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域中的“环境”与“生态”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教育论文,学科论文,生态论文,思想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0)01-0012-04
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当中，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环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的要素，学界对其展开了多角度的探索，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问题的认识。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概念，并借用生态学及其分析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视野中，“环境”与“生态”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从“环境”到“生态”又有着怎样的方法论或价值论意义，本文试作分析。
一、“环境”与“生态”概念的初步考察
不同学科对“环境”的界定在表述和理解上各不相同。生态学对环境的界定指生物的栖息地，是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群体以外的空间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该生物体或生物群体生存与活动的外部条件的总和。[1](P15)国内学者将环境界定为有机体（生物体）生存空间内各种条件的总和。[2](P61)具体而言，它是有机体外部可以进入有机体的反映系统，直接影响生命活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综合；广义上讲，“环境是相对于某项中心事物并且作为某项中心事物的对立面而存在的”[3](P19)。环境生态学中对环境的界定是同生态因子联系在一起的，认为环境(Environment)是指“主体或研究对象以外的、且围绕主体，占据一定空间，构成主体生存条件的各种物质实体或社会因素的总和”[4](P11)，指出环境总是针对某一个特定主体或中心而言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离开了主体或中心也就无所谓环境。还有学者认为环境主要是指“我们所研究的主体周围的一切情况和条件，而对于人类来说，环境是指人生活于其中并影响人的一切外部条件的综合”[5](P2)。
“生态”一词与“环境”意义相近，甚至在很多时候，人们不对“环境”和“生态”作细致区分，而将其合起来作为一个词使用。从词源上考察，“生态”一词源自希腊语“Oikos”，有“住所”“栖息地”之意，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中，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制约而达到相对的平衡。一般认为，“生态”这一概念是伴随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生物的生存环境（生境），包括水、光、温度、空气、土壤和生物等自然环境因素。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态”进行了表述，有学者认为，生态是“指一定地域（或空间）内生存的所有动植物之间、动植物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强调系统中各因子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功能上的统一，含有系统、整体、联系、和谐、共生和动态平衡之意”[6]。也有学者从哲学角度给生态下定义，认为生态是主体生命的各种基本要素的有机关联和良性互动而形成的生命状态。[7](P273)还有学者认为“存在于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因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生态，研究这种关系的科学就是生态学”[8](P2)。现代生态学所研究的生态，是指构成某种生物的个体种群或某个群落的各种生态因子的总和及其相互关系，其总是围绕某一生态主体形成的。而生态系统的概念则意味着，一个小的生态环境内部所有要素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9](P26)
二、“环境”与“生态”的差异——当其作为分析方法或价值观使用时的不同
通过上述的概念考察可以看到，“环境”和“生态”在其属于实体描述或对象表征的一般性认识层面上的确不太容易区分，这也是人们频频将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今天的生态概念，比照“环境”而言已经具有了多层意义。“生态”无疑原本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生态论的概念，但因其在价值属性、概念内涵等方面可能被延展的广泛的哲学意义，如今它已经被嫁接和移植到其他学科，在学科交叉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和研究领域，其意义、功能和方法已经被扩展到其它社会科学领域，这实际上也构成了对生态理解的深化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Odum)就提出：“现代生态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10]
樊浩教授曾对“生态”概念发展史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认为生态概念自创生起经历了两次重大跃进。[11]1866年，当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先使用“生态”这一概念时，它只是作为一个生物学的范畴，当作“研究生物体同外部世界关系的科学”，特指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后，生态论才被运用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获得了文化价值的意义。此后，“生态”便被演绎为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文明价值与文化价值之一，以至后现代主义者托马斯·伯里预言后现代文明时代应当是“生态时代”。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学术研究中，“生态”概念也开始走出生态论，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概念联姻，出现“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乃至“教育生态”等话语。从生物学的概念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这是“生态”概念发展中的第一次跃进；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与理念到向整个人类文明的渗透与提升，这是生态概念的第二次跃进。[12](P22)概而论之，海克尔创建生态学，形成了解释自然系统内部即生命体与周遭环境之间相互协调、互为消长和彼此依赖的生态平衡关系的自然生态观；经过现代哲学建构，自然生态观转变为哲学生态观，成为一种理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文明观，成为一种观照人与自然和社会的观点和学说，并为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理论指导。[13]
当前之所以有很多社会科学学科借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开展交叉研究，主要目的正在于借鉴生态所蕴涵的观念、思维、视角、方法、原则和价值等，而且借用这种观念、思维、视角、方法、原则等本身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能够体现问题分析的合理性、科学性、发展性。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必须关注人类的生存世界，而人本身作为一种高级动物的特殊生存，毫无疑问也是处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之中。换言之，人作为一种生物被组织在生态系统之中占据着一个生态位，人作为类存在同样被组织在区域共同体当中。[14](P164)美国H·罗尔斯顿教授认为：“生态学的描述产生了对自然的评价，肯定了生态系统的‘对’。从‘是’到‘好’再到‘应该’的转变就在这里发生了……生态描述让我们看到生态系统的统一性、和谐性、互相依存和稳定性等等，而这些特性正是我们评价时所要肯定的。”[15]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生态作为分析方法还暗含了一种具有未来导向性的发展价值，是与其合理性、科学性相统一的。在这一点上，环境概念因其未能有方法论或价值论层面的意义扩展，其本意就显得单一了不少。
当生态作为分析方法使用时，实际就是一种生态思维，或者叫生态意识、生态视角、生态观。法国思想家莫兰认为生态意识就是：“意识到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自我组织的（自发的）有生命的整体；意识到我们的独立是有依附性的，也就是说意识到我们与生态系统的根本上的关系，这一关系会使我们认识到世界不是一个客体，而人也不是像个孤岛一样独立的。”[16](P330)我国较早译介的《生态哲学》一书的作者汉斯·萨克塞曾说：“生态学的考察方法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中的一部分。”[17](P1-2)认为“不该把自然作为‘状态’而是作为‘过程’来理解”[18](P58)。“生态思维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统一性、丰富多样性和开放循环性。它倡导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关怀，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济，开启了一种新的整体论思维方式。”[19]从哲学意义上透视，“生态是主体生命的各种基本要素的有机关联和良性互动而形成的生命状态。各种要素的内在关联所形成的主体的有机的生命状态、主体由此所内在的自我生长的生命力是生态概念的本质所在”[20](P273)。
我们可以援引部分对“环境”“生态”进行差异性比较的不同观点。如有人认为环境是指围绕在一定主体周围，并对主体产生影响作用的各种客观事物和条件。就外延来讲，“生态”与“环境”是相同的，都是指人们常说的影响主体的外在因素。但从内涵分析，两者却反映了两种不同认识事物的思路。“环境”强调主体性，是围绕某一主体，分析影响它的各种条件；而“生态”强调联系性，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都与整体中的其他因素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相互生成。也有学者认为，“生态”相对于“环境”是一个更具有动态性和系统性的概念。“环境”通常具有一维性，只是一个现时态的考察，强调的是各要素对环境受体的当前作用和影响。“生态”通常具有多维性，属于历时代和同时态的同等考察，强调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无论就自然界还是社会而言，“环境”与“生态”尽管都注意到了事物的外部影响力的存在，但它们却代表着不同的理念：在结构上，“环境”强调对于事物的外在性，而“生态”则强调事物与其外部相关者的整体性；在作用机制上，环境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外部性且直接相对的，生态中各要素之间的作用则是多向交互性的；在所追求的目标上，人们关于环境的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在控制与排拒的同时适应并改造环境，关于生态的研究则强调主体及其活动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动态平衡、协调发展的共生关系。[21]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对“环境”与“生态”的差异分析
事实上，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已经对“环境”和“生态”进行了一些比照分析。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能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将会对环境有一种新的理解”[22](P26)。戴锐教授指出：“以生态论而不仅是环境观点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要转换。”[23]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确有其一致性，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就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而言，人处于生态之中，而立于环境之外，就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也是如此。换言之，教育环境是外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而独立存在，并对教育活动发生复杂影响的；而在生态学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会处于生态系统之中，并与该系统内的其他各要素发生着交互作用。它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区别主要在于：环境是外在地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而生态则是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整体形态，它依赖于内外部的良性循环；环境所强调的是环境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而生态则强调各环境要素的作用之间存在的平衡关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各种因素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其各部分之间应当相互协调、相互适应，达到一种动态协同和平衡。”[24]
有人认为运用生态思维来把握和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保障。“将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结构关系中来把握，运用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和有限与无限统一性等思维形式，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诸种构成要素的生态作用关系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外在社会存在及其活动的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厘清各种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及其效果产生影响的各种要素及其联系，从而在保证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导和引导下，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25]戴锐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为影响教育活动的宏观因素，学校、社区、群体等作为影响教育活动的微观因素，已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作为育人环境问题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然而，这些宏观或微观影响因素绝不只是作为外在于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教育过程的环境而存在的，它们实际上已经与教育者、受教育者一起构成了以教育过程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过程和总体效益并不仅仅依赖于某个单因素或多个确定因素，而是生态系统整体运行的状态及其结果的体现。因此，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相较，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考察更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26]邱柏生教授在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分析》一书的导言中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研究，既不是指现今人们通常所指‘生态文明’中的自然生态，也不指这一学科原先对社会环境组成要素的一般研究，而是突出全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协调整合关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交互作用之分析。”[27](P1)也有观点认为“传统的环境往往只是被视为影响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与发展的一种因素或条件而加以阐述，而且在阐述过程中，更多地论及社会环境，尚缺乏对高校德育环境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多层次性与多方位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28]。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笔者以为，环境与生态之间绝非彼此互为否定，而是体现为镶嵌、共生和依存的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当中，突出生态就是强调要求把人和其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做整体性的研究，而不是把人（特别是教育对象）抽离出去，仅仅只对外部因素总和的环境的构成、分类、功能、特征等进行研究。以静态、独立的眼光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恰巧构成了对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外部因素总和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的忽视，无形中把社会环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最大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交往关系给忽视掉了。因此，倘若说环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运行过程要素（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时则为结构要素）时，则无法很明确地体现出环境参与教育过程运行的机理、机制和方式。即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究竟是怎样作用于人的这样一种机理体现不出来，这种机理似乎仅仅只能理解为大家“约定俗成”的“共识”，或者是一种普遍的“理论前提”，因为环境能够对人产生影响似乎已经是通识了。因此，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放置到整个大的社会背景当中作为一个社会大生态系统当中的一个子系统进行研究，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子系统本身内部、以及它与社会其他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问题，不是要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系统要素之一的结论，也不是要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环体），而是要突出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其他各诸多社会复杂因素之间交互作用进行整体、联系和动态地考察，不仅要考察人与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考察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主要还是动态的社会关系，而不是静态的自然环境或者是社会组织结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实际上单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两个概念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关键是要树立一种生态思维和视角来研究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对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