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研究——对苏、浙、沪投入产出表的动态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入产出论文,服务业论文,制造业论文,关系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主题由来
共生理论(Symbiosis Theory)首先出现在生物学领域中，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按照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1879)的定义，共生是相互性活体营养性联系，是一起生活的生物体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物质联系。事实上，在生命体活动的现实生活中，共生现象从来都不仅仅是生物学的专有名词。早在200多年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从生物现象中探索经济规律，时至今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机制和竞争法则不都是生物现象的完美体现吗？
沿着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判断：经济学家最初对共生现象的探索只是尝试从生物运动规律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规律，而后续的研究者则不断拓展共生问题的经济学适用边界。比如，关于经济组织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关于产业交互融合渗透现象的思索，等等。今天，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较以往更为复杂，信息与通讯技术和各种经济制度的变化不仅促使企业边界的模糊化，而且产业间的交互融合也更为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主体之间原本显著区分的界限正在被密切的依存性质所打破，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形态。同时，经济运行的复杂性还表现在经济主体共生关系的多元化方面，不仅依存在同类产业内部的企业开始朝着产业边缘化的“长尾”方向发展，而且不同产业的企业开始横跨产业边界进入“蓝海”领域。
上述事实表明，共生问题尤其是产业共生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偶然的、特殊的现象，而是一个有可能全面改变经济运行特征、更新经济发展思路的普遍现象。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实践中，理论界忽视了对产业共生问题的研究。我们最初引入西方经济思想的时候，天真地以为完全竞争就是市场经济的真谛，似乎只要实现了完全竞争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我们却忘记了“竞争—效率”的基本前提是竞争双方实力上的对等性。当我们理解到这一点之后，又出现了“一边倒”的倾向——试图通过市场换技术来激发自己的后发优势。然而，这条道路似乎也不成功。今天，强调自主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取得的成绩也越来越多。但越是在此时，我们反而要越发谨慎，因为自主创新不是追求高新尖，而是要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经济能级和竞争能力，即快速改变被动担当制造车间的低水平竞争位势之局面。鉴于此，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加强对产业共生现象的深入研究。
在本文中，我们将集中剖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共生关系。这是因为：第一，从理论视角看，生产性服务业原本就产生于制造业、服务于制造业，并依存于制造业，而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盈利能力的提升更是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辅助，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鱼”和“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共生关系；第二，从全球视角看，近年来发达国家或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大超越制造业的比重，而且，发达经济体依靠这些不断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全球努力营造一个新的‘中心—外围’式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此种情况下，中国被迫卷入其中，正沦落为担当“世界制造车间”的角色；第三，从全国视角看，地区与地区的竞争已不再仅仅体现为单一主导产业之间彼此生产能力、市场拓展能力和税收来源的竞争，而正在表现为不同地区产业间综合协作能力的竞争，其实质就是区域间制造效率和服务效率的共生能力竞争。此外，本文选择长三角两省一市为研究样本，主要是因为该区域既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和开放程度很高的地区，也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比较快速且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的地区。
综上所述，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针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内涵、共生特征进行研究，并界定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三部分以苏、浙、沪投入产出表为依据，在观察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和关联性质的基础上，讨论三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系统的差异；第四部分全面比较两省一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关系的基本特征；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二、理论内涵及研究方法
因产业间共生关系集结而成的共生系统具有多种类别，分析不同层次的共生系统，应该应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在本文中，我们试图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两个独立产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可以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1.产业共生的理论内涵
产业共生是共生理论与产业发展实践相结合的新问题，也是一个新的产业经济理论命题。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胡晓鹏(2008)对产业共生的理论内涵和内在机理做出了精确界定，在他看来，产业共生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广义上看，产业共生指在分工不断细化的前提下，同类产业不同业务单元和不同类产业但彼此具有经济联系的业务单元之间出现的融合、互动、协调关系。狭义上讲，产业共生指同类产业或相似产业的业务单元因某种机制所构成的融合、互动、协调的发展状态。比如，同类、同质的产业业务单元在市场竞争或者发展动力的作用下，同类业务单元也会出现合作或联盟，并通过某种实体的或虚拟的组织中介发生、发展成为产业共生体。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给出了产业共生的三个核心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融合性。与一般的产业融合理论不同，产业共生中的融合关注产业创新及其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互补性连接关系，因此，那些价值活动不相关联的产业间的边界融合现象，并不属于产业共生的研究范畴。从实现方式上看，技术上的互补、产品上的供需、业务单元的组合等都可以促进融合。当然，科技进步可以改变这种价值创造属性，但无论如何改变，共生意义上的融合是以价值共创为基本前提的。
第二个特征是互动性。在产业共生分析框架下，产业间的互动性是产业间共生持续推进的物质基础，也是产业间共生行为的具体体现。比如，当生产性服务业独立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辅助生产和市场流通的支持活动时，制造业不仅可以节约大量资源而专攻于具体生产环节，还可以获得来自于外部专业化的服务资源。同样的道理，生产性服务业也可以分享到制造业专业化的益处。显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这种互动性是互利的。严格意义上讲，共生框架下的产业间互动关系一定是可以带来利益的，但利益的分配在产业间既可能是对称的，也可能是偏离的或非均衡的，这就表明共生条件下的互动关系具有多重的性质，而且这种多重的性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下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第三个特征是协调性。产业共生所重视的协调性是围绕均衡展开的，而且这里的均衡具有多重的协调性。具体来讲，以达成均衡时实现的协调程度为依据，数量协调和质量协调是两个基本层次。我们通常所说的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实质上就是反映“供给—需求”双向连接的数量协调关系的。这种协调性可以通过更高层次目标的设计来完成，如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精确地计算出各个产业间应该完成的数值指标。与数量协调不同，质量协调更为强调协调的效率，比如在确立产业之间达到某种数量比例关系的前提下，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和潜在发展能力是否可以得到最大化的改进。因此，凡是达成了协调性的产业共生，产业发展的能力都将得到进一步改进，这就是质量协调。由此推论，数量协调重视产业间的数值关系，而质量协调则重视产业个体的发展能力。
2.产业共生关系的度量
如何将产业之间共生关系的定性描述转化为量化度量，是有效开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研究的关键。上述分析表明，产业共生背后隐藏着物质能量的传递和交换，这既是共生发生的原因，也是其最终的结果。因此，客观度量产业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就可以正确把握产业共生关系的核心内容。
第一，关于共生系统的界定。根据笔者的研究，产业共生系统可以分为四个基本层次，即以企业部门为共生单元的企业内产业共生系统Ⅰ、以企业部门为共生单元的企业间产业共生系统Ⅱ，以独立企业为共生单元的企业间产业共生系统Ⅲ和以区域产业集群或主导产业群为共生单元的产业间共生系统Ⅳ。其中，企业间产业共生系统Ⅲ以独立产业部门为基本共生单元。由此引申，由独立生产性服务业与独立制造业的相互联系所确立的共生关系，可以看作是企业间产业共生系统Ⅲ，它是一个镶嵌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小系统。而且，该共生系统可以表达为[(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关系)]。进一步看，此共生系统是以独立的产业活动作为连接纽带，通过产业活动之间的融合、互动、协调关系构成了一个密切关联、具有一定开放度的整体。有了这样的理解，在实际的研究中，就需要首先通过开放度指标的测量，观察产业共生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二，关于共生关系的度量。依据前文定义，衡量产业共生关系的定性内涵包括融合性、互动性和协调性三部分内容。与此对应，实证研究中也将分别考察共生“三性”。具体来讲，融合性强调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相互融合过程中的价值共创能力，对此，我们可以运用中间投入率和产业附加值率来分别度量融合程度和价值创造能力，并通过动态关联分析挖掘融合性的内在本质。互动性强调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物质能量交换关系，我们可以采用普通的产业关联指标，如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等来研究。至于协调性，它虽然包含数量协调和质量协调两个组成部分，但我们认为，融合性和互动性的分析中已经给出了数量协调的基本内容，因此，对质量协调的界定是协调性的研究重点。此处，我们将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揭示质量协调特征。
另外，后文统计数据若无特别说明，均出自1997年和2002年上海、浙江、江苏的投入产出表。特别指出的是，2002年投入产出表包括42个部门，1997年投入产出表包括40个部门，两个表对行业的分类有一定的差异。在我们的研究中，生产性服务业统计范围包括2002年投入产出表中的交通运输仓储业、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有时候也被简称为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事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7个行业种类，1997年生产性服务业统计范围将根据2002年具体行业分类选定。制造业统计范围是第二产业中去除采掘业、建筑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共包括17个行业种类。
三、现状分析与共生系统
完整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包括中间使用、最终使用、中间投入和增加值四个部分。从投入产出表中，我们可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规模、发展速度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质等内容。
1.苏、浙、沪生产性服务业现状
利用投入产出表，我们选择相关指标来反映生产性服务业的现状和特征，涉及的指标主要有：
(1)增加值g[，i]，某一产业增加值的大小反映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水平。
(2)中间需求率(
)，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产品有多少作为其他产业所需求的原料，其计算公式为：
以上述指标为依据，我们对苏、浙、沪两省一市进行了统计测算，具体结论如下。
首先，苏、浙、沪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其中，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要快于江苏和上海。
由表1可以看出，1997-2002年间，苏、浙、沪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占所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均表现为上升趋势，而且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占第三产业的比例也是上升的，但江苏和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占第三产业的比例却在下降。这表明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是快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的，且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还快于其他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但江苏和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不如其他服务业增长得快。通过对三地1997-2002年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幅度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浙江是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最快的地区。
其次，上海生产性服务业表现出一种“低附加值、高带动型”特征，江苏和浙江生产性服务业表现出一种“高附加值、低带动型”特征。
根据对中间投入率的定义和解析，我们可以把中间投入率大于0.5的行业称为“低附加值、高带动型”，把中间投入率小于0.5的产业称为“高附加值、低带动型”。依据这一理解，我们可以将行业具体分成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三地中间投入率均小于0.5的行业。此类在三个地区中都属于“高附加值、低带动型”的行业，主要包括邮政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
第二类是三地中间投入率都大于0.5的行业。此类在三个地区中都属于“低附加值、高带动型”的行业，只有科学研究事业；
第三类是三地中间投入率无法明确区别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按照这一分类标准，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子行业表现出“低附加值、高带动型”特征，江苏和浙江的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子行业则表现出一种“高附加值、低带动型”特征。
最后，苏、浙、沪三地生产性服务业中间需求率逐渐降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越来越依靠最终需求的带动。
依据投入产出性质来分析，1997年苏、浙、沪三地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分别为0.817、0.850、0.623，对比2002年同指标数据，可以发现三地中间需求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应地最终需求率逐渐提高，这表明三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动力正逐渐从中间需求向最终需求转变。而且，通过对子行业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国民经济各行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最高的是金融保险业，最低的是房地产业。长三角地区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他部门的需求带动，房地产业的发展则是最终需求的带动。
2.共生系统：开放度依据
开放度是衡量产业共生系统的基本尺度，也是我们了解不同地区产业共生系统差异的首要前提。由于本文研究的产业共生系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产业间的关系，因此，对开放程度的衡量往往需要分产业综合考量。为此，我们将依据贸易理论，通过对比贸易流量与产业产值的关系来衡量产业开放度，其核心思想就是观察某一产业最终产品被其他地区或国家使用和投入的程度。在这里，可以将某一具体区域的具体产业作为一个基点，其他地区或国家作为基点之外的外围点，于是基点与其他外围点之间在该产业产品使用和投入量上的距离，就可以看成产业开放度①。
依据苏、浙、沪共生系统开放度指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三地中，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导向和区域化导向最为明显，制造业则表现出显著的国际化导向；浙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显著的区域化导向；江苏制造业的国际化导向较为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导向特点不明显。因此，共生系统开放程度依次表现为：上海最高，浙江其次，江苏最低。
第二，分行业比较研究发现，交通运输仓储业在上海和浙江均具有明显的区域化导向和国际化导向；上海的邮政业、金融保险业和信息服务业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域化导向，交通运输仓储业、信息服务业具有较高的国际化导向；江苏的交通运输仓储业、信息服务业以及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区域化导向相对明显，没有比较明显的国际化导向行业；浙江的交通运输仓储业具有较高的区域化特征(接近上海的水平)和国际化导向。
四、三地共生关系比较
以投入产出表为依据的产业关联原理是产业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探讨产业间物质、技术联系的重要原理。通过投入产出表，我们不仅可以捕捉到产业之间在技术和供求方面的数量关系，而且能够挖掘出体现共生关系的质化关系。当然，为此还需要深化对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共生含义的界定。基于此，本部分将尝试运用以下方法来揭示和比较苏、浙、沪三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问题②。
1.融合性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是结成共生关系的前提条件，利用2002年投入产出表，我们可以划分出四个基本指标来度量融合程度。第一个指标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率，反映生产性服务业的总投入中究竟有多少来自于制造业的产出；第二个指标是制造业(被生产性服务业消耗)需求率，表示制造业总产出有多少是被生产性服务业消耗的；第三个指标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投入率，反映制造业的总投入中究竟有多少来自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在实践中，它往往被看作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产生影响的形式；第四个指标是生产性服务业(被制造业消耗)需求率，表示生产性服务业总产出有多少是被制造业消耗的，在实践中，这个指标多被理解为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生作用的形式。其中，指标一和指标四是从投入和消耗角度衡量制造业融合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程度，指标二和指标三是从消耗和投入角度衡量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于制造业的程度。具体参见表6。
表6 三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程度比较
制造业投入率 制造业需求率 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率 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率 融合均衡度(投入) 融合均衡度(消耗)
江苏 0.15970.02040.0318 0.2484 5.022012.1765
浙江 0.17240.02070.0431 0.3589 4.000017.3382
上海 0.15740.05340.0554 0.1634 2.8412 3.0599
注：制造业投入率＝生产性服务业中制造业的投入/生产性服务业的总投入；制造业需求率＝制造业被生产性服务业消耗的部分/制造业的总产出；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率＝制造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制造业的总投入；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率＝生产性服务业被制造业消耗的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产出。
由表6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以下特点：(1)三地制造业投入率和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率比较大。从投入角度看，生产性服务业显著依赖于制造业的投入，但制造业却并不显著地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从消耗角度看，生产性服务业也显著依赖于制造业的中间消费，而制造业却不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消费。由此判断，三地融合特性是一致的，即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比较大，但反过来却不成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并不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决定，但它很可能成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2)在三地中，无论是投入关系，还是消耗关系，浙江省制造业融合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程度都比较大，上海则最小。此处，我们还可以用制造业投入率与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率之比反映两类产业在物质投入关系上的融合均衡程度，用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率与制造业需求率之比反映两类产业在产出消耗关系上的融合均衡度，并且这两个指标越接近于1，则越说明两类产业相对融合的均衡程度更强。理论上讲，融合均衡程度越高，表明制造业融合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程度越强，如果接近1，也说明两类产业相互依赖，处于对称性的关系。结果是：一方面相对于浙江和江苏而言，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均衡程度更高一些；另一方面，两类产业在投入关系上的融合均衡程度要高于消耗关系上的融合均衡程度。(3)综合来看，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均衡度更高一些，但这也主要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于制造业的程度略高一些(但相对幅度很小，没有绝对优势)，而制造业融合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程度很低所造成的。对应地，浙江和江苏处于绝对非均衡融合形态，但制造业融合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程度却比较高。因此，我们初步认为：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关系正在向均衡性融合形态转变，即制造业开始出现依赖生产性服务业的趋势。
由于产业共生定义下的融合还包括价值共创的内涵，因此，我们还将尝试构造体现融合关系的价值创造能力。本文中，我们对产业价值创造能力的计算公式作简化处理，即不再考虑地区的资本及其构成情况，而直接按照收入核算的方法，将剔除中间投入、固定资产折旧和劳动力报酬之后的剩余产业产值存量作为价值创造总量。具体公式如下：
依据这一公式，尝试测算两个价值系数。其中，价值系数I表示因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于制造业程度的变化所引起的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变化，价值系数Ⅱ表示因制造业融合于生产性服务业程度的变化所引起的生产性服务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变化(结果参见表7)。结合融合均衡度的理论涵义，我们认为，融合均衡度越高，两类产业间的相互融合的程度就应当更强，由此带来的产业价值创造能力也理应提高。但分析结果显示：(1)在两类价值系数中，上海的表现均不令人满意，但江苏的表现却比较好。这一结果似乎与融合均衡度有反向联系，然而，浙江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外。(2)结合产业共生环境的结论，我们初步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产业共生系统开放度可能是影响融合均衡度对产业价值创造能力作用的重要因素；二是目前所出现的融合均衡现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还没有真正形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互促进的发展阶段。(3)依据上述观点，不难发现，江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系统的开放度是最低的，而上海是最高的。由此，我们认为：在封闭的环境下，江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关系比较好；在开放的环境中，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关系比较差。
表7 价值创造与投入关系的价值系数
价值系数Ⅰ 价值系数Ⅱ
江苏 4.3952.792
浙江 1.7281.435
上海 2.1441.107
注：(1)价值系数I=(2002年制造业价值创造-1997年制造业价值创造)/(2002年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1997年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2)价值系数Ⅱ=(2002年生产性服务业价值创造-1997年生产性服务业价值创造)/(2002年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1997年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
2.互动性
测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性，需要运用产业关联指标，其中，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是两个最能全面体现互动特征的分析工具。
(1)计算原理。通过产业之间相互联结的波及效应，任意一个产业的生产活动必然影响和受影响于其他产业的生产活动。感应度系数表示如果各个部门都增加生产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某一产业部门受此感应而产生的需求影响程度。影响力系数反映了某一产业部门最终需求增加一个单位时对各供应部门的需求波及程度。
同理，若
＞1，表明第i部门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超过各部门影响力的平均水平，越大，对各部门产出的拉动作用越大。由于影响力系数是从消耗部门出发，追溯最终需求变动对各部门产生的波及影响，因此，该指标也反映产业i与各个后续生产部门的联系程度。
(2)统计分析。按照上述基本原理和公式，本文尝试分解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主要计算步骤是：首先，将2002年三地投入产出表覆盖的44个产业部分区隔为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其他产业三个组成部分；然后，将式(4)和式(5)的分子分解成为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的
之和；最后，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都成为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就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作用的感应力和影响力(见表8)。
由表8可以得到以下结论：①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参照系，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均比较显著，这是由制造业与物质生产密切相关的产业特征造成的；②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都不强烈，上海为0.241，江苏为0.226，浙江为0.211；同样地，三地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更为微弱，江苏为0.055，浙江为0.067，上海为0.105。③三地制造业对其他产业的作用比较强，其中，上海为0.344，浙江为0.327，江苏为0.265；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对其他产业的作用则比较弱，上海为0.109，浙江为0.118，江苏为0.123。④三地其他产业对制造业的作用很强，浙江为1.908，上海为1.720，江苏为1.660；三地其他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则很弱，上海为0.241，江苏为0.226，浙江为0.211。⑤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累积作用更强，在三种力量(自身、制造业和其他产业)中，自身力量的作用程度分别是：上海60.85％、浙江53.77％、江苏58.28％；与此不同，制造业自身的累积作用并不强，自身力量的作用程度分别是：上海32.66％、浙江32.26％、江苏35.36％。
综合来看，苏、浙、沪三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并没有形成显著的互动关系。在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因素中，产业自身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在影响制造业发展的产业因素中，其他产业的作用则占据主导地位。
3.协调性
度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性，需要运用共生度指标给予客观反映。所谓共生度，其基本含义是两个共生单元或共生系统之间质参量③变化的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由表9可知：①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主质参量相互兼容，两个单元之间紧密相关，存在较强的共生关系；②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处于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存程度大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存程度，特别是浙江表现得最为强烈；③除了浙江以外，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上海和江苏均出现负增长，尤其以江苏的下降幅度更快，表明上海和江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关系处于非协调状态。
五、结论与启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首先，从效率上看，在长三角区域中，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所形成的共生关系优于上海和江苏。尽管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总量规模都比较大，但在该地区没有形成很好的融合关系，尤其动态协调性欠佳。江苏虽然融合关系比较好，但共生系统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这对于动态协调关系的优化产生了制约性。
其次，从三地共生系统的层次上看，开放度是衡量共生关系广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讲，低开放度往往对应着低水平的共生关系。但这个观点在对内开放的条件下适用，对于对外开放度高低是否对应相应的共生关系，就未必适合。这是因为，对外开放条件下，产业共生关系完全是以市场规律和产业竞争能力为选择依据的，而对内开放则存在政府协调的可能，此时，就不排除因快速推进对外开放进程，迫使本地产业在竞争中进入低端价值环节的可能。
再次，依据三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共生关系的差异性特点，我们认为，产业共生关系从非均衡到均衡是一个过程，最初很可能是生产性服务业强烈依赖于制造业的非均衡共生关系，第二阶段将进入到制造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非均衡共生状态之中，最后一个阶段是两者达到对称共生的关系。由此引申，江苏在第一个阶段做得不好，生产性服务业并没有得到制造业发展所提供的养分，上海则是在第二个阶段里做得不好，目前还没有形成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能力的拓展，仍然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内的强烈互动。
最后，从经验规律上判断，各个地区在营造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时，需要将共生关系的营造放在重点地位，绝不可将两者对立起来，也不可偏废一方。产业的专业化是需要的，但前提是产业服务的空间范围比较大，且没有显著的政策壁垒和地区分割。由此看来，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中，浙江之所以表现得比较好，乃在于省内以市场化推进发展思路切实提高了产业相互融合、互动的能力和范围，而江苏和上海试图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思路，并没有更大程度地提升产业间相互融合、互动的能力，结果自然是浙江的协调性强，江苏和上海的协调性差。
注释：
①在一些文献中，作者用进口额与GDP的比重来反映一国的产业开放程度(Maurice Schiff和Alan Winters，2004)。在本文中，笔者除了要揭示产业开放度与价值创造的联系，还试图探讨区域和产业的贸易流量特征，因此，在指标上采用了较为广义的贸易依存度来间接表示开放度。
②本部分只讨论运用何种指标来进行研究，并不具体展示指标内容和计算方法。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已列出了具体的计算公式。
③依据共生理论，质参量反映着共生单元的内在性质，对任何共生关系中的共生单元而言，存在一组质参量，它们共同决定共生单元的内部性质，在这一组质参量中，各个质参量的地位是不同的，而且也是变化着的。一般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往往有一个质参量起主导作用，称之为主质参量，主质参量在共生关系的形成中具有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