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文摘：现状与展望——以“三大文摘”为中心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摘论文,三大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0年代学术期刊的衍生物——学术文摘的评价功能被发掘以来，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对这样的评价功能的迎合和质疑就同时存在，近年来，随着学术期刊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尽管迎合仍不可免，但私底下的质疑也已变成了公开的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质疑、批评主要围绕《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这三种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文摘(以下简称“三大文摘”)而展开。学术文摘对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的意义和作用何在？有无继续存在的必要？未来应当如何发展？讨论虽然热烈，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我们对学术文摘的研究必须有利于共识积累和学术事业的良性发展，为此，我们应当在数字化已深刻地改变了学术期刊和学术传播样态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紧密围绕学术文摘的基本功能(信息抓取和社会传播)以及衍生功能(学术评价)的实现，开展有理有据的实证研究。本文将依据CSSCI文摘数据库的统计结果，①对三大文摘的编辑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和评论，进而对我国学术文摘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一、三大学术文摘的信息抓取特征
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站的数据资料，我国现有人文社会科学类文摘150余种，但其中近百种为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以全文转载为主的《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此外绝大多数都是综合性文摘，专业的学术文摘则比例很小。②这些文摘大多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此后20多年的发展，《新华文摘》(创办于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创办于2000年)、《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创办于1984年)逐渐胜出，成为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三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摘，“被誉为社会科学文摘期刊的三个重镇”。③它们的影响力既来源于其在编辑实践中所建立的学术公信力，也得益于其主办单位所固有的政治权威性和学术权威性：《新华文摘》由人民出版社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则是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受教育部委托而创办。④在充分肯定三大文摘影响力的前提下，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作为文摘，它们的信息抓取和推介这一基本功能实现状况如何？在这个方面，我们不仅要考察三大文摘各自信息抓取来源的权威性，还要考察其信息抓取来源的丰富度，即能否全面真实地反映学术期刊总体在某一学术领域中的发展现状和研究水平，以及考察其信息抓取来源的补偿性，即是否能够披沙拣金，发现那些存在于非重要期刊上的重要论文。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三大文摘均已经形成较为鲜明的编辑特征，除了均将学术期刊作为主要摘编来源外，《新华文摘》还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纸作为主要摘编来源，并设有“科学技术”和“文艺作品”两个栏目，摘编内容相对丰富，在强调思想性和学术性的同时还注重可读性；《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则更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又因主办单位的不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更多关注高校学报特别是综合性学报，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更多关注社科院(联)系统的期刊。不过，透过这些差异性，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它们的共性，即都是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文摘，因而在理论上都是以国内现有全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作为其摘编来源的。
我国现有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约2 900种，⑤年发文量尚无机构进行准确统计，但不会低于由2 185种人文社科入库期刊构成的CNKI数据库年均入库人文社科文献的总量，即75万篇左右。⑥与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这一庞大的年发文量相比，CSSCI来源期刊(535种)年收录文献9万余篇，约占其12%，作为评价数据源，这一比例已略偏低，而三大文摘年均摘编量分别为500余篇、800余篇和1 100余篇(见图1)，仅及CSSCI收录论文量的5%—1%，作为评价依据，这一比例明显过低。即使不作为评价依据，仅就推优而言，被三大文摘选中的难度于此亦可见一斑，由此也构成了对三大文摘信息抓取来源丰富度的巨大挑战。
图1 2008—2012年三大文摘摘编量概况
从2008-2012年三大文摘摘编总量可以看出，极为有限的篇幅与庞大而丰富的学术资源之间形成了难以缓解的张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三大文摘摘编期刊的集中区⑦比较狭窄。集中区期刊数量最多的《新华文摘》也只200余种，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仅100种出头。三大文献摘编来源主要集中于学术期刊，仅有《新华文摘》摘编了接近30%的报纸类文献(有35种报纸进入其摘编集中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编了不到3%的集刊类文献；三大文摘对图书、学术集刊、网络资源、海外书刊等文献均较少涉及，这与文摘期刊的定位有关，无可指责，但当其被作为评价标准时，就显出了覆盖面的欠缺。
其次，三大文摘都存在着摘编期刊来源向核心期刊聚集的趋势。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核心期刊是指被列入中文核心期刊(750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484种)、CSSCI来源期刊(535种)及其扩展版(179种)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期刊。统计表明，《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的摘编期刊集中区分布的核心期刊数分别为168种、119种、196种，在集中区中的比例分别达到67%、91.5%、89.9%。这些核心期刊被摘编论文的数量分别占其摘编总量的76%、88.9%、89%，核心期刊被摘编论文的平均篇数分别达到14.7篇、16.26篇、16.21篇(见图2)。另从表1来看，三大文摘摘编最多的30种期刊中仅有《百年潮》一种是非核心期刊序列，也就是说，三大文摘实际上关注的主要还是核心期刊论文。对于这一现象，论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基于核心期刊立场的评论者坚持认为三大文摘应当优中选优，即主要从核心期刊中选择文献的做法无可非议，但也有人批评其中存在权力寻租空间。⑧站在非核心期刊立场的评论者则认为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已经具有很高的显示度，被摘编与否都不影响其被关注程度，较多地摘编它们只会浪费有限资源，使得非核心期刊上的好论文更没有机会被读者发现。其实，文摘来源向核心期刊聚集的现象与当前优质学术资源向核心期刊富集的现状直接相关，问题是如何确保非核心期刊中的优秀论文得以在三大文摘呈现。
图2 三大文摘摘编期刊和论文情况分布图
最后，三大文摘更关注综合性学术期刊。从表1可以看出，在摘编最多的前10种期刊中，《新华文摘》有1种专业期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均为综合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有5种专业期刊。从总的摘编数量来看，《新华文摘》摘编的专业期刊达490余种，不过刊均摘编量仅3.4篇，而摘编的240余种综合性期刊的刊均摘编量却接近9篇；与其相似，《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编专业刊和综合性期刊分别为349种和229种，平均摘编篇数分别为4.2篇和近10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编的专业刊和综合性期刊分别为170种和196种，平均摘编篇数分别为4.8篇和接近9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综合性期刊更关注宏大选题，而同为综合性的三大文摘同样如此有关，一些多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艰深或微观研究的专业论文被三大文摘冷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表1 三大文摘摘编最多的学术期刊前10位
三大文摘都非常重视信息抓取来源的权威性，将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注意力投放在了少数核心期刊上，这固然与当前优质学术资源的分布规律是一致的，但更重要的客观原因是文摘编辑部的人力有限，无暇及时顾及众多的非核心期刊的海量论文，因此，它们在信息抓取来源的丰富度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当前条件下，核心期刊论文原本就比非核心期刊论文拥有高得多的显示度，三大文摘在事实上极大地压缩了非核心期刊上的优秀成果被摘编的可能性。其实非核心期刊上也有一定数量的优秀成果，只不过被淹没在平庸论文的汪洋之中。此外，从三大文摘对核心期刊特别是其中的综合性期刊的较高关注度来分析，三大文摘在发现此类期刊的成果特别是其宏大选题成果的价值、提升其显示度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其他期刊特别是专业期刊的专业成果而言，这样的作用并不彰显。总而言之，现有的文摘定位和编辑机制，决定了三大文摘信息抓取来源方面以上的种种特性。
二、三大学术文摘的学术评价特征
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各种学术机构都陆续建立了学术评价制度。鉴于其影响力和权威性，三大文摘不仅进入了各类机构林林总总的学术评价体制之中，而且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经过一系列的杠杆作用，它们最终从带有自身偏好或特点的关于学术期刊论文的二次评价，直接转变成了关于学术期刊的重要评价指标，无论从文摘编制者的角度，⑨还是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评价体系⑩中，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激化学术期刊界的内部竞争的同时，也招致学术期刊界对文摘评价功能的质疑和批评：它们为何能够凌驾其他客观学术体系之上具有如此显赫地位？它们为何不仅可以评价论文，而且还可以左右对学术期刊乃至对作者和机构的评价？(11)
我们知道，学术文摘的摘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评价过程。不过，从上文论述的三大文摘诸种特点来看，其评价必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是建立在学术期刊编辑、主编和审稿专家一次评价基础上的二次评价。这种评价仅仅针对期刊论文本身，并不涉及对学术期刊本身的评价。第二，它是一种基于某种预设的局部评价。不管是专业化的学术文摘，还是像三大文摘这样的综合性学术文摘，所有文摘编制者在主观上都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做到客观公正，力图对所有相关期刊都能一视同仁，以维护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公信力。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基于全部相关期刊的全面评价的可操作性显然很低，甚至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三大文摘这类综合性文摘则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每年数十万种的海量文献。所以，无论承认与否，它们不过都是基于某种预设和某种原则，对部分被筛选出来的期刊所进行的一种局部评价。换言之，不同期刊获得摘编的机会在事实上并不平等。第三，它的公信力较之同行评价存在一定的差距。关于学术评价，韩启德先生曾经做过如下解读：“学术的评价、学术的标准、学术上的分歧，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尽管学术共同体也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没有别的更好选择。”(12)同行评价尤其是小同行评价是学术界公认的最权威的评价方式。一般而言，从文摘主编或编辑的学术背景来看，文摘的编辑过程也是一种同行评价的过程，在现行条件下，文摘的评价都是基于文摘编辑系统的评价，也就是说，它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受到主编或者编辑的知识背景、学术水准、个人偏好以及自身定位等多重因素的制约。(13)因此，它的评价结果可能会与真正意义上的同行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距离。正因为具有如上特征，所以，国外学术界一方面把学术文摘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评价方式，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强改进学术文摘的编辑方式和流程，努力提高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如前所述，尽管在主观上也努力做到客观评价，但是，由于无法像学术期刊那样做到双向匿名评审，所以，三大文摘在其评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作者身份、作者机构、期刊荣誉等符号化因素以及人情因素的左右。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三大文摘在其摘编过程确实受到了一些符号化因素的影响：第一，它们都明显偏好核心期刊，被它们摘编最多的期刊都是一些得到学术界公认的优秀学术期刊(见表1)；第二，它们都非常看重作者所在机构的学术地位，与政府机关和社科院相比，它们对高等院校有明显偏好，而在各种类型的高校中，它们最青睐的还是985高校(见图3)，一般来说，作者机构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声誉与其被摘编的几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三，它们都非常看重作者的学术地位，总的说来，作者越有名，其论文被摘编的机会就越高。由此可见，学术期刊界对三大文摘公信力的质疑和批评也确实不是空穴来风。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出现这种问题，绝不是三大文摘所希望看到的，而更多的是体制不科学、制度不完善的必然结果。
图3 三大文摘摘编机构类型分布
当我们把同为综合性的三大文摘与部分原发期刊进行引文数据的比较后发现：以推优荐优为己任的三大文摘并没有预想中所应该具有的远高于原发期刊的影响因子，不仅远低于《中国社会科学》，而且仅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开放时代》等大体相当；同时还发现，被三大文摘摘编的论文并不比发表在同原发期刊上的其他论文拥有更好的被引率(见表2、表3)，这些现象都值得深入探讨。
表2 三大文摘摘编论文被引率一览表(14)
表3 三大文摘与综合性期刊影响因子比较一览表(15)
客观地说，与核心期刊以及引文索引这类学术工具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境遇极为相似，三大文摘在当前国内学术评价体制中所拥有的重要地位也并非它们本身所要求的，而是学术评价的行政化、评价工具指标化、学术共同体缺位以及传统习惯等诸多因素的杠杆作用的结果。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随着学术文摘成为评价期刊和学者的一个重要指标，三大文摘是否也存在学术服务功能被弱化，而学术评价功能被扭曲、被夸大的可能呢？
三、信息时代三大文摘面临的社会传播新挑战
就其起源而言，学术文摘原本就是为了在学术文献数量急剧增长的背景下，为满足学术研究者的需求，扩大学术信息的有效传播而产生的学术载体。这里所说的有效传播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描述：第一，能否遴选、摘编更多的优秀成果，尤其是那些不是发表在最受人关注的顶级期刊上的优秀成果，以尽可能扩大读者的学术视野；第二，能否让被摘编的学术论文更快地传播出去，以便使它们能够发挥应有的学术效应，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第三，能否拥有更多的读者群，以不断扩大文摘自身的影响力。历史地看，学术文摘的社会传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传播环境和手段的影响尤其巨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基于纸媒订阅的传统出版模式已经受到强烈冲击，一个全新的数字传播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这个新的时代背景都对三大文摘的社会传播功能提出了难以回避的新挑战。
首先，随着数字传播时代的来临，学术共同体变得更加紧密联系、更加民主平等，这对三大文摘的推优功能的既有实现方式带来了巨大挑战。数字传播时代的技术基础是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在此过程中，学术共同体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互联网瓦解了时空壁垒，使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直接、更经常，同时也更加便捷；第二，互联网颠覆了过去那种单向的学术信息传播模式，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第三，学术共同体原有的中心—边缘关系被打破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更加民主，因此人们不再认同和接受过去那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关系，要求并在事实上已经初步建构出了一种新型的关系模型。历史地看，三大文摘的既有推优功能的实现方式是与学术共同体的传统关系模式相适应的。随着学术共同体的这种重大变化的逐渐完成，这种既有推优功能的实现方式就日益表现出自己的不适应性，日益从学术共同体的自主活动的条件，转变为“自主活动的桎梏”；(16)随着信息鸿沟的逐渐被填平，京沪等中心大城市信息掌握优势的日益丧失，三大文摘过去基于信息优势所拥有的天然的优秀成果发现者和推荐者的地位就被撼动了；于是，人们开始思考、追问，三大文摘能否凭借少量人手而有效、合理地处理海量学术信息？三大文摘这种主编加编辑的编辑流程的合法性何在？他们凭什么比专业学者更适合成为推优者？专业学者为什么不可以普遍地参与到这种推优过程中来？
其次，随着学术资源数字化传播时代的来临，学术信息的数量迅猛增长，学术共同体对获取信息的质与量及获取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全面、准确、便捷乃至个性化服务这些在纸本时代无法满足的需求在数字化时代已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障碍，信息源与消费者的阻隔恰恰来自于传统信息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而三大文摘还都停留在传统纸本时代，传播方式的单一和大综合的形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和学术发展的新需求。其传播方式的单一改变起来也许相对容易，但大综合的形式，特别是限于篇幅，不得不割舍一些重要学术信息的编辑方法，(17)却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与此同时，信息时代信息聚合、权力分散的特点以及互联网交互性的特征都为信息的有效传播和评价权力的分散提供了全新的途径。三大文摘信息抓取、推优荐优的基本功能和学术评价的衍生功能都遭遇了全面挑战。个性化的专业服务网站、开放的网上评价体系都有可能取代三大文摘的这些功能。
再次，随着开放获取理念被普遍接受并不断付诸实践，三大文摘的推优功能的既有实现方式遭遇了巨大挑战。三大文摘都是传统的订阅出版物。也就是说，人们必须付费订阅才能获得它们所提供的推优产品。然而，随着开放存取时代的来临，人们日益要求及时、免费、不受任何限制地通过网络获取各类文献，包括经过同行评议或开放评议的期刊论文、图书评价、研究报告、学位论文、学术综述等全文信息，用于科研教学及其他活动。结果，人们特别是学术共同体中的中青年人群已经开始逐步放弃传统的订阅出版物的方式，逐渐转移为采取网络阅读这一快捷的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三大文摘必然会面对传统读者群不断萎缩的局面。
因此，时代变了，和传统出版业一样，三大文摘必须与时俱进，在反思中重新发现自己的未来。
四、信息时代中国学术文摘发展的新构想
对于学术文摘来说，数字传播时代的来临是一个无法逃避也无法选择的历史必然。要在这一历史大潮中幸存下来并继续发展，学术文摘就必须主动顺应历史潮流，自觉进行适应性调整。
首先，数字化时代也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推优荐优对于海量信息来说，于读者更显必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文摘期刊都不可能将所有优秀论文一网打尽。学术文摘必须有正确的个性化的功能和读者定位。学术文摘归根结底只是某类而不可能是全部优秀学术成果的推荐者，故而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学术成果的评价者，在个性化的推优与普适性的评价之间是存在明显张力的。我们看到，在新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中，有些学术文摘因为杠杆化的评价体制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学术评价权力，并在行使这种权力的过程中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就是学术研究的裁判者。如果不及时摆脱这种错觉，恢复正确的自我功能定位，不仅公正评价无从谈起，甚至基本功能也会丧失。(18)明白了这一点，数字化传播时代对于学术文摘来说可能就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因为海量的学术信息既为学术进步奠定了基础，也因为信息过量和超载而成为学术研究的负担。因此，如何恰当对待海量信息，如何为不同的受众(研究者)有针对性地筛选出优秀研究成果和适用的学术资源，已经成为学术文摘在数字化时代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或许，告别大综合，实现专业化或专题化的个性发展，会成为多数学术文摘的必由之路。与此相对应，综合性文摘作为普适性评价工具也许会成为历史，但在专业评价中，专业或专题类文摘期刊必将发挥其难以替代的作用。
其次，学术文摘必须顺应学术民主化的发展趋势，通过融入学术共同体发展自身。学术文摘不是也不可能是学术共同体的领导者。因此，它只有重置自己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充分发扬现代学术民主，让更多的专业学者参与到自身建设中来，同时使自身更彻底地融入学术共同体，才能找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专业学者至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参与学术文摘的建设：第一，以专家咨询的方式与学术文摘的主编与编辑共同确定阶段性的编辑方向，确保学术文摘对学术发展前沿及走向的洞察力；第二，通过设计开放的网络推荐、对话和评议系统，让专家学者可以进行优秀成果的推荐和自荐，让更多的同行专家以灵活的方式进行“同行评议”，从而把那些真正应该受到学术共同体关注的优秀成果推荐出来。只有真正融入学术共同体，学术文摘才可能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和选择空间。
再次，学术文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新技术，把自己从一份汇聚优秀成果的学术文摘扩展为一个连接学术共同体各个环节的技术平台。第一，它应当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推优平台。与纸本文摘期刊不同，数字平台较少受篇幅限制，学术信息可以大大丰富。第二，它应当是一个有序的平台。与期刊数据库海量信息无序存在不同，推优平台上的所有信息应当有序组合，在囊括各种符合本刊(平台)宗旨的学术信息的同时，可以按学科和专题甚至特定读者群的需要灵活组合和有序排列，并且可以与全文库可靠链接以方便读者通过文摘信息进入全文信息。第三，它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交互平台，通过建立合理的互动机制，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广泛地参与平台建设的各种事务，承担起推优荐优评优的主角，让“小同行”和“大同行”、“专家系统”和“编辑系统”、写作者和阅读者等通过这一平台建立多维的互动关系，使平台成为同行评议和信息服务中心。第四，它应当是一个服务平台，通过对平台功能的拓展，甚至可以成为开放获取的信息发布平台，不仅是学术交流的互动中心，而且进而可成为数字化出版的服务中心，学术人才的聚合社区，以先进的数字化出版功能为各类用户提供按需出版等各种个性化服务。
最后，学术文摘必须顺应学术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积极服务于中华学术优秀成果的“走出去”战略。随着中国学者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大量高水平成果的涌现，中国学术已经成为世界学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学术语言、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研究习惯、宗教信仰、地域、民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大陆学者很多研究成果难以获得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外出版公司出版的机会，在相当多的研究领域仅为我国学者所关注而被国外的各种学术机构所忽略。因此，学术文摘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国际学术交流的空间，把自身打造成为一个优秀中文人文社科成果的国际化信息传播中心，为中华学术“走出去”提供一种新通道。
①数据统计源为CSSCI文摘数据库(2008-2012)，其中文摘仅统计全文摘编部分。
②参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站资料，http://www.gapp.gov.cn/。
③孙景峰：《学术类文摘期刊出版述评》，《中国期刊年鉴》(2004-2005)，第188页。
④关于“三大文摘”的介绍性文字内容均摘自“三大文摘”网站或期刊的简介资料。
⑤参见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2013年统计数据。
⑥参见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载文量数据质量测试报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2年(第10卷)，第189页。
⑦按照摘编论文总量自高到低排序，占摘编论文总量80%的原发期刊构成了摘编期刊的集中区。
⑧参见孙永怡：《社科学术文摘学术评价功能的局限与抵制学术腐败的责任》，《中国出版》2007年第8期。
⑨参见冯小双：《文摘类学术刊物的评价功能与局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⑩为数众多的高校都将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重要文摘摘编作为科研考核的重要加分指标。
(11)参见仲伟民：《缘于体制——社科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2)韩启德：《学术共同体当承担学术评价重任》，《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2日。
(13)参见冯小双：《文摘类学术刊物的评价功能与局限》。
(14)被引率是指该刊在当年刊载的论文在2008-2011年CSSCI数据库的被引比例，篇均被引是指上述被引用过的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表2、表3选择了综合性期刊中影响因子较高的三家刊物与三大文摘进行数据比较。
(15)三大文摘的影响因子统计方法：摘编的上两年度期刊论文在统计当年被CSSCI来源期刊引用篇次/摘编上两年度的期刊论文总篇数，这和表内与之相比较的综合性社科期刊和高校学报影响因子的统计方法是一致的。
(16)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124页。
(17)例如《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杂志社就考虑到摘引刊物分布的均衡和覆盖率，有诸如“对同一期刊物一般不能一次摘发两篇文章”、“对同一作者成果的摘发一年一般不超过两次”等规定。参见冯小双：《文摘类学术刊物的评价功能与局限》。
(18)孙永怡：《社科学术文摘学术评价功能的局限与抵制学术腐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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