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政治史话：现代国家建构与共青团成长
刘 佳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1949年以来，共青团参与了现代国家建构，现代国家建构也塑造了现代性的共青团，这是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共青团成长的历史辩证法，也是共青团与国家关系发展的基本逻辑。共青团在政党体系、国家体系、市场体系和治理体系中相继经历“三次转换”，形成了具有鲜明政治代际意义的共青团成长空间。这一“总体性”历史辩证法的具体展现包括政党与青年的辩证法、青年与国家的辩证法、国家与共青团的辩证法、历史与理论的辩证法等四个维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青团在迈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政党体系、国家体系、市场体系的具体任务和要求，新时代共青团的改革，无论在牵涉面、复杂性还是在操作难度上都要超过以往。回溯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共青团成长的历史轨迹，研究共青团成长的历史辩证法，对于新时代共青团改革再出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政治史话 现代国家 国家建构 中国共青团 党管青年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如果说，10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以集体行动的力量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那么，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意味着这场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致力于现代国家建构，古老的中国改天换地，处处流露着现代性气韵和品质，它刷新了中国历史、开辟了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现代化是贯穿共和国历史的主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归根到底要在青年的接续奋斗中实现。70年来，共青团与共和国一路走来、一同成长，共青团融入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伟业，现代国家建构也塑造了现代性的中国共青团。此时此刻，回望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共青团成长的历史逻辑，展现共青团成长的历史辩证法，对于新时代共青团改革再出发具有重要意义。
一、共青团是现代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一个总体性规律，即从单子式生存走向集体化生存，从个体性差异走向普遍性趋同，从地域性生存走向世界性交往。社会生产力发展不仅创造了人自身，更创造了把人组织起来、联合为一体的社会关系。以人的联合为基础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国家的细胞形态。随着私有产权的出现，共同体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的诞生。恩格斯对国家作出了具有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的界定：“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这一论述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计算机检索EMbase、PubMed，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和万方等数据库，收集卡贝缩宫素注射液对比缩宫素注射液用于预防产后出血的随机对照研究，检索时限均从2000年1月—2017年12月。中文检索词为：卡贝缩宫素，缩宫素，产后出血，不良反应，中国人群。英文检索词为：carbetocin，oxytocin，postpartum hemorrhage，ADR。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持续恶化以及各种政治派别救国方案的失败，要求必须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建立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文明的蒸汽机轰鸣中被卷入世界历史的，此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的中国，各方政治力量相继提出各种救国方案，但均以失败告终。1911年的辛亥革命影响最为深远，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体制。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它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持续恶化的问题。因此，彻底铲除压在人民头上的反动力量，实现对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的超越，构建具有实体性意义的人民共和国，就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革命的首要目标。
对资产阶级共和体制超越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这是因为：(1)理论的超越性。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科学论证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2)利益的超越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它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3)使命的超越性。中国政治革命不是对中国旧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小修小补，也不是对其中某一方面的改造，而是在对旧中国整体性颠覆基础上的全新建构，“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2]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利益和使命上的超越性，将其推至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承担起打碎旧国家、建构新国家的历史使命。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革，不同时代的人所面对的历史际遇是不同的，对时代问题的解决重点和方法论也是不同的。毛泽东时代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是“何以建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基础性、框架性地位；邓小平时代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是“何以富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战略；习近平时代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是“何以强国”，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第一，分析与识别。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状况、阶级意识、政治倾向等作出科学分析，在革命运动中检验和甄别不同阶级阶层的革命态度和政治立场，确定哪些阶级阶层是中国政治革命值得信赖的力量，哪些是敌人。毛泽东认为，中国青年是中国政治革命的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可靠的同盟军，“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4]当然，青年学生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剔除这种局限性的根本方法就是融入工农群众，投身工农革命，“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5]
维生素C（抗坏血酸）：为白色结晶性粉末，无臭，味酸，久置色渐变黄。维生素C参与体内多种代谢，如参与叶酸代谢，刺激造血机能；促进铁剂吸收，对血红蛋白和红细胞的成熟有影响，参与胶原纤维的合成，加速创口的愈合，促进机体内抗体形成，增强白细胞吞噬作用，增加机体抗感染能力。
论证不仅只是对自然现象成因的解释，它在科学学习上还推动着认知向较高的层级发展[5]。在科学课堂中开展论证探究式教学带来的价值不仅止于提升学生的论证能力，更有助于学生真正科学核心素养的提高。
第二，组织与动员。主要涉及如何把个体青年整合为集体青年，“组织化”是我们党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深谙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继承布尔什维克党借助“外围组织”构建“党群共同体”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基于对中国革命形势、任务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判断，认为只有在社会空间中嵌入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组织体系，才能为中国政治革命凝聚共识、输送力量、培养干部、网罗资源，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应运而生。据此，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轴心创造大外围”的“轴心—外围”结构，并由此对中国社会产生向心性整合效应[6]。由此可见，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设计”的产物，具有三重规定性：(1)党性规定。共青团是党的组织体系在青年群体中的延伸和具体化；(2)社会规定。共青团是以青年为组织成员和工作对象的社会团体；(3)统战规定。共青团与工会、妇联、农会、民主党派等共同构成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革命共同体”。
作为公民，支部书记也必须加强人生修养、直面生死。一方面把生命看得轻一点，要敬畏自然，人不算什么，几十年的光阴就是两朵乌云之间的一道闪电；另一方面，要把生命看得重一点，在宇宙中，生命选择地球很偶然，我们应该敬畏生命，不仅要敬畏人的生命，还要敬畏动物甚至植物的生命，这样才能仰望星空，建立宇宙情怀，提升大局意识。
第二，是解决中国青年社会问题的必然要求。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和关系的重构，青年社会问题越来越成为突出问题。比如，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青年网络行为引导及其思想引导问题、进城务工青年和城市流动青年的权益保障问题、青年就业创业问题、青年利益表达和有序政治参与问题等，这些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就会产生蝴蝶效应，“放大”为全局性问题。青年社会问题是多种因素复合发酵的结果，只靠政府力量是很不够的，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分工协作、社会参与的开放型治理体系。共青团具有与青年距离最近、青年组织体系健全、青年工作经验丰富等优势，在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青年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现代国家建构必须要以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为前提。近代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任弼时指出：“过去青年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有青年群众自己的积极分子的组织，作为青年群众中领导的核心，才能更有利地推动青年运动的发展。”[7]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和团的直接指挥下，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爱国志士一道，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历史证明，共青团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因为它为中国青年提供了最可靠同时也是最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青年行动的有机衔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嵌入社会、整合资源、政治动员的能力。
二、1949年以来共青团成长空间的三次转换
企事业单位不仅强调外语人才的专业能力，也看中人才其它方面的能力，如交际能力，创新能力等，对人才要求较高。然而，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绍兴地区外语人才的酬薪平均在2200-2800之间。而外语人才工作期望较高，在所调查的毕业生中，37%要求工资收入高于4000元，19%的学生把收入定在6000元以上，可见，人才对用人单位的期待与用人单位对人才的期待存在较大的落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历史性地改变了共青团的成长空间。如果说1949年以前，共青团在中外民族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高度紧张的压力型空间中艰难成长，甚至还一度面临被反动势力围剿、取缔、破坏的生存危机；那么1949年以后，来自反动势力一方的危机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共青团还将面对一个崭新的、无比巨大的成长空间——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现代国家建构深刻地改变了共青团的成长空间。
(一)从政党体系到国家体系：共青团成长空间的第一次转换
从建团到建国，面对反动势力的排斥和社会自主性的低水平发育，共青团的成长空间只能集中在政党体系之中。所谓“政党体系”，指共青团完全内嵌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社会动员、政治工作、军事斗争等各项功能中，共青团是政党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和政治运作的执行终端，是青年进入政党体系的一条重要通道。1946年中央青委提出的《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案》界定了共青团在政党体系中的基本功能：一是承担党对中国青年的政治教育职能；二是作为党和青年群众的桥梁组织；三是为党输送新鲜血液。从一定意义上讲，共青团是从外围协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革命的社团机构，因此组织的政治性、阶级性要远大于社会性、群众性。内嵌于政党体系中的共青团，其运行逻辑可以描述为：以中国共产党为政治轴心，以党的政治革命为中心任务，以培养和输送革命骨干力量、对青年实施意识形态动员和政治动员、构建更广泛的青年统一战线组织为基本功能。
政党剑指政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耳熟能详的歌词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中国现代国家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政党体系“现实运动”基础上孕育出来的。政党体系规定了国家体系的根本性质和政治形态，国家体系实现了对政党体系的超越。中国现代国家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一是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结构中具有最高政治权威，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领导党、执政党；二是明确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一整套基本政治制度；三是明确了国家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四是明确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等领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团结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国家。其中，实现现代化是国家体系的核心内容。
不难看出，以1949年为边界，共青团的成长空间发生重大转型，即从政党体系走进国家体系，从政治革命转向国家建设。一方面，共青团进入国家政治体系，成为参加政治协商、行使参政议政职能的政治团体；另一方面，共青团进入国家经济体系，组织发动青年投身国家工农业生产。后者更具决定性意义，因为根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从愚昧走向现代，摆脱剥削和压迫，最终通达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生产力，“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8]。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原则，并且深刻意识到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滞后的严峻现实，因此在建国前就着手谋划国家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9]很显然，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中心工作，共青团必须全部“接盘”。1957年，邓小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组织青年参加生产劳动确定为共青团的中心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团结全体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10]此外，“追英赶美”“集体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宣传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参与国家工农业建设的热情，共青团旗帜下的“青年突击队”就是这一时期的品牌项目。
(二)从国家体系到市场体系：共青团成长空间的第二次转换
国家建设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10年文革是由政党体系发动的，它一度造成了国家政治体系的坍塌和经济体系的崩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一方面恢复了科学社会主义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真实面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理顺了政党体系与国家体系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关系，推进了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探索出一条符合基本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来说，一是推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二是重建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党的群团组织，恢复其在国家政治形态中的基本功能；三是探索建立基层民主制度，增强社会自主性；四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五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直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在推进国家体系重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再一次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了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地位，强调必须摆脱意识形态对经济建设的束缚和捆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根据这一原则，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大幕由此开启。市场体系涵盖价格、资本、技术、金融、所有制等多个领域，资源配置是市场体系的核心问题，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市场机制日趋完备，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中国现代市场体系是在国家政治体系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和推进的，国家体系孕育了市场体系，市场体系脱胎于国家体系。
随着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依附关系和单位政治体制逐渐被劳动力契约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所取代，社会自主性大大增强，共青团的成长空间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迎来第二次转换，即从国家体系迈向市场体系。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1993年共青团十三大提出，团的各项工作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各项事业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带领青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作用。此后，共青团中央制定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青年工作战略发展规划》(1993)《关于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艰苦创业的决定》(1995)《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实施纲要》(1995)《关于大力推进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行为 为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做贡献的决定》(1999)《关于团结带领团员青年为实现“十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做贡献的决定》(2000)等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共青团在市场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功能和行动空间。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市场体系的发育速度远远超过预期，新兴市场主体大量涌现，社会流动周期和频率明显加快，青年人力资本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共青团“聚焦青年的专业化成长，以技术、行业、职业等为要素，以竞赛、引导、服务等为手段，帮助青年实现专业化、职业化发展”[12]，共青团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发展逻辑日趋明显。
(三)从市场体系到治理体系：共青团成长空间的第三次转换
“打碎旧国家、建构新国家”既是党的政治理念表达，更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和百倍努力的革命行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人民战争，相较于理念表达的革命主义、浪漫主义，革命行动更要讲究策略、方法和技术。因此，把人民“组织起来”成为直接关系政治革命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其中把中国青年“组织起来”又是中国革命一项重要的任务，任弼时指出：“目前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之一部即在于宣传与组织，这种工作也就是现在学生界应负的主要责任。”[3]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三个环节达成此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坐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最鲜亮的底色，旨在解决1978年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市场、现代政府、现代文化、现代社会、现代政党、现代军队如何从要素性生成跃升为整体性建构、从数量型生成跃升为质量型转换、从结构化生成跃升为制度化聚合的问题，解决政党体系、国家体系、市场体系如何更好协同发展、互为支撑、深度融合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者规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方向，后者规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操重心，“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13]。这样一来，参与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历史地摆在了共青团面前，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政党体系、国家体系、市场体系基础上开辟形成了共青团新的成长空间——治理体系。
三、迈向现代治理体系的中国共青团
共青团之所以能够进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充分的事实和理论依据。
第三，推进共青团自我革命和组织转型，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主要包括改革团的领导机构和运作机制；改革团的干部制度，创新团干部选配形式；改革团的工作方式，建立团干部与青年更为紧密的制度性联系；改革团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模式；改革团的组织设置，增强基层共青团的工作能力；一体化推进青联、学联、少先队和团校改革。
第一，是国家治理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与统治和管理对“父权主义”“权威主义”的崇拜不同，国家治理在政治层面和价值层面上更偏向于“多中心主义”，主张“有事大家商量着办”，在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群众团体、个人等具有一致性的利益表达权和政治话语权，在政治形态及其运作中倡导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之间开展民主协商、平等对话、协调配合，而非零和博弈、彼此排斥、互相拆台。共青团是党的群团组织、国家政权支柱、协商民主主体，共青团进入国家治理体系顺理成章，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把群团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使之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14]
第三，教育与引导。社会运动总是呈现一种从分散到统一、从盲目到理性、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趋势。中国青年运动亦是如此。因此，引领青年融入中国政治革命的历史洪流，以实现中国青年运动质量和效果的跃升，就成为中国共青团的一项重要功能。(1)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引导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青团是青年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校。(2)培育无产阶级意识，教育引导青年在与工农革命的结合中，剔除封建的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使青年意识到中国革命的希望掌握在自己手中，唤醒其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使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锻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意志顽强、信念坚定、作风过硬、本领高强的“铁军”。在这个意义上，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和技术精英。
第三，是深化共青团改革的题中之意。在开放的环境中，任何政治组织的发展都会面临“适应性”问题，年头越久，政治组织的生存压力就越大。当前，共青团组织功能虚化、结构体系内卷化、基层工作空心化、组织成员贵族化、运作方式行政化等问题十分突出，深化共青团改革势在必行。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共青团改革释放了重大利好信号，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15]
水中自救与水上救助能力是使学生安全成长并全面发展的重要培养手段，以核心素养观之，游泳自救与水上救助能力具有三维目标的立体结构。其外在表现为十字漂、水母漂、踩水、着装游泳、潜泳、游泳技能、人工呼吸、安全运送等游泳安全能力；其内核结构则是学生沉着冷静处理危机情况的自主能力与生命安全意识，强调如何有效地管理情绪、保持体力、思考和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从而摆脱险境；其中间联系层则是良好的沟通机制和社会参与，强调学生处理好自救和救助他人的关系，成为具有安全意识和社会担当的人。
共青团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路径看，共青团经历了“充分酝酿—全面部署—改革试点—全团改革—深化改革”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过程[16]，从领域看，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日本扩张海外殖民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遭受列强蹂躏的年代。中国的山河大地因战争硝烟而满目疮痍，战火蔓延之处，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不可能维持古典作品中充满诗情画意的国度的形象。但芥川没能站在中立的立场理解中国现状，没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人和事，更没有以积极的心态发现幅员辽阔的中国的美。通过分析芥川苏州游记的话语特征，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芥川作为新兴作家，其认识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全球移动通信协会（GSMA）首席执行官洪曜庄看到，在新技术的浪潮中，传统媒体转型势在必行。未来的数字世界，移动设备将会是数字变革中的核心，传统媒体要做好快速迁移的准备。没有一成不变的格局，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创新。在这个“新”与“旧”快速更迭的时代，谁会是下一个领跑者，是一个待解的谜题。拥抱变化、随时出发，是人们给出的题解，当然，也有人在用想象让人们走在时间之前，感触未来。
第一，巩固共青团与政党体系关系，丰富拓展党团关系内涵。明确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共青团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必须加强对共青团改革的政治领导和顶层设计。明晰共青团的主责主业，团的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巩固和扩大党长期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展开，都要围绕组织动员青年建功立业新时代设计。提出全面从严治团的政治要求，要加强团内党的建设，净化团内政治生态，从严从实管理教育团的干部，严明团的纪律，健全团的规章制度。
第二，改革共青团与国家体系、市场体系的关系，共青团全面介入现代国家建构。比如，在宗教工作中，共青团要与统战部门和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在家庭文明建设中，共青团要结合自身功能特点，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在服务就业方面，共青团要积极参与青年学生就业创业、创新创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共青团要发挥组织力量，支持农村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文明建设、农村弱势群体关爱等；在社会治理方面，共青团要发挥积极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铁锅易生锈，并且它在生锈过程中会释放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炒菜长时间放在锅里，会导致这些有害物质进入食物，成为身体健康的一大隐患。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青年逻辑”已经成为共青团改革的基本导向，共青团回归青年和社会的意识与能力在不断增强。一方面，共青团改革是对共青团“脱离群众”问题的系统性纠偏，有助于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共青团改革的落脚点是促进青年发展。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首次提出“国家发展首先青年要发展”的重大论断，从10大方面规划设计了共青团服务青年发展的领域和项目，明确了党和政府在推动青年发展中的政治主体性功能和共青团的组织协调性功能。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政党体系、国家体系、市场体系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国家—共青团”关系的重大发展，是1949年以来国家青年政策在制度形态上的重大创新。社会逻辑决定政治逻辑，社会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因此，共青团只有贯彻落实好青年发展规划的各项工作要求，党长期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才会更加坚实稳固，共青团组织动员青年投身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才会更大，共青团改革的政治效能才会获得充分释放。
四、现代国家建构与共青团成长的历史辩证法
只有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才能把握历史运动的规律；只有从历史深处走来，才能看清共产党、共和国、共青团三者关系的演进逻辑，找到三者关系发展的历史路标。70年来，共青团与政党、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经三次转换：(1)1949年，共青团跟着党，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参与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青团从政党体系迈向国家体系。(2)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剔除对资本的意识形态争论为前提条件，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总体方略，一个全新的市场体系在国家体系基础上孕育而成，共青团从国家体系迈向市场体系。(3)2013年，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突破口，为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党的群团组织面临历史上最大规模、最高强度、最广领域的整体性、系统性改革重塑，共青团从国家体系迈向治理体系。由此可见，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了现代国家建构；现代国家建构也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共青团的成长空间，塑造了现代性的共青团组织形态、功能结构和价值文化，为共青团融入国家、市场和社会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可能。这就是现代国家建构与共青团成长的历史辩证法，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共青团从政党体系进入国家体系、从国家体系迈向市场体系，从市场体系转向治理体系的运动过程。
历史辩证地看，现已形成了四大体系：政党体系、国家体系、市场体系、治理体系，这四大体系并不是单向度的“线性关系”，即后者对前者的机械否定和替换；四大体系呈现了一种前后相继的发展和超越关系，前者经过一系列的复杂历史运动孕育形成后者，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发展和超越(见下页表格)。正如马克思指出：“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7]这对我们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下的共青团成长逻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也就是说，共青团从原有体系进入新体系后，不仅要适应新体系的结构功能要求，同时还要与原有体系继续保持稳定联系；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推进以及各领域改革的深化，共青团面对的体系性要素将越来越复杂。就当前而言，共青团尽管进入治理体系，但同样要承接来自政党体系、国家体系、市场体系等方面的具体任务，面临来自政党体系、国家体系、市场体系同治理体系相适应的弥合与压力，而为了在保持“传统优良”和“功能稳定”的基础上更好地适应治理体系的要求，共青团必须在定位、组织、功能、资源、价值、制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重塑。现代国家塑造了现代性的共青团，共青团必须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大逻辑下推进自我革命，这也正是习近平强调“要深入研究当代青年成长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把准方向、摸准脉搏，大力推进团的组织和工作创新，牢牢把广大青年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18]的深意所在。
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变动频繁，给“校企一体”教学模式的实施带来一定困难，新到岗的经理、主管在一段时间后才能熟悉这种培养方式，所以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一定时期的断层。这种培养模式使校、企、学三方受益，公司人事变动对实施过程影响是暂时的，经过校企双方努力，使“校企一体”教学模式得以顺利实施。
1949年以来共青团成长的“三次转换”和“四大体系”一览表
如果说，“共青团参与了现代国家建构，现代国家建构塑造了现代性的共青团”是1949年以来现代国家建构与共青团成长的“总体性”历史辩证法，那么其具体展现维度可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政党与青年的辩证法。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不仅表现在其对无产阶级运动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上，还表现在其对政党政治发展的社会资源的补给和输入上。政党横驾于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政治革命的动力源泉在社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根基也在社会。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认知是结构化的，工人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青年是全社会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青年不仅关乎当下，更决定未来，因此青年政策和青年事务在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的政策体系中具有战略性意义。这种战略性意义的政治原则就是“党管青年”。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青年事务管理、青年政策制定、青年思想引领的政治主体，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包括政党组织和群团组织，是中国青年集体行动的组织化形式，中国共产党与青年的关系是“党与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现代国家建构的深入推进，“党管青年”的政治意涵将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其实现形式将进一步多样和完善。
第二，国家与青年的辩证法。现代化是国家建设的主题和目标。习近平指出：“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9]国家现代化是一个多种要素聚集、组合、作用的过程，如生产力要素、科学技术要素、军事国防要素、意识形态要素、民主政治要素等。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青年作为现代性要素被纳入现代国家建设的整体议程之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使青年要素同其他类型现代化要素深度融合。比如，在社会生产领域，国家通过市场化机制和政策激励，鼓励青年自主创业、大力培育青年企业家；在科技领域，青年科学家已经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深潜工程等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主力军；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网络思想政治引领等。青年在深度融入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塑造了中国青年的国家精神，中国青年的素质能力在显著增强。
第三，国家与共青团的辩证法。现代国家建构和成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自主性的增强，社会空间的拓展以及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有力支持，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积极引导和政策保障。国家与社会的辩证逻辑意味着国家与共青团之间并不是单向度的控制-服从关系，而是互动-建构关系。一方面，共青团改革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要求，共青团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关乎现代国家建构目标的达成度；另一方面，现代国家的建构实践为共青团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操作的技术和方法。如国家试点改革在共青团改革中的运用，政府购买服务在青年事务和青年服务中的借鉴；同样，共青团现代性重塑的成功探索和实操方法也可以被吸纳到国家现代治理的工具箱和政策体系中来。
第四，历史与理论的辩证法。这是政治哲学层面上的辩证法。历史进程决定理论形态，理论逻辑反映历史逻辑。共产党、共和国、共青团三者的辩证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青年运动的有机统一，三者的合力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形成了习近平关于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青年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把我们党对青年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理论集成和中国表达。
综上所述，1949年以来，共青团在政党体系、国家体系、市场体系、治理体系的“四大体系”中相继经历了“三次转换”，形成了具有鲜明政治代际特征的共青团成长轨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青团在迈向治理体系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政党体系、国家体系、市场体系的具体任务和要求，因此新时代的共青团改革，无论在牵涉面、复杂性还是在操作难度上都要超过以往。我们只有准确把握70年共青团成长的历史辩证法，才能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大逻辑中提出共青团的改革议程和施策重心，才能在强国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青年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2][4][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565、565页。
[3][7]《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84页。
[6]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页。
[8][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540页。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2]刘 佳：《改革语境下共青团转型与青年发展》，载《青年探索》，2017年第5期。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189页。
[15][18][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69、9页。
[16]刘 佳：《共青团改革40年：历史逻辑与改革方法论》，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20]共青团中央：《共青团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收稿日期： 2019-03-16
作者简介： 刘 佳，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共青团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 本文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中国共产党‘伟大斗争’研究”(课题编号：FDMYXC1803)、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学生发展与创新教育研究中心科研开放基金资助项目“习近平青年思想研究：理论逻辑与实践向度”(课题编号：DXS2018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邢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