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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艺术》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讨论的意义也许我们今天还不能对它作出充分的估计，但是起码可以说它把理论研究和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具体问题联系起来了。在这个讨论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新疆理论界的朋友对地域文化怀有一种强烈、自觉的内省意识，那种不甘现状、奋发进取的精神令人敬佩。不过既然是讨论，就难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大家坐下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互相补充，进而推动这个讨论，这在今天我以为是很有必要的。本着这样一种态度，我想就讨论中的两个问题谈一点个人意见。
关于“文化退居”说
在讨论文化的当代处境这一问题时，涉及到所谓的“文化人的焦灼感”，文化人的焦灼感确实不容回避，不过这种“焦灼感”并非只是当前才存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文化人身上都表现出不同的焦灼感，“五四”时期有鲁迅式的“焦灼感”，抗战时期的文化人，身陷民族存亡的危机之中，他们有民族危亡的“焦灼感”，十年动乱时期文化人则怀着面临浩劫的“焦灼感”……不同时期的文化人其焦灼感背后都有一个现实性的社会原因，都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当代文化人的焦灼感从何而来？《新疆艺术》1996年第一期《当代文化的寻找与开拓》一文认为“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因为自身从‘中心’退居到‘边缘’，再不是过去一切围绕着‘意识形态’的时代。文化人的优越感（相当于福柯的‘知识——权力’）为民众所均分（知识的平民化），‘文化至上’的传统为‘经济优先’所打破……[①]这就是本文所指的“文化退居”之说。这种观点其实并非始肇于新疆的文化讨论，早几年内地就有人提出文化“中心”与“边缘”的问题，认为“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存在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当中心与边缘的位置调换之后，文化人不断被抛出政治经济结构的中心，不仅失去了万人景仰的辉煌，而且他们的价值也不再作为社会的至高无上的价值。”[②]这种“中心”与“边缘”位置调换的观点，你说文化人是退居也好，被抛弃也好，失落也罢，对理解当前文化人焦灼的原因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就象不少过去当第一把手的人，突然有一天退居二线（或者是从一线被抛出而置身于众人之后）于是产生种种不平衡的感觉一样，这种感受可以说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问题在于历史上是不是真正有过以文化或文化人为中心的时代，文化人是不是真有过置身于“政治经济结构的中心”的光荣历史，享受过“万人景仰的辉煌”，文化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悠悠史册中是不是真正有过“至高无上的价值”，对此我实在不敢做出肯定的答复，还是要回过头去看看历史，让历史作出回答。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倒是存在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以说就是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的具体表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反映，不过它毕竟只是一种“语境”，而且读书之所以高，并不在于读书本身，而在于读书可以打开一条通向仕宦的道路，真正“高”的不是那些读书人，而是借读书这块敲门砖进入仕途，享受高官厚禄者。读书人头上的光环，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语境”而已，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读书人总是希望自己有那么一天能“居庙堂之高”，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只能“处江湖之远”而布衣终身。社会从来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中心”，即使是被后人称为“伟大的”文化人，而在他那个时代，如果他不是“政治经济结构中心”的代表人物，他也不会被尊崇为中心。以文化思想极其活跃的春秋战国之际为例，孔丘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伟大、最有成就的文化人了，然而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儒文化的杰出人物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没有成为什么中心，或者什么前排人物。孔丘周游列国，希望诸侯们能采纳他的学说，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一生清贫寂寞，晚年还要靠学生子贡接济。对自己的现实处境孔丘早有预料，所以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就是说，我的文化思想在社会上行不通，还不如乘一叶孤舟到海外蛮荒之地去隐居。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却反映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儒学作为一种人文思想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那是五百年以后的事，即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它才在文化百家之中处于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独尊和正统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心”，但这种“中心”地位也不过是就文化百家而言，从整个社会来看，依然是以政治、经济为中心，而并非以儒文化为中心。后来的一些儒学之士确实有不少跻身于所谓“政治经济结构中心”，可是当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个“政治经济结构中心”之后，其文化人的本色也就蜕变异化了。所以真正的文化人，特别是那些文化巨人，他们总是置身于或被排斥在“中心”之外。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那圣贤在很大程度上讲的就是文化精英、文化巨人，这些人在现实社会中无不享受着孤独寂寞所带来的惬意。中国这个社会虽然一向以文明之邦、文化悠久自许，但是从来也未曾有过什么“文本位”，只有“官本位”，只有“权力中心”，而没有“文化中心”。如果说还有什么以文化为中心的话，那只是一部分人头脑中的幻觉，是一种虚幻的存在或存在的虚幻。过去是不是有所谓“一切围绕着‘意识形态’的时代？或者说一切围绕着文化的时代？从表面上看，本世纪60—70年代所发生的那场名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确实是围绕意识形态或文化问题而展开的，但是举凡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或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那场“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解决什么文化问题，而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是“夺权和反夺权”的问题，说白了是一场权力的斗争，而不是什么文化斗争。从现象上看斗争确实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如果说文化人成了那场斗争的“中心”，不如说成了那场斗争的牺牲品，那是一种令人辛酸、令人发指、令人无可奈何的悲剧“中心”，历史似乎对文化人开了一个大而惨烈的玩笑，文化人的那点“优越感”被风雷般的“大革命”扫荡无余，“斯文扫地”。在那个时代，经济尚且不能“优先”，还有什么“文化至上”可言。文化人中有没有跻身于权力“中心”的风云人物呢？有的，比如姚文元之流，但他们终究从文化人而蜕变异化为一帮政治投机商，这是众人皆知的事。
文化（本文所涉及的“文化”仅指狭义的小文化而言）和文化人这种非中心地位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人类社会“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倾向由来已久，对于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为生存而无可奈何的选择，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人类早就有所觉察和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觉察和认识，文化才被置于一种特殊的位置，即本文所谓的“非中心地位”。“非中心地位”表明人类不能没有使自身区别于其它动物并进而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的精神文化，另一方面又表明文化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只有经济实力的发展，政治权力的平衡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直接力量。东西方最早的交流首先是经济贸易，是物质产品的交换，文化交流是随着这种物质产品的交换而发生的。所谓“丝绸之路”，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们迫切需要的首先不是对方的“文化”，不是那些仅供精神需要而不能解决衣食住行物质享受的意识形态。文化的需求总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也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文化的超前也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超前。不可否认，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一个由“非中心”不断向“中心”接近的漫长过程，这也正是人类不断摆脱物质困扰从而走向精神自由的漫长过程，人类也许有那么一天会把文化看得比经济贸易、工农业生产更重要，从而把文化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置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但在今天，这不过是一种理想，也许这种理想在一个历史的瞬间或一方土地上闪现过，但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和追求毕竟还是遥远的。自古以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经济和军事实力等等）的竞争，而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又无不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无不奉行“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虽然没有把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今天国人为此无不有痛失良机之慨叹），但是在那个令人沉痛的时代同样也没有、也不可能把文化置于“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要发展文化也同样需要发展，但根本的方针还是要把经济放在首位，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而才能从整体上推动文化的进步，这是世界各国把文化置于非中心地位的一个最现实的原因。所谓“大道至简至易”，这个道理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需要具备什么高深的学问就可以理解。
文化的非中心地位并不以文化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说文化人还有什么“优越感”的话，我以为这种“优越感”并非源于自我意识中的“中心”地位，而恰恰在于文化和文化人的非中心地位。文化人的这种非中心地位首先使他们有条件可以客观的观察、思考、认识、评论社会。“非中心”使他们与中心总是保持一种距离，从而有条件对“中心”作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客观审视，这是裹挟在“中心”的许多人甚至杰出人物也难以做到的。这不仅指空间位置具有审视的优越性，心理位置也同样具有优越性，这种客观心理来自文化人可以排出个人的切身利益，从而对社会作出公平客观的评价，而这对于处在“中心”的各种人物来说就有相当的难度。其次是使文化人可以静心的观察、思考、认识、评论社会。文化人与权力场和经济场上的种种竞技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给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孤独和寂寞，而伴随孤独寂寞而来的那种虚空静寂的心理状态却是文化人审视历史和现实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心理素质，有了这种心理素质可以不为金钱和权势所诱惑，不为外物所干扰，内心世界澄澈如水，明亮如镜。在这种澄明的精神境界中不仅产生智慧，同时也铸就刚毅。所谓“无欲则刚”，所谓“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③]我们祖先的这些哲言实在是太深刻了。文化人的智慧和刚毅，文化人所具有的澄明的精神境界，使他们在人格上保持一种独立的品格，心灵上保持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社会良知和道德纯正。再次，非中心地位使文化人在精神上享受到人生的欢愉。当人们潮涌般地奔向社会中心的时候，真正的文化人却平静地守着孤寂。当文化人说“享受孤寂”的时候，有人却笑了：“阿Q一个！”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们呢？无论是“焦灼”或“欢愉”，都常常被人误解或根本不理解，这就是无须抱怨的现实。不管怎么说，文化人一面“焦灼”，一面确实享有一个神圣而又快乐的精神王国，“那是一个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纯、更美的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徜徉、劳作，构建大厦。在思辩或审美中获得了在现实中难以获得、同时也对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欢愉和幸福。”[④]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孤独的愉悦”，是置身于“政治经济结构中心”的人所不能享受到的一种平静人生的幸福，也是热中于物质追求的世俗社会所无法晓谕的境界。
非中心地位给予文化人的优厚待遇也许并不止于此，尽管季羡林老先生说他来世再也不愿作一个文化人，我想那不过是一种幽默。钱钟书先生关起大门不出来，我私下里以为那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因为他舍不得非中心地位的这份优厚的待遇而已。文化人不是没有“焦灼感”，但是究其根源并不在于什么“因为自身从‘中心’退居到‘边缘’”，文化人的“焦灼”其实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似乎他们只是因为“自身”失去了什么，持这种观点的人至少是没有看到，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人除了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令人讨厌的毛病外更有一种较一般人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所“焦灼”的，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的忧患意识，更多的是来自对社会、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关注。
关于“尊重金钱”说
在文化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窘境：既不相信神明，又对金钱不恭。原有的极左的意识形态瓦解了，新的文化建设还有待努力，在这时‘金钱’插了进来，但却缺乏庄重感，缺乏从价值的高度来理解‘金钱’是创造财富，意味着辛勤的劳动和艰难的创造……人们一方面感到对‘金钱’的难舍难离，同时又发现它的‘含金量’在急剧减少，以至于达到‘不能承受之轻’的地步。与此相伴随，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的剥离日益严重，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惊人的浪费、变态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等等，又恰恰表现为对金钱与财富的亵渎。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树立人们对金钱、财富的良知和尊重也应该是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在当代环境中，新的文化是否‘到位’，对金钱与财富的良知良识是一个检测的尺度。”[⑤]达就是本文所指的“尊重金钱”之说。这个观点乍一接触颇有一新耳目之感，其实所谓“尊重金钱”之说早在200年前德国诗人歌德就曾提及（见下文），不同的是歌德所持的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关于金钱，这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最重大的发明之一，也是人类普遍关注的一种东西。金钱自进入人类社会以后，一方面为人所使用，另一方面人又往往为金钱所左右，进而播弄出天下许多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故事。有人爱它、求它，也有人咒它、骂它。人为什么爱钱呢？为什么“任何一个人都能听懂金钱所说的话。”（阿·贝海恩）呢？因为它对于人的生活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金钱显示了它超人的力量，《水浒传》里说：“有钱可以通神”，《儒林外史》里讲“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里也说：“有钱神也怕，无钱鬼亦欺”，从中不难看出金钱巨力的一斑了。金钱为什么会具有如此这般的邪力？其实这都是人一手制造出来的。创造物在通常的情况下是不能与创造者相比的，创造者的力量通常总是超过创造物，但是人类有时也能创造出种种扼制自身的东西，创造出一块块专砸自己脚的石头。金钱反过来扼住人的喉咙，人反倒成了金钱的奴隶，匍匐在金钱足下，惊喜，悲伤，堕落，疯狂……于是有人震怒了，咒骂金钱，说它“是罪恶的目的，而且也经常是罪恶的手段。”（亨利·菲尔丁）“是一种疾病，只是染上它的人是不愿意再将其传染给他人的。”（门德尔·马朗茨）其中最“不恭”的大概要数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泰蒙，因为他骂金钱是人类的“公娼”。在声讨金钱罪恶的大军中我以为歌德的言辞最为生动形象，表现了一个文学家的智慧，他说：对于货币持有者来说“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 ……我很丑陋，但是我能给自己买到最美丽的女人，这就是说，我并不丑陋，因为丑陋的作用，它的把人吓跑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纵然我——就自己的个性讲来——是跛子，可是货币给我弄到了二十四条腿（指六匹马——笔者），就是说，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恶劣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人尊敬的，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受人尊敬的。货币是最高的善，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使我免于作不诚实者的麻烦——所以事前就认为我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的，然而货币是万物实在的头脑，它的持有者怎么能没有头脑呢？此外，他能给自己买到头脑极好的人，而支配头脑极好的人的人，难道不更聪明吗？”[⑥]那些丑陋、恶劣、不诚实、没良心、没头脑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有金钱，于是便成了美丽、善良、诚实、聪明的人。金钱之所以受人尊敬的奥秘原来就在于此！可是金钱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在另一些人面前又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在有些人看来金钱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神圣，那么令人神魂颠倒。陶渊明在金钱面前就不那么动心，所以他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王勃更是秉承古圣贤的遗训，认为“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明人冯梦龙更把金钱说得毫无价值：“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曹雪芹则是以一种超然出世的态度来看待金钱，他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唱道：“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到了现当代，人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表示对金钱的藐视乃至敌视，那就是所谓的“越穷越革命”之说，由于“革命”一词有强烈的褒义，“革命”的也就是好的、先进的、优秀的，于是越革命就越好，越先进，越优秀；反之，有钱，富裕自然就是坏的，落后的，拙劣的，越有钱，越富裕也就越坏，越落后，越拙劣，甚至越反动，所以社会上曾一度出现过有好衣服不穿，偏要着一件烂衫的反常心理。上述推理逻辑和反常心理今天听起来似乎非常可笑，但五十岁以上的人对此并不陌生。
总之，咀咒金钱、藐视金钱也就是所谓对金钱“不恭”的态度是存在的；“尊重”金钱乃至拜倒在金钱之下的人也是自古有之。不过在今天提出“尊重”金钱自然有新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进入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还不成熟，不规范，于是出现了许多令人不满的现象，其中一个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就是金钱与金钱观念的问题。中国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这个时代节奏变快了，二十年前我们这个社会以穷为荣，二十年后的今天一变而为以富为荣，金钱滚动的速度不断加快，驱动力超乎人们的想象，其社会效应之一便是视钱如命、坑蒙拐骗、贪污受贿、无恶不做等丑恶现象丛生，并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于是舆论界出现了对拜金主义思潮的批判，对铜臭的斥责。另一方面是文化人中仍有一部分人对金钱并不那么热衷，金钱的“含金量”在他们的心目中虽未减轻，但也不像有些人看得那么沉重，他们甚至怀着一种淡泊的心境来对待眼前已经变化了的生活现实。这些，是不是就是对金钱“不恭”或者不“尊重金钱”？至于说到“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惊人的浪费、变态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等等，又恰恰表现为对金钱与财富的亵渎。”这种判断也不够准确，“亵渎”诚属于“不恭”，“不尊重”之列，但是上述所谓的“亵渎”行为从本质上讲不过是“钱奴”或拜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钱奴”的心目中唯有金钱才是神圣的、万能的，他们一面拼命地去攫取钱财，或者借助某种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探囊取物般地捞取社会钱财，而另一方面则是挥金如土，纸醉金迷，好象不把金钱当一回事，可是只要对这种人的心理稍加研究就不难发现，他们种种变态的消费行为，不过是想借此以显示自身的价值，因为这种人除了金钱再也没有可以让他们感到欣慰和荣耀的东西，他们的欲望只有金钱和用金钱换取的物质享受。单调而又强烈的欲望是造成他们“变态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根本原因。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恭”、“不尊重”，而是拜金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一种表现形式。
“尊重金钱”的提法又让人感到含混、感到费解，因为金钱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持有和流通，如果把金钱从持有者和持有者的交换行为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纯粹抽象的东西，那么金钱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可言？金钱的活力就在于它总是和人的某种社会行为连在一起，而人的社会行为又是极其复杂的。当金钱和持有者罪恶的行为形成一种关系的时候，金钱就是罪恶的象征，对于这种象征罪恶的金钱，有哪一点可以让人去尊重它呢？反之，当金钱与持有者美好善良的行为形成一种关系的时候，金钱就成了美好善良的象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金钱是创造财富，意味着辛勤的劳动和艰难的创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尊重”，而且不是什么“尊重金钱”，而是尊重那些为社会辛勤创造财富的人，或者说是尊重那些为社会辛勤创造财富的金钱持有者。当人们咀咒金钱的时候，那实际上是咀咒金钱持有者的罪恶行径、咀咒拜金主义种种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而并非笼统的咀咒金钱。还是梁实秋先生说得好：“钱无雅俗可辩”“钱财的进出取舍之间诚然大有道理，不过贪者自贪，廉者自廉，关键在于人，与金钱本身无涉。”
“尊重金钱”之说虽然含混而令人费解，但是又并非不能理解，正如上文所谈到的，金钱的价值和意义是和持有者的社会行为连在一起的，于是“尊重金钱”的含义也就不难明白，它不过是尊重金钱持有者的一种换头说法。社会上至今有一种观点即所谓金钱和财富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功和价值，这和尊重金钱的持有者是一致的，因为一个人只有获得了成功、实现了价值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这种推理也许正是作者的初衷，也许是作者所始料未及的。说到“价值”，时下有所谓转变价值观念的提法，世事都在变化，价值观念怎么能不变呢，但是把一切都变到金钱和财富上去，把金钱和财富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成功和价值的唯一标准，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偏激吗？如果用这个标准去看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价值高低，那么杜甫生前则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因为他潦倒困顿竟连妻儿都养不起，还有什么价值可言？马克思也不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一贫如洗，竟然连寄稿子的邮票都没钱买。有人说了，那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人家说的是现在。那么现在又如何呢，季羡林先生布衣蔬食，我料他也没有百万家私，而如今腰缠百万、千万的人可以集合成一个不小的队伍，甚至亿万富翁富婆也并非屈指可数，和这些人排个队，看谁最成功、最有价值，季先生只好排末尾了。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企业家的意思，许多成就卓著的企业家在经营中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的追求，而在所有创造性追求中财富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他们的创造成就也绝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而是更注重把爱心洒向社会，以回报养育他们的这方水土和这方水土上的人民，更注重社会对自己的评价，重视荣誉。如果仅从保险柜里的数额来评价一个人，也许商海中某些“鲸鲨”倒是可以腆着肚子站在前排，而社会终究不会把荣誉的桂冠戴在“商海鲸鲨”的头上。因为只有以物质富有为基础，以精神富有为支柱，这才是完整的富有观，完整的成就观，而创造性成就的最高境界则是精神财富的拥有和奉献。这种超越物质的价值观念在当前应当特别的加以宣传和肯定。社会的发展不能忽视欲望推动的力量，人的正当欲望的满足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什么叫“正当”？“正当”就是符合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规范，就是一种理性制约。只讲理性制约，不讲欲望推动，人的创造性活力就难以发挥；只讲欲望推动而不讲理性制约，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人的“欲望”虽然也需要引导，但却是一种生存的本能，而“理性”却是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有待于社会、家庭的教育和薰陶。“理性”的获得较之“欲望”的产生其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当前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不是什么不“尊重金钱”，对金钱“不恭”，而是不少人物欲膨胀，拜倒在金钱之下。
注释：
①、⑤ 韩子勇等《当代文化的寻找与开拓》（五人谈）《新疆艺术》1996年第1期。
② 王光明《在边缘站立》《南方周末》1994年3月18日。
③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④ 赵铭善《寂寞心情好著书》《新疆艺术》1993年第4期。
⑥ 转引自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歌德原文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