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中国外交70 年的理论创新
李潜虞
（外交学院 北京 100032）
【内容摘要】 新中国外交70 年来所走过的历程是一个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外交理论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不断深化对国际形势的准确把握，树立正确的大局观，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第二，坚持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加强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创新外交战略思想。第三，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努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新关于外交工作任务和目标的理论。70 年来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理论勇气与战略思维的结晶。
【关键词】 中国外交 理论创新 外交战略
新中国的外交理论是中国国家战略理论的特殊组成部分，是国家战略理论在外交领域的延伸和落实。新中国外交70 年的理论创新主要包括了以下三方面：
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建国70 年来，中国领导人不断深入思考和探讨世界政治的本质，把握纷纭复杂和持续变动的世界政治趋势，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思想，为制定对外政策和外交实践提供依据和指导。
林地变更调查工作是近几年开展的常规性基础调查工作，是在林地“一张图”基础上，收集林业经营区划数据(包括：森林采伐、造林、抚育、新成林等)和林地变化(包括征占林地和新增林地)数据，通过上一年度和本年度两期遥感影像地类判读，结合现地补充调查核实等技术手段，更新林地“一张图”数据库图斑空间分布与管理因子属性信息，作为林地变更调查工作的成果[1]。其中，两期遥感影像地类判读是林地变更调查工作的基础，对林地变更调查的成果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期，冷战已经开始，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抗。同时，大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原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这些国家构成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冷战与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的浪潮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构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必须进行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先后提出了“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成为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面对亚非团结自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毛泽东重申了“中间地带”理论。“中间地带”理论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亚非国家在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赋予了极高的价值。而国际形势的走向或者说冷战的结局并不取决与美国和苏联的直接对抗，而是取决于美苏在第三世界较量的结果。“中间地带”理论还指出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有着共同点，有实行统一战线的可行性。如中国与亚非家都有相近的历史，都热爱和平等等。20 世纪60 年代初，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对峙，中苏两国也开始出现分歧，面对新的形势，毛泽东进一步将“中间地带”理论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他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中间地带。”[1](P509)“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指出了众多国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的共同点，在反对两霸的形势下，“两个中间地带”国家实际上是中国外交的同盟军，特别是位于第一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国家，更成为中国外交的直接同盟军。进入20世纪70 年代，冷战进入了“缓和期”，苏攻美守的形势显露出来。在苏联成为中国主要安全危险的前提下，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看法。该理论表明当时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阐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始终把第三世界当作自己在国际上的主要依靠力量，同时第一次把苏联和美国放到同样的地位上，实际上已经指出苏联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同时还包括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和第一世界中的美国。
综观新中国建立后前30 年的历史，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观察和思考更多聚焦于美苏冷战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在冷战激烈对抗的年代，他们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对抗到争霸的本质、影响和危害等问题的认识和批判都极为深刻，反对霸权主义成为持续至今的对外政策和实践，中国领导人也是根据其理论思考而一再对国际社会郑重承诺，中国永不称霸。从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实践的角度看，中国领导人这个阶段最深刻的理论思想还是对第三世界兴起的大趋势及其对世界政治已经和必将产生的深刻影响的认识。其中很多内容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被证明是有远见的，当今中国的世界地位也同当时的理论建构和外交实践有密切关系。
1978 年11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航程。新的历史航程也要求中国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有所创新，特别是在时代的主题或者说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这个问题上。面对国家战略转变对既有理论提出的根本性挑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并逐步完善和丰富了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理论。
邓小平明确指出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对中国的重要性。没有这个判断，无法安心进行建设，更不能搞全面改革。他谈到：“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P127)“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3](P105-106)更为重要的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使中国跳脱了冷战的框架，不再联合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从而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两组患者术前血浆中IFN-γ、IL-10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6 h及对照组患者术后12、24、48 h血浆中IFN-γ水平均显著高于同组术前，而观察组术后6、12、24、48 h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期；两组患者术后12、24、48 h血浆中IL-10水平均显著高于同组术前，且观察组术后6、12、24、48 h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20 世纪90 年代初，冷战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方式戛然而止。国际关系格局经历着二战后最为深刻的一次变化，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也因失去了反对苏联扩张的共同利益而面临着严峻局势。客观形势再次要求中国对冷战后的世界局势进行新的判断，为中国外交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进行了科学论述。江泽民同志指出：“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各种力量此消彼长，进行新的分化组合。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几大力量也相对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各种区域性，洲际性、全球性组织空前活跃。这些事实表明，世界格局正在加速超着多极化方向发展。”[3](P195)在对世界多极化的理论归纳中有两个问题极为重要，一是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相对地位，二是世界多极化的利弊。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国坚持了哲学上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首先，中国无疑是世界几大力量中心之一，我们不宜妄自菲薄。但同时必须看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国内急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中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判断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和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中国提出多极化的世界对中国总体是有利的。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各种力量共存，既有冲突和竞争，也有协调与合作。因此可以利用的矛盾就多，运用合理的政策和策略，可以继续塑造有利于中国国家战略的外部环境，所以应提倡和推动“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从夯基垒台到立柱架梁再到内部精装，一场“动真碰硬”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拓展。
区内视电阻率（ρs）表现为相对低，一般在100-300Ω·m。在本次激电中梯扫面测量发现的激电异常（ηs-1、ηs-2）地段，视电阻率 （ρs）值在100-400Ω·m，没有发现明显的视电阻率异常，岩性为白音高老组的流纹质玻屑凝灰岩。激电异常（ηs-3）地段，视电阻率相对高阻区，视电阻率 （ρs）值在600～1800Ω·m，岩性为宝力高庙组安山岩。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其中“一边倒”政策具有外交战略的性质。也就是说，在冷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新中国明确地选择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苏联结成同盟。这是新中国对结盟这一外交战略的首次尝试。中苏结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支持者，取得苏联帮助是中国取得革命胜利，巩固革命胜利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与苏联结盟有利于中国抗御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捍卫独立自主，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然而，这一政策一经提出就遭到了来自某些方面的质疑。一些人认为如果新中国能够在美苏两个大国之间保持中立的地位会使中国外交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在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正确地执行了“一边倒”战略，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短期不会改变，更不会真心帮助中国发展，苏联是新中国寻求同情和支持的唯一对象，不能赢得苏联的信任，不但不能赢得宝贵的国际援助，反而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新的威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苏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1](P132)
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种种猜测。如何处理中国与美国为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外交必面临的一大难题。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的传统学说，当一个国家迅速崛起的时候，必然导致国际关系的剧烈变动和冲突矛盾。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必有一战，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如何从战略层面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原因、内容、目标和实现途径，并于2005 年和2011 年两次发表了有关中国和平发展的白皮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党的十九大上，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在此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任务，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6](P58)和平发展道路与新型国际关系从战略层面破解了“中国危险论”，绕过了“修昔底德陷阱”，超越了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理论窠臼。
二、对外交战略思想的创新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多层次的，其中外交战略居于统领地位，往往塑造着其他层面外交政策的特点。新中国建立7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顺势而为，不断制定和调整外交战略，创新外交战略思想，有效地捍卫了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其中闪现的思想光辉是强大的战略魄力、坚定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
新中国外交70 年的历程是一个不断深化对国际形势的科学把握，不断创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观察形势，凝练理论作为施展外交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所渗透的方法论方面的宝贵经验就是要树立正确的大局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5]观察和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升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常做常新永无止境的过程，掌握其中的方法论，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不断挖掘国际事务现象背后的本质就可以使中国的外交处于不败之地。
理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国外交，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胜利的产物，其内政外交各项政策都是为了实现和巩固中国革命的目标来服务的。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目标就是摆脱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外交工作的任务和目的也是捍卫独立自主，保卫国家安全。同时，在世界已经分为两大阵营的情况下，中国外交也必须站在苏联领导的和平与民主阵营一边，为和平与民主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正是考虑到中国外交所要实现的目标，新中国才选择“一边倒”与苏联结盟，使苏联成为中国抗御西方战略压力，实现独立自主的重要助力。也正是在这种外交工作的目的与任务的指引下，中国才决定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较量；才会在东南沿海两次顶住美国战争威胁，打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正如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7](P1-2)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在中国的周边构建了许多军事同盟体系，对新中国实施遏制、封锁、禁运的政策。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能否在强大的外部压力面前稳定下来，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心中的疑问。此时，表面上看起来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比，力量众寡悬殊。但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美国四处扩张的战略弱点，提出了以“绞索思想”代表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绞索思想”把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建立的军事基地形象地比喻为套在美国头上的一条条绞索。美国自己制造了这些绞索，并把它们套在自己头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和反侵略的人民。只要各国人民从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上进行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拉紧绞索，美国的侵略政策就一定会失败。面对美国遏制战略的重压，中国共产党再次展现出强大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创造性地把形成于中国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运用到外交工作之中，不但有效地抗击了外部的威胁和挑战，大力地援助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更极大丰富了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宝库。
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外交战略也呈现了新的面貌。以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中国开始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中核心的内容是不结盟，也就是说中国不再号召建立反对某个国家或某类国家的统一战线，而是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具体表现在对美国要拉开距离，不搞战略关系，对苏联要逐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对美苏两个大国和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之所以做出这样重大的战略调整，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对时代主题做出新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战争可以避免，也就不需要结盟和统一战线来对付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其次，国际形势在20 世纪80 年代发生了新的变化，扩张使苏联的国力由盛转衰，西方对苏联的政策再次强硬，双方形成了势均力敌的状态。中国与任何一方结成战略合作关系都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最后，此前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没能跳出冷战“拉一派打一派”的思维局限。现实中，中国对苏联的安全危险有所夸大，联美反苏的战略也给美国造成中国有求于人的印象，结盟和统一战线的方法使中国外交丧失某些主动权和灵活性。
20 纪70 年代，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而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国力衰落，人心动摇，不得不进入一个战略收缩的时期。同时，西欧和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国际上出现了多个力量中心。国际形势呈现“苏攻美守”的新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晚年将统一战线思想和地缘战略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这一外交战略是指大约处于同一纬度也就是一条横线上的国家，如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国家团结起来，第三世界的一大片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当时实行霸权主义、四面扩张的苏联，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建立反对苏联霸权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相比此前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巨大的转变，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误解。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对中国各阶层和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伙伴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争取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对这一外交战略的理解和支持。并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提出划分“三个世界”作为“一条线，一大片”政策的理论基础。应该说这些努力和探索都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战略魄力和坚定的战略自信。在“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指引下，中国有效地制衡了苏联的安全危险，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发展，迎来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建交高潮。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由于缺少了抗衡苏联的共同利益而结构失衡。再加上1989 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西方大国纷纷对中国实行制裁，中国外交面临着“黑云压城”的严峻局面。在中国何去何从的重要关头，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20 字外交方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成为后冷战时代初期中国的外交战略。所谓“韬光养晦”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实际出发，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先埋头干好中国自己的事业。在国际事务中，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对立面，避免引火烧身。“韬光养晦”并不是无所作为。在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要坚持原则，进行必要的斗争。在涉及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问题上，在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上，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有所作为。因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这些思想上典型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结合，执行这一外交战略偏废任何一点也都是错误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就是充分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在错误的思潮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中国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邓小平同志指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2](P321)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军事入侵，中国就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尽快把经济搞上去。这种理论与道路的自信和战略定力在时隔20 年后的今天仍然闪烁着动人的光彩。
在风机正常运行时，井下风流通过东翼风井到达地面风硐，通过岔口进入一号风机(在用)，然后通过扩散器和扩散塔排到大气中。在风机进行性能测试时，立闸板门将二号风机(测试)与风井和一号风机隔离开来，保证矿井正常通风。风流由水平天窗进入被测风机风硐，然后通过一级电动机及二级电动机后由扩散塔排到大气中。
“虽然马上就要离开工作生活了三年的这片热土，离开朝夕相处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们了，但我的生命中已有了与二二二团不可分割的联系，今后无论身在何处，我将永远翘望、牵挂这里的一切。”援疆教师王文娟依依难舍之情溢于言表。□
新中国外交70 年的历程也是中国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外交战略，丰富战略思维的过程。中国不同时期的外交战略都是在继承中发展，在扬弃中创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特色是不变的，那就是强大的理论勇气和坚定的战略自信与战略定力。这种战略自信就是对中国的自信，对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进入21 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发展，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世界俨然成为一个“地球村”。同时，一些新的问题如恐怖主义、环境保护、难民危机、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等成为突出的焦点。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实力对比东升西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转型调整深入发展，同时贫富分化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国际思潮出现重大变化，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等等。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4](P441)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不断增强，同时，外部挑战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总体上，中国仍然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上述判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归纳总结的继承与创新，也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对外交工作根本任务理论的创新
建国70 年来外交发展的历史证明，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的重大理论思想和对外战略都是基于对中国已经与世界不可分且越来越深刻相互交融这一历史进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对这个不可逆的历史性大趋势的回应。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融入世界进步潮流并相互促进才能实现；对外战略和外交工作必须既要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又要有利于推动世界的进步与和平。可以说从外交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新时代外交的起点，也是外交未来的目标和归宿。
手稿中，除了画，还有一部分是文字手稿。内容多为李铁夫自己的诗词、楹联创作，少数是抄录他人作品。部分手稿因为几幅合裱在一起，账本登记中只给了一个藏品号，所以有一个藏品号包含了数件作品的情况（如藏品“诗稿”为三个藏品号，实际共六幅作品）。
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中国的关注重点也开始转向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国外交工作的目的与任务也转变成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在这一目的的指引下，中国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亚洲邻国的理解与支持，阻止亚洲国家加入美国建立的旨在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1954 年，毛泽东指出：“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8](P56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中国外交而言最重要的转变就是重新确立了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任务与目标。这里的国家利益是指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这种转变首先是因为中国国内各项工作的目标转变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中国也看到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主要特点是，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中心问题，各国考虑本国切身利益的因素上升，各国的国家战略更加突出地为全球性综合国力的竞争服务。正是基于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通盘考虑，才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
进入21 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又先后为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勾画了更加具体，更加宏伟，更加具有引领性的蓝图。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为特点的和谐世界为21 世纪中国外交工作的奋斗目标。和谐世界理念有着深刻的内涵。首先，从安全角度讲，和谐世界是一个和平和安全的世界，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获得安全的世界。从经济角度讲，和谐世界是一个繁荣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南北差距不断拉大的世界。从国际秩序的角度讲，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法制的世界。从解决矛盾的方式上看，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通过协商解决矛盾的世界。从文明的多样性来讲，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多种文明相互对话、相互交流、共存共荣的世界。中国提出建立和谐世界为世界描绘了美好的未来，中国的外交工作也从各个角度为建立和谐世界而不断努力，如中国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国际合作，重视多边外交等，都是为实现和谐世界的具体措施。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也具有很深刻的国内背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新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对内促和谐，也必然导致中国在国际上推动建立和谐世界，中国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谐世界也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它不仅是中国各项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与目标，是对和谐世界理念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为世界各国向美好未来前进提供了中国方案。2017 年1 月18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基本遵循、基本方法和中国能够做出的贡献。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是，主权平等、沟通协商、遵守国际法、开放包容、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法是：“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4](P537-538)从中也基本导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独特之处，即它覆盖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境五大方面，构成一个全面而有机的整体，为世界各国提出了一个周全而完整的目标。2017 年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十四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将这一理念提升到了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十九大报告的第十二部分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题，专门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该部分再次重申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特征，并依据这些特征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法，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等。随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2018 年3 月，又被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之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应该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视角去理解。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到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程度前所未有的提升。世界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如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保护环境、防控传染病、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均不是依靠某个国家单独力量可以解决的，世界各国人民要想活得下去，活得好，必须携手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和孤立中发展自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需要一个总体上和平稳定、开放友好的国际环境来支持自身的发展，这也使中国必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新中国建立70 年来，有关中国外交工作根本任务的理论也在不断更新，但其中所贯穿的思想方法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交外事工作既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又要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形成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和平繁荣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既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又要通过自身的发展给世界带来机遇，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中国外交70 年的历程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新中国建立70 年来的外交理论和外交实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 年辉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70 年外交工作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有效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捍卫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构建了全方位的外交关系格局，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70 年来产生的许多光辉的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外交理论的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理论勇气与战略思维的结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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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6-24.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10-0001-07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冷战时期中国对亚非国家统一战线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8BDJ06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潜虞（1977—），男，法学博士，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外交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
（责任编辑：张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