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的两种基本面相及其内在理论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面相论文,生态论文,理论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近3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在全球化经济政治体系中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为一个事关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回顾西方社会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深入剖析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思潮的理论主张，无疑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尝试着对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两种基本面相及其内在的理论张力作一番考察。
一、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两种基本面相
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是随着当代西方绿色运动的开展而新兴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绿色政治、生态学以及另类全球化等密切相关的一种左翼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方式。和当代西方许多社会运动的情形一样，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名目之下也包含着异常广泛和丰富的内容，可以列出一长串理论和运动倡导者名单，而这些内容和名单又可以随着论者取径范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本文将把目光主要聚焦于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和萨拉·萨卡(Saral Sarkar)这两位对生态社会主义做出过集中的理论阐述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代表性人物身上。
1.戴维·佩珀：“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
“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是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的核心思想。从形式上看，这本书是对生态社会主义话语的一种概述分析，但在庞杂的征引背后，有作者自己独立的意图：旨在促成一种“非常有力的、有效的、连贯一致的生态社会主义”，亦即一种把红色和绿色运动团结起来的“根本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戴维·佩珀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关键之处在于，“必须有效地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联合起来”，因为“无政府主义是比其他任何传统政治哲学都更强烈影响绿色运动的一个主义”。①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在绿色议题上的优越性分析，以及对作为绿色运动主导思想基础的种种无政府主义分支的细致考察，构成了《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一书的主体部分(分别为第三、四章)。分析和考察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为绿色分子提供了比仅仅是对资本主义进行透彻的分析更多的东西”，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辩证法”、“社会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等观点运用到各种绿色政治问题上，不仅可以产生许多“有价值的见解”，而且可以“使生态主义成为更加连贯的、强有力的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更进一步的结论是：应当“更多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带进生态主义的主流中，而且使其摆脱它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方面，转而支持更多的共产主义和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传统”，从而使无政府主义和深生态学摆脱其“走向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反人类主义、神秘化和唯心主义的趋势”。②
在戴维·佩珀看来，以“红绿联盟”为取向的生态社会主义具有如下基本原则和特征：(1)“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而“自然的异化”则完全可以通过“集体地支配(即计划和控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实现的重新占有”来克服。(2)“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源问题的回应不仅仅局限于分配”，因为“最终的自然限制构成人类改造力量的边界”，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还将“改变需求”，亦即“遵循威廉·莫里斯的多样化路线重新界定财富”，并包括一个所有人都拥有合理的物质富裕生活的“底线”，而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所以可以是“绿色的”，就因为它是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的。(3)因此，“生产和工业本身将不会被拒绝”，只是需要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合理”发展，在后者中，“技术”将获得这样的双重性质：既“适应所有自然(包括人类)而不会对它造成破坏”，同时“强化了生产者的能力和控制力”。(4)“在社会主义发展中，通过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或相似的制度实现的计划是重要的”，“计划”的内容还包含“依据生态社会主义的按需而不是按利润进行的资源开发与分配”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换与交流”，与此同时，“生产不再建立在工资奴隶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5)生态社会主义将从广义上界定环境和环境议题，以便包含“大多数人的关切”，而“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对我们生活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也是基本的环境原则”。(6)生态社会主义虽然并不忽视“社会化、教育和观念的力量”，但坚持认为“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途径将是唯物主义的”，亦即“承认经济组织和物质事件在影响意识和行为中的关键重要性”，并认为从全球视角来看，“潜藏的阶级冲突仍潜在地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力量”，“阶级分析也依然重要”，“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③
2.萨拉·萨卡：“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
与戴维·佩珀偏重于话语分析不同，对当今世界生态问题整体状况的实证分析是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阐述的重要基础。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已经处于极端危险的时刻，因而迫切需要做出如下抉择：“要么生态社会主义，要么蛮荒主义。”④也就是说，只要人类试图谋求有别于“沦为混乱和野蛮状态”的积极未来的话，生态社会主义就是唯一可能成功的选择。
生态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唯一的选择，关键在于人类此前的选择或现成依循的道路都走不通。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书中，萨拉·萨卡既细致地剖析了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生态原因，也实证分析了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市场社会主义(或称“人道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以及生态学化的资本主义亦即生态资本主义或生态现代化等在克服生态危机方面的无能。在萨拉·萨卡看来，这些道路之所以不通，归根到底在于它们都没有真正摆脱“发展”或“增长”的范式，因而必然在“增长的极限”面前碰壁。
由此，萨拉·萨卡把是否真正接受“增长极限的事实”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试金石：“今天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接受增长的极限这一事实，必须接受熵法则，否则，它就不是科学的。充满幻想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用处。”⑤与此同时，他把“增长的极限”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取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石。这一点也正是萨拉·萨卡把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称为“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以与戴维·佩珀等人的生态社会主义相区别的根本原因。⑥
当然，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萨拉·萨卡在极端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维度之后，也交代了他之所以把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仍然称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我所使用的‘好社会’概念里包含了大量的社会主义理想元素，如果我不把它称作是‘生态社会主义’，那无异于欺骗。”而更根本的是，萨拉·萨卡相信，“生态政治除非与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剥削思想实现综合，否则，它只能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肤浅的形式变成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除非我们用社会主义(并非福利国家)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否则，就没有克服生态危机的希望”。⑦
因此，萨拉·萨卡所谓“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也就是“把社会主义和激进的生态主义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规划。从理论上讲，这一规划包含以下基本方面：(1)世界经济与社会都必须是“可持续的”，而“不可持续的社会——饱受战争、内战、社会冲突、混乱、腐败、犯罪之苦的社会，都会带来环境退化和资源耗竭的加速”。(2)“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工业经济必须收缩，从而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这种收缩意味着，“人们必须承受比今天还低的生活水平(但不是幸福指数的下降)”。(3)“要让人民接受经济收缩政策，最好的方法是平等”，因为平等使得“社会有能力保障所有人获得最低限度的商品与服务，和预防社会冲突的升级”，而如果“牺牲”是根据个人的能力按比例分摊的，那么“人民将能够接受较低的生活水平”。(4)“撤退必须是有计划的、有秩序的。无序撤退会带来混乱和崩溃。计划必须是无所不包的，其中包括价格控制，而不仅仅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所建议的指示或框架计划。”(5)“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国家，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停止人口的增长，所以国家行为是必需的。”(6)道德提升具有重要性，“一个道德的经济和社会”是实现“可持续性”所必需的，“而在任何类型的资本主义框架中，那是不可能的；尽管无法提供保证，但它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中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项道德的事业”。⑧
二、两种基本面相在核心论题和理论原则上的一致与分歧
从以上的概述可以看出，戴维·佩珀和萨拉·萨卡各自主张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确是这一思潮中的两种非常不同的面相。并且，简单来说，其间的差异恰好与生态社会主义一词的两个组成部分具有对应性。也就是说，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主义为首要原则的，而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则是以生态为首要原则的。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到，二者在核心论题上的一致和相似之处。而大致说来，这些核心论题包括：如何回应绿色话语的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如何理解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如何看待发展本身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因素在构建生态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作用等等。下面，我们将通过重新梳理和对照这两种生态社会主义在上述核心论题上的主要观点，来展示二者由于首要原则上的差异所造成的理论张力。
1.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辨
从理论原则上看，戴维·佩珀和萨拉·萨卡二人同样反对深生态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而认同某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不过，二者的实际内涵和论断的强度则不可同日而语。
前面我们提到，戴维·佩珀认为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只不过，戴维·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技术中心论”，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将“会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获得生态中心论者希望的同样结果”。与此同时，戴维·佩珀还批评说，生态中心主义论者可能是“一个为争取与它的社会地位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权力而斗争的亚阶级”，他们行动的实际效果可能恰恰是“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可能“将人们引向一个危险的滑坡——或者导致中间阶级自然保护的精英主义或者导致严重的厌世主义”，以及“导致政治冷淡主义、幼稚等等”。⑨
相比而言，萨拉·萨卡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拒绝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要委婉得多。他虽然一方面指认了深生态学的自我矛盾(“一边不能想象人类的相互残杀，一边却能够想象并允许残杀动物”)，并且认为由于“正是我们决定了我们的道德义务是什么，也正是我们给予了其他物种生存的权利”，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似乎也无法避免人类中心主义”；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从理论上讲，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来假设我们人类无论如何都要高于其他物种”。最为关键的是，在萨拉·萨卡看来，关于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疑问可以继续存在，但“现实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由人类引起的物种灭绝，都必须停止”，而我们所做的“任何违背人类的需求和利益却有利于其他生物的决定或行动”，尽管是“人类的决定或行动”，同时也都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⑩
2.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
什么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戴维·佩珀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认为“可持续的、生态健康的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是一个“措词矛盾”，因为“资本主义是增长取向的——依靠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的剥削，包括对人类的剥夺实现的实际价值的增加”，因而它“必然是由技术和组织的动力所推动的”，而“这种增长对于环境或社会公正的结果来说是不可妥协的”。并且，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增长”，即使是它的反面亦即资本主义的“危机”，对“绿色分子”来说也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在经济衰退期间，工业能够并且事实上也是为了国家经济的利益而更加赤裸裸地抵制和侵蚀环境保护规章”。(11)
萨拉·萨卡虽然也一般地承认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切近根源，但把最终根源推进得更远。在他看来，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因此，在所谓“生态社会的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生态重组”等类似的概念里，存在着两个“普遍的幻想”：(1)“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科技的进一步强化应用，将使人类能够克服生态危机，在拯救工业社会的同时使南方国家得到可持续发展。”(2)“一些局部性经济革新，如污染许可证、生态税改革等，将会使今天的资本主义转变成生态资本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书中，萨拉·萨卡对“生态资本主义”或“生态现代化”：“生态凯恩斯主义”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等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的“必然破产”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并据此把自己的解决方案称作“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它既不是市场经济(我认为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婉转说法)，也不是工业社会”。(12)
3.发展本身与生态社会主义
对生态危机最终根源的不同界定，直接关涉到戴维·佩珀和萨拉·萨卡对发展本身与生态社会主义关系的不同理解。
在戴维·佩珀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在“激进地重塑社会”的同时，“又能避免每一个人失去那些在‘启蒙计划’的资本主义阶段某些人已经得到的诸多好处”。因此，真正需要反对的是“现代的工业化”亦即“资本主义或东欧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工业化通过“把自然转变为最广义上的不利于人类的存在物”来加以“统治”(mastery)。与此相反，戴维·佩珀引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作者格仑德曼(Reiner Grundman)的话说，马克思的“支配”(domination)不仅不会引起生态难题，反而是解决它们的起点。因为“支配”意味着“人类对他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其中“隐含着一种管理关系而不是破坏关系”。因此，“生产和工业本身”并不会被“生态社会主义”所拒绝。(13).
对于萨拉·萨卡来说，戴维·佩珀的观点无疑还停留于所谓“发展”或“增长”的范式中，对此，他批评道：“就我所知，由当前的生态危机所激发的大部分生态运动和大多数民众是支持和相信工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或生态现代化的。那些仍然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同样如此，不同的是，他们坚持那必须而且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实现。在我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尽管认为其正在完成平衡的工作，但似乎仍然是在发展的范式中思考。我认为，在思想上已经完成范式转换的人非常少。”(14)
在萨拉·萨卡看来：“一种社会主义，如果不预设其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发达的工业经济的水平，那它就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很难设想，如此深深植根于增长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如何能够让它自身实现生态化。”不过，他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生态社会主义的难题。依据他本人所提倡的“增长极限”的范式，萨拉·萨卡进一步提出了“要发展还是要进步”的选择性命题，认为“就经济而言，生态社会主义的含义与通常所谓的发展几乎正好相反”，因此，“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工业经济必须收缩”，过一种较低水平的生活，放弃“面向所有人的繁荣的梦想”，成为他的“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15)
4.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积极因素
究竟哪些传统的社会主义因素对于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来说是积极的？一方面，由于毕竟都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路向，戴维·佩珀和萨拉·萨卡回答的自然有许多一致之处。比如萨拉·萨卡显然会同意戴维·佩珀提出的，“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对我们生活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也是基本的环境原则”。(16)同时，他们也都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一种全球视野和各文明社会的共同行动，或者至少需要在一个相对较大的国家来进行。另一方面，由于对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与生态社会主义关系的不同理解，二者的回答自然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与侧重。
戴维·佩珀表现出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更多的信赖，认为“作为集体性生产者，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去建设我们需要的社会。因此，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并且认为尽管“社会化、教育和观念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但“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途径将是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承认经济组织和物质事件在影响意识和行为中的关键重要性”。因此，“从一个全球视角看，潜藏的阶级冲突仍潜在地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力量，而阶级分析也依然重要”。由此得出的进一步推论是，“试图通过教育和示范性生活方式实现的一种大众意识的革命是有局限的”，“很可能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创造生态社会主义的“最大催化剂”将是资本主义在商品和环境供给方面的失败。(17)
相反，由于对“发展”或“增长”范式的根本质疑，萨拉·萨卡认为，对于建构一个“非工业社会”的“生态经济”而言，工人阶级并不具有特别的积极性，因为生态社会主义者将不再能够“以像从前那样简单的方式为了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战斗”，相反不得不告诉工人，“对环境的健康而言，对其他物种的生存而言，以及对后代的权利而言，他们的生活水平太高了”。因此，“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其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能够并将团结起来”，这一传统社会主义的信念在“物质增长的极限”面前也太过简单了。(18)
萨拉·萨卡更多地诉诸生态社会主义文化、道德和价值观的作用。在他看来，变革生产关系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因为前者是可能的，而后者的大部分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则必须受到抑制。生态社会主义构建作为从现行的增长模式中的“一个有计划、有秩序的撤退”，其“重点应该放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作为成功前提的社会道德的大幅度提高，必须是当前运动的主要目标”。(19)
三、简短的评论
总体上说，戴维·佩珀对自己提出的“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的许多方面还是犹豫不决的。他自己也坦承这个方案“有时显示了潜在的难题”(比如“它往往不加讨论地接受增长/人口过剩主题的简单化的生态中心论的限制”，以及“也面临着过分轻易地抛弃一个工人阶级的存在和忽视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潜在作用的危险”等，这些也恰恰是遭遇萨拉·萨卡挑战的重要方面)，并且有一种“抛弃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却“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焦虑。但是，戴维·佩珀非常坚信的一点是：“社会的和重新分配的公正”是“实现生态中心论者所希望的那种与自然关系类型的核心性问题”，因此，“优先考虑社会的公正必须是所有红绿联盟的最根本的共同基础”。(20)
相比之下，萨拉·萨卡对自己的“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表现出了一种斩钉截铁的决断与自信。不过，戴维·佩珀也因其“社会正义”的根本诉求而多了一份现实主义的色彩，萨拉·萨卡则因其对所谓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新道德、新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的宣扬，而更近似于一种以单纯的美好愿望加诸社会现实之上的乌托邦。因此，在这两种生态社会主义基本面相的内在张力中，我们似乎可以听见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古老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原则(或者历史必然性和主观能动性)对立的当代回响。
此外，从他们所关心和争执的具体主题来看，其中的关键性分歧乃至对立，往往可以启发我们更好地重新进入马克思的思想(尽管他们二人几乎都认为“拯救马克思主义”不是他们的任务)，比如，当代世界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是否能够为人类提供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那种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过程所需要的历史空间；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区分，以及对“必然王国”的“自由”和“自由王国”的“自由”的不同界定是否能够为萨拉·萨卡所谓“增长的极限”的范式提供更积极而不是具有“后现代”浪漫主义的内涵；再比如，如何在所谓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和马克思关于人类“史前史”之终结，以及关于社会变革的一般过程的两个“决不会”等论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解释学循环。我们相信，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必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社会现实，从而采取更恰当的行动方式。
注释：
①②③⑨(11)(13)(16)(17)(20)[美]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和334和375、354—357和335、340和374和214—216、335—336、11和339和355、356、355—357、375—376页。
④⑤⑥⑦⑧⑩(12)(14)(15)(18)(19)[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254、21和241、5和247、248—249、12—16、4—6、23、245—248和286和277、277—278、248—249和279—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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