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老乞大#183;朴通事》左侧音看近代汉语入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事论文,入声论文,汉语论文,近代论文,老乞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0）02—0038—7
1、左右音的汉语入声之处理
1.1 左、右音之性质 崔世珍（？—1543 年）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以下简称《翻老·朴》）凡例“谚音条”中说：“在左者，即《通考》所制之字。在右者，今以汉音依国俗撰字之法而作字者也。”由此我们可知，左音是申叔舟（1417—1475年）等人造出的《四声通考》（以下简称《通考》）式注音，即是用《训民正音》（注：15世纪朝鲜世宗王创制（1443年）的一种拼音文字。）各字母的音值来进行的注音；右音则是崔世珍创造的“国俗撰字之法”式注音，即是利用当时通用的谚语的初、中、终声和旁点来注音。
单从表面看，左音和右音的体系显然不同，两者之间好像有几百年的差距。但我们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只是由于审音依据和时代要求的不同造成的，而他们追求的目的语是相同的，而且其注音反映的时代也相差不远。
当时韩国语跟汉语之间并不成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申叔舟在《通考》凡例中已指出：“大抵本国之音轻而浅，中国之音重而深。今《训民正音》出于本国之音。若用于汉音，则必变而通之，乃得无碍。”由此可知，崔世珍采取的“国俗撰字之法”不能正确地记录汉语语音实况，它只是用与汉音近似的通用谚文的口头语对初学者难以掌握的汉音进行的注音。
1.2入声韵尾之处理 至于入声韵尾的问题， 左侧的注音用
；右侧的注音把它都处理为阴声韵。
申叔舟在《通考》凡例中曾指出：“入声诸韵终声，今南音伤于太白，北音流于缓弛。《蒙古韵》亦因北音，故不用终声。黄公绍《韵会》入声，如以质韵
卒等字属屋韵匊字母，以合韵阖榼等字属葛韵葛字母之类，牙舌唇之音混而不别，是亦不用终声也。”
有些学者根据申叔舟所说的“入声不用终声”来主张当时已经消失了入声韵。但我们必须注意他所说的“终声”不是指所有的终声，而是指牙舌唇之全清终声，即
（注：（）中的国际音标是笔者加注的。），药韵用唇轻全
三音之别，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还保留过渡时期的喉塞音成分。
对于亲自调查过中国北方音的崔世珍来讲，不可能不知道喉塞成分
又着眼于入声韵尾已经弱化，就将入声韵果断地处理为阴声韵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右音的阴声韵化的入声韵不是反映着入声韵的消失，而是一种处理方式上的局限。
1.3 声调入声之处理《翻老·朴》左、 右音的声调都用旁点来表示，并记录于各左右音的左侧。《训民正音》例义篇曰：“左加一点则去声，二则上声，无则平声，入声加点同而促急。”《训民正音》解例曰：“谚之四声何以辨，……音因左点四声分，一去二上无点平。语入无定亦加点，文之入则似去声。”崔世珍在《翻老·朴》凡例“汉音条”中说：“平声全清次清之音轻呼而稍举，如国音去声之呼。全浊及不清不浊之音先低而中按，后厉而且缓，如国音上声之呼。上声之音低而安，如国音平声之呼。去声之音直而高，与同国音去声之呼。入声之音，如平声浊音之呼而促急，其间亦有数音，随其呼势而字音亦变焉。”他在《翻老·朴》凡例“旁点条”中又说：“在左字旁之点，则字用《通考》所制之字，故点亦从《通考》所点，而去声入声一点，上声二点，平声无点。在右字旁之点，则字从国俗编撰之法而作字，故点亦从国语平仄之呼而加之。汉音去声之呼，与国音去声相同，故乡汉皆一点。汉音平声全清次清《通考》则无点，而其呼与国音去声相似，故反译则亦一点，汉人之呼，亦相近似焉。汉音上声《通考》则二点，而其呼势同国音平声之呼，故反译则无点。汉人呼平声，或有同上声字音者焉，汉音平声全浊及不清不浊之音，《通考》则无点，而其声势同国音上声之呼，故反译则亦二点。汉音入声有二音，《通考》则皆一点，而反译则其声直而高呼，如去声者一点，先低后厉而促急，少似平声浊音之呼者二点。”
由此可知，左音的旁点遵从了《通考》的声调，即分为平上去入四类；右音的旁点是依据朝鲜语的平仄，即依据国俗撰字之法而加的。也就是说，右音的旁点是将汉语的各声调与跟它相似调值的朝鲜语声调相对照，并分平上去三类。即谚语平声标汉语之上声，谚语上声标阳平或浊入声，谚语去声标去声或阴平又或入声。从表面上看，崔世珍的右音入声不独立，但他在说明“入声”的时候，仍然使用“促急”这两个字。由此我们可知崔世珍对汉语入声的认识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也就是说，汉语的入声以谚语的上、去二声来标记，其特点为“促急”。他这样认为很可能受到当时朝鲜对入声处理方式的影响。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朝鲜对入声的处理方式（后面详谈），就没必要对崔氏的认识感到奇怪了。
据此，我们可以别订出下面二表：
左音(汉音) 调值
平声,无点 轻呼而稍举
先低中按后厉
上声,加二点低而安
去声,加一点直而高
入声,加一点 促急
右音(国音) 调值①
去声,加一点高平调(全清、次清)
上声,加二点
高升调(全浊、不清不浊)
平声,无点低降调
去声,加一点 降调
去声,加一点 直而高(而促急)
上声,加二点 先低后厉而促急
①“高平调、高升调、低降调、降调”按《论崔世珍在朝鲜语文和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陈植藩，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衬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直而高、先低后厉而促急”按《翻老·朴》凡例。
在声调的处理方式上，左右两侧的调类区分都存在矛盾。申叔舟的左音，从表面上看，平声不分阴阳。但申叔舟在《通考》凡例中指出：“全浊上去入三声之字，今汉人所用初声，与清声相近，而亦各有清浊之别。独平声之字初声，与次清相近，然次清则其声清，故音终直低，浊声则其声浊，故音终稍厉。”这说明，实际上他已把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两类。
为了理解右音的旁点，我们首先应注意朝鲜世宗朝（15世纪）关于入声的概念和其处理的问题。当时的朝鲜人认为“入声”只是塞音韵尾[－k、－t、－p]所带来的促急的性质， 而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的声调。在处理的问题上虽然分别归入平上去，但是坚持了“促急”的性质。所以把谚语的声调归纳为三类，即平声（包括促急的平声）、上声（包括促急的上声）、去声（包括促急的去声）三类。在《训民正音》解例中曰：“平声安而和，上声和而举，去声举而壮，入声促而塞。”又在《训民正音》本文中曰：“左加一点则去声，二则上声，无则平声，入声加点同而促急。……凡字之左加一点则去声，二点为上声，无点为平声。而文之入声与去声相似，谚之入声无定，或似平声……，或似上声……，或似去声……，其加点与平上去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15世纪朝鲜语的声调系统如下表：
调类 调值① 旁点入声归于平上去而促而塞
平声安而和(低)无点
无点,低而促急
上声
和而举(低高)
二点 二点,先低后高而促急
去声举而壮(高)一点一点,高而促急
①（）中的调值依据《训民正音研究》第79页，姜信沆，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Seoul，汉城，1987年。
这说明朝鲜语中入声是不独立的，旁点也无定，有与平声一样的，有与上声一样的，又有与去声一样的。右音中的入声的处理与当时朝鲜谚语中的入声的处理完全一样。崔世珍肯定是依据谚语的平上去三个调类来对汉语的声调进行标记的。因此，右音各入声上的上、去的标记完全是对入声处理的一种方法而决不意味着入声消失。
因此，我们可以假定《翻老·朴》当时的汉语声调和调值如下表：
调类 调值
阴平 高平
阳平 高升
上
低平
去
全降
入
促急
2、左音和诸韵书之关系
2.1 左音和《洪武正韵译训》之关系 《洪武正韵》成书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全书共五册十六卷，韵部平上去各有二十二部，入声十部（屋质曷辖屑药陌缉合叶），合为七十六韵。一般学者认为，此书不能代表当时北方语音，并非一地之音，而是南北方言夹杂在一起的韵书。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学》中说（注：《汉语音韵学》（《王力文集》第四卷）第43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 ）：“此书既然是许多方音杂糅而成的，在语音史上就比不上《中原音韵》有价值……”
《译训》的编撰着手于朝鲜世宗时代创制《训民正音》（世宗25年，即1443年）之后。它是为了整理当时朝鲜语中汉字音的混乱现象，由申叔舟、成三问等学者受世宗之命着手翻译中国韵书的工作之一。其具体时间可能是申、成二氏访问明代翰林学士黄瓒的时期，即世宗27年乙丑正月（1445年）。
由于《洪武》不是反映中国一地的现实方言音，而是个夹杂的体系，所以当时申叔舟等人不容易获得正确的《洪武》音值。他们认为有关《洪武》音的疑问仅向黄瓒一人请教还是不够的，因此每当中国使臣访朝时他们都要请教。倪谦、司马恂等是他们请教的主要人物。黄瓒、倪谦、司马恂三人都是出身于南方的官僚。申叔舟等《译训》编撰者们向黄瓒、倪谦、司马恂三人请教而得以确立的音值就是《译训》的正音，即《洪武》的反切音。
申叔舟在《译训》序中说：“乃命臣等，就正中国之先生学士，往来至于七八，所与质之者若干人。燕都为万国会同之地，而其往返道途之远，所尝与周旋讲明者，又为不少。以至殊方异域之使，释老卒伍之微，莫不与之相接，以尽正俗异同之变。且天子之使至国，而儒者则又取正焉。”由此我们对《译训》正、俗音的主要来源可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考察：
第一、中国的官员、学者若干人，即黄瓒等人。
第二、来往于燕都（今北京）的人。
第三、北方的佛教徒（“释”）、道教徒（“老”）、军人（“卒伍”）等普通老百姓。
第四、访朝的中国使臣，即倪谦、司马恂等人。
申叔舟等人由第一和第四的来源获得了正音的音值；由第二和第三的来源获得了俗音的音值。他们编撰《译训》时分别记录正音和俗音，在正音下面又记录了俗音。
申叔舟《通考》凡例有关入声的说明表明了他已掌握了南方音和北方音的差别，而且从《译训》的入声韵看，正音接近于南方音；俗音接近于北方音。凡例曰：“入声诸韵终声，今南音伤于太白，北音流于缓弛。……”
总之，《译训》的俗音反映了当时（15世纪）中国北方现实音，因此依据《通考》俗音的《翻老·朴》左音也较好地反映了当时的北方音，也就是说左音的入声韵
较好地反映了当时在中国北方消失过程中的入声韵。
2.2 左音和《四声通考》之关系 左音是以《通考》为基础的注音，所以掌握《通考》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遗憾的是《通考》已失传了，我们只能根据收录在《四声通解》（以下简称《通解》）中的《通考》凡例和《通解》序中的一些内容以及《译训》的音韵体系等资料推测它的体制和内容。
《通解》序曰：“夫始肄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初学二书者必观《四声通考》，以识汉音之正俗。然其二书训解承讹传伪，《通考》诸字有音无释，承讹传伪，则虽经老译，莫能就正，有音无释，则一字重出，无所适从。”
《通考》凡例曰：“以图韵诸书及今中国人所用定其字音，又以中国时音所广用而不合图韵者，逐字书俗音于反切之下。”
《译训》序曰：“且以世宗所定《四声通考》，别附之头面，复著凡例，为之指南。”
由此我们推测《通考》的性格如下：
第一、编者为申叔舟，书名为世宗所赐。
第二、为了使用于《译训》的指南而编写的，也就是说，使它充当“有音无释”的《译训》索引的作用。所以每个汉字的正、俗音标记与《译训》完全一致。
2.3 左音和《四声通解》之关系《通解》是朝鲜中宗12 年（1517年）著名的汉学家崔世珍（？－1543年）撰写的一部韵书。这部韵书是既参考了《译训》，又研究了《通考》而产生的，因此可以说他的《通解》是理解当时中国音韵体系的重要的资料。
我们着重考察了《通解》中与本论文有关的材料：
凡例第一条：“《蒙古韵略》元朝所撰也。胡元入主中国，乃以国字翻汉字之音作韵书，以教国人者也，其取音作字至精且切。《四声通考》所著俗音，或同《蒙韵》之音者多矣。故今撰《通解》，必参以蒙音以证其正俗音之同异。”
崔世珍在此所说的《蒙韵》大概是指《蒙古韵略》（注：参见《洪武正韵译训的研究》，李崇宁，震檀学报（20），Seoul，1959年。 ）。他的意思就是说正如《通考》俗音多采用《蒙古韵略》的音，《通解》也利用它作为区分正、俗音的标准。但是实际上在《通解》中《蒙韵》的音与“俗音”并不完全一致，而且《通解》中也有“蒙韵”和“俗音”的区分。如：
凡例第七条：“……今俗呼入声诸字，或如全浊平声，或如全清上声，或如去声，其音不定。若依《通考》加一点，则又恐初学之呼，一如去声，故亦不加点。……”
我们在这里可以窥见崔世珍对汉语入声的认识。一般学者多引用凡例第七条的这段文字来主张当时的入声已派入平上去三声，但这是由于先入之见而造成的误解。
考察《通解》的体制可知，十个入声韵独立存在，并且各字母分别用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并列了小韵字。如果说崔世珍说的话意味着入变三声，那么《通解》（1517年）的体制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
凡例第八条：“注内只曰俗音者，即《通考》元著俗音也。曰今俗音者，臣今所著俗音也。……入声诸字，取《通考》所著俗音，则依《通考》作字加影母于下。若著今俗音及古韵之音，则只取初中声作字，不加影母……”
可知，《通解》之“俗音”的来源是《通考》的俗音，即《译训》的俗音。《通解》之“今俗音”是崔世珍亲自听到的当时的现实音。至于入声韵字，他的意思就是说《通解》俗音终声依据《通考》俗音用影母
（注：中古汉语中收[t]尾的入声字，在朝鲜汉字音中都变为收）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通解》是承继了《译训》、《通考》系统的韵书。所以左音中的入声韵则与《译训》《通考》《通解》的俗音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如何解释作为同一时代的标记唯独《翻老·朴》右音没有入声韵的记录这一事实呢？这正是上文所述，乃是注音方法上的局限。也就是说，这不是由于对当时汉语的无知和音韵知识的缺乏，而是由于崔氏的右音依据“国俗撰字之法”注音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局限。
如前所述，《译训》的俗音与《通考》的俗音完全一致。时隔60多年之后，崔世珍注意到《通考》只有注音无释义，因而有“一字重出”便“无所适从”的弊病，于是他着手编写另一本书，这就是《通解》。这本书保留了《通考》的体例和代表字，还加上了单字的释义。另外，字的顺序有所变动，还新增补了一些字。在注音方面，增添了崔世珍自己标注的当时汉语音，即今俗音。（注：参见《四声通解今俗音初探》，李得春，《民族语言》1988年第5期。 ）关于左音与诸书的俗音体系比较如下（注：参见《洪武正韵译训的研究》，李崇宁，震檀学报（20），Seoul，1959年。）：
《译训》、《通考》俗音《翻老·朴》左音《通解俗音》
31字母 同同
76韵同76+4=80韵④
主要元音 同同
④在《通解》中，将《译训》的真韵分为真、文韵。所以比《译训》多有“文吻问物”四韵。
这表明诸书的体系大体一致，但也并不完全一致。
左音272 个入声字的标记与《译训》俗音或《通解》俗音不一致的状况如下（注：表格中的例字是在《翻老·朴》入声字中，其标记与《译训》俗音或《通解》俗音不一致的所有的字。《翻老·朴》入声字标记中三者一致以及左音与后两书中的某一方一致而另一方没有俗音记录的入声字不列出。大多数的《翻老·朴》入声字，在《译训》和《通解》中没有俗音的记录，所以可以进行三者的同时比较的例字并不多而很难做出正确的统计。）：
由此可知，《翻老·朴》左音272 个入声字标记当中与《译训》之俗音不一致的有15个字（0.06%）；与《通解》之俗音不一致的有 5个字（0.02%）。还有在《翻老·朴》左音出现的272 个入声字当中《译训》俗音的标记与《通解》俗音不一致的有5个字（0.02 %）。可见左音、《译训》的俗音和《通解》的俗音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各入声韵的终声（辅音韵尾）完全相同。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微小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误记，或受到不同时代的语音影响而造成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入声字在《译训》俗音、《通考》俗音、《翻老·朴》左音和《通解》俗音中一直存在，甚至于入声韵尾
到《通解》（1517年）时期仍然存在。
3、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翻老·朴》左、右音都是用谚文进行注音的，并都是对中国北方现实语音的记录。
第二、左右音的主要差别在于标记方式上，而其音值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第三、左音是依据《通考》俗音制字方式的注音，即利用训民正音初中终声的各性质来进行的注音；右音则是依据“国俗撰字之法”的注音，即为了初学者学习汉语之便，利用当时在朝鲜通用的训民正音初中终声和旁点中与汉语语音相似的音进行的较简单的注音。
第四、当时中国北方的入声韵已没有[－p、－t、－k]的区别， 但仍保留了入声韵趋向消失的过渡时期的喉塞音
的完全消失最早是在1517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