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研究经济增长方式应深入微观个量层次。从微观个量上看，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劳动型、资本型、技术型、劳动——资本型、资本——劳动型、技术——劳资型等六种形式。从宏观总量上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否在短期内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关系到“九五”计划和国民经济发展远景目标能否实现。但是在目前，我们也不能因为要转变增长方式而全盘否定粗放型增长的作用，特别是不能否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劳动型，劳动——资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明晰企业产权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关键词】 增长效率 增长效益 粗放增长 集约增长 比较劳动生产率 波幅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个量层次
人们通常把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实现的经济增长叫做粗放增长或外延增长。把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叫做集约增长或内涵增长。粗放增长或外延增长强调劳动和资本的投入，片面追求数量、产值和速度，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因而是一种数量型增长方式。集约增长或内涵增长则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既重视经济增长效率，更重视经济增长效益，因而是一种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一个国家或地区主体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是由该国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基础、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及经济体制决定。我认为，把经济增长仅仅划分为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两方式还不够完善，这种划分不利于我们根据中国国情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还应该从微观个量这个层次来进一步理解和区分经济增长方式。
从微观个量上来看，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分应该更加具体和详尽。理由是：首先，在技术水平既定，投入资本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可以依靠追加劳动投入来扩大产出，只要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企业产品能够销售出去，企业就能获利。同样，在技术水平既定，投入劳动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依靠追加资本投入也能扩大产出，在产品不愁销路，资本边际生产力大于零时，企业也能获利。显然，这种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企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只要能够获利（当然是合法经营），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资本和劳动生产率都有同等幅度的提高，从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效益。二是促使资本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而劳动生产率不变，或资本生产率提高幅度大于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三是促使劳动生产率较大幅度提高而资本生产率不变，或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大于资本生产率上升幅度。虽然这三种形式的经济增长都可以归结为集约增长，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同的增长方式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差别很大。显然，第二种方式较符合我国资金特别稀缺，但劳动力丰富的国情。鉴于此，我认为，从微观个量上看，微观经济活动主体（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包括以下六种。（一）劳动型。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不变，依靠追加劳动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二）资本型。技术进步和劳动投入不变，依靠追加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三）技术型。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依靠技术进步与提高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四）劳动——资本型。技术进步不变，经济增长依赖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但劳动追加幅度大于资本追加幅度。（五）资本——劳动型。技术进步不变，经济增长依赖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但资本追加的幅度大于劳动追加幅度。（六）技术——劳资型。依靠技术进步和追加劳动、资本投入量来实现经济增长。
我们可以精略地把劳动型、资本型、劳动——资本型和资本——劳动型增长方式归为粗放式或外延式增长，把技术型、技术——劳资型增长方式归为集约式或内涵式增长。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追加资本和劳动力来推动，只注重资金投入和产值、产量的增长，不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不重视职工素质的提高。1957年我国国有企业资金利税率达34.6%，但至1993年跌至10.5%，1995年上半年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仅为87.68%，百元资金投资创利税低于银行贷款利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5%的水平。现有职工二亿二千万人，其中工人约一亿七千万人，技师近四十万人，但高级技师仅数千人（见《组织人事报》1995年12月14日）。可见，从宏观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是一种主要依靠投入来推动，不重视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数量型增长。因此，我们在“九·五”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但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必须立即走技术型和技术——劳资型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容许和鼓励部分企业走劳动——资本型甚至劳动型增长道路，以缓解我国资本奇缺而劳动力丰富的矛盾。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多层动因
（一）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把推动经济增长作为工作重点，不断地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经济效益。
建国4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1953—1993年，我国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达7.2%。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1979—1994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82%，远远高于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GNP年均增长2—3%）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GNP年均增长4—5%）。但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依靠高积累、高投入，依靠牺牲农业和压制城乡消费水平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国民经济实力或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表现出严重的不一致，人们从调整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实惠不多。
具体表现有两点：1.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年份是1991—1993年，1963—1965年，“六·五”时期，即总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水平提高较快。2.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率在所有各个时期都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这种格局说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没有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较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通货膨胀也较严重，两者的综合影响进一步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使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人们实际消费水平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更大。可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好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没有落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能充分体现出来。原因何在呢？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对头。长期以来，我们靠扩大投入，铺新摊子，浪费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这是造成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快的症结所在。
（二）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取决于该国或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经济增长一般都具有粗放型的特点。因为：第一，从工业规模来看，在工业初创时期，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工业企业不仅数量少，规模也有限，扩大再生产必然以外延型为主。第二，从工业的产业结构来看，早期的工业主要是食品、纺织、皮革等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轻工业，产品工艺简单，技术含量低，工业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推动。第三，从市场需求看，早期工业发展时，市场扩展速度快，商品供不应求，形成卖方市场，企业竞争和与之相联系的规模经济效益并不突出。
在工业化道路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建国后，我们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国家集中力量优先建立了重工业基础。这一发展战略使我国工业在建立时就具有工艺较为复杂和技术含量高的特征。由于我国工业重型化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农业和轻工业市场需求不足。为了实现平衡，重工业自我服务特别严重，生产资料市场一直都是求大于供，加上工业再生产长期立足于国内市场，缺乏国际竞争，因此，规模经济效益并不明显，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表现出明显的粗放性质。当然，这种粗放式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也起过重大作用，使我国在短短40年就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推动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分别进入工业化中期和经济起飞阶段。
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告诉我们：随着一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将下降，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将上升。库兹涅茨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说明：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A部门（第一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比较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在大多数国家都小于1：I部门和S部门（第二、第三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则大于1，且I部门（第二产业）国民收入相对比重有不断上升趋势。这种情况表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而第一产业则相反。
我国的情况与库氏的分析差不多，表现在：农业产品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越来越低，非农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日趋扩大。1979年，非农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为2.5，1988年这差距扩大达到2.946，1993年进一步扩大到3.78。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农业国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这就表明过去那种依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式让农业为城市工业提供农副产品，保证工业高速增长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因为这种靠损害农民利益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不仅日益遭到农民的反对，而且也因农业积累不足而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农业的停滞和萎缩当然就不大可能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积累。相反，这个时候工业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应该回过头来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和其它帮助。
这一转变意味着第二、三产业兼负起双重任务：既要发展自己，又要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和帮助。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本身也面临着重型化和高加工度化双重任务，需要大量投资。第三产业，特别是那些为第一、二产业服务的第三产业，也因过去欠帐太多而需要大力发展。显然，仍然依靠扩大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能持久的，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三）减轻经济波动幅度和经济稳定增长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波动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10次周期性经济波动，其中有三次大起大落，波幅很大，1977年以前的经济波动还时常伴随着古典波动周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这种频繁的波动就属于不正常了。导致我国经济频繁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增长方式的落后是主要原因。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人们重视产值，产量的增长甚于效率、效益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是难免的。因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牺牲和浪费经济资源来实现高速度，社会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这种高速度不能持久的维持着，一旦它达到一定程度，超过了社会经济资源特别是相对更为稀缺的能源、原材料及基础设施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收缩或衰退就不可避免。有速度偏好的各级政府和企业领导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速度、产量、产值是考核官员和企业厂长政绩的主要指标），绝不能容忍低速度，只要经济状况稍微好转，强烈的扩张又会重新开始。这样的过程循环往复，导致经济剧烈波动。
国内有的学者在实证研究后认为：在我国，资本生产率（投资效率）增长率周期波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率周期波动呈反方向变化。即经济增长高速扩张时，资本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急剧衰退时，资本生产率上升。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在紧缩时期，投资急刹车，投资减速幅度大于产出减速幅度，加上投资减速与产出减速有一个时差，而且在紧缩期缩减最多的是粗放型的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相对较高的更新改造投资下降幅度低一些，导致紧缩期单位投资产出反而相对较高。但这种提高是靠缩减投资而不是扩大产出来达到的，它依靠投资的缩减速度快于收入的缩减速度来相对提高资本生产率，实际上伴随着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劳动生产率下降。在扩张期，情况则相反，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投资迅速增加，致使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资本生产率降低。因此，要减缓经济波动的波幅，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盲目投资对经济波动的推波助澜。
（四）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否定粗放型增长的作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否在短期内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关系到“九·五”计划和国民经济发展远景目标能否实现。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要转变增长方式而全盘否定粗放型增长的作用，特别是不能否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劳动型、劳动——资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首先，任何经济增长，都需要不断有新的投入，而新的投入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部分形成新建项目，扩大规模。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的产业部门不断涌现，新建项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转变增长方式决不意味着否定新建项目，否定粗放增长。其次，我国国民经济中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农业劳动力过剩，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低下，有的地方甚至低至零或负数。由于文化教育落后，农业劳动力素质偏低，远远不能满足集约型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而劳动力不可储存性的特点，又决定了他们必须在使用当中才能创造价值，否则就是劳动资源的浪费，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社会动乱。所以，作为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过渡，在广大乡村地区适当地发展起点低、投资少的工商企业也是必要的。从企业自身来看，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是赢利，不管企业采取何种生产方式，只要产品符合社会需要，产品扣除投入后尚有剩余，就不能剥夺其存在的权利。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多维关系
（一）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计划经济能否或以多大的步伐向市场经济转变，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能否或以多快的速度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明确市场主体——企业的产权，使企业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自负盈亏。所以深化改革，明确产权，特别是明确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就成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我国的企业改革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承包制和租赁制以及当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几个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始终没有解决国有企业产权问题。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订价权、盈利分配权等权限都或多或少地掌握在政府和主管部门手中。政府和主管部门凭借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权，根据追求高速度的需要来分配社会资源，追求高速度几乎成了政府唯一经济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客观物质基础。在集权管理体制下，考核各级干部和企业领导业绩的指标是产量和速度指标，领导成员为了追求速度，突出“成绩”，哪怕是牺牲效率和效益也在所不惜，甚至出现虚报和浮夸等不正之风。所谓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这种弄虚作假作风的表现。可见，企业产权不明、责任不清是导致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温床，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必须明晰国有企业的产权。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范围宽、数量多、规模大小不等，对不同的国有企业必须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例如，大量小型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拍卖，租赁形式转化为非国有经济等。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而言，除了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企业仍然保持国有国营之外，应该把其中的大部分企业改造成公司制，即改造成真正意义上而非形式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公司化和私有化是有根本区别的，它不是一种以自然人持股为主的公司，而是一种以法人持股为主、自然人持股为辅的公司。国有企业采取以法人持股为主，自然人持股为辅的股权结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必然要求。首先，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国家股在公司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虽然不可求国家股在每个股份公司中都居支配地位，但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国家股权应占支配地位。其次，随着生产力和产权形式社会化，必然会产生新的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的“法人股东”。这些“法人股东”包括非银行金融组织，如国外的养老金基金、共同基金等；工商企业和银行等。此外，纵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公司是以自然人持股为主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国有企业公司化和私有化混为一谈。
如果明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能够取得成功，不仅能够实现国有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有利于非国有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前，非国有企业之所以比国有企业更具有竞争力，不是因为非国有企业普遍实现了集约型增长方式，提高了产品质量，而是因为国有企业受重重束缚竞争能力太差。一旦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真正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了竞争能力，必然会迫使非国有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否则，他们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当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涉及面广，影响性大，近期可以先从加快政企分开，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做较大努力。
（二）投资主体的法律约束与体制控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提高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要实现这两个提高，归根到底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关键是抓好科技和教育。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认为，教育对劳动力质量有重大影响，教育年限的增加不仅提高了劳动者个人对生产的贡献能力，也提高了个人的收入。在单位时间内，一个受过五年大学教育的人的劳动贡献相当于一个仅受过八年小学教育的工人的2.19倍。邓小平早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在多次重大会议上也都强调要教育立国，大力发展科技事业。然而，事实上我国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待遇低，脑体倒挂的问题至今仍未有多大改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9%，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5%水平。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使投资主体存在一种“投资饥渴症”。今后，要保证国家对教育、科技等公益性事业投资的增长，就必须要从法律上、体制上严格控制政府投资范围，切实缩减政府在竞争性投资活动领域的投资。否则，由于政府部门急功近利和速度偏好，投资向盈利率高的竞争性投资领域倾斜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六·五”以来，公益性投资在政府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少，“六·五”时占18.67%，“七·五”时占14.66%，到1991年和1992年分别为12.4%和12.2%。这就是在缺乏制度和法律约束下，政府急功近利，偏好速度的很好的例证。
（三）增长方式的渐进特征与梯级转换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部中等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三个地带。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的主要差别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别。在先进地区或某个企业看来已是相对落后的增长方式对于落后地区或另一个企业而言可能是适合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客观上具有相对性和渐进性特征。一般发达地区的要素投入成本大都高于落后地区，因此，这类地区往往倾向于更多地运用先进技术和实行集约化经营。采用先进技术和实行集约化经营需要付出代价，如原有技术能否转移，富裕劳动力能否分流等。如果这一代价过大，则发达地区想采用先进技术和实行集约化经营的愿望也不能实现。只有当地区之间打破了经济封锁，发达地区的公司、企业通过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企业集团及技术有偿转让等形式把自己原有技术转让出去，才能降低发达地区经济技术和劳动技能的转移成本和替代成本，才能加快发达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落后地区因为得到发达地区的成熟技术，经济增长方式也相对改善。
（四）经济增长方式与企业规模水平
经济增长方式与企业规模有很大联系。企业规模越大，创新能力也越强，组织和管理水平也就相对较高，因而要素生产率也越高；与之相联系，企业经济增长方式也就相对先进。规模小的企业，很难实现集约化生产。我国企业规模水平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同行业平均规模差别大，二是与经济规模相比，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主要行业的MES企业产量占全部产量的比例（即D值）一般都在50%以下，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这说明，我国市场产品绝大部分是通过没有规模效益的小企业供给的。而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都是粗放型的。所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以提高企业规模水平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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