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故事两种说法——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小说论文,两种论文,说法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4)06-0141-04
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是分别引领两个时代文学潮流的小说模式。革命历史小说 产生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 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主要讲述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讲述“革命”的 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1]。新历史小说 产生于80年代中后期，“取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 命事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 面目”[2]。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两道风景，在中国当代文学长廊中 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3]。 推而言之，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就是描写人类过去事业的两种小说模式。革命历 史小说是纯粹的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为创作素材的，《苦菜花》(冯德英)、《野火 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 (孙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等一批红色经典小说就是这一创作模式中最有影 响的文学作品。新历史小说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与革命历史小说有很多雷同之处，如《 丰乳肥臀》(莫言)、《白鹿原》(陈忠实)、《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活着》(余 华)、《预谋杀人》(池莉)、《灵旗》(乔良)等都涉及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的革命斗争 生活。然而，相隔数十年的现实生活使这些不同时代的作家对相同的历史题材做出了截 然不同的历史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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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在战火中历经磨炼的革命者，与所描写的历史场景有非常接近的时空距离。这一时代的价值观是忠诚、奉献；社会理想是建设美好 家园；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讲求叙述的时间顺序，情节是完整有序的，从社会角度出 发进行选材，描写阶级体验，体现群性，淹没了个性的时代特征。因此，他们在军事胜 利的鼓舞下，随着主观意志的指引，积极投合战争文化心理，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 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敌我双方剧烈冲突最后胜利的结局以及冯大娘 、杨晓冬、周大勇、杨子荣、高庆山等“高大全”英雄形象的塑造来表现。李英儒在作 品序言中开诚布公地说到他的创作目的在于：“在中国人民满腔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 今天，让青年人回顾一下历史，知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 中，扫除了多少个什么样的历史垃圾，从而使青年同志们怀念过去的艰苦斗争，更加信 赖与热爱我们的党，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而发挥更大的干劲，用更高的速 度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历史小说作家通过再现历史场景肯定革命的正确性 ，推崇传统道德，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其历史观念中充分表现 出了一种共识——肯定革命历史发展的正确性和必然性，注重文学的工具性和服务性， 具有文以载道的性质，承担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重任。他们以虔诚、真挚的笔触对 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进行了态度鲜明的定位：中国共产党必然胜利，因为 党的部队纪律严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内核已经融入了几乎每个干部战士 的灵魂之中；党的干部作风优良，立场坚定；党的干部群众不沉迷于有碍道德伦理的婚 恋，做领导的同志尤其注意自己的革命形象，不谈爱情或者只谈精神至上的爱恋；党影 响下群众通过革命实践考验坚定了前进的方向；无产阶级群众经过火与血的考验产生思 想上的飞跃，团结一致，齐心向党。
新历史小说产生在解构主义思潮涌起的年代。新历史小说家与作品中的历史背景有遥远的距离，他们对革命历史的了解原本来自历史教科书，但是当解构主义随着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地，其“无系统、无中心的绝对自由”迅速给作家们以思想启迪，使他们尝试着“以全新的结构——解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的诸多学说和定论，特别是关于绝对真理的起源与终极的可知性、历史记载的绝对客观性、文本解读的确凿性、权威性及可穷竭性、时空的隔离对立、知识的整体与绝对正确的可掌握性等等，凡此类在形而上结构体系中被坚信不疑的学说都受到挑战和质疑”[4](P4)。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与革命历史小说截然不同的对革命历史的评价和认识。作为颇具代表性的新历史小说作家，余华这样表达了新一代作家的创作理念：“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的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应该看到，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魅力，可它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那里面塞 满了个人想像和个人理解。”[5]因此，革命历史小说中所建构的神圣、崇高、坚定、 明确等革命性质在《丰乳肥臀》、《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活着》等新历史 小说作品中无处容身，而充斥作品的是其中处处体现的解构主义消解神圣、消解英雄形 象的创作精神。
在《白鹿原》中有大量篇幅涉及现代革命历史生活，但在陈忠实笔下，充斥革命历史小说的政治理念让位于儒家文化精神，统筹全文的是以朱先生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 。白嘉轩作为儒家文化的执著维护者展现了有别于革命历史小说中冯大娘、杨晓冬、杨 子荣等英雄人物的精神信仰。涉及当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革命洪流的具体情节，则体现 出了消解神圣、解构既有历史观念的立场。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者对于所从事的事业 总是从蒙昧无知到幡然醒悟，继而坚定不移地奋斗终身。但是在《白鹿原》中则不同。 革命青年白灵和鹿兆海用抛铜元的方法决定革命方向，最初鹿兆海由铜元决定投身共产 党组织，白灵则选择国民党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然而，最终两人都没有自始至终地坚 持自己的革命立场，鹿兆海为国民党的事业捐躯，白灵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并在为 之无私奉献之后成为“左”倾路线的牺牲者——被自己人活埋!革命历史小说里常常出 现的“军爱民，民拥军”也被改换了内容，在村长许布袋眼里，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 党、日本汉奸和侵略者，都是需要自己用鞭子抽打村民缴纳粮食的祸患。共产党与革命 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在这里被彻底消解，革命群众与革命者休戚与共的情感关系被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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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小说中增加了革命历史小说所忽视的人类生命、生存意识，宣扬着儒家传统文化精神和具有当代时代特征和传统共性的权力中心观。在现代历史的名义下写作，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然而，在革命历史小说里，革命斗争是所有民众的生活主旋律，没有游离于革命之外的现象发生，每个人都在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中决定了自己的方向和命运。但是，在新历史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平常百姓身处战乱时代却努力生活在政治革命的边缘，即使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战事，也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而只是以战争的受害人身份诉说着生命的脆弱与生活的艰难。如果说《丰乳肥臀》展现了上官一家顽强的生命力，那么， 《白鹿原》则在儒家文化精神的导引下努力创造一种远离尘嚣的生存境遇；《故乡天下 黄花》以权力意识和利益之争化解了革命意识，《活着》则以福贵的生活经历告诉读者 战乱时期生命凋落的故事。作家“通过历史走入传统文化的天地，基本上不去叙说具备 政治意义的历史事件，所以作品的主体让位于一些琐碎的家庭生活碎片和市井生活场景 ……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生命、对劳作、对生存价值的理解：生活的含义是包罗万象的， 我们的所作所为，吃喝拉睡都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人活着都不易，对每一个个体来说 ，生命都是一次性的，因而要倍加珍爱”[6]。所以，在《活着》中，福贵想到解放军 对自己好，觉得自己该报恩，替他们摇船过长江，可是，“我实在是怕打仗，怕见不到 家里人，为了家珍他们，我对自己说：我就不报恩了，我记得解放军的好”。而在革命 历史小说中，舍身取义是主旋律，渗透其中的人生价值观是民族高于集体，集体高于个 人。个人的存在是为了大多数人更好地存在。为了阶级和民族的利益，个人可以牺牲一 切，包括宝贵的生命。所以，《保卫延安》中，李振德老人积极为八路军当向导，面对 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为了不泄露八路军行踪，确保军事计划顺利进行，他毅然抱着孙子 跳下了绝崖深沟。
革命历史小说作家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在作品中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构思创作，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所有的人都被卷入非此即彼的对立斗争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革命斗争无关的人。所有的人物都别无选择地置身于特定年代的特定环境中扮演着革命或反革命的角色。如《苦菜花》中，冯大娘一家都在不可避免的现实斗争中选择了革命道路，反面角色的地主王惟一一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卖国投敌的道路。新历史小说是反思性的，作家们深入人物内心去挖掘敌我双方面对革命现实时立场、态度的不同，具有解构性，瓦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观，拆解神圣形象中英雄情结，使英雄俗人化，探索战争年代人性与反人性等具有人 类意识的现代问题。在作品中，作家将革命历史作为遥远的、依稀模糊的背景，人物距 离革命或远或近，参与革命与否完全不是人物形象必须做出的选择。兵荒马乱给普通民 众带来的只有灾难、痛苦而没有革命历史小说中那种阶级意识的觉醒。阶级成分与政治 方向完全没有关联。《白鹿原》中，除了鹿家兄弟、白家兄妹和黑娃的参与，其他族人 仿佛是戏台前面的看客，在政权更替和枪林弹雨中漠然审视着革命斗争。其中，鹿家两 兄弟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中坚力量；白家兄妹亦分属两个政党，并各自为自己的政 治信仰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对于新历史小说作家来说，“自然的丰富、复杂、奇 特远远超出了人类以自身的理性逻辑思维的结构所能包容的”[4](P6)。老一辈作家所 欣赏并倡导的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已经无法表达和再现他们心中的历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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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在大量的战争背景下进行描写的。前者重在通过战争表现共产党领导的正义之战是如何在艰难险阻中一步步取得胜利，最终使中华民族摆脱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注重通过抽象概念式的说教展现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力量。后者则在客观冷静中告诉世人：战争带给人类远不止生理上的毁灭，战争造成的心理剧痛、畸变、丑恶以及残酷甚至使人性恶的一面因为有了生存的空间而发挥到了极致。“人除了自然的本能生命，还有着自我创生的类生命，前者属于物种规定，后者则是作为自由、自觉的人的自为本性。”[7]如果说革命历 史小说中展示了革命年代人们突破了本能生命的局限转向一种有别于动物的精神追求的 话，那么，新历史小说则更多地告诉人们，在不具备生存起码条件的情况下，人的本能 生命是如何被吞噬和毁灭的。国民党员田福贤总乡约在国共合作失败后，严惩共产党组 织的农会成员，坚定的共产党员贺老大被吊在高杆上受蹾刑，“乡民们看到一块血红的肉疙瘩在戏台前沿蹦弹了三下，那是贺老大咬断喷出来的舌头。田福贤用脚踩住它，狠劲转动大腿用脚碾蹭了几下”。此时的田福贤表现出的与其说是政治分歧造成的仇恨，不如说是动物本能的弑杀(《白鹿原》)。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敌人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是缺少人的感情的动物。消灭敌人就是消灭革命路途中的一个障碍物。新历史小说要表现的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具体生命个体的惨痛经历。每个经历着无情战火的人都在为战争付出着，即使是以残暴无情著称的日本侵略者在小说中也有温情备至的人的本真表现。比如《故乡天下黄花》中的侵略者若松中队长，因为生来寡言少语而不被上司喜欢，并被派遣到中国作战，他渴望战争早日结束，渴望与家人团聚。在驻地，他常常换穿便服在街上闲逛，看到小孩他就高兴地笑，还发糖给人家吃。妻子寄来一只用纸折的蛤蟆使他“笑着看了一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爱心和温情的人，转眼间就变成了恶魔，指挥着士兵残忍地血洗了整个村落。小说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个敌人的形象，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前因后果为人物性格、行为的发展做了充分而完备的铺垫，从而使“敌人”这个概念具体化、生活化，更具有艺术的魅力。
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战士锲而不舍地战斗，依靠的是坚定的政治信念。王东海等革命战士为了解救被鬼子围困的众乡亲毅然闯进敌人的包围圈，一直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周大勇面对伤痕累累的部队严正宣告：“同志们，共产党员不是平常的人。中国没有他们，中国就要灭亡；劳动人民没有他们，劳动人民就永远不能翻身……多消灭一个敌人，我们整个阶级敌人就少一个。”(《保卫延安》)这里固然有时代局限所造成的说教成分在其中，但是，不可否认，当“战争以无情的巨手，将人类自身抛入一个生存与毁灭的严酷环境中，在人类求生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双重驱动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部内涵往往会超极限发挥出使人类自身感到震颤、惊奇、景仰和敬畏的巨大能量”[8]。政治取向原本是一种精神信仰，是支撑特殊的生存境遇中人们挣扎求生的主要精神动力。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曾经经历了当代人所无法想像的艰苦岁月，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最能体现自然和社会联合进攻下共产党人的困窘和艰难的，在这种恶劣条件下还能生存发展，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人类自身的伟大潜能。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千千万万的劳苦民众经年累月生活在硝烟战乱中，面对在子弹、刺刀下流血的生命，想到共产党所昭示的光辉灿烂的未来，做人，做一个生活在安宁、祥和、平等的世界里的人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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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只能把自己当作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叙事当作历史，除此之外，真难以想像他们还能把自己当作什么……为了使他的企图得到某种逻辑的支持，他必须叙述那些假定是真实的事件。”[9]无论是革命历史小说作家还是新历史小说作家，都是想通过自己的叙述使读者认识和了解真实的历史。他们相信自己的描写是客观而真实的，是正确表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轨迹的。不仅当时的作者坚信红色经典真实可信，当时的广大读者也因为相信其中的历史真实以及仰慕那些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而将他们视为自己的行为楷模。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读着红色经典成长的新一代作家也有自己的文学历史观念。莫言说自己这一代人“不是站在‘红色经典’的基础上粉饰历史，而是力图恢复历史的真实”[10]。历史不能重演，任何一本历史书都夹杂着著者的时代观念在里面。历史小说更是如此，不论是近距离观察、回味历史的革命历史小说作家，还是远离历史现场试图以主观想像和思想逻辑恢复历史场景的新历史小说作家，他们之所以采用历史题材作为创作素材，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告诉读者：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进程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故事……而新历史小说作家比革命历史小说作家还多一重目的，即曾经风靡一时并且成为文学主流的革命历史小说所描摹的内容是不完全的，主要是对生命本身关注不够，对复杂的人性缺乏深刻的揭示。
化石是古代生物的遗体、遗物或遗迹埋藏在地下变成的跟石头一样的东西，地质学工作者可以通过研究化石了解生物的演化并确定地层的年代。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往往通过小说了解历史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在内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所以，小说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化石。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应该是两个化石群，通过对这两类小说的阅读和研究，人们既可以通过小说内容本身了解历史生活，也可以通过创作行为触摸时代脉搏。革命历史小说以较为概念化、类型化的叙说讲述了革命历史的一个侧面，主要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主题；新历史小说关注市民生活，关注生命本身，在政治气氛轻松、淡薄的写作环境下创作，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生活 中的理性主义、务实精神。作为各自时代的优秀作品，这两类小说在问世之初都产生过 巨大的社会影响，对研究者具有同样重要的研究价值，今后仍会成为后来者珍视的艺术 宝藏。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也不应该超越时代、抛开客观历史背景对这两种文 学现象进行评判。
收稿日期：2004-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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