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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追求，尤其在金融危机发生、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在期待科技突破、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次工业革命”等议题之所以世界共同关切，实质上是顺应了人们对产业升级、尽快摆脱困境的愿望。然而，产业升级并非易事，必须选择适应产业变动规律并符合本国国情的升级模式。
一、增量升级与存量升级
存量升级和增量升级是两种不同的产业升级类型。所谓存量升级主要指一国现有企业通过技术进步、管理改善、机制优化，使生产经营能级增强并在产业链上升过程中不断走向高端。增量升级则是通过招商引资，使国家或区域内新企业进入并优化产业结构，导致产业发展总体水平上升，既可以提高产业链层次(如引进相对于原有企业更加高端的企业群体，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研发团队、总部经济等)，也可以在“代工”中增加技术含量，产生价值链提升的效果。
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一般基于存量升级模式，因为存量升级的根本依靠即科技突破通常限于发达国家。历史上三次大的科技革命均无例外。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于英国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以1769年诞生的瓦特蒸气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纺织机、蒸气机的发展促进了机械工业的发展，而机械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冶金业的需求，并使交通运输业发生了根本变革。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以电、电机和内燃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1866年德国的西门子，以电磁铁制成了实用的发电机，为电气工程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随着电动机用于工业生产，从而大大改变了动力设备和生产过程。自此，人类历史就跨进了将电用于动力、照明、通讯和生产的“电气时代”。第三次技术革命，亦即新的技术革命，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并正在持续。当1947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贝尔实验室的三位科学家巴丁、布赖顿和肖克莱制成第一支晶体管时，此次科技革命具有引领功能的集成电路出台的序幕就拉开了。实际上，伴随着历次科技革命，发达国家的企业制度、管理方式同时变革，成为推动存量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切都凝聚于现代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过程之中。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产业更多地采取增量升级模式。探究其根源，除了科技进步受制约外，全球产业转移提供了增量升级机遇，正是在接受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招商引资成为增量升级的主要途径。到目前为止，全球性产业转移已发生了3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地区转移；第二次在60～70年代，日本、联邦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第三次在8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①。目前正在发生的是第四次转移。转移方向：一是趋于更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尼、马来西亚以及非洲等；二是中国沿海转向中西部。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产业转移中的吸纳实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的承接，加上伴随污染集聚，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很显然，产业升级是一个动态的范畴，总是相对而言的，归根到底意味着产业体系朝发展的方向变动。这其中包括结构调整、优化，如从工业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变、第三产业比例逐渐提升等；产业组织更加适应现代化，企业群体由小、散、差而无序走向大中小并存，且竞争力不断增强；业态由单一、落实转变为丰富并与时俱进等等。这些恰恰在全球性产业转移中呈现在发展中国家。当然，污染的转移也表明增量升级的“双刃剑”效应，只能也必须通过产业的继续升级去克服。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主要靠的就是增量型产业升级，与之相联系的人们耳熟能详的称号即“中国制造”。从全球的视角看，至少带来三大收益：其一，产业层次提升。垂直专业化分工链中的高端不断向上拓展，从而带动产业整体持续升级。任何一次产业转移均意味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并在重新配置中获得新利益，取得新发展。在“中国制造”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对自身长期形成的高成本、集聚一地的产业链进行分解，普遍将加工环节迁移出来，这不仅仅带来成本节约，而且客观上使其将资源更加聚集于从事设计、研发的“产业高端”，因而对于全球性的产业技术含量的提升具有直接推动之效。如果突破民族狭隘的观点，“中国制造”其实就是这一历史时期人类产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体现。其二，利益分享共进。一是生产者获利。发达国家母公司即使不谈通过子公司“亏损”而转移利润(这几乎成为人人皆知并广泛存在的隐蔽型国际利润转移形式)，仅就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资源优势特别是人力廉价而普遍降低加工成本而言，也是获利的不竭源泉。二是消费者获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获益主要体现在用更少的投入获得同量甚至更多的消费福利。走出原产地，授权制造、定牌生产，连锁营销逐渐被消费者接受、认同，并且成为扩大品牌消费的新形式。事实上，目前在相当广阔甚至在全球消费领域，“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品牌消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三，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承载者。很多国际传媒上的醒目关键词——“世界离不开中国”就是最直白、最通俗的解读。植根于全球分工体系的国际经济秩序通常依赖于一些主要国家产业分工的相互链接结构及其变动趋势，而这些主要国家并非一律为发达或不发达，而是错位分工所形成的梯队式的国家体系。其中，产业高端通常聚集着一批发达国家，产业中下端聚集一批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②，同一产品从研发到最终消费往往经历数个国家生产和经营环节，其背后经济组织的相互依存实质上意味着不同国家的相互依存，更进一步地说，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目前从产业高端看，主要集聚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包括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而在产业中下端，主要集聚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包括印度、越南等一批发展中国家。这种产业链上的“谁也离不开谁”现象就是时下的国际分工新秩序。从国内有效发展看，“中国制造”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如果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是使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给型发展状态步入WTO的世界经济平台，并以排行第二的总量位次参与国际分工，那么，中国制造就是其中的主要参与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中国制造，就没有今日中国之发展，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
从产业升级的功能、属性判断，存量升级与增量升级并不具有对抗性，而是具有兼容性和并存性。前者是就企业而言的，即企业作为新载体进入某一国家或地区后，继续进行创新升级，那么，对于该国或地区而言，第一阶段为增量升级，第二阶段就是存量升级。后者是针对国家或区域空间而言的，在持续的招商引资增量升级过程中，原有企业处于存量升级状态，二者并存于既竞争，又依赖、协同的共生环境。
二、增量升级的绩效路径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必要的优惠政策)固然是增量升级取得绩效的基本条件，但产业集聚招商，尤其是产业链招商是取得增量升级绩效的根本路径。比较理想的状态是：空间集聚、行业集聚、企业集聚高度统一。空间集聚表现为区域性主导产业布局以及多种类型的开发区等。行业集聚是产业集聚的典型效应，即通过空间集聚产生行业聚焦，放大效果，使主导产业凸现并带动相关产业配套发展。企业集聚即处于集聚区中的企业群尽管可大、中、小并举，但大型、巨型集团企业成为标志。正是这些行业龙头支撑着集聚产业群，并通过产业资源集聚滋养放大，引领产业发展方向，产生国际竞争力。此外，产业集聚不仅表明处于产业链中的企业高度集中，而且昭示关联产业中的企业通过空间的集聚相互交融、渗透，从而带来降低交易费用、高效率地创造公共服务平台、产生创新的文化环境等效应，甚至孕育出新的产业形态。
验证上述绩效路径的案例，在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乏其数，但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处于受冲击的东南沿海中的江苏省，其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依然处于勃勃生机状态则更显说服力。以2012年为例，在东南沿海GDP下行过程中，江苏省高达10.1％，与此同时，上海7.5％、浙江8％、广东8.2％。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该省全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45041.5亿元，增长17.4％，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37.5％，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2012年江苏省经济社会统计公报作出如下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势强劲。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物联网和云计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和海洋工程等新兴产业全年销售收入达40059.9亿元，比上年增长19.6％”③。需要说明的是，业绩的背后恰恰是增量升级中的产业集聚。“南京软件产业基地”“苏洲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无锡新能源与微电子产业基地”“泰洲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扬州智能电网产业基地”“连云港新材料产业基地”等均是代表性的增量升级的产业集聚形态。
若从更广义的视角判断，增量升级的路径意味着系统工程，至少包括理念、战略、机制、人才以及政府服务等。对此，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处于全国百强县(市)之首的江苏省昆山市给予了典型佐证。观念：昆山的干部群众敢闯敢试。多年来坚守“爱商、亲商、富商”的价值导向。从表面上看，这与我们长期奉行的“宗旨”不相吻合。但在昆山看来，这是基于人民基本福祉而作出的一种选择。当昆山没有自己的产业时，依靠国际产业转移就是重大机遇，而将这些资源引入就是昆山人民现阶段的根本利益或者说是“宗旨”的实现。这样，“爱商、亲商、富商”就成了实现“宗旨”的配套方略。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提出口号，而在于精神状态，在于敢为天下先的创造意识。战略：昆山坚持开放带动的发展战略。上世纪80年代初顺应国家实施沿海开发开放的战略大势，自费搞开发区；当开放型经济优势基本确立后，进一步推动外资带动为主向内外资竞相发展、融合发展战略转变，实施民营赶超战略；当制造业有一定优势，又提出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转变；当“昆山加工”走向“昆山制造”时，又推动“昆山制造”向“昆山创造”转变，探索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之路。昆山干部、群众将他们的发展战略形象地表述为“四转”，即农转工(由单一农业转向工业化)、内转外、散转集(产业由过于分散转向集聚)、低转高(产业层次提升)。机制：昆山之所以能通过增量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背后有着一整套有效实现的体制机制，包括招商引资的干部考核激励机制。昆山队伍建设的一大亮点，就是建立了同干部提拔、调整直接相关联的考核评价机制，并将这一压力有效传导给每一个干部。所谓“挑动干部斗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这种压力传导机制的形象化的说法。具体举措包括：将对干部的考核评价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挂钩；建立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让考核评价结果在干部的调整中发挥实质性影响。从2006年开始，在委办局中层干部考核中率先推开干部考核评价的“末位淘汰制”。现在，“末位淘汰”已进入常态化。人才：昆山将人才分为领导人才和产业人才两大类，分别进行规划、激励和开发。对于领导人才开发，将最强的干部配置在招商引资的核心环节，即选拔素质最优、能力最强的干部到招商一线，用最好的政策激励招商干部，提拔任用优先考虑招商一线的干部。据统计，目前昆山各部委办局的“一把手”，70％以上是招商干部出身。在产业人才开发上，注重从“产业凝聚人才”过渡到“人才引领产业”。启动名牌大学招聘计划，推行企业人才订单式培养，着力打造“人才特区”。政府服务：投资时的一条龙服务、企业建设中的全方位服务、投产后的经常性服务，成为昆山服务的重要特征。为提高办事效率，昆山高新技术园区成立了“马上办”。所谓“马上办”，是指一间办公室、一个人、一台电脑、一个窗口，办完投资全部手续。企业从项目审批到生活服务，只要找到“马上办”，马上就能得到答复。昆山人认为，压缩审批时间不能“偷工减料”，关键在于剔除“寻租”环节，使服务对象“少跑一次路，少进一扇门，少找一个人”。通过对企业问卷调查显示：昆山企业给予政府的评价最高，其次是江阴，上海郊区则垫底。如图所示，在衡量政府服务的9项指标中，昆山满意度最低的一项(规范管理)也达到了56％，9项指标的平均满意度达到61.56％；江阴满意度最低的为48.59％(各类行政服务收费频率与额度)，其余8项指标的满意度均超过50％，平均满意度55.01％；上海郊区的情况则是，企业满意度最高的一项也仅为42.93％(政府公开透明度)，9项指标的平均满意度仅为30.89％，且在“行政审批程序科学性与适用性”、“行政审批效率”、“工作人员开放意识与服务观念”这三项指标上，负面评价的比率很高，均超过了20％，几乎与正面评价的比率持平④。
2012年昆山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25.32亿元，比上年增长12.0％。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16.53万元(按现行汇率折2.62万美元)。实现台湾电公会“大陆综合实力极力推荐城市”四连冠，连续四年在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一，连续八年获得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一。“昆山奇迹”主要得益于增量升级路径中的系统设计。
上海郊区与江苏昆山、江阴等地企业对政府行政服务评价比较⑤
三、存量升级的结构组合
存量升级既涉及升级方式组合，又关联创新方式组合，而升级方式至少有3种，即改造升级、购并升级和创新升级。如何选择，必须从实际出发并体现规律性趋势。
改造升级通常不涉及产业链上升，而以能级提升为目标。具体包括：厂址搬迁、新建扩大厂房、购买设备工艺、增加生产线等，所追求的能级提升效果主要包括：其一，规模扩大、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上升、规格与功能丰富、样式新颖、效益提高等等。其二，为企业自主创新奠定基础，尤其是二次创新。经济学家格雷菲在其《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1999)一文中将产业升级表述为4种类型：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⑥：
产业升级概念图
严格而言，这主要指改造升级。考虑到我国现阶段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改造升级依然是长时期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以2012年的河北省为例，1月份～7月份⑦，实施工业技改项目5463项，完成投资2848亿元，同比增长55.8％，占全省工业投资总额的59.2％。其实，即使是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2012年，也重点推进一批技术改造项目：12个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产业振兴技术改造项目；38个项目列为国家工业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10个项目列为电子信息产业技术改造项目。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56％⑧。
并购升级是快速提升产业链的一种重要方式。购买品牌及其核心技术若能融入现有企业管理体系，就能产生跨越性产业升级的效果。然而，面临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配套要素支撑；二是购买地企业文化融合及其社会稳定。从我国目前企业并购案例看，不乏率先成功的引领者。2010年3月28日，吉利控股集团以15亿美元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100％股权正式签约，这意味着迄今为止中国汽车行业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取得阶段性突破。该企业2012年被评为最具竞争力企业。中国化工集团子公司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以4亿欧元完成对法国安迪苏集团的收购，填补了中国蛋氨酸生产的空白。中航并购奥地利FACC公司，FACC公司财务状况迅速好转，业务持续稳定增长，不仅实现扭亏，而且再获波音、空客总额3亿美元的续约合同，表明中航工业首家海外并购企业平稳度过“磨合期”。其实，上汽、联想、海尔等国内著名企业均早已进入国际并购的轨道。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企业“走出去”，通过国际并购，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具有客观必然性。
自主创新升级当下已成为企业群体取得共识的主体性升级方式。相对于一时难以提升产业链的改造升级和存在较大风险的并购升级而言，具有自主创新条件的企业选择创新升级为主的路径实为理性之举。一是由于发展中的企业，尤其是追求卓越的优秀企业走以塑造品牌带动产业升级的道路踏实可靠，无可争议；二是企业一旦在自主创新的征程上取得突破，就会带来持久的创新能力，甚至进入跨越式发展状态，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境界。这种转折性成就往往让一些企业家刻骨铭心。如日本有企业经营之神之称的松下幸之助，每当谈及松下公司干电池技术创新时就感慨不已。当时，公司发展急需干电池技术，原本打算从美国引进，于是，社长松下幸之助亲自赴美考察准备提供技术的一家公司的新工厂(该企业当时是世界一流的电池生产厂)。然而，在进入最后的价格谈判时未能达成协议。这样，公司被逼走上了自主创新道路：“技术主管组织了研发人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批相关论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最后，我们制造出的产品超过了美国的同类产品。不仅如此，我们还陆续开发出了其他各种关联产品。我们一反当年，成了向世界输出技术的公司。现在再次回顾当时引进技术的那件事，可以说，若没有那个重要转折，我们是没有今天的成就。经营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开发那无人涉足的领域。”⑨很显然，松下集团的后续发展乃至始终处于国际企业行列，与这次自主创新是分不开的；三是以自主创新为基础，即企业始终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无论是改造升级还是并购升级，均将取得可持续的倍增效应。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自主创新也存在三种方式，即原始创新、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同样存在从企业实际出发、选择合理结构的问题。总之，存量升级有3种方式，自主创新也有3种方式，如何将这两种方式结抅进行基于企业发展实际的有机组合，形成可操作的远景蓝图和现实路径即线路图，是处于存量升级中的企业行为优化的必然选择。比较理性的做法是：对处于传统行业中的企业，以改造升级为基础，同时结合二次创新，积极应用集成创新方法，促进能级提升与产业链提升相结合，为具有特色的原始创新不断奠定基础；而对处于高新技术领域中的企业，并购升级与创新升级均可契合需求进行选择，而在自主创新过程中，以上三个要点理应遵循。
四、政府服务的阶段性策略
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该国或区域经济发展由落后向中等发展乃至发达转换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方式或策略也处于阶段性演变之中。从总体上看，这种演变主要包含着“三个转变”：从重点促进增量升级向存量升级转变；从重点推动结构性产业增长(包括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向产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转变；从重点培育关键项目向优化产业体系生成环境转变。
存量升级与增量升级作为两种基本的产业升级方式，不受时间、区域的限制可并存发展，这是无庸置疑的，但阶段性重点选择差异同样不能否定。以我国为例，如前所述，目前正处于全球第4次产业转移过程之中，在中西部地区，显然应将增量升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度关注招商引资，追求引进绩效，避免错过机遇。然而，对于曾经重点接受过第三次产业转移辐射的东南沿海地区，存量升级应逐渐上升为主角，成为转型升级的主战略。事实上，由扶持增量升级为主转向重点促进存量升级，不仅需要观念改变，而且依赖管理方式、手段、机制以及人才等一系列的变更，其难度会远远大于增量升级。前一时期，有些口号的变化，足以使人深思，折射出存量升级的艰难。招商引资的繁荣期，人们乐于接受“筑巢引凤”的导向，随着空间的收窄，惯性增量升级思路就是“腾笼换鸟”，甚至不择手段地“逼鸟出笼”，从未思考“笼中养鸟”，或者开笼、护笼养鸟。之所以不懈追求换鸟，原因就在于换鸟带来的业绩变化明显快于养鸟。然而，随着商务成本的提高，产业整体性转移，大规模增量升级的可持续性愈来愈受到挑战，尽快觉醒，转变产业升级方式，即将重点转移到存量升级上来才是根本出路。
优化产业结构既是政府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更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要求。为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有选择地对某些产业进行倾向性扶持，如在经济恢复期或起飞阶段选择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必要投资；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为增强国际竞争力，选择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区域层面甚至国家层面规划，给予重点扶持，这些均无可非议。当今世界，即使被人们认为是市场自由度最高的西方发达国家，其政府财力对新经济发展的注入也波及相当领域。以美国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提出“知识经济”、“信息高速公路”等概念后，更加注重对高新技术发展的扶持。在高新技术引领中的政府作用着力聚焦于3个领域：一是将高新技术作为国内产业升级的引擎；二是通过高新技术发展带动出口；三是国防技术民营化，推动制造业振兴。不过，必须承认的现实是，政府扶持投资于特定的产业、企业，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包括供给的技术风险、市场的需求风险和全球竞争的法制、政策政治环境风险等。前不久，无锡尚德破产案例就是极具说服力的警示。“无锡尚德，像神话一样崛起，最终又像神话一样破灭。这个曾经在我国光伏产业发展之路上疾驰的巨人，最终轰然跌倒在一条本该前景光明的大路上。”⑩2013年3月，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光伏产业领头羊——无锡尚德接到了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实施破产重整。应该看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其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主要靠行政力量去推动，都可能遭遇惨痛的教训。光伏产业，看似以民营为主，自下而上发展，但很多地方政府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去推动这一产业发展，是目前存在的通病。地方政府凭借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调配能力，支持光伏业快速扩张，包括利用土地、税收政策、投资补贴等手段。实际上，这种方式放大了企业的投资预期，造成企业对未来发展过于乐观，使其投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发生扭曲。比如在各地“十二五”规划中，三十个省区市(不包括西藏)没有一个不把新能源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蕴育着极大的隐患(11)。相比较而言，政府若将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促进整体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上就可大大降低风险。政府培育产业创新能力体现在创新过程之中，至少可选择四个重点：一是扶持研发。科技研发是创新的前提，研发才有创新。无论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在引进基础上再创新，均为研发过程的具体展开。给予必要的资金扶持或者将企业研发投入作为税前扣减基数甚至相应给予一定幅度的奖励补贴均是有益举措。二是促进孵化。借鉴国际经验，笔者以为，以色列政府孵化产业的办法值得关注。首先，选择项目在市场中招标，并由全国权威专家进行论证、鉴别，以体现公开、公正和追求科学的精神。其次，政府借助于孵化器，或与该产业关联的投资公司合作进行孵化活动，即为项目承担组织提供扶持资金，甚至帮助选择经理人，塑造经营组织、培训人才等，将项目孵化与企业孵化结合起来。最后，按股权运作方式回收孵化利润，集聚孵化资金，为下一次孵化活动的展开奠定基础，从而做到孵化基金来源于企业、市场，又服务于企业、市场。三是帮助转化。科技成果产业化是孵化后的拓展，是推动产业创新的根本所在，核心是帮助研发机构创造转化的有效载体和途径。一些发达国家注重培育专业转化组织或称第三方运作的做法值得借鉴。其流程是：院所成果—转化公司—应用企业。这里的转化公司实质上是专业性产业转化组织，具有其他转化形式无法替代的优势。其一，并非一般中介，而是具有充分实力为一体的实体性公司，将成果转化作为主营业务并凭借专业优势产生丰厚效益。其二，熟悉两头，善于链接，并不断积累丰富的“转化”经验。对于需要转化的对象机构，如著名高校，它派往一批经理人长期跟踪服务，发现可转化的成果，类似于猎手盯住猎物。因此，凡进入“转化公司”的成果一般转化成功率较高，因为科研成果在走出校门之前已经经过产业转化行家们筛选，与此同时，也给研究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信息。其三，具有自转化与他转化的双重行为。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从市场中选择企业进行转化，这是“转化公司”的主体业务，但不排斥从中展开部分自转化业务，即自我投资、自我转化、自我发展。其四，与高校、院所具有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在被转化者看来，它是熟悉自身并具有转化能力的一个，甚至是唯一的转化渠道。同时，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被转化者的利益能充分得以实现。四是提供广阔的服务平台。就政府而言，所能提供的服务，大到持之以恒地营造氛围，强化国民为科技发展作贡献的意识，小到每一机构能及时为民众或组织参与科技活动提供便捷服务。就服务内容而言，既可以是技术层面的，也可以是以市场为中心，提供法律尤其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配套条件。在当前的体制转轨期，创造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也许最为关键。民众、企业、高校及各类研究机构以市场为纽带，活跃于经济社会各领域，政府的服务才有广阔的舞台。
适应产业升级需要，政府从最初重点抓项目，逐步推演到培育产业体系，最后进入主要塑造产业发展环境的境界，这也表明符合规律的政府行为梯度升级的状态。项目导向是政府起步推进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对于落后地区。经济愈发展，市场机制愈走向成熟，市场中的企业素质也愈高，政府调控经济的理念更先进，思路更开阔，手段也更加灵活。相反，经济落后的区域，不仅调控方式单一，而且政府干预往往更直接、更具体。由于某些干预在特定环境里(经济效率低、缺乏秩序、市场主体及其当事人素质差)产生效益，反过来又会强化政府推动的意识。以招商引资为例，下达指标进行推动，这在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难以理解。然而对于落后地区，不仅由于缺乏配套的、较为先进的调动积极性的政策举措，同时，受干部素质的局限，没有强制性的紧逼指令，下面无法呼应和行动，因而指标推动作为着力抓项目以适应特定地区的特殊杠杆具有合理性。不过，伴随政府调控的进步，必然减少对项目的直接干预，而把优化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体系、产业组织体系和产业业态体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此时的调控特征为：结构、组织、业态“三位一体”地运行。如在引领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中，相应提出产业组织集中度提升以及业态现代化与创新的目标。否则，也许第三产业比重上去了，但产业组织依然是小、散、乱，业态依然是传统和落后的复归。同样，促进企业重组也离不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相反，企业倒是拼大了，但在产业结构优化中障碍或阻力更强，根本谈不上业态创新与贡献。若进一步提升政府调控、服务的质量，着力塑造环境则更受企业主体的欢迎，并有益于大幅降低管理风险。这里的环境至少涉及三个方面：以法制为核心的制度环境；以诚信为核心的人文环境；以信息化为核心的设施环境。
注释：
①赵晓、陈金保：《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真的来了》，《华夏时报》2012年10月31日。
②参见《世界经济》2006年第5期，第13页。
③《2012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经济网》2013年2月21日20：05。
④⑤王国平等：《上海郊区与江苏昆山、江阴等地发展比较》，《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⑥王保林：《产业升级是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2期。
⑦《技术改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有力引擎》，来源：河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12年8月25日。
⑧《上海市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2013年1月7日。
⑨松下幸之助：《经营沉思录》，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第110页。
⑩(11)赵海娟：《尚德衰败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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