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革命对军事与安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事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正在进行的信息革命推动了军事领域的革命，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战略和政治层面，另一个则是战争形态、战争思想等具体层面。综合起来看，这种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众和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制约力量增强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透明度提高，使战争行为在更大程度上被置于民众和各种社会团体的监督之下，这既有利于制约战争的爆发，也有利于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避免或者减少战争失控的可能性。此其一。其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全球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一体化进程加快。在信息时代，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相互依赖关系显著加深，这也形成了制约战争爆发的巨大力量。此外，现代信息战的受害方将不再限于个别国家。由于各国信息设施交织，信息战的受害者往往是一个群体，甚至有可能囊括所有发达国家。为此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减少战争危险。其三，信息革命使战争的进程和状况对于广大公众变得公开化。网络和大众传播媒体能够把过去只有少数人能够知晓的战场实况及时形象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势必对战争行动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它使军事行动成为在公众直接关注和监视下进行的行动。随着战场透明度的提高和由此而来的公众对战争参与程度的提高，战争决策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也相应增大。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公众和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制约力量增强。
二、目标有限化和规模小型化使战争的破坏性得以控制
战争目标是由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的。信息革命引起的国家战略利益重心的变化，使得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机大为减弱。信息技术革命与信息产业迅速发展，导致国家力量重心出现重大转移，使经济技术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比直接的军事手段更为有效的利益获取方式。国家的战略目标将更多地依靠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综合手段来实现，对军事手段的依赖明显降低。在前工业时代，一场成功的战争主要以对土地的攫取和控制为标志。工业时代的战争更为关心的是增强自身的制造能力并削弱对手的工业制造能力。在信息时代，军事实力将主要是通过对信息和知识资本的控制来衡量，（注：Ryan Henry and C.Edward Peartree,"Military Theory and Information Warfare",in Ryan Henry and C.Edward Peartree (eds),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The CSIS Press,1998.）因此，以争夺土地为目的的战争将不再是增加财富和实力的主要手段。
从战争史上看，人类战争有一种杀伤力逐渐增大的趋势。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使这一趋势变得不再明显。在信息时代，当战争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被使用时，将更讲究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匹配性和一致性。与传统战争相比，信息战更注重软毁伤，而不是硬打击。信息战的作战目标在更大程度上是“控制敌人，保护自己”，而不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信息时代的战争，在战略上主要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意志；战役层次是干扰和打乱敌方的决策程序，使其无法有效地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战术层次追求的是瘫痪敌人的力量体系。（注：沈伟光：《新军事问题》，新华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99页。）
在信息时代，战争进程的可控程度也显著提高。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制的。”（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一卷，第26页。）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可能造成的破坏达到极端巨大的程度。而信息技术革命使现代战争具备了精确打击能力，并发展出许多非致命武器。从军事上说，这减少了军事打击所造成的“附带性损伤”，大大提高了军事打击的效能。从政治上说，由于精确打击能力能够使战争参与者做到有区别地使用力量，也就加大了战争行为的弹性，并使战争手段能够更有效地与外交活动相配合，从而使国家最高当局掌握了更有效地控制战争进程的手段。
三、从核威慑转向信息威慑
按照美国国防部的定义，威慑是指“由于对不可承受的报复这一可信威胁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它使对手由于对行为后果的担心而不敢采取某一行动”（注：Department of Defense,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Joint Pub,1-02,Washington D.C.:GPO,23 March 1994,p.115.）。威慑在其纯粹的形式上并不需要足够的防御能力，威慑战略并不许诺能够抵御入侵者，但是它要求有能力破坏或者摧毁入侵者所珍视的东西。（注：Kenneth N.Waltz,"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in Robert J.Art and Kenneth N.Waltz(eds),The Use of Force,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fifth editi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1999.）构成有效威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即威慑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和威慑信息的传递（注：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以使对手认识到其某种行动产生的后果将使自己无法承受，或者这种行动所冒的风险将远远超过其所能得到的好处，从而不敢采取这种行动。
传统的威慑理论主要是核威慑理论。核武器具有超常规的巨大毁灭能力，因而可产生巨大的社会、心理作用和独特的威慑效应。核威慑理论的核心是以核力量的非核使用为手段，迫使敌人放弃发动核进攻或其他战争行动，从而达成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目的。因此，有人认为，“核武器伞”在某种意义上有维护核时代安全的作用。
“信息伞”的概念是从核武器伞的概念延伸而来的。这种观点认为，在信息时代，信息的优势同样具有威慑作用。拥有信息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这一优势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信息伞不仅可以代替核武器伞，而且比核武器伞更为优越。因为核武器伞并非万无一失，在军事上实际也无法使用。而信息伞则是一个要好得多的“和平伞”。虽然它没有可怕的威胁，却比核武器伞有更大的应用潜力。（注：陈伯江：“信息时代美国军事力量建设与运用的新变化”，《中国军事科学》1999年第2期。）
“信息保护伞”的基本含义是在交战国的上方撑开一把能够掌握信息优势的电子“伞”，使我能看到对手而对手看不到我，我能有效地保护自己而对手则不能自保，我方能够更快地行动而对手可能来不及做出反应，籍以对对手形成威慑或者制服对手。
任何一种军事打击形式，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变为一种威胁方式。信息战亦然。信息强国可以利用它所具有的优势在情报的收集、传递和处理中获得主动，清楚地了解敌方的一举一动。掌握制信息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信息威慑，迫使对手放下武器。这样可以在双方都避免损失和伤亡的情况下达到军事目的；二是当对手不畏惧信息威慑时，在掌握信息优势的前提下，对其实施精确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制信息权的一方，往往能够以极小的代价，给对手以巨大的打击并最终夺得战争的胜利。
四、“虚拟实践”和“战争工程”方法进入实用阶段
“虚拟实践”方法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进行战争准备和作战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它通过在计算机仿真技术虚拟的环境中进行“预实践”，得出有关数据和结论，用以指导确定未来作战理论、制定战争方案、调整军事组织结构，决定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改进部队训练等等。美军从70年代就开始重视模拟仿真技术的发展和作战实验室的建设，并逐步扩大其在作战、训练方面的运用。1997年8月，美军进行了“21世纪师”演习，这次演习不用实兵，自始至终采用模拟方式，目的是检验与帮助确定数字化部队的“合理编成”。
“虚拟实践”方法所依赖的是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又叫现代仿真模拟技术，是一种以计算机为主体，以各种模型为基本方法构成的模拟系统，可通过操纵由计算机产生的场景来代替真实装备实际运用的真实场景。只要将作战设想和全部要素输入计算机，便可对战时战术运用效果乃至战争全过程进行准确的处理和逼真的显示。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它为研究未来高技术战争，提供了十分经济有效的手段。
“虚拟实践”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战斗实验室的建设等方面。目前世界各国军队对计算机作战模拟极为重视。美国已将与作战模拟密切相关的计算机建模和仿真技术列为军事关键技术进行研究开发，并于1992年5月建立了6个战斗实验室，对未来作战可能发生变化的诸方面进行试验与探索。
长期以来，军事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军事科学的规律不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中发现和验证。如今，虚拟现实和模拟对抗技术的发展正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一状况。
以前，在军队建设中，美军采用得比较多的模式是“理论分析法”和“经验归纳法”。其基本过程是：提出规划，组编部队，然后根据训练和作战的实际效果不断充实完善；如此循环往复。现在，由于“模拟现实技术”的发展，美军已由传统的“理论分析法”和“经验归纳法”，发展到以战斗实验室为主的“模拟实践法”，即先提出理论设想，接着以作战模拟进行可行性论证，然后权衡利弊循序渐进地组建部队。也就是说，首先在“人造的未来作战环境”中，对作战理论和部队编组的新思路和新概念进行论证，对新型武器进行“预实践”。
在波斯尼亚冲突中，美军为了减少信息处理的不确定性，专门在意大利空军基地建立了一套虚拟仿真设施，将侦察卫星拍摄到的地形地物图像，叠加在美国测绘局提供的波斯尼亚数字化地图上，形成三维可动的波斯尼亚地理模型。在北约部队对塞族实施大规模空袭期间，作战飞机每次出动之前，飞行员首先利用上述系统进行模拟演练，使其能反复“看到”所飞越上空的场景，从而大大提高了空袭效果。据报道，北约部队飞机仅出动计划中的一半架次，就顺利地完成了空袭任务。
“虚拟实践”的发展表明，未来战争是能够设计出来的，同时也是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的，胜负只不过是在战场中对战争设计研究成果的鉴定和验收。在信息战中，打仗与工作趋同，或者打仗与演习相似。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信息时代的战争同一般社会化的大系统工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后者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认为未来战争行为可以被称为“战争工程”，主张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战争准备和研究。这将把战争的准备和实施过程纳入工程化管理的范畴，使现代国家安全事务的管理，步入科学化、效益化的轨道。
五、军事力量观念发生变化，从重视作战平台转向重视信息系统
作战平台指的是现代各种武器系统中，具有运载功能并可作为火器依托的载体部分，如坦克、舰艇、飞机等武器系统中除火器之外的部分。长时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以坦克、舰艇、飞机为标志的作战平台才是主战兵器，各类通信和信息设施不过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保障设施。但在信息时代，这种观念将发生重大变化。现在，诸如通信、信息系统以及精确制导武器等技术已经在现代武器系统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们对作战平台具有某种替代性。即通过充分发挥信息优势，可以减少飞机、坦克、航空母舰等作战平台的数量，而维持作战能力不变甚至使作战能力得到提高。
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在科威特战区部署了4280辆坦克，多国部队只有3800辆坦克。但战争的结果是伊拉克坦克的89%被摧毁，而多国部队只损失了20辆坦克。这种悬殊的损毁比例，正是由于双方在信息及精确制导武器方面的明显差距造成的。战争过程中，美军投入的飞机、火炮、坦克、装甲车、舰艇、导弹等主战兵器数量只有万余件，而投入的各型计算机却有四五万台，开创了辅助装备超过主战装备的先河。
信息技术进步导致了武器对信息的依赖性。随着武器装备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没有强大的信息保障就很难发挥出现代武器的优势，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现代高技术武器的威力是建立在强大的信息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可靠的信息保障，它们的作战效能就不能正常发挥。在信息时代，兵力兵器的优势不是真正的优势，建立在兵力兵器优势基础上的信息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
战争形式也与之相应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信息时代的战争将表现为“网络中心战”，而不是“平台中心战”。网络中心战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对部队实施统一指挥的作战。其核心是利用计算机网络把地理上分散的部队、各种探测系统和武器系统联在一起，实现信息共享，实时掌握战场态势，缩短决策时间，提高指挥速度和协同作战能力，以便对敌方实施快速、精确、连续的打击。海湾战争中，当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信息战时，伊拉克军方还认为，双方真正的较量并没有开始。伊军还在等待着多国部队与它们进行大炮对大炮、坦克对坦克的较量。（注：陈春华、钟苏洪、谷丰：《现代战争正悄悄向我们走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30页。）这明显反映出伊军在认识上的某种滞后。
六、信息安全引起高度重视
与人类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相适应，一场军事革命于80年代应运而生，信息战即是这一军事革命的核心。对于什么是信息战，各国的认识不尽相同，其中，美国人关于信息战的说法较有代表性。1996年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将之定义为：信息战是指为夺取信息优势，对敌方信息系统与计算机网络等设施施加影响，并对己方的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等设施进行保护。1998年10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其颁布的《信息战通用条规》中，又对信息战的定义做了补充和完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首次以国家和政府文件的形式，把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列入了信息战打击对象的范围之内。
信息战在现阶段的主要内涵是现代电子战和对计算机网络的攻击，同时还涉及到其他相关的作战，如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和一般武器对军事信息系统实施打击的作战行动等。信息战的核心是争夺战场信息的控制权，以影响或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信息战争中，围绕信息的争夺与对抗，并不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等等方面，而且信息战所采用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暴力的手段，也有非暴力的手段。
作为一种新型的作战形式，网络空间作战在信息战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未来网络空间作战最重要的手段有二，一是计算机病毒，二是网络“黑客”。
在军事领域，最容易感染计算机病毒或受病毒破坏的武器装备有两类，一类是各种军用信息系统，如C[4]I系统、计算机网络、雷达系统、各种传感器等；另一类是由计算机控制的各种高技术武器系统，如现代化的飞机、舰艇、坦克、导弹等装备的自动驾驶、火控、制导系统等。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在研制和试验用于军事目的的计算机病毒。当前，对计算机病毒武器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将病毒投放到敌方的信息系统之中。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保密局曾招标研制“军用病毒”，将密码病毒固化在出口的集成电路芯片中，长期潜伏，战时遥控触发。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也在研究“计算机战武器”，目的是在远距离把计算机病毒注入到飞机、舰艇等战术系统中，在关键时刻使各类武器系统中的计算机瘫痪。
“黑客”原指那些熟练掌握计算机知识和技能的计算机迷，现在一般指非法使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犯罪活动者。“黑客”入侵对方信息系统后，可以采取窃取机密信息、传播计算机病毒、散布虚假消息等形式对敌方进行攻击。目前，“黑客”侵袭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的事件非常普遍，所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也十分惊人。
作为现代军队的神经中枢，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网络的性能优劣和状况好坏将直接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发挥和整个国家军事机器的运作。因此，信息网络在未来作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信息时代，各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技等各领域的活动，对信息和计算机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各种计算机网络正成为国家的战略命脉。信息安全也因而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和关键内容。
作为信息战基础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作战信息的传递、处理等能力；另一方面也极易受到攻击，尤其是信息干扰武器、计算机病毒武器和“黑客”攻击武器的广泛应用，使得战场网络的安全性、可靠性受到挑战。计算机网络系统所具有的很难克服的脆弱性，充分体现出其既可威胁别人、又怕别人威胁的两面性。以信息技术最发达的美国为例，从银行的计算机网络和电话系统，到发电厂和钢铁厂，美国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均离不开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支持，因而极易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电子袭击。其军事通讯系统因大量军用计算机通过商业网络进行联络，也使其易于成为对手攻击的对象。
七、军队编制体制趋向“扁平化”
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事思想的革新，必然导致军队体制编制的相应调整，使军队的组织形式和结构组合发生变革，并对军队作战训练、后勤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执行新的军事战略方针，更好地适应信息条件下作战的需要。（注：王保存：《世界新军事革命》，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21页。）技术上的优势只有通过制度化的军事组织体制，再加上创新的军事理论，才能转化为军事上的战略优势。例如，在1918年，飞机、坦克、无线电等当时的尖端武器装备已经问世，并得到了较大发展，但直到二战时，这些武器系统才发挥出高于1918年时数倍的战斗力，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才建立起能充分发挥这些武器作战效能的军事组织体制。
信息时代军事力量结构变化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按能力编组，按需要联合。所谓按能力编组，就是打破军兵种的界限，把具备同样作战能力的部队统一进行编组，从而大大减少各军兵种力量之间的重叠和浪费；所谓按需要联合，就是根据作战的实际需要，把具备不同作战能力的部队组合起来，进行联合作战。近年来美军已采取多种措施，在目前的编制下根据需要将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部队结合在一起，尽可能使不同军种的部队共住同一军营，或共住同一个联合基地，并使所有军种联合编组，以更利于联合作战。
海湾战争以后，美军为顺应高技术战争的发展趋势，着手组建数字化部队。所谓数字化部队，是将数字化的信息技术融入到陆军单兵武器系统和各种作战平台、支援保障设备之中，从而具备高效指挥控制、全维侦察监视、有效电子压制和强火力精确打击的一体化作战能力的部队。其核心是提高指挥自动化的效能。对美军来说，组建数字化部队不是目的，而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其最终目标是建设信息化部队。因为数字化部队仅仅是装备器材数字化，其人员编制体制与非数字化部队基本相同，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作战效能的提高。美军计划按照“有利于信息流动”的原则，改革现行的编制体制，减少指挥层次，变传统的树状指挥体系为横向一体化的扁平指挥体系。目前，美国陆军正在司令部与各个作战部队、以及各个作战部队之间进行横向联网，使尽可能多的作战单元同处一个信息流动层次。这种横向一体化的扁平指挥结构，不仅减少了指挥层次，能更有效地实施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同时这种体制还大大提高了指挥系统的生存能力。因为通信网络可沟通的节点增多，能从根本上增强防止整个指挥系统瘫痪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