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的比较、启示与对策_cps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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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信息通信技术创新与迭代演进速度不断加快，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呈现出显著的交叉融合趋势(于新东和牛少凤，2011)，[1]这被广泛视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标志。理论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一再证明，每次工业革命都是以重大科技的突破为先导(刘霞辉，2006)，[2]反之重大科技突破则通过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形成工业革命。在本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信息通信技术加速创新并向其他产业快速渗透融合的特征突出，大量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信息通信技术创新与广泛应用促使合作、沟通和信息处理成本大幅下降(Brynjolfsson和Hitt，2000)，并且与企业组织变迁互补进而显著提升生产效率(Zand等，2011)，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经济学家通过实证发现IT投资和高绩效之间没有明显关联的“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已经不复存在。[3-4]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创新进一步加快，并与其他技术与产业加速融合，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Saunders和Brynjolfsson，2009)，全球经济运行的生产投入要素结构可能因此进一步发生重大调整，制造和制造业的经济功能有可能被重新定义，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也可能被重构(黄群慧和贺俊，2013)。[5-6]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加速经济复苏并进一步抢占新产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以制造业为主的刺激政策，推动信息技术与工业加快融合，其中德国的工业4.0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新模式。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企业等纷纷投入力量对这两种模式进行研究和完善，如Blanchet等(2014)、裴长洪和于燕(2014)、芮明杰(2014)、罗文(2014)对德国工业4.0模式的内涵、实践以及对我国制造业的借鉴意义进行了研究，而Berbon和Watkins(2014)、GE和Accenture(2014)、李培楠和万劲波(2014)等则对工业互联网的体系、重点以及对我国两化融合的启示开展了相关研究。[7-13]但时至今日，信息物理系统(CPS)、工业4.0、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等概念层出不穷，学界、业界与政界的认知并不一致，而目前尚未有相关文献对这些基本概念和模式的特征、异同进行系统梳理和辨析。然而，只有对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进行深入分析，掌握以德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本轮产业变革中的施政路径、方向和重点，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两化融合战略，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不断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甚至在某些领域进一步赶超。

       二、工业4.0、工业互联网的提出与演进

       根据工业4.0概念的提出与推进进展，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一是2011年的战略提升阶段，主要完成了从概念提出到国家级战略项目的演化。2011年1月，德国工业—科学研究联盟(Industry-Science Research Alliance，FU)提出了工业4.0战略，认为工业4.0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PS)的第四次工业革命。4月，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的Wolfgang Wahlster教授首次公开提出工业4.0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得到了德国科学与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公司等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认同。11月，工业4.0战略被纳入到《高科技战略2020》行动计划中，工业4.0正式成为德国全国上下、社会各界共同推动的战略行动。

      

       图1 德国工业4.0演化路径

       二是2012年1月-2013年9月的战略框架制定阶段。2012年1月，工业—科学研究联盟的沟通促进小组发起，并在德国博世公司(Robert-Bosch GmbH)的Siegfried Dais博士和国家科学与工程院(Germ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的Henning Kagermann教授的共同主持下正式成立了“工业4.0”工作组，该工作组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工业4.0项目的实施起草综合性战略建议。2012年10月，由德国科学与工程院协调制定的《未来项目“工业4.0”落实建议》正式提交给政府部门，该建议成为2013年建议版本的基础。在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信息技术与通信新媒体协会(BITKOM)、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和德国电气与电子工业联合会(ZVEI)等三大工业专业协会联合设立了联合秘书处，并正式启动“工业4.0平台”，目标是引进和开发技术、标准、商业模式与组织模式。9月，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发布了由工业4.0工作组修订完善的《把握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该报告对全球政产学研各界都产生了重大冲击，成为展望未来生产制造模式的重要窗口，同时也宣告德国工业4.0战略实施框架已经搭建完成。

       三是2013年12月至今的战略落地实施阶段。12月，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VDE)发布了德国首个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意味着工业4.0战略建议方案中的标准化行动方案开始进入实践阶段，也标志着整个德国工业4.0战略开始落地实施。与此同时，德国西门子等公司也同步开展了数字化工厂的全球布局和实验性建设。

       在美国，工业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与推广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12年以来工业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与宣传阶段。2012年年底，通用电气(GE)发布《工业互联网：突破智慧与机器的界限》白皮书，首次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①，认为工业互联网是数据、硬件、软件与智能的流动和交互(Evans和Annunziata，2013)，[14]实际上就是通过先进的传感网络、大数据分析、软件来建立具备自我改善功能的智能工业网络。此后，GE欲在三年内投入15亿美元用于工业互联网领域的研发，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在美国、中国等市场推广工业互联网理念，期待各界认同并加入到这一模式的应用推广中来。二是2014年以来工业互联网模式的应用推广阶段。2014年3月底，AT&T、Cisco(思科)、GE、IBM和Intel(英特尔)等5家企业联合宣布成立工业互联网联盟(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IIC)，意在建立一个致力于打破行业、区域等技术壁垒，促进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融合的全球开放性会员组织。目前，该联盟的成员已从一开始发起成立的5家企业扩展到170家(截至2015年6月20日)，涵盖了大型和小型技术创新者、垂直市场领导者、研究人员、大学和政府部门，以及从事硬件、软件、服务、咨询等业务的跨国企业，如微软、惠普、埃森哲、赛门铁克、美国国家仪器、富士通、日立、华为等。2014年10月，GE在上海发布《未来智造》白皮书，提出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和全球智慧是催生新一轮工业变革、显著提高生产效率的三大核心要素，并展示出其正应用工业互联网提升医疗、航空、能源、水处理、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生产运营效率。

       三、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相似点

       全球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表明，虽然不同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发展中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有所差异，但每次工业革命几乎都为全球工业化进程铺设了大体一致的路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产业发展呈现出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大趋势，德国和美国虽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战略概念、模式和路线图，但在产业发展大趋势下二者必然存在诸多共同点。

       (一)需求变迁是共同的内生诱因。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的持续演进永远是供给侧技术、结构、模式变迁的不竭内生动力，市场需求升级对产业发展技术、模式等方面的升级产生引致需求。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与推广，归根结底都是在围绕新时期消费需求或产业发展需求变迁开展市场竞争新路径的探索。工业4.0的提出主要源于德国国内企业和研究机构都纷纷认识到，在市场需求向个性化、多样化、便捷化等方向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和美国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加速产业转型、模式创新以提升竞争力的努力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而德国制造业正在失去互联网加速创新和应用带来的变革机遇，只有积极利用互联网创新技术加快向个性化、多样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迁，保持或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对此，芮明杰(2014)甚至将工业4.0的本质内涵归纳为针对个性化消费需求而自然产生的新一代智能制造生产方式，[9]而这一沿着需求升级方向产生的新生产方式自然就代表了未来工业发展的方向。在美国，虽然GE从生产效率的角度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与模式，但是这种效率改善却正是当前全球广泛存在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工业发展模式所急需的，也是产业转型升级并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所不断提出的需求。GE在工业互联网白皮书中提出，在未来15年中只要工业互联网推动实现1％的成本节约，航空、电力、医疗、铁路、油气等领域就能分别实现300亿、660亿、630亿、270亿和900亿美元的价值(Evans和Annunziata，2012)，[14]如此庞大的潜在市场需求才是GE力推工业互联网的根本内生动力。

       (二)信息物理系统是相同的模式内核。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生态复杂度的持续提升，产业发展所需的软基础也日趋复杂。在互联网技术加快发展并日益渗透到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同时，产业发展基础也从上世纪70年代的嵌入式系统演进到上世纪90年代的物联网。目前，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的提出，则是以更为复杂的网络——信息物理系统(CPS)为基础(CPS是物联网原则和技术)的进一步延伸(Berbon和Watkins，2014)。[11]2005年5月，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7)牵头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要发展一个新的数字网络基础设施，以便使快速增长的数据库和多学科合作得到最佳利用，[15]这实际上就是CPS系统的基础和雏形。2006年2月，美国科学院在《美国竞争力计划》的报告中进一步将CPS列为重要研究项目之一(黎作鹏等，2011)。[16]2007年7月，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发布了一份联邦网络与信息技术(NIT)研发项目评估报告，将CPS(原名为：与物理世界相连的NIT系统)列为八大关键信息技术领域之首②(Marburger等，2007)。[17]时至今日，CPS的概念和内涵虽然仍在不断延伸，但社会各界对CPS可能推动改善生产自主性、功能性、可用性、可靠性和网络安全等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同(Baheti和Gill，2011)。[18]也正因为这一全球趋同认识，德国提出的工业4.0和美国产生的工业互联网才有了共同的技术基础。在德国的工业4.0中，CPS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是德国工业4.0实施建议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而CPS发源于美国，工业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也自然以此为基础，只是CPS的内涵和功能已经被内化在GE提出的工业互联网概念中。实际上，GE将工业互联网界定为“大数据+物联网”(GE和Accenture，2014)，[12]而有的学者直接把美国的工业战略称为CPS战略(芮明杰，2014)。[19]由此可见，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都以CPS为内核，两个概念的提出和演化具有显著的同源性(如图2所示)。

      

       图2 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概念的演化

       (三)融合发展与产业升级是共同的发展方向。产业发展本质上就是一个持续演进与升级的过程。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与加速演进反映出各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面对二十一世纪全球产业发展的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趋势，工业和互联网加速融合并推动现有生产制造体系加速转型是抢抓这一发展机遇的主要途径。本轮以信息通信技术深度应用为突出特征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德国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工业4.0，而在美国则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尽管叫法不同，但都看到了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应用会带来能源利用、工业生产、企业管理等各方面的重大变革甚至是颠覆，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只是对这同一趋势的不同称谓而已。从实践来看，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都是基于现有工业体系的持续演化，本质都是工业与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在工业4.0建议方案中，提出对基础设施、工厂安全设施、生产设备和旧系统等升级，以适应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并持续将信息通信技术集成到传统装备制造业中，以维持全球市场领导地位等。而在工业互联网中，GE则更加注重对广大存量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正如GE董事长伊梅尔特所言：“工业互联网的目标是升级那些关键的工业领域”。

       (四)都将走向智能制造模式。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催生了智能制造模式，产业部门已经意识到了制造转型过程中智能制造的潜力，但这种模式究竟能够带来多大的效率改善还莫衷一是(Trombley和Rogers，2014)。[20]从中观角度看，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都是对互联网技术与工业技术的有机融合，因此二者最终必然走向类似的终点，即实现智能化、网络化的生产制造方式。德国工业4.0直接提出，重点发展智能生产与智能工厂，力图将德国打造成为全球市场中智能制造技术的主要供应商。GE提出的工业互联网则将智能机器、高级分析和员工作为三个核心要素(Evans和Annunziata，2012)，[14]并突出应用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实现设备控制、工艺优化、分析决策等的智能化。可见，智能制造是二者最终实现的共同目标，都在于通过融合互联网技术和工业技术打造一个万物互联、信息深度挖掘的智能世界，通过技术驱动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实现制造业的信息化升级(姜红德，2014)。[21]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二者都将重点放在工业或制造业领域，但两种模式最终都会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模式产生变革性影响，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重构。

       (五)标准和安全是共同突出强调的基础。除宽带基础设施、各类终端设备等“硬”基础条件外，标准、安全是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共同强调的“软”基础。例如，在向工业互联网加快迈进的过程中，GE重点强调了政府与工业界需要在标准化和安全领域进行共同合作，建立统一的标准和高效的互联网安全机制(伊梅尔特，2012)。[22]具体而言，在标准方面，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都将其作为实现最终目标的先行领域，工业4.0制定并发布了标准化路线图，而工业互联网联盟成立的主要目标就是推动所有标准的兼容，发展出一个“通用蓝图”，使得不同厂商的设备之间可以共享和传输数据，加快物理世界与网络世界的融合。在安全方面，工业4.0认为安全问题是决定战略实施成败至关重要的因素，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数据保护计划，并将安全保障作为八大优先行动领域之一。在工业互联网中，网络安全管理也是重中之重，GE提出要实现工业互联网的愿景，需要一个有效的网络安全机制，同时考虑网络安全(尤其是云防御策略)和联网高端设备的安全。实际上，是否能够建立起一套通用统一的标准体系是决定每种新模式扩散速度最为重要的因素，而是否能够确保设备、数据等各方面的安全则是每种新模式能否被市场广泛接受的关键因素，因为对企业而言能否获利是根本驱动力。

       (六)企业是推广应用的关键主体。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的提出与推动都具有典型的“民间”特征，先导企业和领头科研院所起着核心作用。工业4.0在2011年首次由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Wahlster教授提出，此后得到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公司等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认同与共同推动(陈志文，2014)。[23]尽管德国政府部门在2013年将工业4.0纳入《高技术战略2020》，并计划投入2亿欧元资金支持相关领域的研发与创新，但是德国政府部门的主要作用依然是“营造环境”，联邦教育和研究部(BMBF)、联邦经济和技术部(BMWI)、联邦内政部(BMI)在整个推进体系中主要发挥协调作用。而且，德国政府力图推动中小企业成为工业4.0新一代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裴长洪和于燕，2014)，[8]工业4.0工作组也主要依托各专业协会共同建立和运营(陆颖，2014)。[24]与此类似，美国工业互联网的提出和推动，至今仍然是典型的企业行为。工业互联网概念最先由GE公司提出，而且到2014年成立工业互联网联盟为止，并未见到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公开宣称要实施工业互联网战略。虽然美国商务部长曾表示，“工业互联网有望全面重塑人类与技术的交互方式，政府期待与工业互联网联盟类似的公私合作团体共同推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实际上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的是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AMP)，且主要途径与德国相似，通过全球负有盛名的研究院所联合各高校、企业共同推进。由此可见，即使未来美国政府介入工业互联网的推动，也会更多地从“公共领域”角度入手，而不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四、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相异点

       从上文对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相似之处较为详尽的阐释可知，产生于德国和美国的这两种新模式具有很多共同点，可谓异曲同工。但我们也要看到，“南橘北枳”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也常有可见。实际上，受德国和美国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特征等因素影响，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在提出背景、模式内涵、实施重点、实现路径与效果等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差异。

       (一)工业互联网的概念和内涵比工业4.0更大。在欧盟的统计定义中，工业与制造业是等同的概念(Blanchet等，2014)，[7]而且从实际探讨重点看，德国提出的工业4.0概念应主要指称制造业。在德国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方案中，智能生产和智能工厂是两大主题，其主要战略意图也在于通过工业4.0项目应对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压力(罗文，2014)，[10]将德国打造成为智能制造技术的主要供应商。而在GE的伊梅尔特看来，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应用的延伸，从将人、商业、信息连接起来拓展至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伊梅尔特，2012)，[22]而这种连接并不局限于工业或制造业领域。同样，这种延伸所催生的新模式也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制造环节，还将引致研发、服务等环节新模式新业态的产生，甚至推动整个产业生态体系的变革。与此相应，虽然GE将Industrial Internet译作工业互联网，但从其业务拓展来看，实际是在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演进，例如GE推出的40款工业互联网产品中，石油天然气平台监测管理、医院管理系统等产品已经超出了工业领域，而进一步向服务领域拓展(伊梅尔特，2012)。[22]

       (二)实现路径侧重不同。在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是创新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此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美国在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创新实力和比较优势。与此不同，德国是传统制造强国，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优势突出，不仅拥有如类似西门子的大型跨国企业，而且还有一批专精特新的全球隐形冠军，但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方面则难以与美国抗衡。同时，在信息经济发展方面，德国也明显落后于美国，2014年全球市值前20位的互联网企业均来自美国和亚洲，无一来自德国。正是出于这样的发展差异，德国提出的工业4.0战略，在理念上强调了工业的本体地位，在推进中则主要侧重将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加快融入传统制造领域，以实现向智能制造、智慧服务方向的转型，可以称之为“制造业+互联网”的路径。与此相比，美国GE提出的工业互联网则突出了新时期工业发展的时代特征，更加注重软件、网络和大数据技术，试图实现在不同设备、人之间通信、控制和计算的集成，充分利用美国在互联网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加快向传统产业渗透与改造，可以称之为“互联网+制造业”的路径。由此可见，德国工业4.0实现路径更突出提升“硬”制造的软能力，而软件和互联网经济发达的美国更侧重于强化“软”实力的渗透带动作用，希望用互联网激活传统工业，保持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杨博，2014)。[25]

       (三)强调重点有所差异。工业4.0更加强调生产制造的过程“智能化”，尤其是整个生产过程从自动化向智能化的演进，其提出的智能工厂重点研究生产流程化管理，目的是以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为中心，实现柔性制造和个性化生产模式，最终完成生产的智能化转型(姜红德，2014)。[21]例如，西门子分别在德国、美国和中国建成了示范性数字工厂，这些示范工厂以高水平的数字化、自动化与智能化著称，被视为迈向工业4.0的基础。与此不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更加强调生产制造的“生产率”提升目标，更加关注基于联网设备的数据采集、分析和价值转化，即通过传感设备收集数据，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降低成本、改进效率的决策建议，通过对生产制造各环节的精细化管控，提升生产制造效率(姜红德，2014)。[21]例如，美国GE从2012年开始投建一个用于生产先进钠镍电池的工业互联网试验工厂，在整个16000多平方米的厂区内安装了10000多个连接内部高速以太网的各种传感器(Fitzgerald，2013)，[26]该工厂是以数据收集、分析、处理，进而改善流程、提高效率著称。简而言之，德国工业4.0强调生产制造过程本身的智能改造，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则更强调生产制造的效率目标。

       (四)推进效果已呈现差异化趋势。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是德国和美国企业在应对新工业革命激烈竞争中的不同战略实践，二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也正因如此二者必然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从实践效果看，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的推进确实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尽管我国官产学研媒等各界都熟知德国工业4.0战略，而且我国与德国也正在开展工业4.0项目的官方合作，但实际上德国主要是看中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而其在工业4.0的推进上相对封闭，国外企业难以深度参与其中。与此不同，纯粹由企业推动的美国工业互联网，在2014年成立开放性的工业互联网联盟之后获得了快速发展，全球各领域领导企业正在该联盟中逐渐形成聚集态势。未来，如果工业互联网联盟进一步集结全球各产业领导企业，真正建立起企业间互认的各类统一标准，那么工业4.0将彻底被打败。由此可见，虽然工业4.0战略有政府举旗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很好的舆论氛围，但在实际推动中效果却不及完全由企业自主推动的工业互联网。

       五、启示与我国应对策略

       当前，全球都面临着以信息通信技术深度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谁能够抓住新技术推动产业加速变革，谁就能在未来产业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都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新理念、新模式，最终都指向更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的产业趋势。从我国两化融合战略推进角度看，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的异同比较至少能够给我们提出如下几点重要启示：(1)未来产业发展模式的特征、内涵、基础等基本一致，新模式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找准重点领域进行集中突破(如CPS)，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新模式生命力的基础。(2)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的差异深刻反映了德美两国在工业和互联网产业方面的发展基础与比较优势，只有紧紧抓住国家产业发展基础与比较优势特征，才能够制定出适合国情的产业发展模式。(3)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争先恐后地推进标准制定，充分表明标准和规则的竞争是未来工业智能化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同时安全问题则是新模式推进的根本前提。(4)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都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推动主力，这再次告诉我们只有依靠市场力量才能使新模式获得生命力，而工业互联网当前取得的先行优势则表明“开放”是大幅提升新模式扩张能力的催化剂。(5)不管产业发展采取何种新模式，需求是不能脱离的“根本”动力，始终围绕消费需求的演化升级积极主动调整生产经营活动才能够获得持久的竞争力，同时这也意味着经济中存量产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改造升级是新模式的重中之重。

       我国两化融合战略与工业4.0、工业互联网异曲同工，因此欧美模式的比较对我国两化融合战略的推进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但也正因如此，工业4.0、工业互联网与我国两化融合战略之间存在很强的竞争关系，德美模式的快速推进无疑会对我国工业的转型升级产生强大压力，甚至在未来持续将我国工业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张慧明与蔡银寅，2015)，[27]或者将我国工业纳入到欧美工业新标准、新体系之中。因此，我们认为应在借鉴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上，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一)着力突破CPS、标准与安全等基础领域，打造两化融合战略的坚实基础。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的广泛相似点表明，未来全球工业将朝着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将形成以智能设备、智能分析、智能决策、智慧服务、高效低耗为特征的产业生态体系。我国在推进整个产业生态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要重点突破四个方面的发展基础：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统一的数据格式、设备接口等标准，为全行业跨领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互联互通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加快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等智能设备与软件，为建立起安全可靠的CPS奠定坚实基础；三是集中突破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信息通信产业核心关键产品，为信息与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四是开发高级智能的数据挖掘软件，打通产业与消费的供需渠道，为数据安全与数据价值挖掘奠定坚实基础。

       (二)更加注重发挥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打造与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德国工业4.0平台相抗衡的开放式推进平台。我国两化融合战略的推进，应该借鉴德美经验，在战略方案的制定、实施中广泛征求企业、科研院所等市场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的良好氛围。让企业自主创新和选择融合发展的路径、方式，政府部门加快完善财税、土地、产业政策等市场环境，为企业融合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政府部门要大力支持类似工业互联网联盟的国内开放性行业组织发展，并加快搭建产业生态体系中的各类标准制定框架，积极参与国际类似标准与规则的制定，抢夺未来产业发展的话语权与制高点。

       (三)结合我国工业与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基础与比较优势，加强工业与互联网的相互融合，不可偏废。对我国产业发展基础而言，我们既没有傲视全球的强大工业实力，也没有引领世界的信息通信产业，但是我国在互联网应用创新方面优势明显，拥有全球最大的虚拟网络市场，且在工业和信息通信技术个别领域也具有比较优势。这就要求，我国在推进两化融合深度发展中，应该在工业和互联网领域两侧共同施力，优先选择两个行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加快推进融合发展。例如，在两化融合各类试点示范中，应该同时甄选出制造业和互联网试点企业，从各自的比较优势领域出发探索融合发展路径。

       (四)加快推进先进互联网技术与模式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将存量产业的转型升级作为我国两化融合战略的重点。我国两化融合战略的推进，应该加快3D打印、工业机器人、协同设计等先进制造技术在传统制造行业中的推广应用，推动传统制造行业生产制造模式的智能化转型，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在传统制造业中的推广应用，推动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方向演进。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大力支持适应新技术、新模式的高端融合人才培养与专业技术人才培训，为我国大规模存量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人才要素支撑。

       注释：

       ①实际上，在2000年的文章中就已经出现工业互联网的概念，但那时的工业互联网是一个纯技术层面的概念，而非目前的制造模式概念。

       ②其余七项分别为软件，数据、数据存储与数据流，网络，高端计算，网络与信息安全，人机界面，NIT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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