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保障机构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社会保障论文,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宋时期，封建政府重视社会保障事业，不论是官方或民间士大夫，都热衷于社会救济事业。为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置了救助贫病孤老、幼儿和助葬等专门机构，帮助那些穷困潦倒无法生存的贫穷百姓，这些机构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济助贫病孤老的机构
宋代济助贫病的机构主要有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和养济院等。
（一）福田院。“福田”是佛教用语，佛教徒相信“轮回报应”，认为积德行善会使自己得到好的报应，而行善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救济穷人，这种施贫救苦当然会使“行者得福”，就如种田会有收获一样。因此，凡有施贫救苦等善举者皆称“福田”。这一佛教用语首先被用于唐代慈善救助机构上。福田院就是唐代寺院创办的慈善组织，以收养孤独之人，当时又称病坊、养病院、悲田院等。北宋初年，继续沿用唐代旧例，在京城开封设置东、西福田院，主要赈济那些流落街头的年老之人，以及身有重疾、孤苦伶仃或贫穷潦倒的乞丐。不过，当时福田院规模很小，“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时，又增设南、北福田院，每院统一建制，各盖房屋50间，收容300人。这样，东、西、南、北四处福田院共有房20间，可收容1200人，规模较以前大有增加。福田院所需经费由官府拨给，先是“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正如史书所载：“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1]入院者分两种，一是长期被收养者，属于“老疾孤穷”之人；另一种是临时被收养者。福田院的设置，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
（二）居养院。居养院设立于徽宗崇宁年间，主要收养无亲属供养的孤寡老人。北宋时期，居养院遍布全国各地。崇宁五年（1106年），徽宗诏“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俱仿州县例置居养院”，这时北宋居养院发展达到高峰。居养院的管理人员有僧人、官卒、童行、军典、手分、童行等。他们负责居养院日常的管理和洒扫等杂务，工作一定时间后，僧人给予师号、紫衣，童行给予度牒等。居养院的财务收支由州县政府掌管，每州派厢典一名，负责居养院和安济坊文书帐簿的抄写上报。僧人、童行、军典、手分的生活费及笔墨纸张等用度，全从常平钱内支出。南宋立国之后，面对州县残破、人民流离失所的局面，为巩固政权，收揽人心继续实行居养政策。如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以“京师物价未平，致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艰食，除开封府依法居养外，令留守司检查如法居养，如钱物不足，具合用数申留守司支降。”[2]此后，由于金兵南下，南宋居养业受到影响，居养院数量减少，其功能逐渐被后来兴起的养济院所取代。
（三）安济坊。安济坊是北宋收容病患并予以救治的机构，其收养对象为患病的贫民。安济坊设于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崇宁元年八月二十日，诏置安济坊。”其前身为吴居厚奏乞诸路创置的将理院，“先是权知开封府吴居厚奏乞诸路置将理院，……所建将理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于是有旨仍依赐名。”[3]诸路设立安济坊后，京师于崇宁四年（1105年）也设置了安济坊。崇宁四年十月六日，诏曰：“京师根本之地，王化所在，鳏寡孤独与贫而无告者每患居养之法施于四海而未及京师，殆失自近及远之意。今京师虽有福田院，所养之数未广，隆寒盛暑，穷而无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联甚悯焉。可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以称朕意。”[4]宋代要求凡户数上千的城寨镇市，都要设置安济坊，凡境内病卧无依之人，都可送入安济坊医治。
安济坊与居养院同时建立，在经费来源与生活水准与居养院相同，只是又增加了医药费一项。政府对安济坊进行严格监督检查，并制定奖惩条例。“其安济坊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疗痊失，岁终考会人数，以为殿最，仍立定赏罚条格。或他司奉行不谨，致德泽不能下究，外路委提举常平司，京畿委提点刑狱司，常切检查。……都城内，许御史台纠劾。”安济坊的管理僧人三年内医愈千人，即赐紫衣及祠部牒各一道；如收无病者充数，杖一百。
（四）养济院。养济院创办于南宋初年，是一个兼顾居养院和安济坊功能的综合济助机构。养济院具体创办于何时，史料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绍兴元年养济院就已经存在了。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通判绍兴府朱璞言：“绍兴府街市乞丐稍多，被旨令依去年例日下赈济。今乞委都监抄札五厢界应管无依倚流移病患之人发入养济院，仍差本府医官二名看治，童行二名煎煮汤药，照管粥食。”这样看来绍兴元年时，绍兴府就已有养济院存在了。
南宋时，记载较多也较著名的养济院为临安府养济院和建康府养济院。临安府养济院设立于绍兴二年（1132年），据《咸淳临安志》记载：“绍兴二年，诏临安府置养济院。”当时每遇冬寒，临安府有许多乞丐及寒饿之人，朝廷“令临安府两通判体认朝廷惠养之意，行下诸厢地分，都监将街市冻馁乞丐之人尽行依法收养。仍仰两通判常切躬亲照管，毋致少有死损，如稍有灭裂，所委官取旨，重作施行，仍日具收养人数以闻。”[5]建康府养济院设立于绍兴七年（1137年），由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黄度创办。该年闰十月十九日诏：“天气寒凛，贫民乞丐令建康疾速踏逐舍屋，于户部支拨钱米，依临安府例支散，候就绪日申取朝廷指挥，为始收养。”[6]这是建康府养济院成立的开始。
养济院的管理，从绍兴养济院和建康府养济院情况看，其工作人员有僧人、医官和童行等。对这些工作人员，养济院有明确的奖励措施：“病患人拘籍，累及一千人以上，至来年三月一日死不及二分，给度牒一道；及五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五十贯；二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二十贯。并令童行分给。所有医官医治过病患人痊愈分数比类支给，若满一千人死不及一分，特于推恩。”养济院的死亡之人，“于城外踏逐空闲官地埋葬，仍委逐官点检，无令暴露。”死人的掩埋由僧人负责，“每掩瘗及二百人与给度牒一道。”[7]
二、助葬机构
宋代助葬机构为漏泽园，它是用以安葬死亡骸骨的公共墓地。两宋时期，因疾疫和贫穷，往往使一些人客死它乡，有的无家可归者甚至死于道旁，对这些贫困无力埋瘗的人，政府设立漏泽园进行安葬。漏泽园虽创办于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但宋代官府出钱置买田地，用来安葬无主尸骨的做法，在宋真宗、宋仁宗和宋神宗就已存在，只是尚未形成制度和规模。
《宋史》载：真宗“天禧中，于京畿近效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嘉祐七年（1062年），宋仁宗亦“诏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民之不能葬者。”由此可以看出真宗、仁宗时期，政府安葬行为还仅仅局限于近郊佛寺和近郊，还没有推广到全国各地。宋神宗以后官置公墓才开始建立起来，并推向全国。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诏：“诸州军每年春首，令请县告示村耆，遍行检视，应有暴露骸骨无主收认者，并赐官钱埋瘗。”[8]要求诸州都要执行，并针对开封府等地寺院埋葬不力的状况，令在寺院外不毛之地安葬。“遗骸暴露者，令州县命僧主之，择高原不毛之土收葬，名漏泽园。”[9]宋代的助葬机构——漏泽园，就此建立。
自崇宁三年漏泽园设立，到南宋灭亡，漏泽园一直存在，并遍布全国各地。各地漏泽园的数量因情况不同，有一县一所的，有一县二所的，更有两县置漏泽园一十二所的。漏泽园的规模，多者占地三五顷，少者几十亩不等，如临安府钱塘县两所漏泽园，占地为四十余亩，仁和县一所占地为七十余亩。漏泽园的管理人员为僧人，每人“月给常平钱五贯、米一石”[10]。这些僧人，根据埋瘗人数多少给以奖励，奖励标准北宋神宗时规定：“及三千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令管勾三年，愿再住者准此。”[11]南宋高宗时，由于战争频繁，饥民死亡甚多，从而降低了奖励标准，规定“埋瘗及二百人，申朝廷，降紫衣一道。”[12]
三、幼儿救助机构
宋代的幼儿救助，在北宋福田院、居养院和南宋养济院里都已经存在，但当时慈幼与救助贫病和养老混在一起，宋代专门的慈幼机构出现于南宋中期以后，主要为婴儿局、慈幼局和慈幼庄等。
（一）婴儿局。嘉定末年，袁甫创于湖州（浙江吴兴）。时袁甫任湖州通判，“考常平敝原以增积贮，核隐产，增附婴儿局。”[13]湖州婴儿局收养弃婴的措施，在袁甫《湖州婴儿局增田记》里有明确叙述：“有弃儿于道者，人得之，诘其所从来，真弃儿也，乃书于籍。使乳母乳之，月给之粟。择媪五人为众母长，众乳各哺其儿，又一人焉，以待不时而来者。来着众，则益募乳收之，今八十人矣。……儿或病，且夭不以时。闻乳者诱于利，取他人子代者，有之无以为验，殆如戏耳。于是，严邻保之法，不告而易他儿，知而庇焉者，咸置诸罚，齿及七龄，粟勿复给。……有疾病者，医一人谨视焉，今增为二，如是而夭者亦稀矣。”由此可以看出，其管理已十分周密。
（二）慈幼局。慈幼局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先设于临安府。据《淳祐临安志》载：“淳祐七年十二月有旨，令临安府置慈幼局，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乳养，……而凡存养之具纤悉毕备，其有民间愿抱养为子女者，官月给钱米，至三岁住支，所全活不可胜数。”九年（1249年）正月，又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出生婴儿。”《梦梁录》记述道：“（太平惠民）局侧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宝祐四年（1256年），宋廷又命“天下诸州建慈幼局。”[14]《永乐大典》卷19781《慈幼局》载，南宋后期设立的慈幼局有宝庆府（湖南邵阳）、广德军（安徽广德）等八九处。这些机构在幼儿救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慈幼庄。慈幼庄乃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江东转运使真德秀创办于建康府。《黑官建康志》对此有描述：当时建康府饥歉之后，民食日艰，“生子之家，多是无力养育。因以遗弃道路，或致转死沟壑，殊可矜悯。照得在法，诸灾伤遗弃小儿，官司给钱雇人乳养，以卖户绝田宅钱充，而措置一事，合隶常平。……德秀今量度事宜，将本司拘到诸州县没官田措置，召人租佃，立为一庄，专以慈幼为名，计其岁入，委官掌管。月支钱米，雇人乳养。凡有遗弃小儿，即时责邻保勘会。见得遗弃分明，再行委官审实，附籍给历头与收养之家，每月支钱一贯文，米六斗，至五岁止。其无人收养者，所属官司召募有乳妇人寄养，月给一同，至七岁止。其欲以为己子，或有人转觅者，听从其便，仍从官司给据。其抱养之初，襁褓未备，则以钱两贯文给之。其病患者，听自陈，给与药费。死亡者给钱一贯文，即时除籍。或丰年遗弃稀少，支用有余，则储蓄以备荒岁赈给。”真德秀创办的慈幼庄，对小儿的抚养、收养年限、小儿病、葬处理等，都有详明规定，是宋代官办慈幼机构中较完善的一个组织。
南宋创办的慈幼机构，无论叫慈幼局，或称之慈幼庄、婴儿局，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贫而弃子者设”[15]，它在救助儿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宋时期倡导儒术治国，先秦儒家的积极济世精神，得到发扬；加之理学的发展和繁荣，对宋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宋代的社会保障业较之前代更为完善，首创了一系列的官方保障机构，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事业是从宋代开始的。无论是北宋时的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或是南宋创办的养济院、婴儿局、慈幼局、慈幼庄等，尽管不同时期名称不同，救助对象也有所差异，但这些机构却贯穿了宋王朝的始终，救助鳏寡孤独老幼病残一直是这些机构的职责。当然，这些机构在创办过程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居养院兴废无常，发展过程受蔡京影响和左右，安济坊和漏泽园有时奉行失当，流于形式等。但宋代创办的这些社会保障机构，在中国古代救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确实使那些绝望者得到安慰，使身处绝境和饥寒者摆脱了死亡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它对倡导善举、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宋代社会保障机构的建立，具有深远的社会进步意义，对后世影响很大。宋以后元明清建立的养济院、漏泽园和育婴堂等社会救助机构，几乎就是宋代救助机构的翻版和继承，或受宋代影响而建立的，当时和后人对宋代救助政策评价很高。宋代社会保障机构对我们现实社会也有借鉴意义，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