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格局与中国戏曲发展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格局论文,中国戏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1-0017-08
戏剧是一个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她向人们集中展示了一个民族对于美的追求与向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戏剧以其特殊的、内在的价值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戏曲与希腊悲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积累丰厚，拥有高水平的艺术成就，为丰富和发展世界戏剧艺术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化格局下，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戏剧艺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一、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戏曲发展现状
一般来讲，全球化是一个伴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文化过程，而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难以逆转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特别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其进程大大加快。经济全球化在深刻影响着我们时代的各个方面，并逐步由经济领域渗透到文化领域。作为一个演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不同国度、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每一种文化都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扩张而受到影响。近些年来，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习惯的传播与交流更加频繁，信息和交通技术已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充足的技术支撑。人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吸收这些外来文化的营养，以填补本民族、本国在某些方面的不足。这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使人类文化本来存在的多样性面临巨大挑战。
在全球化的渗透之下，丰富多彩的人类各民族艺术样式常常面临被肢解乃至消融的危机，这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各民族文化发展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在全球化格局中，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气质和艺术精神的中国戏曲，如何继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如何继承和创新，也就成了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戏曲艺术可以涵盖在以人的艺术表演为核心物的文化形态之中。中华戏曲不仅以表演的内容反映出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以其形态的兴替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中国戏曲艺术源远流长，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国传统戏曲综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等各种艺术因素，起源十分久远。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丰富、创新与发展，到宋元时期，形成了以南曲戏文、北曲杂剧为代表的优秀的民族戏剧，缔造了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辉煌，相继出现了高明、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影响深远的戏剧大家。到了明代，随着北曲杂剧演出的衰微，明传奇的创作与演出逐渐兴起，尤其是明末清初以各声腔剧种为主要形式的盛行与发展，则又缔造了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又一次辉煌，出现了汤显祖、沈璟、高濂、李玉、洪昇、孔尚任、李渔等足以令国人自豪的民族戏剧大家。清代康、雍、乾年间，传奇剧目冗长、枝蔓之弊病进一步凸显，以传奇剧目为主要母体的折子戏流行起来。可以说，折子戏取代全本戏在当时及其后世的流行，是民族戏剧演进的一个重要现象。乾隆中后期，花部戏曲勃兴，最终在道光年间促成了京剧的正式形成并流行至今。此后，民族戏剧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局面。不同戏曲种类开始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情，如京剧的雍容华美，昆剧的典雅精致，秦腔的高亢悲凉，越剧的轻柔婉转……
可以说，中国戏曲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交流和创造的变化史。但是，这种交流和创造总是基于同样的艺术精神，不论如何变化和创新，都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表现形态，以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化为主要艺术表现特征的基本艺术精神。而这种艺术精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相统一的。那么，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中，中国传统戏曲发展又出现哪些重要的变化，这是艺术界、理论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在中国传统戏曲的创新、发展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门打开，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之下，我们迎来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以及相互之间频繁的交流和不断的创新，中国传统戏曲也与世界戏剧一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历史性的进步，舞台争奇斗艳，剧目丰富多彩。中国当代戏曲艺术的发展也相应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在一些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由政府投资，下大力气打造戏曲精品，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修》，四川省川剧院的《金子》，江苏省演艺集团的《骆驼祥子》，江苏省昆剧院的《1699·桃花扇》，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青春版《牡丹亭》，浙江小百花女子越剧团的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的《董生与李氏》等等，戏曲演出获得了较大成功，广受观众好评。而同时生存在其他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性戏曲，在地方文化硬件设施有限甚至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在相当一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市县一级公共财政预算构成中，对文化支出的年度公共预算额度，甚至尚不足以覆盖全体文化事业机构人员的全部工资福利的支出），也依赖地方性传统民俗文化的力量和剧团的灵活演出机制获得了同样的发展。比如在河南，各基层剧团依托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企业、单位、个人等，以农村婚丧嫁娶、传统节庆活动等为台口演出，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演出场次，成为了繁荣中国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的河南各省属文艺院团，更是获得了较之其他地区更加充足的财政支持额度，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各方面包括政策、措施等的强有力的支撑，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并取得了中国戏曲艺术繁荣、可喜的发展局面。
当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戏曲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也同时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令国人引以为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昆剧艺术，虽然在传统剧目的保护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以目前的资金投入和保护力度，相比历史悠久、灿烂绚丽、丰富多彩的昆曲艺术自身应有的发展要求还远远不够，而借鉴西方艺术形式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新编创的昆剧剧目演出，其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究竟如何，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和体现中华民族戏剧艺术的精神，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可以流传下去的“名人名作”，尚需要时间的淘洗和检验。
总之，如何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创新艺术形式，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
二、全球化格局中戏曲艺术的发展方向
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艺术都在不断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变化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一成不变的艺术样式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必须在保持自己艺术特质的前提下，随着时代的发展，融入现代性因素，以适合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这样才不会悖离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如前所论，中国戏曲产生以来，一直都在“变”、“化”，“变”以求发展、适应，“化”以求影响、生存。戏曲艺术正是在不断的“变”中超越原有的形态，获得新的发展活力，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同样，戏曲艺术也是在不断的“化”中形成新的影响，获得新的接受群体，熔铸新的艺术形式和时代精神，进而走向进一步的发展、创新以至最终形成民族文化的坚实的精神主体的。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除了要求传统戏曲坚定不移地在文学、音乐和表演体制诸方面保持中国戏曲的民族特色和美学品格外，同时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积极主动地与各民族、国家的戏剧进行交流、对话，吸收营养，吐故纳新，以使中国戏曲在艺术精神和艺术形式上都同时保持恒久而旺盛的生命活力。
当然，必须不断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国戏曲首先要保持自己的艺术特质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才能真正在世界戏剧之林中保持自己的重要地位。正如“越是民族的，才有可能越是世界的”。中国戏曲之所以在新时期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仍能不断地发展创新，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汇集了中国文学、音乐、歌舞以及其他表演艺术的精华，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观赏价值。例如京剧的发展，就是在当年清军入关之后，在清室满族贵族遇到了文化上的问题之后，在努力全面学习汉文化的同时，把徽班请进北京，又让安徽的徽调、湖北的汉调、陕西的秦腔整合形成以西皮二黄为主调的京剧。京剧进宫，由西皮二黄产生了中华民族情怀和独特审美情趣，所以有了“西皮二黄声起，油然而生中华情怀”的精辟表述。综合了众多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京剧艺术，当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而各个地方、各个民族都能在作为“国粹”的京剧艺术中找到自己地域文化的存在、民族文化的影子，从而形成了对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归属感，并皈依在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情趣之下，以至于在无形中进一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演化中形成的文化特质的巨大作用。文化特质实际就是浸润在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区别于他民族的艺术基因，它能培养起人民群众的一种集体审美认同，并继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而文化工作的实际意义和根本特征就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统筹安排下，由全体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携起手来，精心营造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氛围，使每个人都能深入其间，感受到心灵的洗涤、灵魂的升华。文化氛围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恰恰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文化软实力在民族文化的精神氛围之中将精神藏富于民，使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成为抵御各种风险的不竭动力和智慧源泉，从而体现出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文明水准。中国的戏曲艺术在经历着经济、社会巨变的当代中国，仍然是营造中华民族独特文化氛围和支撑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文化软实力”的主导力量。
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历代文人和艺人的精心打磨，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艺术规范，即严整的音乐体制和规范的表演程式。长期以来，戏曲艺术始终围绕运用歌舞表演故事的形式特质，形成了中国戏曲的民族特点。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强烈冲击，如果盲目融入或简单照搬其他舞台艺术的艺术语言，就会失去中国戏曲艺术自身的面貌和风格，消解戏曲的民族个性和美感特质。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我们要注意被其他艺术样式异化的危险。我们要依靠类似于中国戏曲艺术这样的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和发扬光大，达到能够采用文化的方式影响和塑造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形成，以至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能够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和反控制来保护本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行为方式与文化利益。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是由长期赓续的农耕文明所陶塑并且以强化这一文明形态作为自己的历史担当的。因此，它所期待并努力维系的是一个稳步的、相对静态的社会和谐，它更看重人伦的秩序而淡漠科技的冲撞。但是，如果一味固守传统而自我陶醉，自我欣赏，拒绝创新和变革，戏曲艺术就会逐步失去活力、走向衰落。清代大戏剧家李渔曾经指出：“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寓继承于创新之中，才是真正有效的继承。
中国戏曲文化建设的时代课题是必须正视改变着时代的科技进步。中国戏曲本是传统农耕文化时代的产物，从内容到形式体现的是中国农耕时代的文化气质和艺术特征。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戏曲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人们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已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方式早已突破了人们常规的想象阈值，宇宙混沌理论、夸克、大分子生物技术，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现代化的通讯、高铁、航天技术等等，已经使今天的人们产生了时空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其实，从戏曲艺术甚至演艺文化发展的角度，当我们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这一段时期内世界的变化，中外科学技术与演艺文化的相互结合，已经产生出了相当令人震撼的成果。“当随时代”的当代中国戏曲文化建设，必须正视改变着时代、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时代景观的科技的进步。国家大剧院演出的《赤壁》因其尤其突出的舞美制作与演出场景及创作观念上的创新，与长安大戏院演出的传统京剧剧目之间存在着的巨大不同，会使我们身边的很多80后、90后感同身受。我们可以发现，科技已经为演艺文化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资源，在已有的艺术样式和载体之外开拓出了新的无限可能的创造空间，艺术家和公众对艺术的理解与表达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变化，这些又在一起，共同推动着演艺文化的业态的创新变化。从艺术创作的题材来讲，传统戏曲剧目演出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式，都已很难适应现代观众的生活方式、节奏和审美趣味，对此必须加以创新，融入现代性因素，与时俱进，及时反映当代生活，表达当代受众意愿，才能真正引起民众的共鸣。也就是说，只有反映现代的、当下的真实的社会生活，如同当年的京剧艺术，只有人们能够不断的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能够始终不断地给人们提供一种归属感、皈依感，真正地实现了“三贴近”，戏曲艺术才能够真正撑起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片天；而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拥有这样的一片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才能够不再停留在一句空洞的口号上面。
中国戏曲艺术的创新、发展，不同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笔者曾经多次和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教授深入探讨关于当前中国戏曲艺术创新、发展的诸多问题，有个例子是，文化部分管艺术生产的陈晓光副部长曾在多次和时任部长的孙家正同志谈到当前工作时，笑谈近几年来，我们做部长的现在几乎成了“救护队长”了，今天抢救这个文化，明天抢救那种艺术。其实这是实话，也是目前社会的实情。文化、艺术形式种类的多样性，相似于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从宏观来看，所有的物种都在不断地生发、更新和代谢。今天的现实，也就是明天的历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中国昆曲艺术不仅是我们的骄傲，更是世界的瑰宝。前几年，中国的昆曲成功申遗，它至少拥有着600年的发展历史；而京剧也要在昆曲之后走上申遗之路，可是徽班进京至今仅仅才有200多年的历史；而欧洲的古典芭蕾于1581年诞生在法国巴黎小波旁宫正厅里，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却始终没有提出过申遗的问题。可是就在诸如南京的盐水鸭们都在纷纷“申遗”的时候，中国画、油画，等等，却都始终没有“申遗”。姑且不论宏观的“国粹”京剧艺术如何确定“非遗”“传人”的技术性问题，仅就对于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现实而言，“申遗”成功，也并不一定都是好事情，也未必就会“有钱”花。笔者在2010年第5期《艺术百家》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按语中曾经写道，作为2008年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浙江杭州睦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三起三落，几经兴衰，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时间里，可以说是既无政策支持，又无组织引导，更谈不上创新发展，纵观其保护发展过程，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没有能够构建起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的坚实、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因为在很多项目被列入“非遗”名录之后，便感觉进了“保险箱”，过早“结壳”，不再敢冒风险、创新发展；有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在将文化项目列入“名录”之后，也便高高挂起、置之不理，既无政策支持又缺乏组织引导，就好像家门口挂上了“状元及第”的牌匾，可后续“非遗”项目的保护、发展、延续却又无暇顾及，或者简单地把“非遗”项目与旅游开发等经济项目挂钩，开始让文化为经济“唱戏”，推卸促使古老的中华传统艺术精神传承发展、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这些做法，同样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两种做法，一是急功近利、不着眼发展、抛弃创新，二是被动应付、经济诱惑导致功利主义盛行，文化品格、艺术精神被现实利益收编，汇入“拜金主义”暗流，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其实，让某种文化项目进入“非遗”名录，是因为已经对它们的发展状况亮出了“黄牌”，虽说不是一种“耻辱”，但起码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要开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力求“弥补”、“挽回”了；同时有些项目尚有无限活力，甚至处于机械化大生产的“产业化”规模经营阶段，却也积极要求“被列入”，这里面，要求“出名”、“赢利”的急功近利思想显而易见。在文化精神被经济利益“挟持”、“收编”的危险之外，文化艺术自身创新发展的问题尤其突出。其实，人类的艺术创作之所以脱俗，之所以给人以灵感，之所以拥有无穷的魅力，就在于艺术自诞生那天起就是一种活态的文化（作为艺术创作的阶段性呈现的艺术品可以成为文物，艺术本身决不是文物），一种可以引领社会、超越当前的文化，一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是一种拥有不间断地自组织演化更新能力的文化形式。历史的发展说明，如果一切从一开始就都是一成不变的，也就不会有“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的水磨腔的形成和存在了；同样，20世纪50年代“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十五贯》，也不是几百年前固定不变的传统昆曲样式了。艺术的创新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和组织引导，需要保护、延续传统精华，同时，我们更要警惕的是，防止保护、申遗的表象掩盖以致促发了阻碍艺术创新发展的内在惰性。我们当代的文化工作者和艺术创作者，就是要用创新的努力承担起促使古老的中华传统艺术精神传承发展、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
中国戏曲艺术的创新，应该是真正实现了“三贴近”的艺术创新。这里主要指的是戏曲新剧目的创新，反映当下社会现实题材的艺术创作的创新。今天的创新，就是明天的历史。“笔墨当随时代”，是作为“清初四僧”之一的著名画家石涛对于艺术与时代之关系的真切感受。事实上，真正有作为、有出息的表演艺术家，也深知“粉墨亦当随时代”的道理。我们当下文化建设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由高新科技突飞猛进并推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时代，我们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其实就是“当随时代”的更直截、更紧迫的表述。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对那些已经经受时间考验，至今仍在不断上演的传统经典剧目，鉴于其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及其拥有的特殊观众群体，则必须尽量原汁原味地保持其优秀的美学传统。这与戏曲新剧目的创新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前者还是后者创新、发展的源泉和支撑民族艺术精神的坚实基础。
笔者认为，当代戏曲创新主要包涵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剧目的创新和发展。
由于中国独特的艺术审美方式，以及长期的艺术积累，目前我们看到的传统剧目主要还是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战争和政治事件为基本内容，即使是近年来的新编创戏曲剧目，也多以古代的类似题材为重点，深刻反映现代生活的优秀剧目较为少见。当然，这里并非指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大军事政治事件等为基本内容的传统戏曲不需编演。因为目前的大多数戏曲观众群体尤其在农村老年观众群体中，以上内容还是他们惯常欣赏的题材。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交融渗透，如果放眼更广大的受众群体，尤其是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一代，这类题材和其自身固有的戏曲表演形式则明显老套，落后于这个时代，很难引起他们更多的兴趣。所以笔者认为，当前应该下大力气创作一些具有时代气息、鲜活体现当代生活的优秀戏曲剧目。而且，不一定是高成本的“大制作”。
例如江苏省淮海剧团新创编的淮海戏《豆腐宴》，以及江苏省盐城市淮剧团的《十品村官》，扬州市扬剧团的《县长与老板》，江苏省苏州滑稽剧团的《顾家姆妈》，等等，都作为江苏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入选剧目，贴近了生活，反映出了当代社会发展变革中的深刻的现实问题，同时，又体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性。如《十品村官》反映了党的基层民主选举和村民生活、观念、意识的深刻变化；《豆腐宴》演出中加上淮海戏独特的音乐和表演形式，激发了在场几乎所有人的观赏兴趣，目前该场演出已经超过数千场，虽然算不上大制作，但剧目本身的故事题材与我们的现实生活非常贴近，且戏剧性很强，这也使它必然成为不断传演的艺术精品。但是，客观地说，目前编创的能够这样成功反映现代生活的优秀剧目还远远不够。
第二是表演程式的创新和发展。
表演的全面程式化是中国戏曲艺术的一条基本特征，也可以说没有程式化就没有中国戏曲。程式化体现在文学、音乐、舞蹈等等各个方面。随着时代生活的变迁，那些与古代生活内容相适应的表演程式，在体现现代生活内容时多少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矛盾。如果放眼近百年来体现现代题材的戏曲剧目，就会发现在表演程式的继承与创新中，总习惯于把西方的写实性表演直接搬进中国戏曲，因而相应出现了诸多被世人诟病的“话剧加唱”的戏曲形式。到了21世纪，如果我们仍然简单延续以往改革表演程式的做法，那么，中国戏曲的继承与创新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所以笔者认为，尽管传统戏曲程式在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继续探索，不断思考，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第三是科技进步影响下的舞台布景和服饰的创新、发展以及戏曲传播途径、传播媒介和方式的创新改变。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已在事实上不断对传统演艺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演艺传播媒介和方式的进步；二是演艺技术装备的进步和改善。在中国传统戏曲中，“一桌两椅”的舞台布景方式，数百年来一直占据着中国戏曲舞台演出的主流。笔者认为这可能跟中国古代技术手段的限制以及观众群体的审美习惯有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舞台美术设计手段与观念的进步，我们当前有必要适当加入能够与传统戏曲艺术精神相统一，同时能更好体现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精神的舞美设计和灯光设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传统演艺主要就是指剧场演艺或者说是舞台演艺，这是就演艺的传播媒介而言的。自戏曲发源、产生以来，戏曲艺术的演出一直寓于剧场、舞台一隅。而现代演艺文化影响下的舞台演出，则是全方位的。传播媒介的革命性进步对于传统演艺的影响，并非仅仅指新兴传媒为传统舞台演艺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而是指它创造了新的演艺业态，这其中包括已蔚然成风的影视演艺和正脱颖而出的网络演艺。这方面对于传统舞台演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戏曲演出而言，影响更是划时代的。我们可以关注中国戏曲艺术演出的影院效果和电视传播效果，可以关注戏曲艺术网络传播的受众面，更可以尝试其手机传播的时尚感和对于传统艺术精华尽情欣赏的随机性感受。①这使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受众群体已经从拿着收音机“听戏”、农村赶集或是庙会时的搭台“看戏”的传统欣赏方式中完全走了出来。其实，站在传统戏曲文化的立场上，我们更关注当下传统戏曲艺术演出中技术、装备的改善，因为它意味着传统戏曲艺术面对新兴演艺业态，要通过演艺技术、装备的科技支撑来实现传统戏曲艺术本体自身的开拓，来积极地顺应时代并有效地影响甚至引领时代的发展。
例如，在2008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中，在2010上海世博会开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中，在2010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中，以及江苏主办的“十运会”开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第31届世界戏剧节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及近年来江苏省文化厅举办的多场大型文艺演出和武汉“八艺节”、广州“九艺节”中的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展演剧目演出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庆大阅兵之后的文艺演出特别是江苏彩车的设计制作、巡游、展示中，在2010上海世博会“江苏周”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中，都成功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和大量现代元素，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许。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一个“度”，也就是如何能使舞台设计创新与戏曲舞台写意的艺术风格相协调。比如在2008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中，在舞台美术的设计创意方面适当地引入了以中国传统书法、绘画为表现内容的背景和艺术表现，比如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赤壁》中的“火烧战船”，真景实物与火烧的写意充分糅合，比如梅帅元总导演的一大批《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文艺演出，山、水、人、情自然结合，反而更好地映衬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性，更好地展现了中国戏曲舞台的艺术精神。
再如，关于戏曲的服饰问题。中国传统戏曲原来主要以明代服饰为基础，再加以夸张、美化演变而来，后在清代又根据舞台演出需要，适当加入了清代服饰的艺术元素。而在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现代戏曲演出中，一般又都以现实生活中的服饰为主。这样一来，传统戏曲中的“水袖”、“靴子”、“翎子”、“靠旗”等服饰都与现实生活大相径庭，难以日常生活的审美方式单独存在。而与之相适应的戏曲表演，也因此而无法以现实生活为依托、不受时空限制而得以随时随地地展开。这些现象都是中国传统戏曲在当代面对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巨大冲击时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
还有一些问题，如舞美设计中的一些创意的技术实现的问题，如对目前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服饰与生活中的服饰过于接近的问题，是否有利于演员进行程式化的戏曲表演，是否需要对现代戏舞台上的服饰进行提炼、抽象、归纳和进一步的加工设计，是否可以从中得以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创新、发展，我们当代的艺术工作者应该面对这些问题继续加以探索。也就是说，在舞台表现的技术装备水平达到高、精、尖的同时，舞美设计和艺术创作、创新的思想更要达到时代的高度。拥有了高端的技术，未必可以解决思想创新的难题。科学技术的创新不同于艺术的创新，高科技的运用也必须紧紧依托在艺术作品的创新特别是艺术思维本体的创新之上。在集中研发、技术攻关新的大型舞美设计的艺术实现的难题时，使用现有的装备和技术，经过创意、整合，也同样可以解决舞台演出中的实际问题，甚至超出研发、攻关新项目的效果和效率。同样老的现有的技术装备，同样可以整合、创造出全新的技术装备，实现精彩的舞台呈献。这在奥运会、大运会、亚运会、残运会、全运会等很多大型文艺表演中已经反复得到实践的验证。从大型舞美设计，到具体的戏曲演出服饰，都要关注艺术思维的抽象概括、创作提升和创新表现。要争取能够设计、创造出具有写意性质，充分体现时代内涵、弘扬时代精神，同时又能够与传统戏曲服饰的设计理念相统一的现代戏曲舞美服饰来。
总之，艺术精神的实质就是创新，而只要是创新，就会有风险。科学自身的发展道路是试错，创新在很多时候也就意味着牺牲。其实，当我们说舞台演艺遭遇高新科技是它的历史命运也是它的时代幸运之时，我们同时也坚信当代科技进步的翅膀可以使我们的人文精神飞得更高、更远。只要我们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在中国戏曲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成败得失，就一定能够使中国戏曲不断推陈出新，在新的世纪创造戏曲艺术新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伟大复兴。
三、世界戏剧节对中国戏曲发展的意义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联、江苏省委省政府，以及中国剧协、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和东南大学等众多单位的共同努力，2008年10月，第31届世界戏剧节终于在美丽的南京成功举办，这也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0多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下属的国际剧协官方组织首次在中国举办世界戏剧节，这次戏剧节被媒体形象地称为“戏剧界的奥林匹克”。在这次戏剧节的整个展演过程中，还特别邀请了海内外数十位在戏剧界拥有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共同举办了以“全球化格局中的戏剧发展”为主题的高层论坛，这一创举至今被艺术界、学术界视作亮点。虽然这次艺术的盛会已经过去了两年，但是在笔者与各地、各高校的艺术家、学者开展学术研讨时，或者与全国文化系统的文化工作者们在会场相聚时，甚至笔者到其他兄弟省份学习、考察偶遇旧友、同行之时，其精彩的演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还是经常被人提及。人们普遍认为，2008年的第31届世界戏剧节举办得非常成功，真正体现了“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舞台”的精神宗旨。
第31届世界戏剧节在中国的成功举办，是中国民族戏剧发展历程中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31届世界戏剧节的演出，涵盖了戏剧舞台的众多门类，有来自五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6台参演剧目、10台展演剧目和1台祝贺演出剧目。它们包括话剧、舞剧、多媒体剧、芭蕾舞剧、广场剧、哑剧、肢体剧、玩偶剧、音乐剧、儿童剧、冰上芭蕾等众多品种和中国戏曲中的京剧、昆曲、越剧、川剧、梨园戏、锡剧、扬剧、淮剧等众多剧种。名单中有美国的《阿依达》、南非的《鼓魂》、德国的《沃依采克》、加拿大的《动画大师诺曼》、韩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日本的《西哈诺》、俄罗斯的《天鹅湖》、澳大利亚的《夜幕下的森林》等精彩剧目。此外有中国的《曹操与杨修》、新版《梁祝》、青春版《牡丹亭》以及台湾省的《猪探长的秘密档案》等新编剧目。其中，国内的参演剧目中，有不少为近年来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精品剧目或获国家文华大奖的戏剧佳作。同时，第31届世界戏剧节还邀请了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各类剧目献演。第31届世界戏剧节在中国的成功举办，有力促进了世界戏剧艺术的交流和发展，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戏剧艺术的了解。
在这一届世界戏剧节中，中国观众最大的收获就是树立了对民族文化的坚强自信。参加演出的中国戏曲剧目在与其他国家戏剧艺术的交流过程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这次戏剧节参演的国外剧目，如美国的百老汇音乐剧《阿依达》、俄罗斯的《天鹅湖》和《胡桃夹子》、德国话剧《沃依采克》、加拿大多媒体剧《动画大师诺曼》、韩国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日本话剧《西哈诺》、澳大利亚的《夜幕下的森林》等等，都是能够代表本国较高艺术水准的精彩剧目。而中国戏曲参演剧目如《曹操与杨修》（京剧）、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青春版《牡丹亭》（昆剧）、《1699·桃花扇》（昆剧）、《董生与李氏》（梨园戏）等，其艺术水准和受欢迎的程度均不在他国戏剧之下。这也正好展现了中国戏剧艺术在世界戏剧界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实际上，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戏曲一直被认为是具备极高艺术水准的经典戏剧样式。从上个世纪梅兰芳访美、访苏、访日时期西方世界对中国戏曲艺术魅力的惊叹以及近30年来中国各戏曲剧团在国外的频繁演出所获得的高度评价，即可反映西方人士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认可度。因此，第31届世界戏剧节中中国戏曲参演剧目的精彩演出和所获得的高度赞誉，也在预料之中。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农耕社会，传统戏曲常常被看作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通过第31届世界戏剧节的展演可以看出，中国戏曲艺术确实是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样式，她不仅包涵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具有较高的观赏性、普及性和普遍影响力。面对全球化的经济、文化格局，我们必须建立和坚定对自己优秀民族文化的自信。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经济、政治的发展规律迥异于文化，更不一定能够左右文化。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高瑞泉教授的观点，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多大的关系。在当今世界，即使拥有了经济的霸权，政治的霸权，也决不等同于拥有了文化的霸权。就在300多年以前，彪悍的清军攻入了山海关，得了天下，但是就在这之后的几百年间，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也始终没有把老家“二人转”的前身“东北大秧歌”带到北京来折腾，更没有依靠军队的武力和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把“二人转”文化强行推广到全国以实现自身的“文化安全”，他们在京城里欣赏的依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是要看京剧、听昆曲。文化的问题不是能够简单的用金钱和权力解决的。因为文化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财大气粗也可能把文化搞得一塌糊涂；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也未必不能实现本地区文化的繁荣、昌盛。文化建设的核心使命是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社会越是变化发展，越是日趋复杂，越是要强调和坚持传统文化精髓和优秀艺术作品的无形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就社会现实而言，文化活动就是要使在某些方面失衡的人文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得到一种切实的、有效的调控，让人民群众能够生活在一种真正的健康向上、繁荣兴旺的文化生态环境里。我们文化工作者之所以力推作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艺术样式的中国戏曲艺术，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能够提升中华民族素质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尤其是艺术氛围。因为优良的人文生态环境是涵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真正所在。
第31届世界戏剧节中参演的五部中国戏曲基本属于中国古代传统题材范畴，而且不论是在文学、音乐，还是在表演形式方面，都非常鲜明地继承了传统戏曲的艺术基因和艺术精神。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在当前，保护传统戏曲的艺术形式、继承传统戏曲的艺术精神，对中国民族戏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创编的能够体现现代生活的优秀戏曲剧目在这次戏剧节展演中相对较少，与传统优秀剧目相比，文化内涵、形式创新、艺术影响、成就等等还远远不够。不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艺术”层面，我们的戏曲艺术创作和剧目生产和真正的“三贴近”要求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在全球化的时代形势下，我们建立和坚定对自己优秀民族文化艺术的自信，并不等同于排斥和抗拒外来优秀文化对自身的借鉴和滋养。从历史来看，“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就是在不断“交锋”又不断“交融”的交流中生长和发展的；这种既交锋又交融的交流，其实就是文化生长的活力和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所在。在文化交流中，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文化而言是一种“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是一种可以壮势的源头活水。为此，在文化交流中不断生长和发展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处与文化共荣的理念。其实，无论是审视当下新兴演艺业态的革故鼎新，还是历史地考察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推陈出新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戏曲艺术、演艺文化的“本体”不是与生俱有的自然“存在”，而是一个客观的逐步形成的历史建构的过程，是这一过程中无数个“具体”面对自己的时代课题和历史担当去不断开拓和建构的过程。而这些起初都不知对错的开拓创新和建构尝试共同构成了现在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自身的本体开拓意味着与时俱进，意味着与世同行，也意味着与科技携手去建构当今时代的新的戏曲艺术精神，以至时代的新的人文精神。同时，科技进步影响下的戏曲剧目、戏曲表演程式和舞美服饰的创新、发展以及戏曲传播途径、方式的发展创新，都是我们面对长期强势的“西方中心主义”张扬的普世价值，在探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紧迫感中进行的“中国元素、世界表述”的探索和尝试。②而这些又一起集中于以中华民族优秀艺术作品及其所透射出的魂灵和场域精神准确塑造我们的国家形象的伟大实践。
在当代中国，戏曲艺术要努力引领文化建设的艺术发展方向，要以厚重的中华戏曲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作出应有的努力，要通过戏曲舞台艺术的精品创作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在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真正实现戏曲艺术创作的“三贴近”，是实现中国戏曲艺术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戏曲表现古代题材的成就相比，中国戏曲在表现现代题材方面尚需更多努力。从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以及对传统艺术样式、艺术本体及其传播方式的开拓创新不断强调的意义上，也说明在我们当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创新过程中，在创作现代生活题材、表现当代中国、体现时代精神方面还存在不少欠缺，这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文化的“两大一新”的大的方向和“四位一体”的总体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相比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文化强省建设的目标任务我们还有很大压力，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今后应该坚持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以电影为例，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电影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娱乐形式之一，电影产业属于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文化产业。大力繁荣发展电影产业，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对于扩大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凸显从国家层面发展电影、电视、网络传媒等新兴产业形态的支持，这也给中国传统文化诸如中国戏曲艺术等借助这一传播渠道和新兴业态实现借势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可能。
②关于这一点，上海城市舞蹈公司的成功经验可为借鉴，从2003年开始，该公司相继推出《霸王别姬》、《红楼梦》、《天鹅湖》、《花木兰》和《杨贵妃》等多部作品，虽然在国内的演出都很成功，但只有杂技芭蕾《天鹅湖》做成了真正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出口产品”。中国观众看“十面埋伏”、“四面楚歌”、“垓下之战”、“霸王别姬”等等感觉荡气回肠，但外国人看来就很费劲、难找感觉。而《天鹅湖》之所以老外能看明白，就是因为白天鹅优雅而惊险的杂技表演采用的传播、沟通渠道是“用国际符号传达中国文化”，所以对方能产生良好的感应。后来，遵循着这一规律和线索，上海城市舞蹈公司又创作了《CHA》讲述茶文化，果然又获得了成功。参见胡应明，柳隐溪《当代中国戏曲的现实情境或曰振兴之可能》，《艺术百家》，2011年第1期，第2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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