经济形成安全的 威胁，中央政府不得不有所顾忌。
第三，商业周期驱动力的理论认为：除了需求上的变化，供给上的剧变或是新技术的 冲击更容易带来经济的涨落。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和1992～1994年的超常规增长之后，资本形成 中所累积的一系列低效率问题也开始显露端倪，资本的形成速度与经济的增长轨迹有显 著的发散趋势。导致这个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正是众所周知的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的混 合型转轨体制。这些年来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难度和成本似乎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何维持下去的问题正在引起经济学家更多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真实商业周期模型所强调的技术进步率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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