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注苏诗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注苏诗述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代对苏轼著述都作了不少整理刊刻，但贡献最大的一为南宋，二为清代。清人对苏轼著述整理研究的主要贡献在苏诗方面。他们不仅出版了历代广泛流传的《王注》苏诗，整理出版了不绝如缕的施顾注苏诗，而且清人新注苏诗成风，先后有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翁方纲《苏诗补注》、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此外还有不少选注本，比较重要的有清初汪师韩的《苏诗选评笺释》、清末赵克宜的《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查、沈、翁、冯、王注略作概述。
查慎行苏诗补注 《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查慎行撰。慎行（1650——1727）字悔余，号初白，原名嗣琏，字夏重，海宁（今属浙江）人。少受学黄宗羲，深通《易》学。尤长于诗，亦能词。康熙时举人，特赐进士，官编修。后告老家居，弟嗣庭狱起，尽室赴诏狱，世宗知其端谨，特放归。著有《周易玩辞集解》、《经史正
》、《敬业堂诗集》、《补注东坡编年诗》等。
查慎行为注此书，历时三十年，艰苦备尝，其《略例》云：“补注之役，权舆於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迨己未、庚申（十八、十九年，1679、1680）后，往还黔、楚，每以一编自随。己卯（三十八年，1699）冬，渡淮北上，水触舟裂，从泥沙中捡得残本，淹浥破烂，重加缀葺。辛巳（四十年，1701）夏，自都南还，夜泊吴门遇盗，探囊胠箧之余，此书独无恙也。自念头童齿豁，半生著述，不登作者之堂，庶几托公诗以传后，因闭门戢影，毕力於斯，追维始事，迄今盖三十年矣。
查慎行在《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中谈到他补注苏诗的原因时说：“余於苏诗，性有笃好，向不满於王氏注，为之驳正瑕璺，零丁件系，收弁箧中，积久渐成卷帙。后读《渭南集》，乃知有《施注苏诗》。旧本苦不易购，庚辰春与商丘宋山言并客辇下，忽出新刻本见贻。检阅终卷，於鄙怀颇有未惬者，因复补辑旧闻，自忘芜陋，将出以问世。”又云：“施氏本又多残脱，近从吴中借钞一本，每首视新刻或多一二行，乃知新刻复经增删，大都掇拾王氏旧说，失施氏面目矣。今於《施注》原本所有而新刻所删者，辄补录以存其旧，漫不可辨者则缺之。”可见他是为不满宋荦、邵长蘅等补的《施注苏诗》而作。《四库全书》此书提要亦云：“宋施宿注苏轼诗，陆游为之序，久无传本。康熙中，宋荦得其残帙而阙佚数卷，属邵长蘅等补之，急遽成书，潦草殊甚。又旧本徽黯，字迹多难辨识，长蘅等惮于寻绎，往往臆改其文，或竟删除以灭迹，并存者亦失其真。慎行是编，凡长蘅等所窜乱者，并勘验原书，一一厘正，又于《施注》所未及者，悉采诸书以补之。其间编年错乱及以他诗溷入者，悉考订重编。”
三苏父子合著的《南行集》中的苏轼诗，过去一直置于《东坡续集》中，《查注苏诗》第一次把它置于一二卷中，《略例》云：“公诗自仁宗嘉祐己亥（四年，1059）始见集中，所谓《南行集》也。……从来编年者，或起辛丑（六年，1061），或起壬寅（七年，1062）。《南行集》乃己亥、庚子（嘉祐四、五年，1059、1060）诗，反置续集中，殊失位置。考《宋史·艺文志》有《南征集》一卷，……当时此卷本自单行。今自《郭纶》及《初发嘉州》以下，编次一准《栾城集》。”《和陶诗》过去亦为单刻，《查注苏诗》亦把它分别编入各年：“《和陶诗》一百三十六首，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细考之，惟《饮酒》二十章和於扬州官舍，余悉绍圣甲戌（元年，1094）后自惠迁儋七年中作也。岁月大略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编年之例。”这些重大改变都是十分合理的，使编年苏诗更趋完善。
《略例》云：“先生升沉中外，时地屡易，篇什繁多，必若部居州次，一一不爽，自非朝夕从游，畴能定之？施元之、顾景繁生南渡时，去先生之世未远，排纂尚有舛错。如《客位假寝》一首，凤翔所作，而入倅杭时；《次韵曹九章》一首，黄州所作，而入守湖州时。姑举二段，以见编年之难。凡慎所辨正，必先求之本诗及手书真迹，又参以同时诸公文集，洎宋元名家诗话题跋，年经诗纬，用以审定前后。”这既说明了编年之难，又说明了他在这上面所花的功夫。《四库全书》此书提要称《查注苏诗》“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原原本本，无不具有条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自有苏诗以来，注家以此本居最。”评价虽高，但大体符合实际，兹举其开卷之篇，以见一般。《苏诗补注》卷一为“古今体诗四十二首”，双行小字注云：“仁宗嘉祐四年己亥冬侍老苏公自蜀至荆州作。”此卷所收时限，交代得十分简明清楚。下为查慎行按语：“《南行集序》略云：‘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凡耳目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则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子由诗云：‘初来寄荆渚，鱼雁贱宜客。楚人重岁时，爆竹声磔磔。新春始破五，田冻未生麦。相携历唐许，花柳渐芽坼。’盖己亥十月，先生自眉州入嘉陵江，经戎、泸、渝、涪、忠、夔诸州，下峡抵荆门度岁。明年庚子正月自荆门出陆，由襄、邓、唐、许，至开封。道里岁月，历历可考。故《栾城前集》以《郭纶》一首压卷，《初发嘉州》以下诸诗次之。明万历朝焦弱侯叙《东坡外集》，自言得秘阁善本，其编次一如《栾城集》，今从之。施氏原本以辛丑十一月初赴凤翔诗为冠，而己亥所作，概弃弗录，开卷便错，何取于编年，吾不解也。”注释只有三条，一为郭纶，仅引苏轼自注；二为河西：“《汉书》，武帝初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为河西五郡。欧阳忞《舆地广记》，陕西路凉州，汉武威郡，前凉张轨、后凉吕光皆据此。唐初为凉州，后改河西节度。”三为弓箭手：“《宋史·兵志》，乡兵者，选户籍团结训练，以为防守，陕西曰保毅，本周旧制。开宝八年发平凉、潘源二县民治城隍，因立为保毅弓箭手。咸平五年，点沿边兵壮六万八千人与正兵同戍边郡。庆历初悉敕为保捷军。环庆、保安亦各置籍，曰河西弓箭手。”所谓“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原原本本”，于此可见。《查注》往往附有同时人的唱和诗，此诗末亦附苏辙《郭纶》长诗，并加按云：“子由作，叙述郭纶生平最详，足与东坡诗相发明，余之附录同时唱和，凡以此也。”苏轼兄弟的《郭纶》诗，两诗的主旨完全相同，都对郭纶有功不赏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却完全不同。苏轼诗为56字的七古：“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射蛮毡。”“首二句写出英雄失意之概”（纪昀评），以“阅过船”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就烘托出了英雄放闲，百无聊赖的神情。“猛士”而“无人识”，眼前的“骢马瘦”与当年的“铁槊大如椽”，构成鲜明对比，以大开大合之笔为我们活画出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郭纶形象。全诗气势磅礴，语言凝炼。苏辙的《郭纶》是一篇长达二百九十字的五古，以娓娓叙事见长。首写嘉州遇郭纶，中间以很大篇幅详尽记载郭纶自述其“有功不见赏”，最后是苏辙的感叹：“予不识郭纶，闻此为敛容。一夫何足言，窃恐悲群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计功！郭纶未尝败，用之可前锋。”最后八句，涵蕴就非常丰富，曲折地表达了他对郭纶的同情，对朝廷赏罚不公的不满，真可谓“锻意深，下句熟”。《查注》附苏辙诗，确实“足与东坡诗相发明”。
《四库全书》此书提要也列举了此书“编年有差”、“校雠不精”、“体裁未明”、“炫博贪多”、拦入他人之作、同诗前后重出、注文“未穷根底”等缺点，但确实因为“卷帙诰博，不免抵牾”，区区小失，固不足为之累”。正如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凡例》云：“《查注》，施后继起，能于典章文物，山川地舆，草木华实，星罗云布，万象毕呈，从王、施纵横障蔽之下，破壁冲天，别开生面，几于朝庙堂而走列辟，冠裳玉帛，貔貅万幕，旌幢箫管，钧韶竞奏，风度悠扬，俄自天上来归，王、施企望，不得争席，堂哉皇哉，信钜手矣。”
此书有乾隆辛巳年刊香雨斋本和四库全书本。
翁注苏诗 《苏诗补注》八卷，翁方纲撰。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官至内阁学士，能诗文，精鉴赏，是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学家、诗论家，提出著名的肌理说。著有《复初斋集》、《石洲诗话》、《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等。《苏诗补注》为补《查注苏诗》而作，其自序云：“方纲幸得详考施、顾二家苏诗注本，始知海宁查氏所补者，犹或有所未尽。闻前辈於山谷诗任注、半山诗李注序叶残字，皆访求珍录，盖古人一字之遗，后人皆得援据以资考证。是以凡原注所有者，捃残拾坠，录存於箧久矣。歙县曹吉士从方纲订析苏诗疑义，日钞一二条，遂成此帙，而方纲之管见，亦窃附一二於师友绪余之末者，欲以益彰原注之美尔。”曹振镛题云：“辛丑岁（1781），振镛读中秘书，日来苏斋，从秘校叩苏诗疑义，先从事于《施注》及查氏补注，其有施、顾二家原本，为查氏采辑未备者，则师复举曩所手录，条分件系，以授振镛。至是年冬，积成八卷，爰付开雕，以公同好。”兹举《荆州十首》以见一般：“方纲补注：按查氏以此十首，皆为嘉祐五年春作，愚谓第七首有‘残腊多风雪’之句，盖四年冬尽时。即到荆州于此度岁，乘春乃北行耳。十首各自即事言之，盖非一时所作，如望沙之楼、沙头之市、游客之携龟、故人之赠雁，亦非一二日间事也。来时则风卷白沙，去时则风动绿芒，时序既更，景事非一，故总题曰《荆州十首》。”所言极是，足补《查注》之粗。全书共补原注275条，新补94条。 有苏斋丛书本（乾隆嘉庆本）、嘉庆景乾隆本、粤雅堂丛书初编第六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沈注苏诗 《苏诗查注补正》四卷，沈钦韩撰。 钦韩（1775 ——1832）字文起，号小宛，又号柳桥，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嘉庆举人，官宁国训导。淹通经、史、子、集，尤长于训诂考证，著有《两汉书疏证》、《左传补注》、《三国志训诂》、《水经注疏证》、《韩昌黎集补注》、《石湖集注》。诗文华赡，有《幼学堂集》。故名思义，《苏诗查注补正》是为补注订正《查注苏诗》而作。有心矩斋丛书本，广雅书局丛书本。
冯注苏诗 《苏文忠公诗合注》五十卷，冯应榴撰。应榴字星实，桐乡（今属安徽）人。乾隆二十六年（1762）进士，官至鸿胪寺卿。他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学者，著有《踵息斋诗文集》。他对苏轼十分崇拜，曾请人绘《梦苏图》，并为文记之。以苏轼诗注，疏舛尚多，遂考定《王注》、《施注》、《查注》诸本之是非得失，择精要，删复出，订舛讹，为《苏文忠公诗合注》以行世。
其自序详尽叙述了他研读注释苏诗的经过：“余弱冠以前於苏文忠公诗，全未涉猎也。释褐南归，舟中略讽诵之，亦未究心也。迨后宦途驰逐二十余年，无暇从事研求，中间使蜀，曾一谒眉山故里，肃然起敬，而於诗仍未能深为玩味也。丁未（乾隆五十二年，1787）初夏，公退余闲，偶取王、施、查三本之注，各披阅一过，见其体例互异，卷帙不同，无以取便读者，爰为合而订之，意不过择精要、删复出焉耳。及寻绎再四，乃知所注各有舛讹，因援证群书，并得诸旧注本参稽辨补，朝夕不辍者，凡七年而粗就。虽学植浅薄，万万不及前人，而心志之专，力所能到者，无不尽焉。”
冯氏所采各家注，包括（一）宋刊五家注残本中的赵次公、李厚、程縯、林子仁注；（二）元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本及明茅维刊本、清朱从延刊本，他认为此书虽不全载所引书名，又多改窜旧文，然博采诸家之注，用心之勤，实不可没；（三）宋刊施、顾注残本三十卷，其注虽本自诸家，而考订详审，但重复太甚，亦时有舛误；景定间郑羽重梓本，冯氏未见完书，仅从友人外钞得数条；宋犖所刊《施注》删补本，未全采《施注》，又大半以《王注》为《施注》，甚至以《施注》为己说，颇为查慎行、汪师韩所讥；（四）查慎行《补注苏诗》，考核更详，足匡前人不逮，但重复、舛讹、误驳亦不少。冯氏对以上诸注“合而订之，删其复，正其误，期于旧注，不无裨补”。
《冯注》体例也比较严谨，对所采旧注，皆分别标明；自己所补之注文，亦以“榴案”加以区别。他对王氏分类注，并不全盘否定，认为“宋以前论诗往往如此”，此书既采编年注，自然不能采分类注，但却“注明某本某类于各题下”，各本遗诗亦皆注明。关于资料出处，《施注》、《查注》皆标书名，而《王注》多未标书名，冯氏亦为之补标，使全书“如同一注”。习见之字而诸注屡注者，只存一处，以省烦冗，前后详略各殊，义亦不同者不删；各本之误，除随注订正外，又汇为《辨订》一卷。对于编年，冯氏认为《查注》本比施、顾本更严密，但查本细分年月，转欠审确，对《查注》编年之误只附辨于各诗之下，不复改易。此书正文前所列资料也较全，有宋孝宗《御制苏文忠公集序》、《赞》；赵夔、王十朋、陆游、郑羽（跋）、杨瑄、朱从延、宋犖、张榕、邵长蘅等人所作序及邵氏《注苏例言》、查慎行《补注苏诗例略》、抄本《查注》附的题跋杂缀、翁方刚本的各条附录；王宗稷《苏文忠公年谱》（并附傅藻《东坡纪年录》）、《宋史》本传、苏辙所作《墓志铭》等传记资料也一并附录于后。《查注》所附同时人唱和诗颇多，冯氏以其太繁，“此非《坡门唱和集》”，故多删去，只保留了少数“于先生诗有相发明考证及流传绝少者”。总之，此书确实堪称后来居上，比切时事，综纬史编，讹者正之，阙者补之，“汇三家（王、施、查）之长”，确实具有“兼总之功”，颇“便读者”。
因此，此书一出，颇为时人所重视。钱大昕《苏文忠公诗合注序》云：“注东坡诗者无虑百数家，今行於世者，唯永嘉王氏、吴兴施氏及近时海宁查氏本。《王注》分类，经后人删并，然流传最久。《施注》世无完本，宋牧仲尚书属幕客补足，刊於吴中，颇訾王氏之谬，而於《施注》多所芟改，殊失古人面目。查氏依施本补其未备，后来校刊，悉去《施注》，学者又以两读为病，此大鸿胪冯星实先生《合注》之所由作也。先生博极群书，与古为徒，沈酣於东坡诗者有年，精思所感，形於梦寐。又得宋椠《五家注》、元椠《王状元集百家注》旧本，稽其同异而辨证之。於宋代掌故人物，则采李仁父《长编》及各家文集、诸道石刻，一一增益，斯又足裨前人之阙漏，而为论世之助者也。顷先生以侍亲辞荣归里，书成之日，予得受而读之，循环三四，味之弥旨。窃谓王本长於徵引故实，施本长於臧否人伦，查本详於考证地理，先生则汇三家之长，而於古典之沿讹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补之，舆图之名同实异者核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标举姓氏，其虚怀集益又如此。若夫编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编次失当者，随条辨正而不易其旧，则先生之慎也。立言愈慎，考古愈精，披沙而金始露，凿石而泉益清，是书出，而读苏诗者可以得所折衷矣。”吴锡麒《苏文忠公诗合注序》云：“居今识古，写实追虚，人皆称其（冯应榴）诠释之学精，余独叹其兼总之功在也。”又谓苏诗注虽多，但“人各为书，家殊其例，欲求荟萃其菁英，疏沦其结轖，窃病未能。君乃专精覃思，绳愆纠缪，比切时事，综纬史编，凡水注山疏，竺坟仙笈，咸加甄择，无间寒暑。……信乎，丹炼九还，乃得纯青之候；狐集千腋，斯成粹白之观者已。”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凡例》云：“《合注》补施，不但补邵、查遗弃，并据史传较字数，补其残脱，字联句贯，文义显白，悉以苦心孤诣出之。传之其人，《合注》有焉。余如考补经、传、《史》、《汉》、《方言》、外乘、诗、骚、词、赋、碑、铭、论、辨，五横四纵，具有条理，简净明确，卓然可观。盖《查注》之雄，犹公之文傲睨一世，奔放而不可遏，虽王、施坐大，而划然中分，势成鼎立，自是荒梗全辟，梯航毕达，论者欲求驻足，而卧榻之前，不容鼾睡矣。《合注》起而抗之，俯仰揖让，咸归洽和，土厚水深，自成方域，殆又少公之文，洸洋澹泊，不可尺度，而力与相轧，未之或先也。本集四注（王、施、邵、查）既具，犹天造地设，四维毕张，行其所难，《合注》为极。”
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 此书实际主要采自《合注》。王文诰（1764——？）字见大，仁和（今属浙江）人。嘉靖举人，客粤三十年，做过幕僚。能诗工画，著有《韵山楼集》、《苏诗编注集成》。其注苏诗，几乎花费了他一生的精力。乾隆三十五年（1770），当他七岁的时候，有人给他父亲一部苏轼诗集，父亲转送给他，并说：“异日汝与经史相发明也。”从此谨藏此书，未尝一日去左右。道光二十四年（1844）侍父遍游江南，论文之余，辄求苏诗藏本以观。一日重过江阴，得古本《栾城集》，即于舟中读之。自江阴还，复随父再至太仓，避暑刘河别业，遂专讨《东坡》、《栾城》二集。凡集中见有诗之有本事，注所失载及抵牾者，辄于记录。后以辑补益备，日有繁芜之患，始为《总案》编年，别为标题，改列案中，而施、查注并载，自为一书，名《苏诗补注粹》，咸丰八年（1858）《苏诗补注粹》稿成。同治元年（1862）夏日，再入粤中，重加损益，改名《编注集成》。十年（1871）注稿初定。十二年（1873）重加修补，光绪四年（1878）召工设局，录本授梓，七年（1881）完工。其《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凡例》叙述他撰写此书经过说：“诰以是取施、查汇集而匡其增补之失，都为一书，名《苏诗补注粹》，凡十年成，已授梓矣。既而以事至京，吴谷人出其近稿见质，读所作《合注序》，又言其书不但以牧仲原本补施，且得古王本与吾侪习见者不类，而抉择亦殆尽。窃喜公道既彰，而诸注归一，何烦更见，遂撤所业，不复置念虑中。又三年，得《合注》读之，而诰欲削正者，悉刊集内，所补虽善（可见对注比较满意），独与本事不合，其所纠误编，施、查皆不可从，至有因驳一诗而全卷动摇不定何年作者（不满者为本事，故作《总案》）。诰欲出其旧作而牵连瑄误甚多，非入《合注》并论（此作《集成》之因），各案不可立矣（作《集成》亦为作《总案》）。……使非在处荆棘，不可歇手，心不肯耗尽精力，逐一搜剔出之。由是多得坠绪，越数年而渐以斗笋合键，补全逸事，发明其诗者，未易悉数。是皆《合注》砻错之力，而诰因之勉赴者也。”
此书含《诗目》一卷、《编年总案》四十五卷、《编年古今体诗》四十五卷、《帖子口号词》一卷、《杂缀》一卷、《苏海识余》四卷、《笺诗图》一卷，有韵山堂本、光绪十四年浙江书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即以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
关于书名，《凡例》云：“名《编注集成》者，一曰编，一曰注，汇为集成也。编者，《施注》编年创始也；《查注》改编补编，则改施误编，补施未编也；冯《合注》纠之，则误改原编，误补新编也。然所纠是非不一，往往施、查交失，而《合注》不任编责，诗多悬宕，其原编、改编、补编之误，《查注》、《合注》之未辨者，复倍蓰焉。今详加考定，诸有归宿，注者以《王注》、《施注》、《查注》、《合注》为正，《邵（长衡）注》、《李（必恒）注》、《冯（景）注》、《翁（方纲）注》暨诸家论说皆附。诗既定编，注亦尽善，本诗本事，血脉贯通，上下相维，合为具体，有咸臻治安之思，相与乐成之意，故曰《编注集成》也。”可见此书综合了其前各注的成果，带有集大成之意，他对此书也是颇自负的，竟许以“尽善”。
关于注释，兼取《王注》、《施注》：《凡例》云：“《王注》谬在分类，如以注论，犹以全牢任其脔割，割无不正，《施注》执匕几于伐毛而换髓矣。故《王注》并引经史，而诗之本事见于王者为多，施则因其详略而损益之。……康熙戊寅、己卯，二注并刻。……《王注》分类固失，《施注》误编亦繁，不得以五十步笑之。诰舍短取长，咸得其用。……此书立法，贤奸同科，岂得于注有轩轾乎？”
但此书的价值实不在注释，而在《总案》，这实际是部颇为详实的苏轼年谱。《凡例》云：“曩者多有以补《王》、《施》、《查》、《合》见责者，诰皆不答。盖此书诸注大略已具，务补之，则阙者不可多得，必以其易得者争胜之，私欲动而偏谬起矣。务辨之，则所考书名沿革，必与《查》、《合》所引不能尽同，势必是所见，非所不见，又将牵涉其中而滋胶轕矣。斯二者，于注实为大害，于诗毫无裨益，必欲治之，此皆人人优为，诰不当插脚是非中也。……诰有参考，大率论本事为多。”可见他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注释可供发挥的余地已不多，故其最具参考价值的是“论本事为多”的《总案》：“《总案》，诰之创始，初立成法”；“公在齐安《与陈师仲书》云：‘君所至，诗不择古律，以月日次之，异日展观，便是行纪。’……以月日系诸古律，多有月日备而古律阙者，无地弥缝，往往脱阙，诗旨有偏全之憾。前注于古律之外，不再寻求，其编述古律致误，亦由于此。缘立《总案》统之，使不越于绳墨之外，而后事理通，而诗旨见”；“诰创立《总案》，排缵年月，密于《查注》百倍，而后发明其诗多有突过前注者，此途既辟，后之人自当于见到地益求其进。今若去其门庭，弃其相与所窥美富，逐诸注彷徨路岐中，而进退涩缩，问所由径，以徇注杜饰说，不亦惑乎”；“必要透《总案》一望了然，而后以诗验注，又藉注通诗也。”
王文诰在召工设局写刻此书的五年中，续有所得，则编为《苏海识余》四卷。其中亦不乏精辟之见。如卷一第一条论苏诗演变过程云：“嘉祐四年己亥，公家居作《怪石》诗，凡二十三韵，诗虽五七言相间，全用老苏家法。正如一林怪石，为山水崩注，皆历落滚卸而下，兀突满前，莫名环异。此其诗之最先者也。殆复作《送宋君用游辇下》诗，凡三十五韵，其中申缩转折，极力腾挪，盖已变老苏之法矣。今此二诗虽不入编，已录载卷一案内，学者必先详玩此二诗，知其诗笔之所自起，而后接读南行诸作，考其逐首图变，总欲不凡之意，则诗法入门次第踪迹皆可寻矣。公自不能诗而至能诗，自名家而至大家，皆于此两三年间数十篇之内养成具体。到凤翔首作《石鼓歌》，已出昌黎之上，不可压也。自此以后，熙宁还朝一变，忞杭守密正其纵笔时也。及入徐、湖，渐改辙矣。元丰谪黄一变，至元祐召还，又改辙矣。绍圣谪惠州一变，及渡海而全入化境，其意愈隐，不可穷也。黄鲁直于公诸集，独推尊海外诗。崇、观间禁锢甚严，而海外诗盛行，士大夫无不传习者。”
书前有梁同书、阮元、达三、韩崶诸人序，对此书评价甚高。梁同书序云：“仁和王君见大，学识天成，泛滥群籍，在年少时以其诗文鸣于大江南北。亦既裒然成集，自名一家矣，顾其立意，不尚空言，取诸实用，故于公文独有神契。而因以发明其诗，此其删述之志所由兴也。”阮元序云：“王君学识淹通，深于史，所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尤精博，匪特聚百家为大成，更可订元修《宋史》之舛陋。……予复读王君之书，知其涉历诸家，精校博考，然后能集诸家之成而发其所未及。”韩崶《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序》对此书评价尤高：“予友王君见大以武林名宿，宦学粤东，萃经撷史，下逮百家，亦既发为文词，取重当世，而于长公经世之学，尤所笃信，以为唐有李长源，陆敬舆，宋惟长公，不再觏矣。因尽通其所为文，复由文以通诗，遂有是编之作。……诗之外，创为《总案》，遴长公《前》、《后集》制，札、书、状、序、传、铭、记、词、赋、论、说，悉纳入之。事或未备，则佐以老苏、子由、叔党诸集，而系以诗之应入案者，合为编年，自长公始生，至于北归，综六十六年事，都为一通，厘为四十五案，以弁卷首而分编之。诗汇收之注，咸于此取则焉。其立意，不挠理解，不遏前功，诸注班论，惟归于是。苟有胶舛，虽子由明文，史家载笔，亦必匡正。其偏扬偏抑，委过卸过，矫驳矫炫之习，终是编不蹈一辞。故其选择精绳，援据赅洽，公是公非，弗臆弗固，深得圣人立言无邪之旨。其毕功也，有如星宿探源，百川归壑，同条共贯，脉络分明，长公一生阅历之境，不特其人其地，其事其时，不容或斋，而自嘉（祐）、熙（宁）、崇（宁）、（大）观，上下百年间，政治之得失，贤奸之消长，包举无遗，了若指掌，可兴可感，诗以会通。在王、施肇端伊始，既足发明，而查、冯铺叙为殿，亦皆扼要。是编既出，光前绝后，非独君所自信，将传之千百世而人所共信，有功眉山，斯为第一，叹观止矣。”此书对上下百年间的政治得失，贤奸消长，以及苏轼一生阅历，确实“包举无遗，了若指掌”，“能集诸家之成而发其所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