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丹阳[1]2017年在《刘少奇忧患意识研究》文中指出忧患意识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忧患是一种经历过困苦患难的境遇,尔后知居安思危的智慧,我们的祖先将它形象地解释为"犹患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忧患由责任发端,促使人们全面、发展地看问题,以图达到消忧弭患之目的,是一种责任意识、全局意识、前瞻意识和图强意识。与其他思想意识一样,忧患意识源于实践,同时被实践所检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其功能在于预判未来之趋势、揭示现实之危机、凝聚社会之力量。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与具备科学的忧患意识密不可分。建党九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探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客观规律,高瞻远瞩谋划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主动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忧国、忧民、忧党为主要内容,以更好履行党的执政使命、全面推动党的事业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忧患意识。刘少奇的忧患意识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大多数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相似,刘少奇的青少年时代恰逢国家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在历史的惯性里接受了系统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也在寻路的历程中接触过各种新奇思想,历经波折才找寻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后,他领导过工人运动,也从事过秘密战线工作,不仅具有丰富的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还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多年,是中共党内一位比较全面的领导人,也是深怀忧患的一位领导人。可以说,刘少奇的忧患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丰富的实践依据。时代唤醒了刘少奇早已内化于心的"经世济民"之志向和振兴中华之担当;马克思主义推动其忧患意识更加科学、更加全面;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又使其忧国、忧民、忧党意识不断拓展、持续深化。刘少奇的忧患意识,有一个随中国革命和建设主线发展而发展,并与其人生不同阶段的特征相关联的发展演进历程。它孕育于刘少奇的少年时代,生成于二十世纪二叁十年代,大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程中发展壮大而逐步发展成熟,又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变化而发生转化和新的发展。根据刘少奇各个时期忧患意识的主题和特点,可将其演进过程划分为孕育(1920年以前)、生成(1920—1937年)、发展(1937—1945年)、转化与新的发展(1945—1969年)四个阶段。这一过程,既与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所受教育、迈上革命道路后的历练与实践、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的经历与思考等密切相关,又与他参加革命后不断深化对世情、国情、党情的认识紧密相连,既是其本人进行长期实践和总结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政治智慧不断积累与升华的过程。刘少奇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与其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高度契合,主要包括忧国、忧民、忧党叁个方面,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显着的变化。从忧国意识看,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他投身革命,忧国之将亡,救国于即倾;在全国解放之后,他领导建设,忧国之落后,谋国之发展。从忧民意识看,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忧农民、工人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之贫苦和政治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国后主要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明显以及党和政府不熟悉、不重视民生工作。从忧党意识看,刘少奇主要忧党在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对中共自身建设的关注点,有些从建党初期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则是阶段性的,随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变换而有所侧重。其中,他对党员在思想上入党、提升党员的理论素养、选好用准干部、开展正常的党内斗争、坚持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预防和打击腐败等方面,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刘少奇忧患意识的历史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开拓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境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了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并将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实践层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理念中的精华,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居安思危,持续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特别是在忧患意识指导下,提出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居功至伟。刘少奇的忧患意识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的检验,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更好地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也昭示了执政党只有具备了科学的忧患意识方能有效应对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朱益飞[2]2015年在《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文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发展迅猛,私营企业主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政治需求也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日趋强烈。因此,应重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需求。十八大报告提出,应当“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这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在中共构建的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参与,在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新中国初期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人们思考和审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历史起点。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为基础,立足新中国初期国际国内社会现实环境,在广泛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有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运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基本内涵、参与实践、历史启示及其对当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价值进行了全面论述。本文深入阐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相互之间正向政治认同生成的基本历程,从政治学研究视野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基本模式,全面系统回顾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诸领域的政治参与实践,并对参与实践的意义和不足进行了辩证分析,提炼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当代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新中国初期私营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异同对比,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基本路径。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探讨。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了工商业者、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政党成员是这个阶级的群众基础,软弱性、革命性是其基本特点。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且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阶级。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经营能力、技术水平的实业资本家。广义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了狭义民族资产阶级所指范畴之外,还包括实业资本家的外围和从属部分。主要由充当这个阶级先锋队和利益代表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组成。本章还分析了政治参与的内涵、分类、形式以及意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政治参与理论以及统一战线理论作为理论指导。第二章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视角。首先探讨了政治认同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在负向政治认同下,政治参与容易与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人类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驰,正向政治认同下的有序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本章在中共党史一般分期基础上,探讨了中共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叁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同时对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进行分析。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认同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主客观条件影响下,新中国初期二者最终建立了相互之间的正向政治认同。第叁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一般分析。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分析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环境,具体包括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以及国际生态,进而深化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的理解。人民政协、人大以及工商联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论述了叁大主要平台的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和政治参与中的基本效能。从政治学视野研究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民主信念、利益驱动、政党支持、政治分配以及政治情感。本章认为,政治选举、政治决策、体系介入、政治接触以及政治运动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通过对政治参与动力和途径的分析,建立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的基本框架。第四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响应中共号召北上参政,积极筹备新政协并参加政协全体会议,见证并参与了若干建国程序。参与经济建设的决策与协商,动员并购买胜利公债,推动新中国企业发展,参与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在土地改革中,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调研,推动制定并贯彻土地改革法。“五反”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发表看法,拥护“五反”运动,积极号召工商界参与“五反”运动、坦白和检举不法行为。参与抗美援朝重大决策,赞成中共出兵朝鲜的建议,广泛开展爱国宣传和动员,开展捐献行动并赴朝鲜慰问,投身爱国增产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他们认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及五四宪法,表达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诉求,为改造献言献策。在国际事务中,民族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外交助推政府外交,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第五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评析。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政治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促进了新中国初期政治稳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先河。经济上,支持建立了国营经济,促进了私营资本发展。社会意义方面,安抚了工商业者情绪,促进新中国初期社会整合。但是,政治参与在制度方面存在不足,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或“左”或“右”参政倾向,精英式政治参与淡化了大众政治参与,而且被动政治参与倾向明显。中共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参政一度存在“左”的错误认识,没有能够有效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本章总结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共政治领导是基本前提,正确认识和看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是保障,切实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关键,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民族资产阶级参政素质的不断提升是内在动力。第六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当代价值。讨论了新时期以来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并将他们与新中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异同进行对比,指出新时期私营企业主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特征与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环境和特征相比已经发生变化,但新中国初期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本章对当代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历程进行了梳理,概括了政治参与的模式,指出当前私营企业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总结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本章指出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促进政治参与渐进有序有度发展,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促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推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法制化进程,完善和优化政治参与渠道。
王占仁[3]2009年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文中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联系紧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在对大量史料进行由表及里的鉴别和分析基础上,以政治上的敏锐观察和科学把握为前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命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及中国共产党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的大背景中来开展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规律的高度,深入细致地考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主体思想和支柱理论包括“一条道路”和“叁大法宝”,即社会革命理论、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武装斗争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的关系。对于各个基本理论,以翔实的国情情况和历史背景材料,理论结合实际,分别展开论述运用了哪些基本原理,结合了什么样的国情和重大形势变化,总结了哪些国际共运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独创性历史经验,汲取了哪些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通过理论创新过程的细化展开,具体体现并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用事实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俾使经验既有理论升华,又有可操作性。第一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主要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捍卫、发展和推广以及理论研究和建设情况;二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主要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探索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叁是从意义、内涵、实质、进程、体系、主体、民族形式、反倾向性斗争等八个方面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第二章:共产国际、联共(布)社会革命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列宁主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影响,主要探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思想、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关于东方革命历史特点的思想、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同时探讨毛泽东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列宁主义,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领导,中国革命道路等具体问题;二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叁次“左”倾错误的关系。论证叁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特点是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导密切相关。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叁次“左”倾错误的制度根源,由于有严格的制度作为保障,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共中央是要无条件执行的,所以当时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首先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正确与否有直接关系。从叁次“左”倾错误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叁是阐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与理论价值。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包括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既不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更不只是通常所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内涵更丰富,范畴更广泛。论证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是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由来。第叁章:共产国际、联共(布)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两次国共合作的关系。着重探讨两次国共合作领导方式的差异和“苏联利益中心论”等问题,揭示出两次右倾错误的深刻国际背景。从全新视角来评价和理解两次右倾错误,重点理顺组织负责与个人负责,合作共事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二是阐述中国革命“叁阶段论”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关系。“左”倾关门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在阶级关系上不懂得把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把反帝反封建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把中间势力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加以反对、推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实行打击富农的政策;叁是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革命统一战线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五条基本结论:毛泽东比共产国际更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比共产国际更早地注意到农民问题,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更坚定地把工农联盟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比共产国际更科学、更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创造性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的重要问题;比共产国际更具体地指出了如何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比共产国际更精辟地概括提出了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基本原则。第四章:共产国际、联共(布)武装斗争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第叁时期”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军事进攻路线的关系。受“第叁时期”理论影响,李立叁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进攻路线既如出一辙,又不断升级。遵义会议上实际地解决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此后毛泽东又对“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进攻路线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与反思,彻底清除其负面影响;二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上的城市中心论的关系。提出以“先后顺序”、“工作重心”、“时机把握”为主要标准判断“农村中心”还是“城市中心”。按此标准来衡量,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确实实现了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变,而临时中央却没有放弃“城市中心”的思想,从“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变存在的反复性和不彻底性主要是临时中央的问题;叁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关系。毛泽东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军队建设的理论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又突破了此前已经形成的先城市后农村的革命基本模式,走出一条先农村后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这是对传统的突破,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科学理论。第五章:共产国际、联共(布)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化。一是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自己的根基深深地扎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和基本原则之上;二是阐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各个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建设的错误作法进行了批判和纠正,表现在:批判“唯成份论”,高度重视思想建党、批判教条主义,创造性地提出“叁大作风”建设、克服偏重集中的弊端,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批判宗派主义,贯彻“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叁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一是独立自主,既要独立自主地寻找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要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革命和建设的奋斗目标;二是理论建设,这是党的建设根本的首要任务;叁是党际关系问题,要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发展党际关系。第六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一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不是共产国际封的,靠的是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和战略家的杰出智慧及其党内斗争的高超艺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不只是针对毛泽东本人,而是对中国革命形势和党内领导层状况进行科学判断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可一定条件下促进了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二是阐述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毛泽东适时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叁是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要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和卓越的领导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前提和理论基础;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紧密结合,这是重要途径;在实践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修正错误,这是实践基础;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这是指导原则;要反对教条主义,这是主要历史特点;要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境界。第七章:毛泽东论共产国际。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大问题的论述总体上是科学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房晓军[4]2017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纯洁性建设基本内涵与理论支撑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和总结这一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归纳其基本经验,希望对于今天保持党的纯洁性提供一定的借鉴。当然,这也是我们对革命先辈们丰功伟绩的深深致敬。纯洁性建设,关系到政党的存在合理性、合法性和政党的生命力、发展前景。政党纯洁性,是政党建立以后,发展存续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状态、行为、实践与其宗旨、纲领、目标等体现的与政党的内在本质属性之间的相符合的程度。这种相洽性,对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显得更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过程中,要想实现这种相洽性,必然要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指导下进行提高自身纯洁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这一系列的活动,就叫党的纯洁性建设。可以这么说,纯洁性是目标,纯洁性建设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实践形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先进政党,加强纯洁性建设,是党的建设中的应有之义。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主要从理论基础和组织管理、内在基因与外在形象、监督约束与震慑预防等方面入手,在思想、组织、作风、清廉等方面加强纯洁性建设,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党的纯洁性建设,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同时,它的产生又有其重要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中已经富含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想意蕴,在他们的革命理论与实践中,一直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要求,这些思想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纯洁性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而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伟大的苏维埃革命中的建党实践,则给予了中国共产党直接的理论启迪。在俄国的建党实践中,列宁针对国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观点、措施和主张,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和顺利执政。他的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想可以从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两个阶段集中体现出来。同时还应当看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带给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关于心性修养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建党思想涵融汇通,给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提供了多维的理论支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荆棘载途的革命实践中,对党的纯洁性建设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纯洁机制,通过思想教育、组织建设、整风运动、制度建设、整肃纪律等措施,淘汰了一批批腐败者、落伍者,保持了党的肌体纯洁性,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创造了有利条件。建党之初,党就确立了纯洁性建设的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亮明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大革命时期,党把党员成分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看得特别重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进行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对党的纯洁性建设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古田会议首次提出在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遵义会议结束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纯洁了党的思想,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抗日战争时期,整风运动对如何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并取得了巨大成效。党的七大,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探索较之以前更为全面,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纯洁性建设均有许多重大建树。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开展的有声有色,注重组织纯洁,谨慎发展党员。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创建了"叁查""叁整"等基层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新模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提出的"两个务必",彰显了党对执政党纯洁性建设的主动性和预见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建设一支思想上巩固政治上坚定组织上严整作风上清廉的革命队伍,党的领导人对此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毛泽东明确要求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要求全党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沿着正确的路线走下去。刘少奇则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理论同中国文化注重个人修养、崇尚人格完善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党性修养理论。许多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和锻炼,提高了自身纯洁性。周恩来身体力行党的纯洁性原则,他所制定的修养要则,体现了他对纯洁性建设的深刻认识和高度自觉,为全党树立了保持纯洁性的楷模,开拓了一条纯洁性建设的途径。朱德在领导革命军队和指挥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注重部队中党员的组织纪律建设,认为提高政治觉悟需要政治训练。陈云最早阐释党的纯洁性基本内涵,认为党必须经常有系统地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那里,党的纯洁性建设理论从不同角度得以思考和阐述,最终以集体智慧结晶的形式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理论。历史经验是真知灼见之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取得执政地位的过程,也是党通过不断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始至终保持纯洁性的过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与始终把纯洁性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在严酷的环境中警醒戒惕,秉承正确的政治路线,反对错误倾向,采取合适形式,进行全方位系统净化分不开的。历史实践证明,纯洁性建设是党产生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一脉清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历史经验集中表现为:其一,党的纯洁性建设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优良传统;其二,党的纯洁性建设是一项多方位的系统工程,是党对自身的全方位系统净化,这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其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重要特色;其四,发展"真同志"做党员,这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基石;其五,"发扬叁大优良作风",这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关键;其六,"厉行廉洁政治",这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根本要求。回看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从筚路蓝缕发展到了蔚为大观,勇挑重担,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保持自身纯洁性,打造了一支拥有共同目标理想、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党员队伍不无相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经验极大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理论的新境界:思想上建党,提升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新高度;开展集中教育,开辟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新模式;认识到制度建党的重要性,找到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新方向。其实践价值在于:纯洁性建设帮助党战胜了不足,壮大了自身;纯洁性建设帮助党赢得了人心,赢得了群众;纯洁性建设帮助党克服了险阻,取得了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经验对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有战略眼光,明确纯洁性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要有系统设计,抓好党的纯洁性整体建设;要保持思想纯洁,坚定理想信念;要保持组织纯洁,永葆青春活力;要保持作风纯洁,营造良好党内风气;要搞好清正廉洁,坚决反对腐败;要真管严管长管,大力加强监督和严明纪律;要发挥内外力量,制度约束和党性修养相结合;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好自身纯洁性建设;要采取合适形式,不断创新发展。
焦金波[5]2012年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指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卓有成效的推进,既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留下许多宝贵借鉴。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等内容,共计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就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意义,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等问题展开论述。第二章主要考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需求,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抗日救亡,高度整合的社会,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在互动中改善,分别作为现实根据、历史依据、时代主题、组织基础、外部条件,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科学命题的提出。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就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广泛认同,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简约化。本章最后还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研究阐述了叁点认识。第叁章主要考察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日渐形成。其自身具备的特质,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需的主体资质。党的领导群体根据不同社会群体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展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推动广大干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保证农民在民主政权中的地位,寓教于利,寓教于乐,满足农民利益诉求,增进农民对党领导的事业的认同。构建新的知识话语体系,推动知识分子深入社会实践,与工农结合,引导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第四章主要考察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风前后延安知识分子经历了由启蒙者到现实中的被改造者,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潜在主体到大众化对象的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这是当时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崛起和文化期待旺盛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使然,也是知识分子借助革命诉求弥补自身文化人格缺失的艰难的心路历程。经过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知识分子最终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需资质。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的文化知识优势,以出版机构为依托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以各类学校为阵地宣讲马克思主义,以学术团体为平台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文化艺术为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做出了贡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研究,则推动了全党的理解和接受。第五章主要考察延安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中共扩大政治宣传与加强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报纸在传播中的强势地位,党对报纸宣传绩效的重视,使得延安报刊积极宣传延安整风,促进大生产运动,推进社会建设,普及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推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指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促进民主政权建设。准确的媒体性质与办报方针定位,密切联系群众的传播内容、风格与组织体系,议程设置的产品生产方式与显性方式与隐形路径并存的多元传播渠道,规避同质竞争的新闻生态环境优化策略,是延安报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第六章主要是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评价。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被广泛认同和信仰,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基本框架初步建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常态化向运动式畸变的萌芽,从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双向结合到单向度的知识分子工农化,把翻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教条主义的倾向,缺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学理分析,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缺陷与不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取向为前提,要以协调有序的组织体系为保障,要以与各社会思潮对话交锋为动力,要以与民族文化良性互动为依托。
王秋香[6]2003年在《周恩来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及理论贡献》文中研究表明周恩来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其独特的实践和理论创造活动，形成了许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主要是指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领导权以及革命步骤等问题，对这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科学认识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周恩来对这一系列问题有较早且深刻的认识。他对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早于毛泽东且论述非常深刻；对于近代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要分“两步走”步骤，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已有明确论述；而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周恩来早在旅欧时期，就划分了五派革命动力，以后又清楚地指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和买办官僚，是中国革命的对象问题，周恩来在1924年的《革命救国论》中就已经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一认识周恩来也是很早且非常坚定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政权的道路是一条与城市中心暴动迥异的新的革命道路，它的创立者主要是毛泽东。但是，周恩来也是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政权道路的先驱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领导的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创建革命军队的帷幕。起义失败后，周恩来产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这在当时是较早的；他科学解释“暴动”的含意，规定暴动的条件，以中央军事负责人的身份指导革命并肯定毛泽东等 厂＼硕士学位论文 w MASTER’S 1llESIS的功绩，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对中国革命特征即革命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作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正确结论，所有这些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立统一战线，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革命，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是必须的，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周恩来非常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被誉为“统战工作的第一个模范”，而且在理论上也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他很早就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的着名论断，批判了“天然领导权”的观点；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善于增进共同点，求同存异。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又一法宝。周恩来对中国革命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有开创性和长期性的杰出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懂得并从事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我军的创建人。早在旅欧时期，他就接受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而且根据中国的实际惰况，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极端重要性。黄埔军校时期他还组织了第一支由中共领导的军队：他还极为重视革命军队建设，首倡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的科学的论断。 加强党的建设，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在党的建设方面，周恩来有许多卓越见解，他揭示了党内的本质矛盾，指出应该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提出了肃清错误思想的正确途径；强调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应该正确对待党的领袖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这些思想不仅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于新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秦宁波[7]2016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叁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叁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叁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叁,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叁,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叁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叁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叁,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叁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叁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叁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叁,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周伟东[8]2016年在《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文中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从洪秀全到孙中山都未能有效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直到1939-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功解决此问题。1939-1949年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由提出到基本实现的过程。研究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有助于弄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由、探寻中国未来的去向,有资于国家改革发展之道。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研究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主要影响。纵向看,毛泽东这十年的建国思想可分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1939-1944)、联合政府主张(1944-1947)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1947-1949)叁个阶段。横向观,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什么国、谁来建和怎样建叁个基本问题。文章以发展阶段为经、以基本问题为纬,主要分析各阶段国家构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内容研究侧重分析国体和政体、经济文化政策、领导者和依靠力量、建国方式方法等。文章的基本观点如下:1939年之前,毛泽东对建国问题的长期探索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早年的爱国思想是其建国思想的原点。1911-1920年,其基本思想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20-1935年,总体上主张工农民主专政。1935-1938年,为团结抗战,毛泽东转变了建国思路,先后提出“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口号。1939年底1940年初,在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之际,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它是一个包含建国目标、建国主体和建国方法的完整的建国构想,对全国性政权而言是一个远景规划和一般纲领,对地方抗日民主政权而言则是具体纲领。该构想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实践性,对于指导中共革命建国实践有重要意义。1944年中,为解决新形势下的抗战建国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主张这一具体纲领,并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但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内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日趋对立的国际环境下,要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联合政府还缺乏足够的历史条件。1947年后,毛泽东又与时俱进提出了第二个具体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它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联合政府主张,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建国目标,以四个阶级为建国主体,以反蒋建国为主要建国方式,并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新制度,引领和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启示。它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国思想、重塑了国家精神、指导了革命建国实践、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制度基础,对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改善国家治理、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等方面有多重启示。当然,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对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的认识有所偏颇,过于依赖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法治意识薄弱等。总之,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建国理论,科学地解决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它包含一个一般纲领和两个具体纲领。其主题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引领和促进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成功建立。
张丽[9]2016年在《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为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秉持着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的初衷,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思考并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籍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段时期内领导核心的特殊身份,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殚精竭虑。他克服长期严重病痛和艰苦战事带来的重重困难,在叁十六载生涯中留下了五百余万字的着述,不仅完整地阐释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思考理路和构建脉络,而且为后人瞻观考述自民国初年至抗战之前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革新提供了难得的文本依据。1953年党中央决定将收集整理的瞿秋白文学方面的遗着编辑出版,形成了四册八卷的《瞿秋白文集》,这实质上是在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觉引发各国普遍关注本国文化模式的背景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文化建设亟需符合本国实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之际,提出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时代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发生了空前的变更,文化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中国的改革开放更进入深层次阶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赋予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崭新的时代价值。从本质上讲,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它是在文化视域下系统研究具有西方血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选择、融合和创新整体进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个案代表,是贯通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在中国建立新型文化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关键环节,是精通文化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留给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后人们一笔仍有待深入挖掘的宝贵遗产,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全面解读瞿秋白的文化思想。论文主体由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构成,其中正文部分共五个章节,在逻辑结构上分为叁个层次,第二章整体考察瞿秋白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第叁、四、五章分别探讨瞿秋白文化思想具体内涵,第六章对瞿秋白文化思想进行评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明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前提基础。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论文研究的问题域,而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则是论文研究的直接对象,明确这一关系是理解论文立意主旨的关键。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内在的包含了作为主体内在本质力量的主观心态领域、作为过程的活动领域和作为结果表征的符号领域,瞿秋白正是凭借着对文化范畴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从事文化活动并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的,这是理解论文篇章结构的关键。此外,针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梳理、选题的研究价值分析以及研究思路、方法等的明确,为全文的展开做出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厘清瞿秋白文化思想的逻辑进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依循的传播、选择、融合、创新路径,在瞿秋白个体的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也构成了瞿秋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中国传统文化沁染中成长起来的瞿秋白,在近代中国文化嬗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坎坷身世促其萌生的"人与人关系"的难题,在调整以人为中心各种关系的伦理型传统文化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共鸣中得以解答;赴俄归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从中国文化现实出发,在与各种文化代表论战碰撞中,阐述了中国新型文化的创建只有通过文化革命这一道路的理论观点,实现了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融合;这种新型的文化是包括符号表征、实践形态、价值意蕴等系统体现无产阶级本质要求的新文化,瞿秋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第叁章梳理瞿秋白关于语言文字和艺术的思想理论。瞿秋白较早地认识到统治阶级利用语言文字剥夺无产阶级文化权利以巩固统治的实质,受苏联扫盲运动的启发开始倡导汉字拉丁化运动,并提出"文腔革命"的主张;他第一个翻译了极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歌曲——国际歌,在散文创作中移植了山水画作清秀空灵的风格创造了具有艺术美的无产阶级文艺典范,翻译俄国无产阶级戏剧经典并倡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创作属于自己的革命戏剧,重视并推广连环画等大众艺术形式等等,形成了充分发挥艺术的革命功能,积极利用民族艺术形式,实现"自由""正义""真美"的艺术发展目标的无产阶级艺术观。第四章论述瞿秋白关于文学、教育和新闻报刊的思想理论。瞿秋白是首位将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从俄国翻译并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在杂文、散文、诗歌等领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他还充分并灵活运用文学批评武器,成为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文学思想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瞿秋白的学校教育思想侧重社会科学理论的教授传播和教育规律的研究探索,农民教育思想强调的是阶级性、革命性的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思想则凸显了重视人才培养,注重思想教育,锤炼先进性的特征;瞿秋白还在自身丰富的新闻报刊编辑实践中形成了关于不同性质新闻报刊的功能、立场、文风、中心工作等的科学认识,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第五章概括瞿秋白文化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瞿秋白的文化思想从哲学的高度赋予了文化实践的价值意义,其中关于文化哲学的思想是瞿秋白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广义的文化层面观察人类社会取得的文明成果的思想结晶,是他关于文化本质理论、文化革命理论、文化建构理论等问题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也渗透着主体的价值理念追求,包含了瞿秋白的价值立场、价值观点、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凸显了瞿秋白的献身精神、自我批评精神、革命精神,是瞿秋白道德品格和文化性格的集中体现。第六章全面评析瞿秋白文化思想。纵观瞿秋白探索中国新型文化的历程,我们发现,革命性、批判性、民族性、创新性和人民性是贯穿其文化思想始终的主要特点,他独特的文化思想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确立文化发展的国际视野、突出民主革命时期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奠基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也存在着教条理解文化功能、过分强调文化阶级属性、过于凸显意识形态隔阂、僵化对待资产阶级文化和传统文化等不足之处,但从总体看来,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存在着系统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王真[10]2016年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哲学理念的发展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达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峰。中国共产党从理论薄弱走向理论成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下,党的领袖群体和理论工作者从哲学高度对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智慧提升,共同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并将其转化为党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本文通过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相关历史条件进行梳理,提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诉求,认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迫切性。客观必然性在于延安时期的时代召唤,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及延安相对稳定的特殊环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历史条件。主观迫切性有两个：第一,思想战线理论批判需要。通过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旧哲学、国民党党治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揭露和批判,解决思想混乱的问题,进一步巩固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第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打破教条主义束缚,进行思想建设；摆脱理论贫困,进行理论建设；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文化建设,都迫切需要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在当时成为必然趋势。理论创新是在对既有优秀理论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逻辑推演形成新的理论观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是通过一定的思想平台搭建起来的,具有叁个方面的思想渊源：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以及列宁等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直接来源。第二,中国传统哲学精华是学脉渊承。中国传统哲学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逻辑和认知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价值观、历史观等具体领域具有契合之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的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综合创新。第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探索是创新平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早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实现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换,是依靠主体系统的力量推动和完成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体系统,他们一方面进行深入的学理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进行深化和发展；一方面结合现实,从人民大众的实践经验中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形成新的哲学理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核心与引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特有的理论创新方式,创造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成果,并在创新过程中呈现出这一主体群的特征；以李达、艾思奇、沈志远、胡绳、陈唯实、张如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理论创新的骨干力量,他们承担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和宣传的重任,是学者型与战士型兼备的理论创新主体。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等学理性层面,推进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深度。党的领袖群体领导和规范着理论工作者理论研究与创新活动,理论工作者配合和启迪领袖群体,共同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在主体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贡献和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价值哲学、唯物史观等具体领域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辩证唯物论领域创新。对唯物论基本概念与特征作出了深化与发展,确立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第二,唯物辩证法领域创新。一方面从学理上构建唯物辩证法体系、发展了辩证矛盾观；另一方面在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提升的基础上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战略、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辩证法理论。第叁,认识论领域创新。从实践观、真理观等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第四,人生价值哲学领域创新。树立了共产主义的新道德观、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相结合的新人生观、人民利益与革命利益相结合的新利益观。其五,唯物史观领域创新。在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群众史观、阶级斗争及国家学说、中国社会革命发展理论等问题的创新与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建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思想理念成为引领人民大众的思想凝聚力和精神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要经验有：第一,创新道路上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第二,创新思路上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第叁,创新内核上的学理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第四,创新方式上的大众化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第五,创新路径上的逻辑型与现实型相结合。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些现实问题和理论困境,同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经验对新时期、新阶段更好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第一,重视理论学习建设哲学研究风气；第二,立足现实问题创新哲学理论体系；第叁,结合民族特色创新哲学话语形式；第四,主体系统互动构建哲学创新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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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D]. 张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10].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D]. 王真. 西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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