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与伦理学讨论会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要论文,伦理学论文,讨论会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4月29、30日，笔者参加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面向21 世纪的中国哲学与伦理学讨论会”。会议由武汉大学哲学系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共同发起主办。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89人，其中台湾来的学者有14位。会议收到论文62篇，论文作者分两组全都在会议上安排了发言。现就会议论文综述如下：
一、有关哲学的见解
对哲学本身进行反思，是大陆哲学界近两年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武汉大学哲学系李维武教授在题为《中国大陆哲学的历史性变化》的发言中认为，中国大陆哲学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这些转变正在赋予哲学新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其一是哲学位置的转变。它是指哲学由指导一切、裁决一切的“显学”变为寻常学科。这一转变引发了哲学工作者对哲学的本性及其作用的思考。其结论是，哲学的本性是形而上的，是个性化的思想自由创造；哲学的问题既不同于科学的问题，也不同于政治的问题，而是“无定论的问题”。因而哲学的根本任务不是去具体指导各门科学求得知识的活动，而是通过怀疑与批判发现并防止知识的不足，是领悟只靠科学知识所不能发现和说明的人的生存之道。这是一种“无用之用”。其二是哲学思维的转变。表现为由以物为出发点转向以人为出发点、由重视人的认识转向重视人的存在、由重视科学实证转向重视人文精神。其三是哲学格局的转变。它是指80年代以来科学主义思潮的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潮的重现。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的王炯华教授则从哲学的实践目的出发，用“救国哲学”和“兴国哲学”这两个概念来标示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哲学。他认为“救国哲学”主要关注的是拯救危亡的祖国，而“兴国哲学”则是进一步以振兴国家和民族为己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步楼在谈到哲学的未来发展时，将视点集中于应用哲学上，他认为应用哲学的发展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矛盾发展对哲学的呼唤，是新世纪哲学的一个生长点。
二、有关伦理精神的见解
在历史的车轮即将驶入21世纪时，人类伦理精神状况如何？武汉大学哲学系陈楚德教授认为是厄难、觉醒与希望的并存。为了避厄难，促觉醒，总希望，他提出新世纪所需的五个基本伦理精神：其一是避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之难的“与天地合”的伦理精神；其二是避贫富两极分化之难的谋求共同幸福的伦理精神；其三是避人格财产化之难的社会主义人格精神；其四是避德性沦丧之难的个人伦理垂范（践履）精神；其五是避社会善恶不辨的社会扬善祛恶精神。
中南财经大学经济伦理研究所的王福霖教授则从建构世界新秩序的视角来论述当今高扬伦理精神的必要。他把这种必要性归结为二个方面：一是世界新秩序的道义内涵亟待伦理学加以论证。因为世界新秩序的基本问题，即“从迫求各自的利益出发如何才能彼此和谐？”和“关心自身利益的主体如何与社会系统协调有序？”从古至今一直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二是作为世界新秩序基石的经济秩序呼唤人类的经济伦理精神。他认为，建构世界新秩序的伦理精神应由公平、平等、正义等伦理价值为基本要素，同时也应包括对传统伦理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一些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三、有关传统文化的见解
面对一个时期以来儒学的不断升温和新儒学的异常活跃之势，武汉大学哲学系童鹰教授在《论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二律背反》一文中指出：美国学者狄百瑞等人提出的儒学文化是工业东亚兴起的主要文化动力的理论隐含有文化悖论。儒学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二律背反关系。一方面，儒学以其所具有的主体意识、入世意识、家园意识、道德意识和自律意识等文化意识对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张力作用；另一方面，儒学又以其缺乏乃至拒斥科技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和经济意识等文化意识对现代化具有严重的阻力作用。由于儒学是一有机文化形态整体，因而其张力所在，往往也是其阻力所在。有鉴于此，若以儒学文化作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文化动因立论，就有可能使中国现代化重新蹈入二律背反的中西体用之争的两难选择之中。
关注与研究传统文化，是为了古为今用。然而对传统文化“如何去粗取精？”、“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却很少被人从操作化的层面论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韩东屏在题为《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精”与“今用”》的发言中开始触及这个问题。他认为，以往的传统文化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思辨的总体性概括方法，它热衷于演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基本内容和根本精神等等，但由于传统文化本身资料的多感性与多样性。致使由此方法而来的各种关于传统文化的结论全都处于不能相互证伪的境地。结果讨论虽一直很热闹，实际却与“取精”无补，更谈不上能“今用”些什么。为此他建议改用从传统文化的各种微观成分入手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传统文化开展研究。他把这种方法的操作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将传统文化逐步分解为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第二步是考察这些构成要素的具体成分有些什么？是些什么？第三步是通过确立公认的价值标准来对传统文化的各种具体成分进行评价和筛选，在此过程中，只有经评价证明是好的、并且同时经比较证明是最有效的或最适用的那些成分，才是真正值得加以弘扬的。他指出，与以往的思辨性总体研究方法所论问题的聚讼难决状况相反，实证化的微观研究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它所提出和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必然有解并能较快了结的真问题。从而可以切实实现传统文化研究的目的——取精与今用。
四、有关文明批判的见解
陕西渭南教育学院讲师权德果提出了文明批判的问题。他在《文明批判的以往与未来》的发言中首先对人类历史上已出现的文明批判进行分期描述，他把存在于古希腊社会后期之前的文明批判称为第一期文明批判，其特征是朦胧，即它是通过神话隐喻的方式来表达人对与文明俱来的不断加深的各种灾难的担忧。第二期文明批判发端于古希腊社会后期或中国春秋时期，在时间跨度上有近两千年的影响。在西方，有早期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浅批判和犬儒派、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深批判。在东方也有儒家的浅批判和老、庄的深批判之分。这一期的批判在东西方都可谓观念明朗的深入集中型批判，因为它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及文明社会的前途等多种深层性问题。第三期文明批判则从16、17世纪开始延续至今，其主要代表人物依次为：莫尔、维柯、卢梭、西斯蒙第、傅立叶、斯宾格勒、汤因比、柯林伍德等。这些人的批判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其矛头由于没有直接针对社会生活方式或经由人的主观努力沿着人所期望的方向而发展这一总体性问题，故只能算做一种零星而效果不大的批判。在做了上述回顾之后，他预言新的更深入更有影响力的第四期批判会在从21世纪开始的公元第三千年间兴起。展望第四期文明批判，他认为应是在对待传统文明诸弊病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更着力于一种新文明的建设的建设性批判，它不仅会弥补以往文明批判在对社会人生、根本模式的探讨中所存在的欠缺，而且对解决社会问题也能拿出比较实际的方案，另外在批判形式上也会力戒浮躁狂热而主张恬静平和，抑制人为而崇尚自然。
五、有关价值观的见解
在改革开放已近20年的今天，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价值观念对国人的影响和冲击，已是不争事实。问题是如何看待与评价这种影响？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江畅教授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在对西方价值观的内涵与特点进行归纳后指出，西方价值观念在我国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正效应是唤醒了国人的个体意识、增强了国人的法制观念、纠正了求利不义的传统偏激观念。负效应则是导致了“个人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和“主观任性”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以及对实惠主义价值取向和享乐主义人生态度的助长。西方价值观念负效应在中国的出现，除了西方价值观念本身的局限性和缺陷外，还有中西方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对西方价值观念缺乏周深了解以及我国宣传教育方面有失误等原因。为此他在最后部分提出三条对策：一是树立对待西方价值观念的正确态度；二是在对西方价值观念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介绍和评价西方价值观念；三是在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借鉴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加快适应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所需要的价值体系建设。武汉大学吴根友副教授提出，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内倾型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体系，其特点是以个人自我道德完善和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目标、以个人心理自觉和个人忍让为基本价值原则，以个人道德境界为价值评价标准和以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个人的社会活动为价值实现机制。若用现代眼光审视并与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相比较，这一价值体系的主要优点是对道德修养的强调和对自我道德完善的看重，而其主要弊端则是将社会规则和法律置于个人私德、私利之后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由此判断出发来建构当代中国的新价值观体系，其基本内涵应是：①以公德代替私德，即以立法的形式维护公共空间、时间的神圣性；②以传统的“内圣”私德，即继续肯定个人内在道德修养的意义与价值，来克服现代及后现代社会单面化人格的缺陷；③在承认人具有内在道德自觉的潜能的同时，更应承认人的内在劣根性，并从这两条人性原则出发来寻找全社会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或公理；④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坚持西方的进化原则，同时也坚持传统的“天道好生”的原则。
六、有关人类中心主义的见解
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人类中心主义引起世界关注。无论国内国外，都有许多人将人类中心主义看作导致生态环境危机的“罪恶之源”从而主张必须从根本上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对此也有国内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在当代仍有合理性，而且它并非生态危机的必然原因，只有某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才会导致生态危机。这次会议上，武大哲学系汪倍砚教授则又从另一视度为人类中心主义作了辩护。他认为迄今为止，人类中心主义已有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即古代的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和当代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从三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含分析，前两种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的生态危机无涉，第三种人类中心主义则恰恰是一种要拯救生态危机的主张的方法体系，至于它为何没能抑止生态危机的恶化，乃是因为它在现实中还并没被人类真正奉行。因而要解决当代的生态环境，关键不在于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在于走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在于真正地全面“走入”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即生态人类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