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国论文,公报论文,中国教育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于上海，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1889年由英美在华基督教组织——广学会接办，是一份集新闻报道、中外时事评论、中西学介绍与研究的综合性刊物。该刊在其存在的40余年时间里，在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对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做了一些工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在国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此已进行了评述。但对于该刊倡导和宣传教育改革，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这一历史事实，学术界却谈论得甚少。笔者拟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19世纪末，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加速时期，有关变革的各种言论应运而生，作为社会变革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变革也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万国公报》为适应这种变化，加强了对教育问题的报道和评价，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教育作为宣传重点。
一、重视对建立新型学校教育制度的宣传
在改革传统学校教育体系的同时，构建新型的学校教育体系，是教育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万国公报》为此刊发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开启了国人的眼界。
1881年，《万国公报》在第13卷第650期上刊发了署名“探报万国者”的《论崇实学而收效》一文，指出“泰西各国，莫重于读书，有得教化之源。士有士之学，农有农之学，工有工之学，贾有贾之学，皆有至理存焉。非积学之士，不能窥其堂奥，各学皆有其用，岂容偏废哉。”[①]该文还介绍了西方学校教育的一些特点，即承担基础教育的学堂，凡省城、乡镇无处不设，不分男女，例必入学。故通国男女，皆可挥写诵读。待学有成就，可升入属高等教育范畴的大书院，以研究专门之学。作者强调，中国也应该尽快兴办各级各类学校。
1881年，《万国公报》发表了狄考文撰写的《振兴学校论新法》一文，提出学校事关变民风培国脉的大事，在着力办好各类学校的同时，对童蒙学和文会学尤应关注：（1）国家宜于各城乡普遍设立童蒙学馆，容纳所有适龄男女儿童入学，由当地人士共同参与管理。他认为，设童蒙学可缩短贫富差距，使出身于不同阶层的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2）文会学总集天下学问之大要，以培养既具有一定学问，又有一定功名的知识分子为教育目标。应在一府或两三府设立一处。设立这类学校，应首先有合格的教习、先进的课程、完善的实验设备和图书。
1897年8月，《万国公报》发表李佳白撰写的《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提出在首善之区的京师创办总学堂，在总学堂内设立各种专门学堂，如政事律法学堂、格致学堂、矿学堂、工程学堂、农政学堂、医学堂、博文学堂等。就学者可根据才之所长，性之所近，入一专门学堂，各尽心力以学之。同时，在各专门学堂之外设一大学堂，其与专门学堂的区别在于专门学堂以培养通才为主，大学堂则致力于培养全才。总学堂的教学应完整严密，做到既使学生通晓西国语言，又使通其文义；既使学生能通算学格致之浅诣，又能得其深邃。
1898年8月，《万国公报》发表以广学会名义撰写的《速兴新学条例》，提出了收藏图书，创办学堂，改革科举，刊布新学知识，筹集办学经费，选派留学生等6项主张，其中不乏有益之见。如关于“选派留学”，主张每年由国家从学有所得之士中选100人，资送出洋，肄业于各国有名之大书院，以增才智，而广识见。又如，主张在每一府所在地和市镇各设学塾、书院，专以西文西学教人，使来学之士了解新学新知。但又强调，应从传教士中选取教师，以解决师资匮乏的矛盾。
1901年8月，《万国公报》发表美国人郭斐蔚撰写的《设学校以育人才论》一文，提出了设立四等学堂的主张。第一等为蒙养学堂，第二等为小学堂，第三等为中学堂，第四等为大学堂，均男女分设。为了办好这四等学堂，要求清政府拨给固定经费，并选派学务大员巡行督理。
1903年6月，《万国公报》发表林乐知的《重视教育说》一文，针对各地中学、小学至今未见施设，惟京师大学堂规模略具，而各省大学堂仅在筹办之中的状况，提出发展初等教育的设想。“宜由国家定主章程，按民数分区设塾，评定其派员管理之法，就地供给之例，及其所读之课程书，须行全国，一律遵守，能如是行之，则子弟之及步废学者，可罚之，而不得议其苛矣。初学既立，则中学大学不过扩而充之耳，有何难哉！”[②]在这里，林乐知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实行强制义务教育的意见。
上述构想虽然并不全面，有些还脱离了中国教育的实际，但已初步勾划出了近代中国新型学制的蓝图，为变革封建的学校教育制度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也适应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万国公报》能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始终关注这一问题，并运用自身的影响力引导人们对之进行深入探讨，从各个侧面提出思路，这是值得肯定的。
二、注意刊发倡导女子教育的文章
在倡导女子教育方面，《万国公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03年6月，《万国公报》刊登该刊主持人林乐知的《重视教育说》一文，指出“中国女学不讲，已废弃人民之半数”；中国教育之尤为缺少而不能与西国教育并衡者，“则在于不兴女学”；“女人无学，终不能得真实之兴盛，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兴女学之功，此则尤有厚望于当国者也。”[③]
1905年9月，《万国公报》又发表林乐知的《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一文，针对有人提出的中国的男子教育尚不能普及，何况于女子教育的说法，指出“男女等人耳，何分缓急，夫欧美女子，为农、为工、为商、为士、为官署之父案，为报馆之记者，为学堂之教员，为医院之医生，且有入红十字会者，皆亲历枪林炮雨之间，而伤兵病卒之治疗看护，为其专职，虽不与当兵之役，而已过半矣。其程（成）工何亚于男子？”。他断言“欲谋男子之教育普及，非先兴女学不可也。”[④]
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林乐知的兴女学的言论颇具代表性，但关注这一问题的远不止林乐知一人，这可从《万国公报》从创办到停刊的漫长岁月里所发表的大量有关女子教育的论述中得到验证。除此之外，《万国公报》还刊登了东西方兴办女学的报道，为国人兴办女学提供了鲜明的参照系。《万国公报》刊发的这两方面的文字数量较多，其要者有：《设女义塾并藏书院》（1874年）、《日本东京设立幼女书院》（1876年）、《计女生徒二十名入学》（1876年）、《中西女书塾启》（1889年）、《德国男女好学》（1890年）、《中西女塾记》（1891年）、《印女习医》（1891年）、《印度及日本女学之兴起》（1891年）、《期教华女》（1892年）、《美国华女习医》（1894年）、《创议设立女学堂启》（1897年）、《助兴女学》（1897年）、《中国上海女学堂落成开塾歌》（1898年）、《女学开塾呤》（1898年）、《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1899年）、《女学兴国记》（1901年）、《中西女塾章程序》（1904年）、《西方女学发达》（1905年）、《德国女学之萌芽》（1905年）、《印度治女学之益》（1905年）、《美国第一女大学校之建立》（1905年）、《印度女学说》（1906年）等。
上述文字既有论文，也有消息和报道，形式多样，时间跨度大，表明女子教育始终是《万国公报》追踪的一个热点。《万国公报》对这一问题不遗余力的宣传，为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在众多的报刊中独树一帜。但是，在兴女学的同时，《万国公报》又将近代女子接受教育归功于教会，“自耶教东来，第一以释放女子，提挈女子为事，其释放与提挈之法，即在兴女学，使女子与男子，同受教育，同有学问，同有见识，担荷其天与之责任，同享用其天赋之权利。”[⑤]忽略社会变革的趋势和妇女解放的潮流以及中国先进思想家的呼吁努力，显然，这与历史的事实相悖。
三、为社会教育的开展制造舆论
当近代中国的新型社会教育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万国公报》为此适时进行了许多宣传和报道，使国人逐步了解社会教育的意义和内容。
1874年10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刊出《上海创设格致书院缘起》一文，主张通过格致书院的创设，储书籍，备器具，以供探讨，而后使有志格者（研究），得以知普天之下，物产之同异，物类之繁多，物性之变化……。
1875年11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发表《创设博物院》一文，指出西方的不少大城市，都建有博物院，将飞禽走兽以及各种动物并列于内，以便博物者随时赏玩。现今旅居上海的外国商人也仿效国外的规模，设立了博物院，收集了中国与东洋的各种动植物标本，欢迎中外人士前往参观，而且不收取费用。这些介绍夹杂着西方优越的成分，但在客观上也宣传了社会教育的成果及有关博物院的知识。
1889年11月的《万国公报》发表了《益智会弁言》一文，对传教士卜舫济所倡办的益智会予以肯定，认为设立益智会在于使参加者“明格致以增见识”，其方法是围绕格致之理，“先以一人创论，然后各以心得之要，相与讨论而折衷之，赏奇析疑，反复辩难，务使万物自然之理，深入浅出，由融会向贯通，由贯通向臻神化，后乃分列条目，录而出之，以为世人讲求格致之助。”[⑥]
1897年6—7月间，《万国公报》连续刊出《尚贤堂章程》和《创设尚贤堂缘起》等文章，介绍了李佳白在华所办的社会教育机构——尚贤堂。从《尚贤堂章程》可知，该堂以所用之人，所立之法，所办之事，专求有益中国，有利华民相标榜。其业务范围大致有以下数端：为上等智慧之人的交际熟察以及中西上等人士往来会面提供场所；促进各地官绅与传教士的交往，促使民教相安，两无龃龉；设藏书楼，广为搜集中西古今圣贤所著有关政治学问之书，供中西贤士披览讲习；刊刻散发时贤所著新策；设一学馆为中国人教授西学；设洋文学馆，供满清贵胄子弟学习洋文之用；堂内设格致书院，收集学习西学所需各种器具和式样，逐件试验，宣究理数，讲求强盛之法；办理一切济困扶危之善事，或医病，或戒烟，或分书，或济贫，达到救民水火，共登仁寿的目的。从上可知，尚贤堂具有众多的社会教育职能。李佳白试图借儒家学说来阐述基督教义，熔中西教义于一炉，颇受朝野人士的欣赏，并得到了他们的赞助，使尚贤堂在短期内成为广学会内外的又一个很有影响的团体。
《万国公报》通过对创办格致书院、博物院、益智会、尚贤堂的宣传和介绍，促进了社会教育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的推广和完善，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四、着力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
有一段时期，《万国公报》在每一期的扉页上都附印这样一行说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确实，《万国公报》通过介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迎合了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渴求新知的心理，开启了他们的视野，扩大了知识范畴，也促进了教育内容的近代化。
甲午战争以前，《万国公报》对当时西方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多学科的密集介绍。该刊刊发的关于天文方面的介绍文章有：《星学举隅》、《天文图说》、《土星考略》、《新星》等；关于医学方面有《生命大律》、《西医汇抄》以及对新药阿斯匹林的介绍；关于农业方面的有《农学新法》等；声化学方面的有《电气考》、《矶精》、《声学刍言》、《德律风源流考》等；物理学方面有介绍电、磁、热、光等知识的文字；还刊登了科学家传略，如《瓦雅各格致志略》、《多尔敦化学志略》、《法拉特志略》等。甲午战争之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虽然仅在《各国要闻》和《智能丛话》栏目中加以介绍，但仍然占有一定的份量。较有影响的有：林乐知的阐述科学实验方法的《格致源流说》，李思的阐述西方各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教化阶梯衍义》等。1905年，该刊的《智能丛话》栏还介绍了发明镭的消息，并指出镭的价格十分昂贵，每两可值300万金元，而它的发明者居里夫妇平生所得却很菲薄。
这些介绍都给中国教育界人士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万国公报》刊发的专论和报道多属科普性质，但较为客观，大体上能反映人类在近代所取得的科学成果的面貌。
在传播西方先进社会科学成果方面，《万国公报》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李提摩太译介的《性理学列传小序》，介绍了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几个主要哲学家和科学家，如德国的斯宾诺莎、康德，英国的洛克、培根、牛顿、达尔文等，并指出了他们之间学识的不同之处。1902年，林乐知撰文介绍美国宪法中的关于人民权利的条文，主张应使人民享有自主和自由的权利。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经济学派的理论以及流行于欧美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万国公报》也很注意介绍。对于欧美著名大学，如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亦有所介绍。
《万国公报》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宣传，促进了学校教学内容的改革，丰富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
《万国公报》对教育的关注范围较为广泛，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几乎在教育的各个热点问题上，《万国公报》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如关于新式学校的规章制度的建立问题，《万国公报》便提出了许多意见，并刊登了教会系统各类学校的有关学生入学年龄、学习期限、生活待遇、作息、学业要求、品行甄别、教师职责等方面的规定。对当时社会广泛关注的科举考试改革问题，《万国公报》也发表了许多署名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变革构想，其中不少具有应用价值。
《万国公报》之所以关注教育问题，与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有关。（1）该刊始终将在中国教育界发挥影响，左右中国教育的发展作为其重要的办刊目标。《万国公报》的销售量从1876年的1800份最后发展到1903年的54396份，其销售对象是中国的“为政者”、“为师者”、“为士者”和“为民者”，重点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级当权人物。1891年，广学会在拟定的发行计划中，准备把《万国公报》送到下列人员手中：道台以上的高级文官2289人，尉官以上的高级武官1987人，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吏1760人，专科以上的学校教授2000人，居留在全国各省会城市中的具有举人资格的候补官吏2000人，以及参加各级科举考试人员约3000人，部分官吏和士大夫的女眷及子女4000人。在上述总计17036人中，教育界人士及与教育有关的人士便达7000人之多（尚不包括女眷及子女）。《万国公报》试图通过对上述人员进行“精神引导”，从教育界打开缺口，以便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舆论和行动。（2）拥有一批对教育满怀兴趣的编辑和撰稿人。该刊的主要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如林乐知、韦廉臣、李提摩太、丁韪良、狄考文、潘慎文等人，既是当时知名的外国传教士，又是长期在华创办教育的人士。他们大多能讲中国话，读中国书，具有中西文化教育的背景。长期从事教育与教会的报刊文字宣传，使他们能娴熟地以报刊推进教会的教育事业，以教育事业来扩大报刊的影响，使教会宣传工作更有成效。
《万国公报》有关教育方面的宣传和报道对统治阶层和进步知识分子群体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光绪皇帝曾经购阅全套《万国公报》进行浏览；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或提供捐助，或要求官绅购阅。尽管他们对《万国公报》所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学说不感兴趣，但对其中有关教育的论述，则给予一定的注意。戊戌维新时期，光绪皇帝的一些教育改革决定，以及张之洞等人在这前后推行的教育改革，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不无关系。统治阶层的推崇，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阅读热情，乃至急欲仿效都是一种客观上的导引。康有为通过《万国公报》，了解了西方的新学制后，颇有感触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强盛取决于教育的发达程度，而科举制度却驱天下有用之才而入于无用之地。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校，将省会之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府，府州县之书院改为中学堂，义学、社学改为小学堂。这些见解与《万国公报》中的主张同出一辙。一些维新志士，如谭嗣同还主张将《万国公报》作为学校的读物。由此可见《万国公报》在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
《万国公报》是一份较有影响的综合性刊物，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万国公报》在宣传西学的同时，鼓吹上帝制造万物，宣扬基督教的救世教义，主张“新学末也，道学本也”的思想。该刊的一位编者写了一篇《真教化为救中国之本说》的文章，把历史、地理、数学、理化等学科比作一盘散钱，能够把它贯串起来的只能是宗教。在他们看来，中国缺少的既不是声光电化，也不是西方政治学说，而是缺少一个“福音真道”，缺少能够拯救世俗人心的耶稣教。并且认为这是中国大乱不止的真正根源，表明了《万国公报》在思想宣传上的巨大矛盾。《万国公报》一方面主张中国教育应予以改革，另一方面又鼓励西方教育优越论，公然提出中国的教育应当交由外国人来办理，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对此存有足够的戒心。康有为将《万国公报》作为观察西方的窗口，为他的教育改革观吸收了许多可资借鉴的资料，但康有为并未全盘照搬《万国公报》中的价值观念，而是扬其所需，弃其不合。美国学者科恩·保罗评论说：“简言之，中国维新派在那些年愿买进传教士销售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想接受传教士想要在交易中暗藏的条件。”应该说，这也是一部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待《万国公报》的基本态度。
注释：
①②③④⑥李楚材编著：《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418，419，236，319页。
⑤朱有
，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
⑦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6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