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潘有度《西洋杂咏》评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洋论文,行商论文,广州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3)01-0070-07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设关，开辟了中西通商的新时代。广州口岸的外洋商务，“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注：梁廷枬：《粤海关志》，卷25，“行商”条；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十三行的行商，受命于官，包揽洋务，又称“官商”或“洋商”。如果说，“广东通海最早，得洋气在先”（注：张焘：《津门杂记》。），那么，直接参与华洋互市的广州行商，就是首当其冲，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了。他们对西洋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差异，其感知程度如何．并形成什么样的西洋观，这是一个不易探索然而值得探索的问题。
现存的十三行史料，基本上属于商业性文件，包括商对官的“禀”，官对商的“谕”，以及行商对外商的“书”，等等。门类虽多，从中固然可以了解跨文化贸易的状况，但难以直接提取跨文化传通的观念。换句话说，广州行商心目中的西洋形象，是要另辟途径才能追寻的。幸好乾嘉年间十三行的总商潘有度，写下二十首《西洋杂咏》，抒发自己对洋人、洋风和洋事的“竹枝词”式的观感，使后人得以雾里观花，利用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标本，来评说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
一、潘有度在乾嘉洋务中的地位
潘有度即潘致祥，字宪臣，又字容谷，出身于广东番禺一个行商世家（注：潘有度的生卒年，尚难确考，暂采下说：“乾隆二十年(1755)生，嘉庆二十五年(1820)卒。见陈国栋：《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北，1993年版，第247页。）。父启，号文岩，创同文行，是十三行元老之一。潘启深于阅历，壮年离闽来粤经商，办事干练、资力雄厚，成为乾隆年间的头号行商。在广州洋场中享有盛名，被称为“潘启官一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潘启死，子承父业，同文行由潘有度主持，行务蒸蒸日上。至嘉庆二十年(1815)改名同孚行，仍居十三行的前列。关于他在乾嘉洋务中的地位和声誉，两广总督蒋攸铦有过如下评价：“其自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注：《嘉庆外交史料》，卷四。）。这个官方考语，已经将“潘启官二世”的财力、能力和公信力概括无遗了。
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接办行务，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去世，潘有度的“洋务”生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1807-1815年退商居家）。在官、商、夷的三角关系中，他善于周旋，曾多次排忧解难，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暗礁，使潘家在充满风险的洋场中免于覆灭的命运。作为十三行的总商，潘有度除承担沉重的捐输任务外，还要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尤其是清偿行商的“夷债”和解决洋船违章贸易的纠纷。前者如乾隆六十年(1795)，而益行石中和拖欠白银59万8千余两，弄得家破人亡，连累众商分摊偿债的悲剧性事件（注：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二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577页。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86-287页；陈国栋：前引文，第265-267页。）。后者如嘉庆十年(1805)，俄国美洲公司“希望号”和“涅瓦号”违章到广州倾销皮货，清廷一月之内三次寄谕查究，即所谓“俄罗斯夷船来广贸易”案（注：详见拙著：《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97页。有关俄船事件的香山县正堂公文三份，现存清代澳门中文档案内，即里斯本国家档案馆东坡塔顺序编号：C063-003、C0611-037、C0611-038。详见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第696-700页。）。经过潘有度从中斡旋协调，当然也有叩求和行贿，上述风波，终告平息。可知，“洋务最为熟练”云云，并非虚誉。
在乾嘉年间广东十三行众商中，潘有度还有一个出类拔萃之处，这就是他的儒商风度。据张维屏记述：
容谷丈理洋务数十年。暇日喜观史，尤喜哦诗。有园在河南，曰“南墅”，方塘数亩，一桥跨之。水松数十株，有两松交干而生，因名其堂曰“义松”，所居曰“潄石山房”，旁有小屋曰“芥舟”（注：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
除个人喜爱观史哦诗外，潘有度也致力振兴文运，于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带头捐送公产，在广州西关下九甫创建文澜书院，“为士子会文之所”（注：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410页。）。
在幽雅的“南墅”，潘有度多次接待洋商，与他们品茶赏园，纵谈西洋近事。俄国“涅瓦号”船长李香斯基，1806年就曾到南墅一游，在潘氏亲自陪同下，观看过潘能敬堂列祖列宗的五座神主牌（注：李香斯基：《涅瓦号环球游历记，1803-1806年》，莫斯科，1947年俄文版，第255页。）。美国波士顿商人提登，1815年也受过潘有度的款待，见到他收藏的“一些当时最佳的世界地图与航海图”，“并在英文地名旁边标注上国家、大城市与海港的中文名字以供他自己使用”。在这次晤谈中，甚至还有“讨论拿破仑战争”之类的话题（注：陈国栋：前引文，第254页。）。
像潘有度这样一个具有儒商特点的行商，其眼界和学养是远出同辈之上的。他用诗歌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洋情的理解，尽管浮光掠影，甚至包含着若干有趣的“误读”，但毕竟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遗留的吉光片羽，后人没有理由可以漠然置之。
二、《西洋杂咏》的题材和风格
《西洋杂咏》二十首，每首七言四句，附有详略不等的自注。全诗刊于《番禺潘氏诗略》，潘仪增编，潘飞声校，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刻。编者因“其堂曰义松”，故冠以《义松堂遗稿》之名。现将全诗及自注录附本文末尾，并依次编号，以便征引。
原诗未署年月。但从最后一首“廿年角胜日论兵”及其自注：“外洋争战，廿载末靖”之句来推断，当指震动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按中国人用虚岁纪年的习惯，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法国对英、荷宣战，经过“廿年”，应为1812年，即拿破仑入侵俄国之年。因此，《西洋杂咏》可断为潘有度在嘉庆十七年所作。当时他正“退商”赋闲，隐居“南墅”，大有余暇可以“酒后高哦”了。
据张维屏《谈艺录》云：“容谷善哦诗。土音哦诗，善吹笛者倚笛和之”（注：《张南山先生全集》第三十册。）。这种土音吟哦、倚笛和声的逸雅气度，令人联想起“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注：《白居易集笺校》，外集卷上，“听芦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29页。）的唐代古风。看来，潘有度创作《西洋杂咏》，从内容到形式，从声到乐，几乎都是模仿“竹枝”风格的。如果将它归入清代海外竹枝词一类，想必不至于会是张冠李戴吧。
潘有度这组“杂咏”，题材杂而不乱，可大别为六类：
第一，商业习惯：（一）（二），共2首；
第二，宗教信仰：（八）（十六），共2首；
第三，生活风尚：（五）（六）（七）（九）（十）（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共9首；
第四，婚丧礼俗：（三）（四）（十一），共3首；
第五，科学技术：（十二）（十三）（十九），共3首；
第六，外洋争战：（二十），1首。
这二十首诗中，生活风尚类和婚丧礼俗类共12首，占百分之六十，可知潘有度咏写海外风土的重点所在。至于各诗的自注，旨在释名物，明词意，同时也就进一步把作者的西洋观具体化了。因此，对《西洋杂咏》的评说，应当是诗、注并重的。
三、中西差异与文化误读
《西洋杂咏》对十九世纪初的西洋文明，有咏有叹，亦赞亦议。它所流露的主体意识，既反映了中西差异，又包含着文化误读，是相当耐人寻味的“格义”现象。
一个妻妾成群的封建行商，怎样看待近代西洋人的婚姻生活呢？《杂咏》第三首写道：
缱绻闺闱只一妻，犹知举案与齐眉。
婚姻自择无媒妁，同忏天堂佛国西。
夹于诗句中的自注，又合成一段对洋人婚俗的具体描绘：
夷人娶妻不纳妾，违者以犯法论。夷人夫妇之情甚笃，老少皆然。男女自主择配，父母皆不与闻。合卺之日，夫妇同携手登天主堂立誓。
在潘有度心目中，一夫一妻与一夫多妻，婚姻自主与父母择配，这种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异，竟然还有可以认同的一面：“犹知举案与齐眉”！言下之意，似乎“夷”俗也沾沐华风，岂不是咄咄怪事？众所周知，“举案齐眉”尽管是中国婚姻史上传诵百代的美谈，但它所表现的毕竟是妻子对夫权的婉娈依附，并不意味着夫妻双方在道义上的均衡。换句话说，梁鸿、孟光的故事，告诉人们的只是“和谐”而不是“平等”，其伦理取向是对男方倾斜的。因此，所谓“犹知”，其实正是潘有度不知不觉的“误读”。他作为行商，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面前低三下四，委曲求全；而作为儒商，文化上依然居高临下，“夷”不绝口。这种表卑里亢的精神状态，说明潘有度尽管处于中西通商的前沿，却抱着“朝贡体制”的老眼光，远远没有跨越华、洋之间文化传通的心理障碍。
近代西洋的决斗之风，大悖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伦理。对潘有度来说，自然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异俗了。《杂咏》第七首云：
拌将性命赌输赢，两怒由来大祸成；
对面一声枪并发，深仇消释大轻生。
自注进一步解释道：
夷人仇深难解，约定日期，各邀亲故知见。各持鸟枪，入铁弹，对面立定。侯知见人喝声，一齐放枪。死者不用抵偿。如不死，冤仇立解，永不再斗。以示勇而不怯之意。
从中世纪骑士文明演变而来的西洋“决斗”，与中国古代的阵前“斗将”和近代的宗族械斗，可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潘有度虽然隐约地看出这种解仇方式的公正性，并觉察到“决斗”的文化内涵具有“示勇而不怯之意”，但他还是指鹿为马，视之为“赌命”和“轻生”，直截了当地将骑士风度当作君子风度的对立物了。
在清朝专制体制中被确定为“沐恩洋行商人”（注：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70页。）的潘有度，对民主也像对平等一样，是非常隔膜的。当他咏写君民关系的时候，西方那套简化的威仪，难免要令他望“洋”兴叹了。《杂咏》第十首可作例证：
戎王匹马阅齐民，摘帽同呼千载春。
简略仪文无拜跪，逢人拉手道相亲。
自注无多，意思却一清二楚：
外洋国王出巡只单骑，不用兵侍从。外洋以摘帽为敬。夷俗无拜跪礼。
“戎王”的简朴，尽管并非平民化，但较之“天朝”那套三跪九叩首的繁文缛节，确实叫人耳目一新。潘有度对此津津乐道，未必没有一点言外之意。
至于近代科技如何引发这位行商浮想联翩，他从“千里镜”中看到了什么奇景，《杂咏》第十二首说得有声有色：
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
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
自注云：
千里镜，最大者阔一尺长一丈，傍有小镜看月，照见月光约大数丈，形如圆球，周身明彻，有鱼鳞光。内有黑影，似山河倒照，不能一目尽览，惟向月中东西南北分看。久视则热气射目。夜静，有人用大千里镜照见月中烟起，如炊烟。
望月而思广寒，对喜爱观史哦诗的潘有度来说，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思绪，老生常谈，未可厚非。不过，他的思想境界，倘若拿来与另一位也是“镜澄千里幻中看”的同时代人对比，那就相去远甚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两广总督阮元(1764-1849)在广州作《望远镜中望月歌》，却道出完全别样的感慨：
别有一球名曰月，影借日光作盈阙。
广寒玉兔尽空谈，搔首问天此何物？
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为山明者水。
舟楫应行大海中，人民也在千山里。（注：阮元：《研经室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71-972页。）
以上对《西洋杂咏》的择要评说，属于历史视域的个人观察，谈不上严格意义的文化分析，但愿不会苛求于前人。事实上，即使进入近代，敢于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要消除对西洋文化的“误读”，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四、潘有度西洋观的历史特征
在广东十三行的历史上，“潘启官二世”是一个有见识、有作为的代表人物。他的传世组诗《西洋杂咏》，并不是亲历其境的直观吟咏，其中包含着大量得自“夷商”的传闻。对西洋文明的认识程度上，所述各节，自然有深浅之别。甚至个别场合，咏写海外风土，变成传播海外奇谈。他对外洋各国贫富关系赞不绝口（第九首），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就是一个例证。
乾嘉年间的广州口岸，享有独口贸易的优势，万商云集，“夷务”纠纷丛生。按道光初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的说法，西洋通商各国“气习各异：米利坚、港脚、吕宋、荷兰等国，虽非驯服，尚少刁顽；唯英吉利国夷商最为桀骜”（注：道光九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奏，见梁嘉彬前揭书，第238页。）。潘有度本人，正是在与英商的长期交往中形成他的西洋观的。然而，对被官方视为“桀骜”不驯的贸易伙伴，《西洋杂咏》反而称许他们的商业信用：“忠信论交第一关”，“聊知然诺如山重”（第一首）等等。这说明，作为从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过渡时代的官商，潘有度尽管与自由贸易格格不入，但他在“理洋务”即介入世界市场的实务中，却已感受到“重然诺”即重契约的近代意识，合乎中华的“太古纯风”。韦伯曾经“对和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行商的信誉卓著大惑不解，以为或是因为行商垄断对外贸易，地位稳固之所致。他并且进一步推论，如果行商的诚实是真的，那一定也是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行商重“义”，植根于儒商传统，韦伯的“影响”说可以休矣。
《西洋杂咏》的创作时代，还不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自觉时代。在潘有度的诗歌和自注中，往往流露出主体文化的优越感。“以夏释夷”的思维倾向，不能不导致他对客体文化的“误读”。历史上已有先例，就是东晋时代的佛徒用外书配拟内典的“格义”：“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注：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3页。）。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西洋杂咏》所表现的独特理念，正是十九世纪初夷夏两种异质文化的“混合品”。潘有度留给后世的这个文本，是值得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人认真解读的。
广东十三行的历史，有经济方面，也有文化方面。前者早就引人注目了，后者则还不入时眼。本文通过《西洋杂咏》来评说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探测一代巨商的文化心态被中西交汇打上什么样的烙印，旨在推动广州口岸的研究“更物质化”和“更精神化”（注：勒高夫等著，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以适应当代史学的深层追求。
附录《西洋杂咏》
（一）忠信论文第一关，万缗千镒尽奢悭（华夷互市，以拉手为定，无爽约，即盈千累万皆然。既拉手，名为“奢忌悭”）。聊知然诺如山重，太古纯风羡百蛮。
（二）客来亲手酌葡萄（客到饮葡萄酒，不饮茶，酒皆葡萄酿成），响彻琉璃兴倍豪（每饮以碰杯为敬）。寒夜偎炉倾冷酒（夷人饮冷酒，冬夏皆然），不知门外雪花高。
（三）缱绻闺闱只一妻（夷人娶妻不纳妾，违者以犯法论），犹知举案与齐眉（夷人夫妇之情甚笃，老少皆然）。婚姻自择无媒妁（男女自主择配，父母皆不与闻），同忏天堂佛国西（合卺之日，夫妇同携手登天主堂立誓）。
（四）生死全交事罕闻，堪夸诚悫质于文。素衣减食悲三月（夷人丧服，周身上下元色。父母妻俱服期年，朋友服三月），易篑遗囊赠一分（夷人重友谊，临终分财，友亦与焉）。
（五）金藤一丈绕银壶（夷人吸水烟，用银壶注水，约高二尺。烟斗大如碗，金饰藤管长一丈余。烟斗内载糖和烟叶，用炭烧），无人知是淡巴姑（烟叶产自吕宋国，夷人名“淡巴姑”）。
（六）头缠白布是摩卢（摩卢，国名。人皆用白布缠头），黑肉文身唤鬼奴；供役驶船无别事，倾囊都为买三苏（夷呼中国之酒为“三苏”。鬼奴岁中所获，倾囊买酒）。
（七）拌将性命赌输赢，两怒由来大祸成。对面一声枪并发，深仇消释大轻生（夷人仇深难解，约定日期，各邀亲故知见。各持鸟枪，入铁弹，对面立定。候知见人喝声，一齐放枪，死者不用抵偿。如不死，冤仇立解，永不再斗。以示勇而不怯之意）。
（八）养尊和尚亦称王（澳门大和尚，俗称“和尚王”），妇女填门谒上方（澳门妇女，日临大和尚寺，跪求忏悔）。斋戒有期名彼是，只供鱼蟹厌羔羊（葡萄牙等国，逢彼是日斋戒，只食鱼蟹海错，不食牛羊。斋戒期名“里亚彼是”，“里亚”，日期也；“彼是”，鱼也）。
（九）痌
胞与最怜贫，抚恤周流四序均，岁给洋钱过百万，途无踝丐忍饥人（外洋各国，岁敛洋钱百余万元，周给贫民，途无踝丐）。
（十）戎王匹马阅齐民（外洋国王出巡，只单骑，不用兵侍从），摘帽同呼千载春（外洋以摘帽为敬）。简略仪文无拜跪（夷俗无拜跪礼），逢人拉手道相亲。
（十一）一枪一剑渡重关（夷人出外，恒以一枪一剑自卫），万里浮航久不还，积有盈余归娶妇，问年五十须丝斑（夷人远出贸易，必俟富厚始归娶妇。年五十娶者甚多，新妇少艾，不以为嫌）。
（十二）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千里镜，最大者阔一尺长一丈，傍有小镜看月，照见月光约大数丈，形如园球，周身明彻，有鱼鳞光，内有黑影），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夜静，有人用大千里镜照见月中烟起，如炊烟）。
（十三）起居饮食定时辰（夷人饮食起居，皆按时辰表），人事天工善保身。见说红轮有迟速，一阳来复影初均（据称，夏至前太阳约慢两刻，冬至前太阳约快两刻。钟表准者，虽不对日圭，不可推快慢轮。每岁俟冬至后十日，自然与日圭相合。验之果然。是以夷人取所用之表，多不对日圭，名为“民点”，即准时辰也）。
（十四）弟恭兄友最深情，出入相偎握手行（夷人兄弟之情甚重，出入握手同行）。海外尚饶天性乐，可怜难弟与难兄。
（十五）红灯白烛漫珠江（燃白腊为烛），万颗摩尼护海幢（海幢寺与夷馆隔江相对）。日暮层楼走千步，呢喃私语影双双（夷人每日黄昏后往来行动，以运血气，俗称“行千步”。行必有偶，偶则私语。）
（十六）十字门中十字开（澳门海口有十字门，西洋教大庙内虔供“十字”，咸称天主），花王庙里证西来（澳门有花王庙）。祈风日日钟声急（夷俗日日撞钟求风，以盼船行），千里梯航瞬息回。
（十七）百尺樯帆夜款关，重洋历尽贸迁艰。孩童不识风波险（孩童长成四五岁，即随父兄泛洋），笑指天南老万山（老万山在虎门外洋面，夷船到老万山，便无风波之险）。
（十八）数历三年无闺月（夷俗无闰），阳回三日是新年（中国冬至后十日，即夷人元旦，岁岁皆然）。头施白粉家家醉（夷人发涂白粉，新岁亦然），乱掷杯盘乐舞筵（故事：每逢新岁及大会，尽碎杯盘为乐，近日此风稍敛）。
（十九）术传星学管中窥，风定银河月满地。忽吐光芒生两乳，圭形三尺最称奇（夜用外洋观星镜，照见一星圭形，长三尺，头尾各穿一孔）。
（二十）廿年角胜日论兵（外洋争战，廿年未靖），望断遐方结好盟。海水不扬依化日，玉门春到自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