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年来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增加市场调节的成分并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如在政治上，逐步健全了法治，调整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等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单位制改革，城市又出现了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的变革，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群体本身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面，笔者就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变化。
一、身份制的变迁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可以说，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改革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特点是非财产型的，即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不是财产、经济收入的多少，而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指标，包括政治身份的区别，户籍身份的区别，工人与干部身份的差异等等。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改革以后的最大变化就是，原有的身份制度或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出现了重大的变迁，特别是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农民开始突破户籍身份的限制。80年代后，我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被允许进城开店设坊，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务业。起初对农民的放松还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即允许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而从事其它行业，但要求农民还只是在家乡范围内就业，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中去。但是，一旦放开，就很难控制住，农民实际上是既离土又离乡了。到了新世纪的2008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总数甚至达到了1.5亿人之多，其规模之宏大确实惊人。农民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农民企业家”，甚至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虽然有人还叫他们是“农民企业家”，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决不是户籍体制所能限制得住的。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中，以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为标志，对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采取了更为积极推进的政策，将城乡居民的身份平等作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
第二， 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变迁。我国改革以前的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体系是单一经济成分的产物。改革使我国的经济成分多元化，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等经济成分的发展如雨后春笋；改革也使得人们的收入多样化，工资收入、股份、证券收入、房地产收入、单位外收入等等花样繁多。这样，由官定的工资级别在巨额的财产分层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这种级别分层也就难以支撑其所谓“本位”体系了。同时，它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在计划经济下，政府部门掌握着诸方面管理的最重要权力，因而各级政府官员自然成为全社会的核心群体。近年来，计划经济已经全面让位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过去控制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经济指挥权有所削弱。随着政府各种权力的逐步下放，官员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独占据着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而只能与市场分享权力。再者，市场的发展也直接改变着过去的官员等级身份制度。在过去，我国的每一个经营单位都有一个级别，如科级企业、处级企业、局级企业等。然而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地位的高低只能以其资产、产值、利润的地位来评价。而这种地位的高低是市场竞争、经营效益的结果，决不是由上级预先可以封许的。面对市场竞争，官定的级别越来越失去意义。一些原来官定级别很低的企业，一跃而成为有亿万资产的企业，这使得原来的等级分层次序被打乱了。
当然，30年来，官本位机制的变迁也并不仅仅是单向度的变化，在某些方面，官员级别、身份也有强化的现象，比如，90年代末以来，随着政府财政税收的大幅度增加，官员的级别、身份在分层中又有强化的趋势。但是，如果从政府与市场的总体关系看，资源转向市场，社会分层更为多元化而不是单一的“官本位”化，这样的总趋势还是明显的。
如何评价“官本位制”的这种变化呢？应该肯定，这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虽然行政级别的分层体系曾起到了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束缚是相当严重的。一切权力甚至连经济的管理权均集中在行政管理者手中，这大大阻碍了民众积极性的发挥，并最终造成经济发展滞后的状况。在单一的行政级别体制下，“当干部”成为全社会普遍向往和追求的目标。这极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它使得人们都争相挤入干部队伍，结果，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政府机构臃肿、干部队伍过于庞大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一方面，它成为社会的沉重包袱，每年耗资数以千亿计的行政管理费用，已使经济尚不发达、人均收入较低、贫困人口较多的我国力不胜负；另一方面，干部中冗员过多造成了行政效率大大下降，人浮于事、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纪律松弛、惰性十足，这些现象在不少行政机关中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分层机制的这种变化，使干部身份不再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会有助于精兵简政和全社会效率、效益的提高。
第三，“档案身份”已被突破。改革以前，绝大多数人几乎终生在一个单位就业，人们在单位之间的调动十分困难。难以调动的体制上的原因在于一套特殊的档案管理制度，或称作档案身份制度。“档案身份”是人才“单位所有”的重要基础。市场改革以后，在劳动就业出现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人才的“单位所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自此，没有档案的就业成为并不罕见的现象。随着多种经济类型单位的出现，档案身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使人们在就业时不再为档案身份所困，社会上也出现了负责保管档案的“人才交流中心”以衔接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所以，档案身份对于城镇就业者的束缚已大大松解。
流动为社会带来了活力。曾有人估计，在美国全部GNP的创造中，有三分之一来自社会流动的贡献。对于我国的统计虽然还没有，但是，深入分析我国改革近30年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就不难发现社会流动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第四，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分层、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文凭、学历就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中央在制定干部提升的标准上也强调学历的重要性，没有高等学历的一般都得不到提升。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正式恢复了学位制度，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等一系列学位体制，90年代以来又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技术证书制度，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证书等等。在新世纪里，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证书愈来愈成为区分社会地位的新的依据。
第五，产权的“排他”作用更为突出。从本质上看，中国严格户籍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因为阶级体系和所有权体制被打碎了，户籍等制度成为取代阶级和所有权而维持社会秩序、资源分配秩序的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财产集中在政府手中或公共占有的程度有所降低，民间占有财产的份额和数量增长均十分明显。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多种所有权成分的各种企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间拥有财产的形式也多样化，比如，住房体制改革以后，私人拥有住房的现象已经变得极为普遍。根据建设部前副部长宋春华提供的数据，我国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经达到82%，这个比率超过香港的53.6%和美国的69%。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明确提出对于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给予平等的保护。10月15日胡锦涛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所有这些条件的促进下，可以预期，财产会逐渐成为显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财产所有权制度地位正在逐渐上升，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维持秩序的首要制度。
从世界各国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解体，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我们遇到的尴尬处境在于，在我国打碎了阶级体系的时期，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但是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
当然，身份制度毕竟在我国奉行了几十年，其变迁也会遇到重重阻碍。在中国这样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里，任何一种变迁或改革都必须考虑到循序渐进的特点。尤其是身份制度，其变化滞后的特点是十分突出的。在新世纪初叶，身份制变迁滞后的特点也触发和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目前，比较突出的是作为“社会惯性”运行的户籍体制与新的社会群体关系之间的矛盾。需要着重解决的是三方面问题：
第一，城乡之间二元分隔的体制问题。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即需要对于城乡居民的身份关系作出重大调整。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但是，他们由于没有作为“社会惯性”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即当工业化实现时，城市化也在全国普及。相对于我国近30年来突飞猛进的工业化发展而言，城市化发展特别是城市户籍改革是滞后了一些，这样一个与主体社会运行脱钩的、被戴上农村户籍帽子的巨大农民群体的户籍问题就凸显出来。
第二，城市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中上层提出了明确的权利要求。近年来，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要求取消就业中的户籍限制的呼声甚高，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人口、企业主等要求得到城市的正式户籍身份。在此种呼声之下，政府管理部门也作出反应。公安部提出，允许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户籍改革实验。实验的基本原则是：当地需要，当地受益，当地负担，当地有效。例如，前一段上海、广州推出“蓝印户口制度”，外来人口取得当地蓝印户籍后，符合在该地生活、工作一定期限的规定就可以申请该市常住户籍。北京市人事部门也对于流入人才的户籍管理做出了比以前更为宽松的调整。浙江省提出在全省打破城乡户籍壁垒，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建设一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广东省也表示，争取在条件成熟时全部取消农业户口。
第三，残存的户籍身份利益所引发的矛盾有所激化。与30年前相比，今日中国户籍身份的利益范围已经大大收缩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残存的领域。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不同户籍身份的人高考分数线和录取比率不一样。在新世纪里，这方面的利益冲突显得尤为激烈。在每年春季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考分数线的户籍差异问题已经作为两会提案正式登场。在讨论中，不少人抨击高考录取中的“户籍优越”、“户籍特权”，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高考分数线的户籍特权和户籍歧视。他们主张全国性大学的录取应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给予不同户籍的人以一律平等的录取权利。笔者以为，此种讨论会将成为身份分层进一步解体的催化剂。
二、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
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候政治地位比经济地位重要，人们之间有较大的政治地位差异，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功能，政治斗争激烈，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地位的重要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地位的重要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换言之，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
体制转变的起点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新政策。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12月13日作了相当于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①(P142)邓小平讲话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成为启动中国改革最初的动力之一，也成为转变社会分层机制的重要力量。该政策在转变分层机制方面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功能。
首先，这是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公平基本原则的重大变革。1949年以后，国家政策的基本导向是寻求经济上、财富分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均等化。从理论上看，这属于“结果公平”的原则，即认为只有在经济资源分配的结果上，人们得到了大体上相近的份额，这才是公平正义的。如果人们得到的结果很不相同或者差距很大，不管是什么原因，那都是不公平的。而三中全会启动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从理论上看，属于“机会公平”或“程序公平”的原则，即认为，结果的均等化并不是真正的公平②(P267)。因为，付给贡献大的和贡献小的人一样的收入，那反而是不公平的。真正的公平正义应该是给人们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设立平等的竞争程序。这样，虽然在经济收入的结果上人们得到的不一样，但是，让贡献大、付出劳动多、有竞争力的人多得一些，让贡献小、付出劳动少、低竞争力的人少得一些，符合“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这才是公平的。所以，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的讲话，是共和国在公平正义理论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正是这样的变革最终导致了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大变迁。
其次，“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是一种作为基调的、最为基础的政策，以它为基础形成了一组政策群，在这组政策群的作用下，最终改变了社会分层结构。这也体现了在中国场景下，政策变量给予分层结构重大影响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即政权机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重大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上，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局面，政策对于全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可以改变社会分层结构。
最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政策是每一个老百姓最容易理解的改革内容。我国的改革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涉及到了党政军民学的各个方面，但是，最让老百姓体会深刻的、与老百姓过日子联系最密切的，还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政策。这一政策尤其与改革以前形成了强烈反差，过去的政策是批判个人致富，改革后的政策是鼓励个人致富，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争取多收入、争取早致富成为广大老百姓最为现实的奋斗目标，所以，这项政策对于在亿万老百姓中启动改革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这一“基调理论”的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原则和具体政策，最终改变了原来的政治分层机制，塑造了新的经济分层机制。这些具体的政策内容十分广泛，下面仅列举其中一些方面为证。
在农村政策方面，从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从事家庭副业，鼓励和扶持农民增加个人收入，到后来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最终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较重要的中央文件包括：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纪要》，提出了推行包产到户；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家庭经营，鼓励农民承包果树、林木、荒山、荒地；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放开农产品价格，推进商品市场。在城镇的政策方面，从1980年开始，企业普遍地实行了奖金制，开始了“打破大锅饭”的试验，取消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鼓励多劳多得，计件工资、承包制、包干制等在企业中流行起来。在改革的形势下，逐步形成了企业的工资奖金由企业自行决定的机制，不少劳动者、工作人员从奖金中获得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基本工资。同时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适当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承认雇工的合法性，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由此，中国大陆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此外，对外开放，大力引入外资、外企，三资企业经济所有制的变化和就业方式的变化，也成为分层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转型以后，到了90年代，经济分层的机制已经基本稳定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更加促成经济分层的。比如，在所有制方面，鼓励多种所有制并存，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又如，在收入分配方面，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即个体经济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收入、资本收入都是合法的。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明确提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20世纪90年代初期，自邓小平同志南巡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大大加快了引入市场经济的步伐。具有重要标志性的政策变量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导致资源在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人群中配置的数量、内容和方式均发生重大变化。仅以土地资源的配置为例。自1990年国务院第55号令《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规定条例》和1992年建设部第22号令《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实施以后，我国城镇土地的出租、批租就合法化了。从此房地产业迅速发展起来，而在社会分层中的富有集团房地产集团和房地产商业也迅速成长起来。房地产市场化以后，房产和地产资源的配置与过去分配房屋时期资源的配置有了本质的不同。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后房地产商才能够占有土地，然后才能盖房子。说是房价，实际上大部分是土地价格。新世纪以来城市住房价格暴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价格暴涨的结果。那么，高涨的土地价格的收益被谁拿去了呢？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的报告：土地增值收益的40%～50%被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开发区、外商投资公司拿去了③。所以，新的资源配置的机制在塑造着新的社会群体的分层。除了土地以外，其他一些资源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资源、一些矿产资源、医疗资源等等，在90年代急速的市场转型中，也都出现了类似的配置倾向。新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法律和法规进一步固化了业已形成的经济分层机制，比较重要的法规如2007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十分详细地阐释了法律对于国有、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所有这些法律、法规成为新的经济分层的制度保障。
总之，改革以前和以后，中国大陆社会分层的机制和内容有本质的不同。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分层十分明显，人们的地位高低不是由经济因素决定，而是由政治因素决定。而在市场引入以后，政治因素作为地位差异的区分标准逐渐弱化，经济分层取代了政治分层。这应该是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三、贫富差距的扩大
既然是经济分层取代了政治分层，那么，进一步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经济分层或经济分化达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我国的贫富差距目前达到什么程度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许多了，这一类的问题在社会上也普遍受到关注。无论是学者的报告、统计部门的数据还是老百姓的感性认识，目前大家比较一致的共识是：现在我国的贫富差距是偏高的，而且改革30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是处于明显扩大的趋势之中。
总的来看，贫富差距问题的出现与市场的引入是同步的，与经济的急速发展也是同步的。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部分人先富”的口号，其用意在于通过刺激人们致富的心理，来带动全民族的经济发展。我们知道，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的情况是：生产效率与劳动效率十分低下，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原因是当时奉行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政策是一种“奖懒罚勤”的政策，也是一种很不合理的政策。30年来，致富、挣钱成为一种巨大的利益驱动，由此，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时期。所以，在研究贫富分化的问题上，也不能抹杀该利益驱动在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上的巨大的社会功能。
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的。一个国家经济动力不足是个严峻问题，但是，如果追求金钱的动力过大也会成为严峻的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财富成为很多人追求的重要目标。据报载，前一段的一次青年人的网络投票显示，青年人将追求“更多的钱”排在了第一位，占到了投票者的72.68%④。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人对于金钱追求的动力超过了其他很多国家，表现为一种急于致富的大众心理。这对经济有没有刺激呢？当然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迅速膨胀都能够说明这一点。但是，追求金钱的动力过大、贫富的迅速分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功能。
什么是贫富分化的负功能呢？显然，穷人群体与富人群体的差距拉得过大，两者之间的利益失衡，会造成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当前，此种利益失衡有多种表现，比如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失衡，在国企改制中获得利益的群体与丧失利益的失业下岗群体的利益失衡，以及在城市拆迁改造、工程项目移民中的利益失衡等等。总之，贫富分化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刺激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对于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问题，社会学界是如何解释的呢？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从市场转型的角度去解释，即认为，改革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主导的社会，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完成的，而是通过政府的组织管理进行调配，比如，房屋是分配的、工资主要由国家调整的等等，其结果是以“平均主义”、“均等化”为特征的收入分配结构；改革以后，由于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等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市场完成的，而市场是不讲情面的，市场主张优胜劣汰，自然会产生很大的不平衡和分化，资源获得的差异逐步拉开了距离。当然，社会学家也指出，我国的市场体制还处于初建阶段、还很不完善；而且市场只是分配的一个环节，在市场体制完善的国家，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还会有多种环节，比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机制等等，对于分配进行再调节，最终实现平衡发展。所以，我国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引入了市场机制，而在于市场体制还有待逐步完善。
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贫富的分化当然会造成社会关系的紧张，笔者曾使用“社会结构紧张”的概念说明此种状态。但是，社会结构紧张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就一定会激化或爆发。笔者以为，贫富差距引发社会矛盾的机制比较复杂，其机制具有“间接性”、不具有“直接性”，也就是说，不是贫富差距扩大了就一定会引发社会冲突。即使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如果贫穷群体和富裕群体相互之间没有舆论上的相互对立，特别是，如果没有与其他因素或环节相连接，两个群体也可以相安无事的。比如，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但是，在美国，巨大的财富分化本身并没有直接引发社会冲突。中国社会也是这样，虽然历史上也有农民起义与革命或冲突，但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穷人与富人也可以和平相处。
笔者以为巨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是一种客观结构，它确实使得发生社会矛盾有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矛盾是否出现或是否激化，那还要看另一个环节，这就是“公正失衡”。“公正失衡”说的是一种民众的主观心态。也就是说，当贫富分化与“不公平”、“不公正”没有什么关联时，当人们认为贫富是一种合理的竞争结果时，它与社会冲突就没有什么关系。比如，全世界的首富比尔·盖茨每年的经营收入达到上百亿美元，与一般美国人的收入不啻天壤之别，但是，没有人认为不公正。比尔·盖茨不仅与穷人相安无事，而且还受到穷人的赞誉，因为，他每年拿出超过半数的经营收入做慈善事业的捐款。
只有当贫富分化与“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相关联的时候，才真正会激化社会矛盾。所以，仅仅回答穷人和富人占有多少份额没解决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贫穷”、“为什么富裕”，老百姓对于贫富的看法如何，认为它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在结构紧张的客观环境下，如果很多人或社会公众将贫富差别归因为“社会不公”，这就是“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在“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下，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笔者以为，我国近来发生的诸多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正失衡”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改革应更加关注社会公正问题。如果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社会各个集团都会不满，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改革30年以来的经验证明，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改革，政府的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所有的体制变迁，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所以，缓解贫富差距的状况最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做出调整。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我们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果仔细考察中央文件的话，1992年10月中共中央十四大报告仍然使用的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说法，到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才第一次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使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表述。中央的十五大继续沿用了这个说法。在中央的十六大报告中，一方面仍然使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另一方面又使用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说法。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使用了“注重社会公平”的说法。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没有再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而是强调“注重社会公平”，强调“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中央最近还提出，要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的成果。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4年以来，中央在收入分配的政策上作出了明显的调整。近来，中央出台的一些重要的具体政策也进一步落实了此种政策调整。比如，中央关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又如中央关于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2005～2007年对农村合作医疗增加中央拨款的决定等，都体现出了在收入分配上的调整。
由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政府主导型的，又由于中央在收入分配政策上的重要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更加注重公平的措施，采取了通过再分配向低收入者转移支付的政策。所以，可以预期，在未来的5～10年中，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会有所缓解，贫富差距的水平会有所调整。
当然，从长远的政策取向看，如果要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以下五个方面的对策不可忽视：其一，城乡关系的调整，中国最为主要的贫富差距还是出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才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出路；其二，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与贫困是孪生关系，所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下岗可以缓解贫困；其三，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这是调节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渠道；其四，通过税金调整，完善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多种调节手段；其五，推进基础教育，以往的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与贫富差距是反比例关系，所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可以缩小贫富差距，随着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社会最终将会步入“橄榄型”社会结构。
四、社会中心群体与社会边缘
群体关系的变化
当我们比较改革以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人群的利益关系时，会发现，社会上的两个重要群体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迁。笔者所说的两个重要的群体就是“社会中心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
中国自秦以来始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毛泽东主席曾说“历代都行秦政治”就是指的这种中央集中管理的体制。中央高度集中管理的结果是形成了中国社会资源高度垄断化与集中化。由于各种资源往往由中央统一调配，因此，越是接近于中心区域的就形成了中心的群体，该群体比较容易获得资源，比如，政府管理者、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同样，如果用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比较，城市居民更接近于中心，于是，城市居民所获资源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如果用大城市与小城镇比较，大城市更接近于中心，其资源也大大高于小城镇。同样，级别高的大单位与级别低的小单位的关系等也都可以依此类推。总之，对比任何两个阶层，都可以发现，有一个阶层更接近中心区域，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在相对的意义上，笔者将更接近于中心位置的称之为“中心群体” （或“核心群体”），将更处在外围的称之为“边缘群体”。这种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显得尤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曾一度改变了传统的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关系。对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相当于一个外来物，在这个新的市场体制里面，奉行的是自由竞争和平等交易的原则，它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心到边缘层级分配资源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用图形来表现的话，就是两个资源配置的圆圈：一个是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圆圈，由中心群体和边缘群体的一系列同心圆构成；另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圆圈。从配置资源的数量看，改革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圆圈在不断缩小，市场经济的圆圈在不断扩大。从两个圆圈的关系看，市场经济的圆圈是从外部不断侵蚀计划经济的圆圈。而这种侵蚀，最先是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是从影响社会边缘群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始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之初，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社会典型的边缘群体“农民”，可以到市场上自由出售粮食、蔬菜等农副产品了，这是社会边缘群体进入市场的典型事例。
与上述两个经济圆圈的原理相一致，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明显地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社会边缘群体大量参与到了市场经济中来，并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而社会核心群体（干部、知识分子）参与市场经济却比较罕见，因而他们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的利益也就很少。在第二阶段，市场经济对于计划经济的侵蚀大大扩展，不仅是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就连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也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上述变迁使得社会中心群体（干部、知识分子等）在收入分配中明显受益，而体力劳动者等社会边缘群体在这种竞争中却处于明显的劣势。作为上述经济利益调整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明显感到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干部、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已大大平息，而与此相对应，工人、农民中的不满情绪却有很大上升。
社会中心群体进入市场的社会后果有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从正向作用看，我国一度存在的“脑体倒挂”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从全社会的分配看，高技术、高新产业以及高教育、高素质等因素在财富分配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同时，它也影响了“精英”的配置⑤(P30～31)，即出现了“政治精英”队伍缩小、“经济精英”队伍扩大的局面。这也应看做是正向的变化。
但是，社会中心群体进入市场的负向作用也是很严重的。随着社会中心群体进入市场，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机会大大高于市场转型的第一阶段。很多社会中心群体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利牟取“小集团”的或个人的私利，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公共财产通过各种渠道被转化进私人的“腰包”。
改革以前的“身份分层”之所以不公平，就是因为它是用先天的因素而不是靠后天的努力来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就是因为市场可以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场所，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争取竞争的成功。然而，在市场演进的第二阶段，由于利用公共权利获取市场利益现象的频繁发生，我们原来期待的市场公平却又不复存在了。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一部分社会中心群体实际上又在构筑一种“新的社会身份群体”。这种现象侵蚀着新的公平机制，这实在是历史的倒退。
近来，在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关系上，中心群体占有社会资源的特征显得愈来愈突出，无论是就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比较，还是用大城市与小城镇比较、用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比较，都会发现边缘群体与中心群体的差距日益扩大。这种现象与20世纪80年代形成强烈反差，当时，曾经出现过下级部门比上级部门有钱，小城市聚财相对而言比大城市容易，农民比工人更有生财之道，低教育的比高教育的更会赚钱。虽然，当时边缘群体占有资源的现象也很不合理，但是，现在完全反过来，边缘群体利益严重受损，农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甚至农村凋敝，也是颇为严峻的问题。所以，在现阶段应特别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利益受损的情况，要特别突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建立能够覆盖社会边缘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制。
五、新社会阶层的形成
以上比较多地谈的是社会分层制度、机制、分化程度、群体关系的变化，社会分层的变化当然也突出地表现为各个阶级阶层自身的变化。改革前，中国阶级阶层的特征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主要是四个大的“社会聚合体”：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改革30年来，这四个大的聚合体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农民群体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职业分化，到2006年农村户口的劳动者总数为4.809亿人，其中，有1.468亿人在乡镇企业中劳动，实际上已经属于工人而不属于农民了，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约束，在身份上还被视为农民。还有一个巨大的农民工群体，远距离流动到中型、大型城市去打工，人数也超过1亿，尽管对于这部分人从来没有过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此外，农民中有2147万人从事个体经营，还有一部分成功者自己当了老板，甚至经营比较大的企业。所以，真正种地的农民，在今日中国农村户口的劳动者中已经不足半数了。其次，工人队伍也有很大变化。今天，中国可以说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体力劳动工人阶级队伍。当然，这支队伍也是分化的，概括地说，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具有城市户籍的工人，第二种是农村中的工人，即上面所说的在乡镇企业劳动的工人，第三种是流入到中型、大型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改革以前的工人几乎清一色地是具有城市户口、在国营、集体企业里面工作的人，而今天这种持城市户籍、从事直接生产操作型的体力工人的人数和比例都大大下降了。体力劳动的位置大部分被外来农民所取代，城市户籍的劳动者大量进入到非体力型的“白领”工作岗位上了。再次，干部队伍也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改革以前，干部队伍被大大泛化，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均被视为国家干部。改革以来，随着推进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管理者逐渐与国家公务员队伍相脱离，国家公务员队伍的管理也逐步规范化。国家公务员专指在各级政府机关中行使国家行政职权、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国家公务员队伍经历了几次精简机构的改革，同时也建立起了国家公务员的考试制度。在30年的改革中，国家干部或公务员也曾经经历了潮起潮落。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随着市场化浪潮的兴起，一度出现过大批国家机关干部“下海”的现象。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一方面，曾经下海的又有回归的现象，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干部、国家公务员的角色，又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们激烈竞争的位置。最后，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改革以前，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政治分层时期，曾经一度出现了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局面，所以从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大力强调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理论。从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多次颁布文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尽管8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脑体倒挂”的局面，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是3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最大的变化。在新的阶层中，最突出的是两个群体，即个体户和私营业主。新的社会阶层当然不只是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为什么要特别突出地讲到这两个群体呢？笔者以为有三重原因：第一，这两个群体所参与的所有制模式，都是私人占有的经济模式，这与改革前传统的公有制的经济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改革以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第二，中国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改造的对象就是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1956年以后，不仅私营和个体经济基本上消失了，就连私营和个体阶层也被改造为普通的劳动者或职工。所以，改革以后，这两个阶层并不是简单的新生阶层，而是表现为一种再生或复兴的现象。第三，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阶层已经发展为人数庞大的群体，已经成为在中国举足轻重的重要社会力量。
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从中共中央的文件上看，允许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最初是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⑥(P173)当然，这里还没有明确谈到个体和私营经济问题。1980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文件中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可见，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最初动因是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多年积压所造成的城市中大量待业青年和失业人口问题，当然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城市中的社会服务、经济服务网点严重不足的问题。所以，最初对于个体经济的鼓励是在城市里，而不是在农村地区。这个阶段，农村的个体或私营经济发展不快，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农民刚刚开始承包土地，人民公社刚刚开始解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还不突出。第二，当时中央在政策上还不允许雇工，有些农村地区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私营经济，但是企业主还不敢公开承认雇佣了工人，这样，在当时的官方统计中就一直没有关于农村个体和私营经济的确切数字。
1981年7月，国务院专门为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颁发了文件，即《关于城镇非农户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这个文件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到了雇工问题，文件指出：必要时，经过工商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二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二、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对于个体经济中的雇工问题，虽然措辞还十分谨慎，但是毕竟是打开了允许雇工的大门，承认了雇工的合法性。既然城市中承认了少量雇工的合法性，农村怎么办呢？到了1983年1月，在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在提到农村的雇工问题时指出，要参照1981年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户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来执行。所以，农村中的雇工也具有了合法的依据。由此，个体和私营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当然，此后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比较重要的如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一条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又如2007年3月通过的《物权法》强调了国家对于私有财产和私人所有权的保护等。总之，在政策环境的保障下，我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81年底，全国城乡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182.9万户，从业人员为227.4万人。几年以后，到1986年底，全国城乡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总数目为1342.5万户，从业人员达3545.6万人。关于90年代以后，我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发展情况，参见下面的两个表格（表1和表2）。
那么，私营企业主有多少人呢？2004年的3650670家私营企业，共有投资者即私营企业主9486288人，即平均每家私营企业有业主2.59人。2006年6月4648297家私营企业，共有投资者即私营企业主11841493人，即平均每家私营企业有业主2.55人。如果按照2006年的每家私营企业有业主2.55人的比例计算，那么，2007年中国私营企业业主约有13272750人。1300多万的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社会阶级阶层中一支新生的力量。观察表2中从1992年到2007年私营企业快速增长的状况，可以预计，这支队伍的人数还会继续蓬勃兴起。倘若将前面所述的个体工商户的人数也加在一起的话，如果每个个体工商户仅算有一个业主，那么，2007年共有个体工商户业主约26214000人，即2600多万人。如果再与私营企业主合在一起的话，中国大陆共有私有性质经济的业主将近4000万人。倘若将其家庭成员也视为同一阶级阶层的话，那么，该阶级阶层的人数确实是十分巨大的。总之，这样一支巨大的队伍的产生和发展，是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
鉴于社会结构和新阶层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也在执政的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以期与变迁中的社会结构相适应。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对于“中国共产党章程”做出修改，关于党员条件第一条，从过去的“年满18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年满18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这一修改的意义十分重要，从此解决了长期困扰执政党的关于私有经济业主的阶层能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一修改表明，从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将把新产生的经济精英人士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这对于社会精英队伍的团结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的抽样调查，在被调查的2001年后注册为私营企业的私营企业主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占32.2%⑨(P33)。这样的比例确实惊人。如果观察一下在新世纪里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就可以看到，私营企业主不仅在经济上显示了强大的实力，而且，在政治上也开始崭露头角。据统计，到2005年“全国县级以上人大代表中有私营企业主9000多人，被推荐为全国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3万多人，担任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的有233人（占执委总人数的56.0%），其中担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的有8人”⑩(P13)。
从受教育素质角度看，90年代末和新世纪以来，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构成发生很大变化，这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私营企业主素质比较低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课题组1993年的全国抽样调查(11)(P117)，当时私营企业主的文化教育程度是：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的仅占5.5%，其中仅有0.6%是研究生毕业，大学专科毕业的占11，7%，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毕业的合计占35.9%，初中毕业的最多，占36.1%，小学毕业的仅占9.9%，还有1.0%的人是文盲。这种素质较低的情况到了新世纪则有了彻底的改观。根据全国工商联2004年关于私营企业主的调查报告(12)(P30)，在对2998个有效样本的全国抽样调查中，全国私营业主的文化水平比1993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占20.7%，其中5.7%是研究生毕业，大学专科毕业的占31.1%，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毕业的合计占33.6%，初中毕业的占12.9%，小学毕业的仅占1.7%。这种文化素质水平也大大高于我国在业人员的平均水平。所以，这一时期的私营企业主已经成为社会上的高素质群体。
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也同样有很大变化。1993年的调查证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私营企业主来自农民和工人的比例比较高。农村私营企业主中有53.5%的人过去是农民，城镇私营企业主中，来自工人的占25.2%，来自农民的占17.2%，两者合计占42.4%。那么，新世纪以来，私营企业主主要是从哪些职业、阶层转来的呢？根据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我国私营企业主在开办私营企业以前从事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工作的所占比例明显提高。2004年调查显示(12)(P30)，开业前有15.6%是机关企事业负责人，有10.4%是一般干部，有14.2%是国有集体企业承租承包人，有2.8%的人是村干部，有1.4%是县处级干部，有13.0%是专业技术人员，有10.6%是供销人员。以上这些从事各类管理、专业技术型职业的人占到了私营企业主总数的68%。而2006年的调查证明⑨(P31)，来自干部、国有或集体企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供销员和个体工商户的，合计占私营企业主总数的67.4%。这样的一种职业来源的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改革30年来，私营企业主构成的重大变化。
私营企业主、私营工商层构成的变化以及其素质的迅速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阶层作为一种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突破了我国过去的身份制与单位制的束缚，因而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群体之一。该群体素质地位的提高表明，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中它将发挥更大的正向作用。
当然，所谓新阶层，除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以外，也还有其他一些新的阶层。对于所谓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归纳为六部分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外企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所以，除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以外，在官方的理论概括中，也还有其他四种新阶层。其实，所谓“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与“受聘于外资、外企的管理技术人员”，就其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看，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与社会上其他类型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也是相似的，所以，并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所谓“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在社会上也是人数比较小的群体。所以，改革以来，最主要的和最有特色的新阶层还是私有经济的所有者。承认私营企业主、私营经济所有者的社会地位，这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上也是一种实验，它在未来的发展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注释：
①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A].邓小平文选(1975～1982)[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②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③王平.地根政治：全面解剖中国土地制度[EB/OL].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
④中国青年第一欲望：发财[N].长春：新文化报.2005-07-20.
⑤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R].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⑦材料来源：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主编.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2年～2004年6月[R].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第76页.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R].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民营经济内参.2006-03-31.第30页.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工商总局数据说私企破500万户[R].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民营经济内参.2007-08-17.第24～2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6[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第125页.
⑧材料来源：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主编.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2年～2004年6月[R].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第75页.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R].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民营经济内参.2006-03-31.第30页.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工商总局数据说私企破500万户[R].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民营经济内参.2007-08-17.第24～26页.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社科院报告说私企还存在诸多缺陷[R].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民营经济内参.2006-02-17.第13页.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一） [R].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民营经济内参.2007-03-16.第30～3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6[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第125页.
⑨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二） [R].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民营经济内参.2007-03-23.
⑩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社科院报告说私企还存在诸多缺陷[R].载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民营经济内参.2006-02-17.
(11)张绪武等.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78年～1993年[R].香港：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1994.
(12)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2年～2004年6月 [R].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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