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脱胎换骨”——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及周边文本的细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脱胎换骨论文,草稿论文,艰难论文,文本论文,医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4)05－0023－08 丁玲的《关于〈在医院中〉》(草稿)最初是2006年夏由王增如在陈明收存的旧物中发现的。后来，此稿由王增如以《一份未发表的检讨——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草稿》为题在2007年召开的“第十届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披露。同年，先后在《书城》第11期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6期上发表。此稿面世之后并没有受到研究界的足够重视。目前仅见王增如的上文和根据上文加以增饰的《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1]和吴福辉先生的《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阅读札记》[2]两篇专文。另有郭冰茹、秦林芳、李振、孙红震、李秀荣、张丽英等为数不多的论文涉及此稿[3]。这篇未发表的“作家检讨残稿”是“可以切入进去，深入研究解放区文学的”，但是，却并没有学术界的应有重视，这是十分可惜的①。 根据王增如的推测，此稿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942年的下半年，而且极有可能是在八月重庆《文艺阵地》转载了《在医院中》之后。”关于这篇草稿的性质，王增如认为，“是丁玲对于自己的小说《在医院中》的说明和检讨。”“丁玲在这篇文章里，作了一些说明和解释，更多的是作了检讨。”[4]吴福辉先生也认为它是丁玲在一定压力下无奈的检讨。不过，吴福辉先生的判断与王增如先生的判断稍有不同，他认为，丁玲的此稿，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会用要革命、求进步的真心实意去检查；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会倾吐创作的真实思路，不加掩饰地袒露内心。”“这两种声音在丁玲的这份草稿中是矛盾的。这篇草稿是一个多声部未完的‘检讨’”[2]。我的看法与吴福辉先生的看法相近。我所关注的是，这个检讨中的多声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检讨？这样一个多声部的检讨能否给我们提供延安文艺整风过程中丁玲转变的新理解？ 一、不合格的检讨 按照商昌宝的考察，“检讨”这一“党内民主的方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最鲜明的标志”是从延安整风，也就是丁玲的这个草稿写作的时期出现的。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检讨成为“整风的固定程式”[5]7、5、6。不过，丁玲写作这个检讨时，检讨八股还未完全成型②，虽然此稿是在一定的压力之下写成的，其中也有检讨的成分，但是，丁玲的这一检讨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都是虽有检讨之皮，但缺少检讨之实，或者说，这只是一篇并不合格的检讨。 一份合格的检讨，首先要承认“错误事实”。丁玲的“错误事实”是由燎荧1942年6月10日发表于《解放日报》上的《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一文所揭发出来的。燎荧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基础的，对《在医院中》进行上纲上线式的批判，是典型的毛文体。在燎荧看来，《在医院中》的错误主要有三点：第一，没有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规范去描写“对象的本质”，而是“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第二，“作者在小说里面的环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确的”：“作者为了表现她的人物，她是过分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作者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忘记了他是在描写一个党的事业的医院……作者是在描写出了一个比以牟利为目的的旧式医院还要坏的医院。”第三，没有写出“陆萍从非无产阶级走进无产阶级的队伍”的“改造过程”。丁玲对陆萍跨过荆棘，在艰苦中成长的描写，“是反集体主义的，是在思想上宣传个人主义。”“而新现实主义的方法，则是：与旧现实主义不同，强调个人与集体的不可分离的。”基于上述理由，他将《在医院中》的错误归结为“是在于主题的不明确上，是在于对主人公的周围环境的静止描写上，是在于对于主人公的性格的无批判上，而这结果，是在思想上不自觉的宣传了个人主义，在实际上使同志间隔膜。”这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在医院中》的作者，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是被和她自己相同的人所俘虏了。她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象陆萍就只有和她自己相同的朋友，带着陈腐的阶级的偏见，对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不正确的观察，甚至否定”[6]274－281。 燎荧文章的“毛文体”色彩是那个时代刚刚建构起来的具有巨大穿透力的文体，这对丁玲的压力应该说是很大的。加之之前对《三八节有感》有组织的批评，使得这种压力更加明显。丁玲写作《关于〈在医院中〉》的目的主要是回应燎荧此文。不过，从她对“错误事实”的认识态度上还没有达到老老实实全盘接受的地步这一点来看，丁玲对当时新兴的毛文体还并不熟悉。检讨中承认“错误事实”关键不在“错误事实”的真假，而是检讨者的态度应该“老老实实”。从稿子的修辞方式来看，丁玲显然还没有完全熟悉检讨这一后来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最普遍方式的真正用意：是要通过在“群众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使检讨者——引者)拿掉架子，清醒谦虚过来”[7]49。她在此稿中的主要目的是自白——是解释、说明，也是驳难。稿子原本有“自白之一”的字样，这是能够说明此稿写作本意的证据之一。除此之外，在稿子的7节中，自白的声音也远远高过检讨的声音。在《小说的产生》和《所谓理想》两节中，丁玲一再强调《在医院中》出现的“积极性的企图”，是“企图在一群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女孩子里面，放一点客观进去，使她们的感情在理智之下滤过，比较现实和坚强，这个企图是有它的积极性的。”“这个人物的任务便是以它的历史使同时代的青年女子同情她，以她的欢乐为欢乐，以她的悲愁为悲愁，而且她不只要夺取她们的爱，还要为她们的模范，她们要拿她做为自己的勉励，愿与她同化。”虽然她也在稿子中承认，她因“不够具备”对“人物的环境，对(现实的认识)和对环境所采取的态度(立场)”的认识而不能“攫取扼要的例子”“来烘托人物”，因此使小说的“企图落空”。但是，丁玲又认为，燎荧所要求的作家作为生活的“裁判者”，“站在他的阶级的尖端，来否定与肯定”，也必须顾及到文学的独特性——即要以生动的文学形象来打动读者——“作者要在这样一个拟想的人物身上，达到所规定的任务时，首先他要把这个人物写成一个活的人，有血肉，有感情，能被读者了解，与读者相亲切，气息相通。”从后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丁玲看来，陆萍就是这样的一个具有生活逻辑的形象。在《所谓理想》一节的最后，丁玲用了一个假设句表达了对燎荧关于她的责难——“《在医院中》的作者，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的拒绝：“假如我硬幻想出一些动人情景也可以做到的(即通过所谓的攫取扼要的例子来烘托人物——引者)，但人物一定是死”。这句话的潜意味就是：她不能脱离自己的体验来生造一个符合政治上正确的人物。在《我的打算和安排》、《陆萍与我》这两节中，丁玲更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假设完全由我凭空创作，没有一点事实做根据，也许可以写出一个人物，或几件特别的事，但那一定会流于伪装的英雄，可佩服不可亲近，但这样的写法在比较写了一点东西的人都是不取的，我曾说我是把两个欲念纠缠在一起，而随便使用了那个产科助手，其实也是事实不得不叫我先拿定一个模特儿，然后加上许多东西去较为容易。也许我因为别的机会，舍弃了产科助手而取了另外的人，但总之这个模特儿决不会是我完全不熟悉的，精神上不通来往的人，从这里也可以看见，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意识还没有接触到我的理想人物。……我还是在依照着我的打算安排我的人物和事件。”(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这里加了着重号的部分可以让我们透过检讨的表面看到丁玲对于自己的文学经验和所塑造的陆萍这个形象的自信。她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个“比较写了一点东西的人”的自豪；她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陆萍的喜爱：虽然陆萍仍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虽说也的确觉得有些不合我的打算，但却只能照我的思维与意志去安排。“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在草稿关于此节的一种开头中，丁玲删去了曾经更露骨的对于陆萍的认同：“陆萍与我是分不开的。她是我的代言人，我以我的思想给她以生命”。《陆萍与我》这一节现存3个开头，我们虽然已经无法辨别哪一个开头是当时丁玲最真实的意思的表达，但其中至少有2个表达了对于陆萍的认同。这也足以说明作者对陆萍这一形象的自信。对于其中一个开头把陆萍判定为“还是一个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我想，丁玲也许该有很多的不情愿吧。 关于燎荧所指责的《在医院中》的“静止的”、“不正确”的环境安排，丁玲认为，陆萍周围那个冷漠的、阴暗的环境正是适合陆萍这个“钢铁的人物”的安排：“她(陆萍)不应该浅薄，也不应该感伤。她对生活是严肃而正视的。她不能连有一点点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都没有，或是幽闲的有时又是热烈的情愫，但她却应该有坚定的信心和方向，而且有思想，有批判自己的勇气。经过许多内心的斗争，直到很健康的站立着。因此她的生活最好是比较差些，工作的岗位比较艰苦而不适宜于发展。环境不大能了解她。那末当我要烘托这样一个人物时，我便不得不把环境写得不利于她……当我写这一段环境(第二节)时，我曾费了上百页的纸张，涂了又改，改了又毁。”丁玲强调自己在描写陆萍所生活的环境时的艰难选择，正是要说明自己在做出这样的选择时的慎重：是她文学经验中的基本规范在要求着这样的环境出现。在《关于环境》一节中，丁玲认为，《在医院中》的环境是与陆萍这一人物水乳交融的：“去年夏天我曾花了三个晚上企图修改这篇小说而不可能，我才看出并非那一件事写得不对，那一段文章写得不好，除了尾巴以外，完全是一种气氛的，这个气氛在全篇行文中是很自然发展着下去的，(修改是没有办法的，除非我所曾体会到的要杀戳这人物，用什么方法杀戮她，得把整个环——此为原稿划掉的两行。抄录者注)只修改一部分简直是不可能。”在后面的《失败的原因》中，她把造成《在医院中》的失败归结为“个人主义”。而她所以为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对艺术规则的重视超出了对于政治上正确的重视：“我在动笔之后我似乎已把最初的企图完全忘记了，只注意在一点，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而这个典型又脱离原来的理想，只是就我的趣味而完成的。为着要完成这一个人物，不惜歪曲现实。”这里所谓的被歪曲“现实”实际上是指燎荧所要求的那个所谓的抓住“对象的本质”的现实，而这也正是1929年就存在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所要求的现实。作为左联时期的亲历者，丁玲不可能不熟悉这些理论。当然，她也知道此时的文学环境与彼时的文学环境并不相同。因此，她一方面承认自己没有把“延安的环境与过去的环境”分开来看，只从对人物的自我体验出发设计环境；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对陆萍所处环境的描写是她这个创作主体真实的一面：“所以我老实说，假如我真的把环境改了，我心里一定会不痛快的，一个人连在［写作上——原稿划掉。抄录者注］自己创作的领域里还在说假话是最困难的。所以环境之所以写得那么灰色，是因为我心里有灰色，我用了这灰色的眼镜看世界，世界就跟着我这灰色所起的吸收与反射作用而全换了颜色。”而她的“错误事实”主要是没有认识到这种“个人主义”的写法可以给很多人以坏的影响。这也是吴福辉先生所读出来的两种声音的矛盾。这使得她的这一自白完全背离了检讨所需要的“洗洗澡”、“打掉架子”的目的。她的架子端得还是很足。 丁玲此稿作为检讨的不合格还表现在，她没有按照帮助者所提供的纲、线来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事实”。“拿头找帽子”，即将“错误事实”定性、归位，是一个合格的检讨必不可少的部分[5]32。燎荧给《在医院中》的定性是个人主义的(反集体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旧现实主义的。丁玲虽接受了“个人主义”的帽子，但却把这顶帽子与其对文学经验的自信结合在一起。在《失败的原因》中，丁玲曾经写下“我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的”一句，随后划掉，而改为“我想我写这篇小说的确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这样一句相对含糊的说法，这就把她身上“个人主义”错误的程度减低了很多。其后，她又从小说创作动机的积极性上对之加以辩解。在《失败的原因》第二部分，丁玲又更进一步：“我的思想方法，假如我完全以黑当白，歪曲了现实，去写我的人物，那是不会的”。显然，她对“个人主义”这顶帽子欲迎还拒，或者说以迎代拒。对于她“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是被和她自己相同的人所俘虏了”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这顶帽子，丁玲通过自己对陆萍以及《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认可，但这认可并不是对“错误事实”的上纲上线，而是对燎荧的指责带有自信的拒绝。丁玲对于自己“错误事实”的上纲上线也仅止于“党八股”这一顶帽子。关于燎荧所指责的《在医院中》没有写出“陆萍从非无产阶级走进无产阶级的队伍”的“改造过程”这一点，丁玲承认自己“没有写出她的转变过程”，“只拿了一个空旧的人和几则教条来纠正了陆萍。”这个“不自然的尾巴”“完全是一个党八股”。很显然，对于这一“错误事实”的承认，丁玲还是很痛快的，而且帽子戴得很痛快。因为一方面，小说中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的中心思想，她不会不知道其重要性。因此，她不吝啬地拣了一个“党八股”的帽子给自己戴，也许是因为这个帽子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有利：她辩解自己在小说中试图用“比较辩证”的方式来使陆萍得到改造，党八股的表现只是在小说实际处理这一改造过程时，“很生硬而勉强”。因此，丁玲此稿自白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检讨性质。 另外，从此稿中自白与检讨的修辞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丁玲的态度。与她的自白的肯定性表达不同，她在检查自己的“错误事实”时常常以双重否定句或者让步假设复句等句式来肯定这些“错误事实”出现的合理性。例如，上述所举例子中，在强调陆萍与环境的关系时，丁玲就用了双重否定句：“因此她的生活最好是比较差些，工作的岗位比较艰苦而不适宜于发展。环境不大能了解她。那末当我要烘托这样一个人物时，我便不得不把环境写得不利于她”。在表达她与陆萍的同一性时，也用了双重否定句：“她始终缺乏马克思主义，她的情绪是个人的，她的斗争是唯心的，孤孤另另的。……但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在表达陆萍这一人物的真实性时，她使用了让步假设复句：“假设完全由我凭空创作，没有一点事实做根据，也许可以写出一个人物，或几件特别的事，但那一定会是流于伪装的英雄，可佩服不可亲近，但这样的写法在比较写了一点东西的人都是不取的”。这里的两个偏句分别陈述了两个事实：没有生活逻辑的“现实”是没有读者的，也是有艺术经验的作家所不取的。而这也潜含着对燎荧在文章中所谓的写本质的新现实主义的一种拒绝。这样的例子在此稿中还可以找出一些来。 在检查到自己的“错误事实”的后果时，丁玲还曾经用“可能”、“似乎”这类表示可能性和商量语气的副词来修饰之，以显示出她对于这些后果的怀疑与反感。例如，在《失败的原因》一节中有“可能有的不良后果”一段，此段后来被丁玲划掉，也许就是因为她感觉到了这一带有商量语气副词修饰的定语可以泄漏出自己的反感和怀疑。另外一个例子是，她在检讨阴郁的环境使陆萍在读者中产生坏影响时，也用了这样副词修饰之：“所以陆萍本身不特不能说服人，反而可能引起怀疑”。而在检讨自己“错误事实”中的“个人主义”时，她也两次用了“似乎”这一副词。一次是在《失败的原因》中：“我想，从我的打算看来，似乎还比较好，但在我的安排之中，我想我写这篇小说的确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因为我在动笔之后我似乎已把最初的企图完全忘记了，只注意在一点，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这段话中的前一个“似乎”是在为自己的“积极性”动机进行辩护，后一个则带有自己对于艺术经验的忠实的自信。另一次是在《关于环境》中也以这一方式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我在写这篇小说时，似乎是只注意一点，即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这些与检讨相悖的修辞虽然在稿子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是，它们的存在还是显示出丁玲这一检讨者当时更为隐秘的内心：她并没有完全认同帮助者，也没有完全认同正在形成的“毛文体”。那么，为什么此时的丁玲没有完全认同正在形成的“毛文体”？她又是在何时，什么情况下真正认同并自觉地成为“毛文体”的生产者呢？ 二、怎样完成“脱胎换骨”？ 丁玲在参加延安文艺整风过程中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革面洗心》、《脱胎换骨》[8]③。虽然这两本心得没能留下来，不过从它们的名字可以推测出丁玲在整风中的巨大变化。按照李陀的说法，丁玲在整风过程中从毛文体的冒犯者、抵抗者迅速转变成一个毛文体的热情、积极的宣传者、生产者和捍卫者[9]。 从上述对《关于〈在医院中〉》的解读中，我们看到，丁玲在写作此稿时虽然已经开始感觉到当时正在形成的毛文体的压迫，但并未完全认同。说到正在形成的毛文体对丁玲的压迫，主要来自于本年稍早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以及她作为主编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签发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而在文艺座谈会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三八节有感》的批判。1942年4月初，在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绝大多数发言者(8个发言人中有7个)都对其进行了批判[10]。当时的这些压迫没有使丁玲彻底认同毛文体。其中的原因，恐怕还是丁玲此时还没有真正地被纳入到毛文体的熔炉中加以锻炼。李陀在《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和《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11]两篇文章中详细地论述了毛文体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的产生及其现代性特征对于知识分子的魔力。在李陀看来，延安整风运动本质上是一个以政治活动和斗争为手段的毛文体(话语)习得的学习行为。毛文体(话语)能够吸引知识分子的地方是它适合落后国家/东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现代性④。作为毛文体习得的延安整风，“是一次整顿言说和写作的运动，一次建立整齐划一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言说和写作秩序的运动。这个‘秩序’既要求所有言说和写作都要臣服于毛话语的绝对权威，又要求以各种形式对这种话语进行复制和转述的时候，用一种大致统一的文体来言说和写作。”李陀将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对读。他发现，二者在“文风上”有“明显的变化”：前一篇文章中“仍然能够找到一些与毛文体不相容的语词”，而后一篇则显示出“已经是一个进入毛文体并且被毛文体改造过的丁玲”。他感叹“丁玲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地完成了她的语言的‘转向’？”[11]高华先生有相同的看法，把后者看作是丁玲“脱胎换骨”的标志[12]355－356。 李陀把《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写作时间判定为1942年5月，其理由恐怕是丁玲在《〈跨到新的时代来〉后记》中的记述⑤。李陀认为“此时丁玲显然还没有完全学会夹起尾巴做人。”他认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写于1942年6月11日，是以此来显示丁玲变化的轨迹[9]。王增如、李向东的《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则把《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写作时间判定为1942年6月，认为它是丁玲“根据在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的，其证据恐怕是因为此篇初刊于1942年6月15日《谷雨》1卷5期以及陈明的回忆[13]175。我的看法是，虽然，延安整风是对所有参与者人格的一次重新熔铸，丁玲当年也处在这样一个大熔炉中，但是，至少在写《关于〈在医院中〉》的时候，她还没被熔铸成型。《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在文风上虽有不同，但并不一定反映出丁玲此时新的人格熔铸已经完成。把这两篇文章与《关于〈在医院中〉》放在一起对读，我们发现丁玲此时对毛文体的态度其实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关于〈在医院中〉》与《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有着鲜明的互文性。而《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与《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不同的文风来自丁玲在写作时自居身份的不同。 在1942年的文艺整风过程中，丁玲的身份是十分值得玩味的：一方面，作为犯错误的同志受到严厉批判，另一方面，又作为批判者参与并领导文艺界的整风。当时，毛泽东、贺龙等高层领导人先后单独与丁玲谈其问题，毛泽东更是在公开场合宣布丁玲的错误与王实味的错误不同。高华认为，毛泽东的这一区别对待是为了避免对丁玲的打击在国统区造成大的震动[12]336。由此，1942年丁玲在整风中获得一种特殊的双重身份。从《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批判者的丁玲：她是中宣部指定的“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10]，主持文抗的整风学习；这年5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委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6月9日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延安文艺界批评王实味座谈会；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即《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6月15日至18日，主持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批判王实味的错误思想；8月21日，在文抗举行学风总结大会上作总结；10月中旬末，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持延安各界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会上舌战萧军[13]166－178。从这些活动可以看出，1942年的丁玲虽不能说是春风得意，但至少没像王实味那样狼狈到“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成为“活死人”[12]355。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丁玲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关于〈在医院中〉》与《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中显示出不同的文风和话语。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是丁玲双重身份的典型产品。也就是说，在这篇文章中，丁玲一方面以受批判者的身份对毛文体输诚，一方面又从被改造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角度对毛文体的生产复制(改造)过程提出异议。丁玲说：“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抹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新阶级的语言，生活习惯；学习他们的长处，帮助他们工作，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自己在工作中去建立新的信仰，取得新的尊敬和友情。”在这一段输诚性的文字中，前半段是标准的毛文体，笔风犀利、霸道、不容置疑。但，后半段不自觉地回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把“自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他们”(新阶级)置于对立的方面。从这一立场滑下来，接下来的两段文字则完全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谈论毛文体复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应该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所宽容和理解：“这里一定会有个别落后的人，和不合理的事情，宽容些看待他们，同情他们，因为这都是几千年统治者所给予的压迫而得来的。而且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里一定也会有对你的误解，损伤你的情感的地方，错误也不会完全在你，但耐心些，相信他们，相信事业，慢慢会弄明白的。”[14]69后面所引的这两段文字，如果把它们置于《关于〈在医院中〉》这一文本氛围中，我们分明可以将它看作是对受到《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一文受指责的作者的安慰，是对其受到的误解的排解。在《关于〈在医院中〉》中存在着的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同情，同样也存在于《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中。后者一方面极力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科学的文艺理论”[14]68(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到要学习毛泽东的理论，而当时边区总学委编的《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1942)中有毛泽东的6篇文章)，强调“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14]65。另一方面，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情绪、欣赏趣味，丁玲也抱有深深的理解，认为是其“出身所限定”的，是“复杂的”。他们可能有“一些崇高的感情”，“或许却是唯心的”。他们的文章中也许有“十分好的主观愿望”，“也难免流露一些”“旧有的情绪”。这就是李陀所认为的“一些与毛文体不相容的语词”，体现出丁玲写作时的双重身份：作为毛文体的生产者，她具有居高临下的道德优势；作为被批判者、被改造者，她对“旧我”又不乏同情之理解。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对小资产阶级“旧我”的同情之理解的出现还可能与当时延安整风过程中，高层实施者正在提倡的“放”——即“引蛇出洞”，摸底排队——的策略有关系⑥。丁玲当时虽列名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但也许并没有深刻体会“引蛇出洞”这种阳谋的厉害，或者她还没有完全体味出毛文体的意图很大程度上是在造就驯服的工具。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实际上也体现着丁玲双重身份的写作。其文风的尖酸刻薄、狂傲不羁主要针对王实味：“王实味的思想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的问题。因此，文艺界比对一切事都更须要有明确而肯定的态度，不是赞成便是反对，不准许有含糊或中立的态度。……打击王实味这人(自然我们还须要指出他最后的改正的道路)，并且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文艺界——引者)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而王实味则为人卑劣、小气、反覆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15]71－72李陀认为此文是丁玲完全接受毛文体的标志。 但是，李陀没有注意到丁玲在谈到文艺界应有的反省(包括她对自己的反省)时，文风又恢复到与毛文体不相容的立场上来，其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情又流露出来了。丁玲对当时文化氛围的判断仍然是：“应该开展自由论争，还是杂文的时代”。这显然是丁玲对上述整风运动提倡“放”的政策的回应。她认为，文艺界在王实味事件上应反省的是“政治的钝感和浓厚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检讨签发《野百合花》的错误时，她固然提到了这是她的“耻辱和罪恶”，但又强调这一错误的出现与当时《解放日报》文艺栏的希望自由论争的编辑方针有密切关系。在检讨《三八节有感》的错误时，丁玲固然承认这“是篇坏文章”，但对“错误事实”的认识仍是多强调文章的“立场和思想方法”的“不对”、看问题片面却不肯承认是自己动机不对；认为这篇文章她“贯注了血泪”，安置了她“多年的苦痛”，“寄予了热切的希望”[15]73－75。因此，丁玲对这些“错误事实”的认识与《关于〈在医院中〉》的认识一样，基本上还是一种自白。虽然丁玲在这篇文章中，以唐三藏脱胎换骨的比喻来表达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情感变化，但就如她随后所说的：“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事实证明，丁玲的这一预感是准确的。丁玲在1942年的经历和变化实在不能算是真正的“革面洗心”、“脱胎换骨”，这一变化发生在1943年。 1943年7月，在延安“抢救运动”形成高潮的时候，丁玲被纳入中央党校一部进行审查、抢救。当时针对丁玲的审查主要内容是她在被国民党秘密关押期间是否有自首情节。当时“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12]529。我们无法知道丁玲是否受到了肉体的折磨，但是，精神的折磨则显而易见。这一年也被称为是“她在延安期间最难熬的一年。”[16]在目前披露的几页1943年在中央党校一部时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丁玲当年所受到的煎熬：她失眠、激动、焦躁，经常“感到无希望”。她甚至给曾经欣赏过自己的毛泽东和当时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彭真写信，请他们相信自己[17]⑦。当时，在中央党校一部，丁玲也被干部们有意孤立起来。在这种煎熬下，她终于在1943年9月14日(中秋节)按照审查者的要求承认自己是“复兴(社)的特务”。这样荒谬绝伦的供述在持续一年多的抢救运动中比比皆是，我们从这几页难得的日记中看到当年丁玲的供述：“我已经向党承认我是复兴的特务了，我向党说事实是的，我就该认清，我就该承认，我说我作极力努力靠近党，用无级(应该是“无产阶级”——引者)的立场思想方法来检查我的历史，我对这种研究是有兴趣的，我说了我的反党的罪行，历数了，把我的什么都说成是有意反党的阴谋，我把我认识的人都供了，把我同这些人都说成了特务工作的联系，支部书记答复我说‘问题’解决了一部分，现在还须要我反省出国民党使用我的方法，和我的工作方法，因为他说我是很高明的！”[17]李向东在谈到这一节时，感叹道：“真是一出悲喜剧，再高明的剧作家恐怕都编写不出这样典型的情节。”[16]丁玲把1943年7月到9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称为“噩梦似的时日”，而且这种时日直至1943年9月“还未过去”[17]。1950年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丁玲还颇有感触地谈到她在陕北“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18]但是，即使是这样，丁玲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脱，1944年她离开中央党校时没有获得一个正式的结论[19]330。我想，正是这一段炼狱生活才真正使得丁玲“革面洗心”、“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正的毛文体的复制者、捍卫者[20]。这一点从1944年6月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时丁玲与赵超构的访谈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来：此时的丁玲在谈话中对自己，对个人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对向群众学习等问题的回答已经完全符合毛文体的要求。当赵超构谈到当时延安文坛一体化的检查制度以及干涉作家创作自由的批判空气时，丁玲都给予了极其坚定的否认。另外，她还在客人面前对自己之前创作做了彻底的否定：“那些作品，我自己都不愿意再看了，观点不正确。”[21]137－139 丁玲的“脱胎换骨”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它不同于1931年左右丁玲的转变。在1931年左右，促成丁玲转变的动力固然有文学场共识——阶级文学——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动力还是丁玲个人经验(胡也频的牺牲)与文学场的共识高度重叠。另一方面，1930年代上海文学场的相对自主性的存在也使得从苏联移植进来的阶级文学共识不得不顾及到文学场的规则而发生转译：它作为当时文学场的多元共识之一，在与其他共识相互斗争、相互协商的过程中被文学场所接纳。因此，丁玲的那次转变与其习性的重新塑造都带有鲜明的自觉性。这一过程很自然地通过丁玲的文学实践外化出来：从《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到《田家冲》、《水》、《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未完)。而1943前后丁玲的这次转变，始于延安正在新建的一体化文学场。一体化文学场的特点是取消了文学场的转译功能，以政治场的价值标准直接作为文学场的集体信仰，以政治场严酷的运作方式代替文学场域占位斗争的“委婉形式”。这导致了像丁玲这类曾经熟悉现代文学场逻辑的作家们的转变成为极其痛苦的过程。 收稿日期：2014－03－05 注释： ①吴福辉先生在《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阅读札记》一文中曾经对这种状况深感惋惜：“(此稿)发表以来，反响要比预期的小。这是我替编者悬测的，非常可惜。也显示出我们学术界如今的浮躁。” ②沙叶新把检讨书的基本模式归结为8条，恰如科举时代的八股：错误事实、性质分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努力方向和改正措施。——转引自商昌宝《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第29页。商昌宝则把检讨书的主要特征归结为错误事实、上纲上线、追根溯源、思想参照、整改举措、总结展望6点。他认为，“八股文风作为检讨书在实践中的结晶，已成为其显著的标志和最重要的特点。”商昌宝《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第30－42页。 ③陈明没有说明这两篇学习心得写作的具体时间，我推测有可能写作于1943年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时。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上卷中《革面洗心》为《洗心革面》。 ④高华的观点与李陀的观点有些相左。高华认为，毛文体的形成是对五四自由民主的新文化传统的清除，是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融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第304－305页。 ⑤丁玲说：“《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写的，是我在那个会上的发言。”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9卷，第82页。 ⑥1942年6月7日，中央总学委部署“放”，收集整风所需的材料。——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308页。 ⑦丁玲写给毛泽东、彭真的信的原文是：“毛主席，彭副校长：相信我，我请求你们，当我的问题到了现在的时候，我是没有胆子来向着我们党的领袖来胡扯，来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