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拉和贝克尔后帝国主义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克论文,述评论文,帝国论文,斯克论文,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历史进入20世纪下半叶，由于原有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亚非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上走向独立且实力日渐增强、苏联帝国的兴起以及冷战时代的开始，使得曾经被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学派广为接受并加以发展（如依附论）的帝国主义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内外部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四股理论思潮，它们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斯蒂安·帕洛瓦的“国际资本理论”、全球化理论，以及理查德·斯克拉(Richard L.Sklar)和戴维·贝克尔(David G.Becker)的“后帝国主义理论”(postimperialism)。①
本文拟对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影响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第一部分综述了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结论，第二部分就西方学术界对于该理论的评价作出一个简短的概述，最后是笔者对该理论的评析。
一、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
斯克拉和贝克尔等人1987年出版了《后帝国主义》一书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他们声称，这一理论是从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引发出来的：(1)列宁认为表示一国对另一国的统治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和战争将会葬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然而，现实并未如此。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了连续的两次世界大战，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却在不断发展，并适应了各种政治条件的变化。为什么会如此？难道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再有效，甚或本来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论？(2)跨国公司的快速扩张和实力成长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一些分析家认为在跨国公司当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与资本主义是同时出现的，不过是资本积累的一种传统的、跨国的形式。另一些分析家却认为跨国公司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现象，它们与早期制度形式的类似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跨国公司把母公司利益置于当地利益之上的趋势加强了公司总部所在的发达国家的统治，因此跨国公司是一种新形式的、适应了后殖民时代需要的、变相的帝国主义。这两种分析到底哪种更加合理？
为回答上述问题，后帝国主义理论首先从分析跨国公司入手，认为跨国公司可以促进各国利益的一体化，可以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资本、市场、技术和其他服务；跨国公司的宗主国和东道国尽管在利益方面有差异，但它们并不是根本对立的，这从当代各国纷纷抛弃意识形态限制、试图与跨国公司建立稳定的经济关系（如合资企业）等方面可以得到说明。这种新的历史环境引发了组织变革，合资企业、国内私人企业、国营企业、半国营企业纷纷出现，并且利益相互交叉，员工随意流动。由此，造成了这些欠发达的东道国的社会精英走向多元化，传统的阶级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③
在该书中，斯克拉和贝克尔首先就欠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构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欠发达国家，传统的资产阶级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官僚和企业管理者这两个阶层已从原来的附属和代理人身份上升到了主导阶层。这种情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尤其是在这部分新的资产阶级与传统的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斯克拉和贝克尔认为，这种争论之所以产生，实际上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很难做出完全划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观念，以便把公司的管理者、博学的专业人才、一流的政治家以及上层官僚理解为一个独立阶级的成员。也许‘管理者资产阶级’(managerial bourgeoisie)这个术语可以使我们提出有价值的思想。由于这个术语明显涉及到私人企业精英、公有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政府官员，因此它比‘官僚资产阶级’或‘国家资产阶级’的说法更加合适。而且，与‘企业家资产阶级’这个术语相比，它更清楚地反映了非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各个部分之间的职责安排。”④
以这一概念为基础，斯克拉和贝克尔认为，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和国际资本进入欠发达国家，这部分管理者资产阶级日益与跨国公司资产阶级(corporate bourgeoisie)⑤通过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勾结在一起；在这种利益关系中，国际资本关心的是进入欠发达国家的市场并获取生产要素，而管理者资产阶级关心的则是国家的工业化和发展。
斯克拉和贝克尔强调，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发展目标，欠发达国家的管理者资产阶级在与各种形式的国外投资相结合的时候，并不一定接受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所设定的道路和模式，而是多数情况下选择了一些混合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投资机构与跨国公司所结成的“伙伴关系”，使得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利益范围不断扩大。他们不断努力吸收那些外国商业伙伴中的资本家和管理者的思想，其中有一部分人还渴望能在更加广泛的商业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普遍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个人生活方式，并拥有精英意识。一句话，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强化了欠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层、技术专家和官僚精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内在趋势。
与通常的认识相反，斯克拉和贝克尔并不认为这部分管理者资产阶级将完全变成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附庸，即变成“买办资产阶级”。他们认为，管理者资产阶级在与跨国公司资产阶级日益勾结的同时，并不会放弃其民族主义原则，而这正是它与传统的“买办资产阶级”不同的地方。斯克拉和贝克尔宣称：“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与国际资本主义机构之间的伙伴策略有可能使人们放弃那些非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所坚持的民族主义原则。……它的自主化的迫切愿望是不容我们质疑的。并且，其民族主义立场的坚定性也绝不亚于任何其他阶级。”⑥
在谈到管理者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原则时，斯克拉和贝克尔批评了在欠发达国家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依附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他们指出：“很多‘激进派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这些国家的时候，都低估了其资产阶级阵营的力量及其历史重要性，也低估了这个阶级的民族主义的连贯性，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败笔。”这些学者没有看到民族主义原则的重要性，并且喜欢使用一个贬义的形容词“买办的”来描述国内的‘资产阶级’，而买办一词是“傀儡”的同义词，也就是完全地依靠并服从。由此这些学者认为：欠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代理人阶级”出现的，它服从于外国的资本主义力量，而出卖了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依附论和后殖民主义学说就是以这样的观念为基础的。斯克拉和贝克尔指出：“这些学说也与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失去了战斗力，因为它们所依据的阶级概念都是不恰当的。”⑦
从跨国公司一边来看，跨国公司资产阶级也有与管理者资产阶级结盟的需要。斯克拉和贝克尔利用赞比亚矿业公司的实际证据表明，那些在赞比亚共和国设立的、由南非和美国控制的矿业公司，更能遵循赞比亚的国家经济政策。实际上，跨国公司并非一种反国家的力量，它们可以适应自己控制下的国家的需要，而且具有服从当地法规管制的趋势。斯克拉和贝克尔把这种趋势称作“本地化原则”。他们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外国投资产生的政治影响并没有破坏这些国家的完整性。而且，外国投资的冲击也没有对它们的阶级关系产生明显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的存在促使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地位上升，使它们成为了当地的统治阶级。因此，外国资本既没有使管理者资产阶级“去国家化”，也没有削弱它的实力，反而使得这个阶级变得越来越有能力在技术、政治和社会方面重新占据和提高它们的统治地位。由此可见，“本地化原则的作用促进了跨国阶级的结合”⑧。
以这种对欠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分析为依据，斯克拉和贝克尔把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实体：公司资产阶级主要以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为基地，其中包括跨国公司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新近的发展中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管理者资产阶级，它也与跨国公司资产阶级重叠在一起。
斯克拉和贝克尔进一步认为，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以及跨国社会力量的出现，世界上的工人阶级将会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直面公司资产阶级，而在新近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则会直面管理者资产阶级。如果特定的发展中国家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舞台转变的趋势维持下去的话，那里就会出现公司资产阶级的本土组成部分。从长远来看，如果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继续维持下去，公司资产阶级也许有希望取代管理者资产阶级而成为统治阶级。当然，“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作为统治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存在必定意味着某个特定的国家会易于接受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则，那将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正如坦桑尼亚的情况表明的，人们也可能选择反资本主义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策略”。⑨
众所周知，列宁曾经明确指出过：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特殊产物。针对列宁的这一说法，斯克拉和贝克尔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战争“这种危险已被排除，这要归功于伴随多国企业的成长和扩张而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统治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把世界事务中的权力组织起来的依据，越来越是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已经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因此，斯克拉和贝克尔宣称，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后帝国主义时代。⑩
二、学术界对后帝国主义理论的评析
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和批评。《激进历史学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曾经发了一期专刊（1993年秋季号，总第57期），来讨论后帝国主义理论。总体看来，对于后帝国主义理论，拥护者有之，批评者也大有人在，而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以下观点。
在赞同者这一边，塞尔·沙茨(Sayre P.Schatz)通过运用他所说的“社会化适应”理论进一步拓宽了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在面对各种问题时，曾经并将继续采取一些特殊的响应方式，以缓解危机并延长其本身的生命力，这一过程就叫作社会化适应过程(socializing adaptation)。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内部发生变化的过程，但如今正在出现一种全球性的趋势。
沙茨的分析源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看法，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自身的灭亡。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反而繁荣依旧。这导致一个问题：马克思预言的失败是简单归咎于其基本思想的错误，还是说存在其他的解释？沙茨认为是后者，而这个解释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适应过程。沙茨说：“资本主义一直保持其活力的原因是，它有一种能力……当遭遇严重功能失调时它通过减轻和弱化这个基本矛盾的方式来加以适应。由于延缓的缘故，资本主义已经间歇性地、不太完全地适应了它的决策体制。”(11)
沙茨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适应过程有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它使生产体系社会化或集中化，从而使得政府对经济决策、经济活动施加社会影响与控制成为必要；这种约束和限制阻止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机能障碍的恶性发展；第二，这些适应性的变化倾向于最小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调适努力往往见好就收。面对来自各方利益的压力，政府的政治反应倾向于稳健而适度，从而确保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不受到威胁；第三，社会化适应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更进一步的措施总是需要的，而资本主义恰恰注意并做到了这一点。
沙茨进一步把社会化适应理论扩大到全球水平。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性的不协调表现为在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的同时，“构成世界生产体系的无数单元却在相对狭隘的基础上，继续受着狭隘的目标的引导和治理”，由此造成了南北问题的复杂性。这一问题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生存。“为了回应这些生存威胁，整个西方政治经济体系正在全球规模上展现出一种社会化适应过程，其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扩张对世界经济秩序的社会化控制。”(12)这种社会化控制包括：全球治理日益加强，单边主义行为越来越不占优势；政府间合作协商加强，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了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援助在逐步提高。因此，沙茨总结说：“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一些突变之外，世界资本主义的社会化适应总体记录尽管有一些严重的不满和倒退，但它仍然有效地运行着，并足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只有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表现出摇摆动荡，威胁到第三世界对此秩序的依附时、全球社会化适应才会面临退步的威胁。”(13)
另一位赞同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者杰夫·弗里登(Jeff Frieden)首先极力称赞了斯克拉和贝克尔的理论。他认为，后帝国主义理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国际资本主义以及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而使得阶级分析方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因此，“与绝大多数‘依附论’和主流方法不同，后帝国主义理论在对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认真地分析了欠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形成动向。毫无疑问，他们这种方法使得后帝国主义理论面目一新，并更加令人信服”。(14)
然而，杰夫·弗里登也指出了后帝国主义理论需要弥补的几个不足。首先，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概念即管理者资产阶级，是否真的能够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尚待深入探讨。因为：“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其他阶层的力量相对有所下降，但是，即使是最发达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管理者资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没有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它的重要性和统治力(hegemony)必然会继续不断地增长。”(15)其次，后帝国主义理论对于阶级关系的界定，强调更多的是“权力关系”、“阶级意识”等因素，而不是生产关系。例如，贝克尔和斯克拉对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定义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政治权力关系和社会控制关系方面，他们也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因此，后帝国主义理论存在着“简单地用所谓的政治决定主义来代替经济决定主义”的倾向。最后，管理者资产阶级到底是倾向于民主政治还是威权政治？后帝国主义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模棱两可，表述也前后不一致。
此外，杰夫·弗里登还给后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要求这一理论在案例研究中应该追求更大的部门样本。在《后帝国主义》一书中，斯克拉和贝克尔依据的案例研究仅仅涉及到了第三世界的采矿业这个特殊部门。二是要求这一理论在案例研究中应该顾及地理差异。在论证后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斯克拉最深入地研究过的国家只是赞比亚，而贝克尔只研究过秘鲁。显然，这两个国家是否具有代表性，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基思·海恩斯(Keith Haynes)用墨西哥革命的实例探讨了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和后帝国主义趋势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资本主义与国际关系的分期问题，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等概念进行了认真分析。他认为，斯克拉的研究摆脱了传统的方法，同时对两个现象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一是跨国资本主义通过建立和平解决列强冲突的机制，破坏了帝国主义的基础；二是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兴起，在调节和阻止宗主国与外围国冲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基思·海恩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把后帝国主义当成了帝国主义的一种类型。他认为，当地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经济竞争和文化竞争在历史上决定了统治精英们的全球意识，并因此决定了国内社会关系和国际社会关系的局限性和能动性，并产生出不同的帝国主义。一是殖民主义，这是最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刚刚形成时的帝国主义形式；二是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它的范围仅限于竞争性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三是投资帝国主义，即向非工业化国家投资，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公司资产阶级；四是超帝国主义，其特征是在全球范围内满足公司资产阶级的需要；五是后帝国主义，即在全球创造一个由管理者资产阶级掌控的“国际寡头政体”，其目的是捍卫跨国公司资本主义的利益。(16)
亚历桑德罗·科拉斯(Alejandro Colás)在其《全球化的阶级统治》(17)一文中进一步讨论了后帝国主义理论，尤其是该理论所涉及的跨国阶级的形成理论。科拉斯的态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他认为，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仍然在特定的国家之间以及它们的内部不断地制造着社会分裂和政治分裂。这些分裂所采取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形式；并且，我们既可以把它们看作与全球化相关的过程的起因，也可以看作这一过程的结果。换句话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阶级对立的表现，阶级既是全球化的主体，也是其客体。
从这种立场出发，科拉斯指出，后帝国主义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它仅仅把阶级当成了全球化的主体，认为全球化是“管理者资产阶级”在共同管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所采用的战略安排的产物。“它把全球化解释成一个由国际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发动的过程；这些统治阶级通过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利益集中……来发动全球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阶级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观作用，并因此低估了客观的生产关系在阶级对立的全球蔓延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18)
由于这一原因，科拉斯进一步指出，后帝国主义理论把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看作一个实质上独立的实体，它自由地决定着自身发展的历史条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这样一来，后帝国主义学者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仅仅让国际公司资产阶级处于跨国公司最高层，就能够让他们获得满足。在他们看来，在国际公司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很少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从而在根本上否认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例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探讨了美国的帝国主义与欧洲、中东的关系，以及这种“集体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附带批评了后帝国主义理论。(19)琳达·卡蒂(Linda Catty)坚持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对后帝国主义提出了简要的批评。(20)保罗·凯伊瑟(Patti J.Kaiser)依据后帝国主义理论讨论了公民社会与多国公司之间的互动。(21)卡尔·帕里尼(Carl Parrini)从为美国当代各种国际政策辩护着手，完全否定当代帝国主义的存在，并借用斯克拉和贝克尔的概念，认为现时代已经是“后帝国主义时代”。(22)此外，迈克尔·哈特和(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其合著的《帝国》(Imperial)一书中所阐发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也与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
可以说，尽管杰夫·弗里登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学者们越来越欣然地接受了斯克拉和贝克尔提出的主张；他们已经厌恶了那些与‘依附性’有关的无休无止的、毫无结果的争论。由于同样的原因，现在，接受后帝国主义论者提出的关于跨国公司观点的人，比十年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人要多出许多”(23)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不可否认，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确实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三、结语
应该承认，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启发意义。首先，他们的理论首次引起了人们对当代跨国公司与阶级关系这一问题的注意，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命运。其次，他们的理论关注的是阶级的对立，而不是国家的对立，这对于扭转长期以来因依附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导致人们过分关注南北国家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而忽视南方国家国内阶级状况的倾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于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常见的说法，即认为全球水平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排除了国家水平上的政治活动存在的可能性，后帝国主义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正如斯克拉所说：“资产阶级的命运——公司的和管理的——有可能是由国内的斗争而不是由那些起来反抗的国家向外国势力发起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来决定的。”(24)
最后，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跨国公司与欠发达国家发展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正如斯克拉和贝克尔所证明的，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存在并不以民族主义的丧失为原则，其与跨国资产阶级的结盟所选择的策略也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大多数是混合的策略。因此，与跨国公司建立起经济关系是可能的，其条件是国家主权不能妥协，也不能破坏国家的发展目标。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活动是不是在向帝国主义“投降”，实际上几乎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选择的政治经济战略和政策，以及国内的阶级动态，而很少取决于这个国家是接受还是排斥国外资本。
当然，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也存在不少理论上的失误，也有许多模棱两可之处，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1.后帝国主义理论对国际冲突的看法有待深入讨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国内社会主体与发达国家跨国主体之间的辩证互动的时候，后帝国主义理论首先关注的是管理者资产阶级的作用。管理者资产阶级通过调节国外的资产阶级与国内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以削弱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之间的冲突。由于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壮大以及跨国公司更加严格地坚持本地化原则（这意味着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尊重），特定国家的发展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的紧张局势将趋向缓和。可见，在方法论上，斯克拉和贝克尔的主张与考茨基在20世纪初提出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在考茨基看来，随着生产过程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不断加速，各个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将会趋向缓和。这一观点遭到了列宁的激烈批评。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真正变成国际资本主义之前，其内部矛盾只能导致它自我毁灭。尽管列宁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历史状况的考察，以及对于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但仅仅凭着短短一个世纪的历史，就断定列宁的观点完全错误，也有过于匆忙之嫌。反过来说，后帝国主义理论凭借其对特殊行业（采矿业）、特殊国家（赞比亚和秘鲁）的考察，就得出“后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的结论，似乎也嫌太早。
2.后帝国主义理论的阶级概念值得商榷。正如杰夫·弗里登指出的，斯克拉和贝克尔等人认为“第三世界”的阶级结构更多地是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这种说法导致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线条变得模糊不清，存在着简单地用政治决定主义来代替经济决定主义的倾向。由于对阶级概念定义不准确，导致了后帝国主义理论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阶级理论相提并论；而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似乎也就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说服力了。在我们看来，与其说斯克拉和贝克尔所说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倒不如说它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为好。
3.后帝国主义理论关于跨国资本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论述有模棱两可之处。斯克拉和贝克尔断言：“在后帝国主义的世界里，是通过意识形态方式和政治手段的保障，资本才获准进入了‘外围’。”这样的说法容易让人误解。如果他们在这里表达的全部意思是指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在资本进入“外围”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客观事实。但是，如果他们指的是资本只有完全地依靠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作用才能进入“外围”，那么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中心国家的资本进入外围国家，首要的动机是经济利益，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进入外围国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资本能够为外围国家带来某些经济的、技术的和管理的利益。因此，后帝国主义在这一点上颠倒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4.后帝国主义理论并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即跨国公司与管理者资产阶级的结合，到底是增强了威权政治的影响，还是推进了民主政治。对此，斯克拉和贝克尔同样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斯克拉的回答是，管理者资产阶级“已经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倾向：寻求各种形式的政治垄断的庇护，例如一党执政的政府和军政府”(25)；贝克尔则声称：“因为管理者资产阶级的统治并非狭隘地为自身服务，所以，它不需要依赖于强制性的力量；而且，它还能够与正式的民主政治相共存。”(26)这种相互矛盾的说法，说明了后帝国主义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
当然，尽管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存在以上这些不足，但它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特定时代，就已经对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给予了高度重视。例如，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大本营即英国的工人时，就曾明确指出：“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27)如何理解这些表述，特别是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辩证地阐发透过这些表述所表达出来的观点，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理论探索。
注释：
①可参看罗纳德·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1页。
②David G.Becker and Richard L.Sklar,etc.,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Boulder &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87.
③David G.Becker and Richard L.Sklar:"Why Postimperialism?" In David G. Becker and Richard L. Sklar,etc.,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 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Boulder &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87 .pp.1-18.
④⑥⑦⑧⑨⑩(24)(25)Richard L.Sldar:"Postimperialism:A Class Analysi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Expansion",Comparative Politics,9,1 (1976 ):75-92 and in David G.Bocker and Richard L.Sklar,etc.,Postimperialism: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Boulder &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87 .p.19-40.
⑤指工业国家的管理者资产阶级，其中一部分为跨国的管理者资产阶级。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为了与欠发达国家的管理者资产阶级相区分。
(11)(12)(13)Sayre P."Schatz:Socializing Adaptation:A Perspective on World Capitalism",World,vedelopment ,11,1(1983):1-10 and in David G.Becker and Richard L.Sklar,etc.,Postimperialism: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Boulder &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87 .p.161-178.
(14)(15)(23)Jeff Frieden:"International Capital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Comments on Posfimperialism",in David G.Becker and Richard L.Sklar,etc.,Postimperialism: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Boulder &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87.p.179-192.
(16)Keith Haynes:"Capitalism and the Period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lonialism,Imperialism,Ultraimperialism,and Postimperialism",Radical History Review Issue 57,Fall 1993.
(17)(18)Alejandro Colás:"The Class Politics of Globalisation",in Hazel Smith and Mark Rupert (e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sation,Roufledge,'2002.
(19)Samir Amin:"U.S.Imperialism,Europe,and the Middle East",Monthly Review,November,2004.
(20)Linda Carty:"Imperialism: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or Present-Day Phenomenon？" Rndical History Review Issue 57,Fall 1993.
(21)Paul J.Kaiser:"Civil Society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Lessons Learned from Postimperialism",Mississippi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ference,Jackson,Mississippi,1995.
(22)Carl Parrini:"The Age of Ultraimperialism",Radieal History Review Issue 57,Fall 1993.
(26)David G.Boeker:"'Bonanza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Bourgeoisie':Peru Under Military Rule",in David G.Bocker,Jeff Frieden,Sayre P.Sehatz and Richard L.Sklar (eds.),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87,pp.66-67.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6卷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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