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科学的道家式扭曲（第二部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家论文,第二部分论文,科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跃明译
泡利与开普勒
泡利对他与荣格合著的书中承担的一部分冠以《对开普勒科学理论的原型观念的影响》的标题。凡是荣格对莱布尼兹所做的，泡利都对开普勒做了：先歪曲他的观点，然后再对其进行攻击。
泡利直接引用了开普勒关于头脑中先天存在的原型观念理论，然后再按自己所希望的对其进行“翻译”。在《宇宙和谐论》中，开普勒写道：“认识就是将外来的东西与内里的观念相比较，然后判断它们是否符合。……当被意识到时，感觉经验便会呼唤已存于心中的思想观念，所以那些好象是在可能性面纱下、早已藏于心中的东西现在便在现实中显现出来。”
开普勒坚持认为，头脑中的原型“观念”，表现在自然中就是几何学，它来自“上帝的精神，其在地上的复本即是人的精神。从人类开始时就保持了这种原型的痕迹”。在《对斯蒂略的补充，天文光学说明》一文中，开普勒说：“几何学就是美和世界的原型。”泡利说：“他的这一公理即是其力量和限制所在。”
为什么说是一种限制呢？泡利说：“（开普勒的）观点显著地表现出对自然早期幻术符号式解释与现代量化数学式表述之间阶段的特点。”在泡利看来，所谓“力量”，是对“幻术符号”而言，而限制则来自开普勒从神秘主义的倒退。
例如，泡利将开普勒把原型观念作为几何学的看法解释成为“特殊的想象”，一种与物理世界中的物质相匹配的头脑中的图像，并将这一过程与“由荣格介绍进入现代心理学的原初想象或原型”相对比。泡利说，这种想象并非清晰的概念，而是强烈的“情感”。换句话说，是荣格所谓的梦和幻想。它们在宇宙中无联系的事件中营造了一种“因果性”联系。
将这些同开普勒有关宇宙和谐的深奥发现比较一下。他的发现包括太阳系中行星轨道位置之间的直接关系，有规律构造多面体（理想固体）的几何公理和音阶的区分等等，这些都出自黄金分割理论。这才是几何关系，不单把黄金分割看作是算术比例，而是视为建设性的发生原理。开普勒将其看作是人类精神的原型。
他并非仅仅是描述行星的运动规律（这就是牛顿从他那里所学到的全部东西），而是从几何学意义上表明了天体轨道的存在——行星在轨道上以“最小路径运动”——而不可能存在于其它地方。这一点站在牛顿的线性化简明方法立场上是不可想象的。
再考虑一下开普勒的另一个美丽的比喻。他认为人的精神同神一样，是一个圆，“当与一个面相交时，球的相交部分就形成一个圆。这是精神的真正的意象……两者都表现为圆形。圆与面相连正如同曲线与直线相连一样——这两者之间本是矛盾的和无从比较的……但圆除了相合于球以外，还优雅地合于相交面之中。正如精神于身体之中，同时形成肉身并与其相联。两者都来自上帝。精神就像光一样，神赋予了它高贵的本性，并融入身体”。（《宇宙和谐论》）
这是一个隐喻，但它又确实是圆周运动的创造过程的科学表述，表明这是圆的线性内部的更高一层的条件，它反映了球形的完满性。拉鲁什准确地将这种隐喻视为科学传布的中介和正确理解包括人在内的宇宙的因果性的基础。当把人既作为观察者又作为行动者来考虑时，波尔和泡利就要依赖道教的解释，并认为必须将因果性原理抛弃。拉鲁什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实质上的因果关系看作是引起自然变化的科学发现的力量，而不是魔术。他说：“将变化本身想象为一个因果性的联系，而不是将对外物所做出的‘努力’之因果性局限在某一范围……将发自于我们精神之中的猛烈的创造力的重要科学发现的传播看作是可以被其他人的头脑很好地吸收消化的……这个中介就是语言：口头与书面语言、几何学和音乐。”（《冷聚变》）
然而泡利在吸取了开普勒的隐喻之后，却将其归结为一个线性图形。他将圆视为一个文字符号，它简单地绘制了宇宙中的所有圆。泡利写道：“在开普勒那里可以看到，符号是在总结出来的自然法则之前存在的。对符号的想象和原型观念是使其寻求自然法则的源泉。因为他是以这一符号原型为背景来观察太阳和行星的，这种宗教的爱好使他相信这种螺旋中心体系。”在1953年写的一篇名为《与物理学中整体论作斗争》的文章中，泡利承认他关于开普勒的这一看法来自罗素。他说：“罗素与其它人所说的，即是我对开普勒对球体的看法和他太阳崇拜的倾向的理解。”罗素在1935年的《科学与宗教》一文中认为，开普勒“对太阳的崇拜和理性的动机同样是他接受哥本哈根学派假说的基础”。
只是在他这本书的最后，我们才可以看出泡利将开普勒观点混淆的目的所在。在那里他重温了开普勒与英国的炼金术士和玫瑰十字会员的罗伯特·弗鲁德的著名的辩论。
作为道教和一切神秘主义的集大成者，并与诺斯替教也有关联的弗鲁德声称，他的神秘主义是超越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唯一选择。弗鲁德将世界分成明亮的精神世界与黑暗的物质世界两方面，双方不断斗争而又力量均衡。只有使用玫瑰十字会的神秘主义才能使“精神力量”来对物质世界施加影响，就如同炼金术士能够释放出蛰伏在物质中的“世界灵魂”一样。他说，开普勒只是一个“粗俗的、带来无数阴影的数学家而已”。
开普勒评论弗鲁德说：“人们还可以看到，他为他那关于真实的不可理解的、迷似的想象而沾沾自喜，而我却由于将知识之光照耀在自然中那些被无知蒙蔽的事物上，从而确定无疑地超越了他。”（《宇宙和谐论》）
泡利全力护卫弗鲁德（甚至将他那冗长的官样文章的章节翻译出来投稿给杂志，其中包括一些神秘的符号）。他同意弗鲁德的看法，即认为开普勒关于灵魂占一定比例的观点是由于他与黑暗（物质世界）纠缠不休的缘故，而非由于他那承认“统一”（如“一切即一”）和来自光（神秘世界）的想象能力所致。
在泡利的一些私人信件中，他讨论了他对基督教精神的拒斥，又一次从灵感上对罗素表示信任。如同库萨的尼古拉斯，开普勒通过假说和实验表明基督的三位一体说是对物理世界的一个合适的科学表述。在这个问题上，泡利赞同弗鲁德的“四位一体”观点。他的“四位一体”的第四维是“上帝的邪恶一面”，也就是生活中和物质世界的非理性、非因果性一面。受玫瑰十字会的“秘密手稿”影响，泡利写道：“我愿意这样解释‘黑暗’一词，即目前它是对智慧的，有规律的（光）秩序的逃避。它就是伦理学中所谓的邪恶（神圣之中所包含的）、自然哲学中的因果性。”
泡利不但引用《老子》中的话来说明上帝之中的邪恶面（“天地不仁”），而且在1955年还引用了一段实际上是道教的信条的话：“我相信西方世界命运如此，一次又一次地将两种对立的倾向连在一起。一种是主知的理性主义，另一种是神秘的、非理性的和放弃追求和谐。这两面总是共存于人的灵魂之中，而且一方总是带有另一方的种子……我们必须使自己相信这一事实并认识到这双方共处于一体之中。”
泡利承认玫瑰十字会的“黑暗”与“光”的说法不能解释开普勒的思想，但他以把弗鲁德的范畴扩展为更加道教化的方法来避开这一问题，认为这是一种在“情感、直觉和理智之间的心理差别”。开普勒倾向于牛顿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智类型”，而泡利则拥抱神秘主义这种情感类型：“甚至以对自然界的量化思维为代价，弗鲁德的‘神秘的象征’也要努力达到‘观察者’（我们今天谈论的）的内心经验与外在的自然过程的合一，即一种冥想中的一体。”泡利认为开普勒缺乏这种神秘的一体观念，因此应对物理学随落为牛顿物理学的唯物主义负责。
但泡利认为是波尔和荣格拯救了我们：“现代量子力学又一次强调了通过测量而观察到的现象是混乱的这一事实，而现代心理学又使用了符号想象作为原始材料来认识集体心理过程。”
就开普勒和莱布尼兹所理解的自然法则问题，泡利指出了一种“统计的、量子物理的自然法则……，一种不能在理论上被归结为因果决定论的自然法则，而且必须认识到物理事件中根本上的唯一性的存在”。泡利说：“我将追随波尔，为这种新形式的自然法则提出一种统计学上的解释。”
物理学之道与绿色运动
1975年正当美国的反文化浪潮达到高峰时，一个伯克利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弗里道夫·卡普拉出版了一本名为《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的书。到90年代初，这本书已翻译成12种以上的文字出版并卖出100多万册。作者认为，治疗精神病的药品的大量消费“告诉我精神可以怎样自由飞翔，精神的洞察力怎样指向它自身”。他将量子力学的结果同东方神秘主义相比，特别是道教和禅宗。卡普拉最终成了在美国的激进生态主义运动的一个领袖人物，宣扬反工业化、降低人口数量和其它一些生态学法西斯主义的对人类的攻击。
但是卡普拉的书并非只是一个信奉禅宗的伯克利呆子的谵语。它实际上是一个今天大学中的高级物理学家的产物。据他自己说，他同波尔的最亲密的合作者海森伯在70年代曾一起工作，海森伯看过他这本书的每一章节。卡普拉写道：“是海森伯的个人支持和我的灵感使我度过了这些年的困难日子，最终在这一边缘学科中发展并拿出了一个激进的新观念。”
对卡普拉声称的海森伯对他的支持必须持审慎的态度，因为海森伯晚年对哥本哈根学派和其它“粒子物理学家中相信自然中根本没有法则可言的悲观主义者进行了攻击，阐释了物质的运动属性”。（海森伯：《元素粒子是什么？》）
重要的是，波尔的“统一”思想的诺斯替教反理性主义和哥本哈根学派的道教倾向，不仅毒害了大有潜力和富有成果的科学发展，而这种发展可以阻挡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且有意直接导致了引发致命错误的、歇斯底里的反科学意识形态（如“全球变暖说”和反核运动）的诞生。
有必要回顾一下卡普拉书中的两个观念。第一，他对道教非理性主义与哥本哈根学派的意识形态所做的精确比较；第二，对儒家的歪曲和在包罗万象的“中国哲学”的标题下，将一个综合的道教意识形态强加给中国的问题。
卡普拉将泡利把人分为“理智型”对“直觉情感型”理论的道教来源弄得清楚明白。他声称“人们早就知道”存在着两种知识，即分别与科学和宗教相关联的理性与直觉知识（在1935年罗素的《科学与宗教》中即有此论）。他在总体上责怪西方，同时也责怪东方的儒学太理性、太科学化、太“阳”而缺“阴”。他认为古代中国产生了“两种互补的哲学传统——道家和儒家——以应付两种不同的知识”。而真正的知识，或说是“绝对的知识”，只能来源于对实在的“非理性经验”。他认为“这种知识来自被称为冥想或神秘的异常意识状态”。
为了避开“一”与“多”的矛盾，卡普勒追求众多之上的统一——道教与佛教的“一即一切”，即所谓“黑夜里所有的牛都是黑的”。为了解决物质世界中万物明显相异的问题，他使用了“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波尔还专门用阴阳鱼来设计了一个臂章。卡普拉把这个观念延伸为道德相对主义，并以此来描述东方的道德观。他说：“在东方，一个有道德的人并非是努力向善同时抑制恶的人，而是能够在善与恶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人。”如果听到有人这样描述他的思想，孔子恐怕会从墓中跳出来。
然而，卡普拉却准确地以这种道家非道德主义来构画波尔及其支持者的思想。他指出：“宇宙的根本的统一不仅是神秘经验的中心特征，而且是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波粒二象性的矛盾即是阴与阳的统一——它们是对立的，但同时又是统一的。
同样，卡普拉在佛教与波尔的不可知论之间也划了等号（由于人在宇宙中既是行动者又是观察者）。他引用公元1世纪的大乘佛教大师马鸣菩萨的话说：“万法唯心，并无实性。”卡普拉正确地声称，如果将量子理论推到极端的话，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卡普拉认为，这一理论暗示“我们在自然中观察到的结构和现象，说到底，只是我们测量与归类时头脑的创造”。当然，这并不涉及到拉鲁什所认同的（在库萨、开普勒和莱布尼兹之后）、应用于自然界变化的那些明晰的科学新发现。这些科学发现是因果性的，尽管它们是被人脑所认识的。上面这一理论是纯粹化的经验主义性质的，即认为这个世界是通过我们的感官来观察的（在这一点上波尔和量子力学同牛顿的经验主义倾向始终是一致的），因此实在只是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波尔的一次争辩中。他认为，人们对原子的运动和位置进行测量时的不确定性，不单单是我们测量方法的问题，而是自然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一点没有什么证据——只是亚里士多德的（和佛教的）看法，即认为柏拉图洞穴的墙上阴影的知觉就是全部，只有这一点是真的。
卡普拉书中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对作为印度吠陀文献和中国儒家经典主要精神的人性论的误解。靠着简单地将这些经典与神秘的、反理性的大乘佛教和道教的极端思想混在一起，并将其统称为“东方神秘主义”，卡普拉以他自己的声音加入了在过去4个世纪中来自威尼斯人摧毁儒学（跟随在对罗马教廷的摧毁之后）的、在今天方兴未艾的运动。因为卡普拉使用了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李约瑟的方法，因此有必要只将其一个特殊的谬误举出来讨论一下。
在将哥本哈根学派的“并协原理”同阴阳对立统一说划了等号之后，卡普拉引用了《奥义书》、佛教、道教和孔子的话来支持他的观点。所有的引文都是关于对立统一问题的，但卡普拉没有意识到（有意或无意地）真正的神秘主义是说一切即一，是一种无区别的、无神的一团迷雾，而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的人文主义则是指对立面在神，或说是绝对无限的存在上的统一，而且人类通过理性与那无限相关连。
例如，庄子说过，“此”即“彼”，“彼”亦“此”，彼此之间不再对立就是“道”。大乘佛学的马鸣说，心乱时万物皆现，心静时万物皆空。这简单地说明了对“多”的否定以及对无所不包而又不可理解的统一的追求。
卡普拉随后又引用了《奥义书》中的说法来表达他的观点：
它对万物沉思，
然而并非万物，
万物对其无知，
万物即为其身，
它把握万物于其中，
此即你的灵魂、内在的主宰，
它就是神。
这不是对具体多样性的否定，而是对神——“同一”——的颂扬。神通过人——理性的灵魂——成为不朽和可以理解的。
李约瑟：三方意识形态的代表
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对英国生物学家、“汉学家”李约瑟对中国所造成的严重错误进行揭露。但是为了弄懂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的歪曲，有必要将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生的儒学复兴运动和17世纪西方基督教复兴与东方儒学复兴几乎成功的合作做一叙述。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都与儒学处于统治思想地位并导致人口指数的增长有关，而道教的兴起（后来是与禅宗的发展相连）则导致衰退和人口下降（见迈克尔·比林顿：《论东西方的普遍的联系：儒教中国与基督教欧洲的复兴》，《弗德里奥》第二卷第二册，1993年夏）。儒学的最伟大的发展时期是在宋朝（公元960年——1260年）。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中国在几个世纪里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甚至使中国在蒙古统治后得到恢复。然而在15世纪中叶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却是与中国的普遍衰落同时发生的，表现为包括道家和受到道家影响而导致的内部退化的儒学的复兴。这一切在明朝崩溃时达到了顶点。
然而在17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次全世界交流的高潮。这一点对我们检视道教对20世纪西方科学的扭曲问题非常重要。莱布尼兹同在康熙皇帝宫廷中工作的耶稣会传教士一起合作，搞出来一个“伟大的计划”，想要通过经济发展、科技合作和普遍的道德展望，来联接整个欧亚大陆。从莱布尼兹关于中国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从儒家经典中，特别是宋朝朱熹的著作中发现了他自己发展起来的科学世界观的核心。正是他的这一基础研究，才导出了现代物理学和实际经济科学。
虽然孔子和孟子一般避开讨论“天”的属性问题，但他们的著作中都表现出对造物的信仰和人的“性本善”就是天之属性的反映的思想。1500年后朱熹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宇宙物理法则与创造的根本原因法则是同一的。朱熹将宇宙原理称之为“理”，认为是无限的第一因，是“大同”。它既是不可分的，同时又散在万物之中。“理”是万物的根本，这样说来任何具体的物质只有同它的理相联才可以存在。莱布尼兹认为这是一个深奥的科学世界观，同他关于单子（或在精神中为灵魂）是最基本的物质，最高的单子即是上帝本身的思想是相似的。这一观点为一与多的问题，即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提出的矛盾找到了解决方法。一方面，朱熹认为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反映了总体（或说是“分理”反映了“总理”）；另一方面，每一个“分理”，或说是单子的活动也都直接影响“总理”。像莱布尼兹一样，朱熹认识到，当通过人心来识别不同层次的事物时，这一原则即使在最小的无生命物体上也同样适用。它们同其它物体一样，以最完满最清晰的方式来反映宇宙之理。这是唯一能够通过创造理性的实践来影响整体过程的原则。
莱布尼兹相信这是科学假说方法的根本基础，是同亚里士多德式的认为头脑以“白板”的样子来接受经验主义的感觉图式的思想相对立的。他将朱熹的“理”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的观念同他自己的“自然是聪慧的，它有目的地做一切事而从不空忙一场”的思想相提并论（莱布尼兹：《中国的自然神学》）。
朱熹的著作成为以后儒家学说的标准解释，并且受到无数道家式的歪曲。在这里要提及的是，朱熹直接了当地和不断地拒斥道教的思想。朱熹说“无为”（在现时代变为“随大流”）这一道家的中心观念，同天理一样，人心也是万物的产物。如果用其它的方法来解释人心的话，一定要陷于非空即静的境地，对于实体与功能、本与末之间的关系不得要领（见《朱文公文集》42卷）。为了保护道家的思想，就一定要摧毁朱子（和莱布尼兹）的思想著作。这一任务是由李约瑟提出的。
毛泽东的一个道家朋友
李约瑟是在30年代当他的生物学家事业达到顶峰时，转而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他和他的妻子都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他是罗素的合作者怀特海的“有机论”这一整体论、无神论的世界观的主要代言人。这一观点追随新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论，将世界看作是一个有机体。他是一个英国共产党员，与同是共产党员的英国遗传学家，40年代《工人日报》的编辑J·B·S·霍尔丹是政治上的合作伙伴。李约瑟同费边社圈子中的维伯夫妇、沃尔斯和罗素等人过从甚密。他那常挂在嘴边上的“生命哲学”，按照罗素对宗教、艺术、科学的区分，将人类经验分为宗教、科学、历史、哲学和美学五种形式。他说：“我不认为有必要在这些形式中搞调和。”
二次大战后，李约瑟的生物遗传学家朋友朱利安·赫胥黎在联合国这个罗素的新构想的领导下，主持了一项对全世界人类的人种区分项目。从20年代起，赫胥黎就是“优生学”（种族净化）这一伪科学的领导者，将他那想象中的“科学”权威应用于在美国、英国和纳粹德国种族法的制定上。李约瑟在访问他的朋友时说服他在这个联合国计划中，将对科学的这种区分也包括进去。将原来的教育与文化变成三项，这导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产生。这一组织是联合国神秘主义思想的中心，而李约瑟本人在1946年成为科学部的领导人。
据李约瑟自己说，当一些中国的生物学家到他在剑桥的实验室工作时，他迷上了中国，并突然转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开始写作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然而极其可能的是他是受他的共产党和费边社的安排来搞中国研究，并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道家运动建立起联系。罗素在20年代自己到中国，介绍了布尔什维克、马尔萨斯主义和他自己的反道德思想。这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直接的联系。罗素与李约瑟的朋友与老师怀特海的影响可能是他转向中国研究的直接原因。
无论如何，李约瑟与中共和毛泽东成了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一直到现在他都是毛泽东中国的代言人。尽管他的偏执是人所共知的，但他却作为中国科学史的绝对权威而为西方和台湾所承认。因此当他在西方灌输他关于中国文化的英国式的曲解时，他就是在中国的英国知识界的“菲尔比”（英国情报官员，后成为苏联间谍——译者），被派往中国老朋友那里来传布歪曲过的西方科学与文化，加强道教的世界观，在所谓的西方科学的支持下，反对儒家传统。
现在看来，李约瑟在英国支持下对中国的颠覆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兴趣不单是在历史上。当前重新兴起的儒学研究，是由一些道家倾向的机构如哈佛大学、新加坡的李光耀和教廷等等支持的。它们的目的是将英帝国在19世纪对中国的控制延续到21世纪。那些“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等理论都源自李约瑟对中国历史的歪曲。
李约瑟的观点直接来源于马克斯·韦伯和罗素。这种观点认为道家既是中国文化真正的主流，也是中国科学技术（通过炼金术）发展的根源，而儒家只关心人文社会并一直是科学发展的障碍。李约瑟写道，儒学一直囿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密切关心，排斥一切与人无关的现象，并反对对自然现象有研究”（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他说：“结果是理性主义传统不如神秘主义那样对科学的发展感兴趣。”这只是“科学与神秘主义在早期是无法分开的”看法的旧话重提。他认为，这一点不但在中国是事实，全世界都是如此。他甚至承认英国科学历史的神秘主义来源，认为“理性神学是反科学的，而神秘神学被证明是一种早期的科学……（因此）我们现在看到，早期的皇家科学院的兴趣是魔术”。他对过去神秘主义的狂热推崇只是虚张声势。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
我们知道，泡利在科学中对神秘主义的拥护是经验主义和悲观主义所必需的。李约瑟也是一样。他怀着崇拜的心情引用道家始祖庄子的话“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第25篇）。他评论说：“这段话表现出对形而上学的厌弃，说明终极的始与终都是道之神秘。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研究与描述现象。这确实是自然科学的职业信条。”对于李约瑟来说，“自然科学”只是对感觉材料的机械记录，他对无论任何假说都持反对态度。他只承认对根本原因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看法，并且只研究具体的事物。
在经验主义者那里没有“善”的位置。像诺斯替教的“光的力”和“黑暗的力”一样，道家的“阴阳”观念完全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对于这一问题，李约瑟的个人信仰令人毛骨耸然：“在对自然中令人厌恶和可怕的那些方面的调查研究中，如果排除了人类的偏好和人类的软弱，排除人类的伦理信条和对自然先入为主的看法，就会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标准在人类以外是不适用的。”
李约瑟从他最欣赏并认为“毫无例外是中国文字语言中最深奥美妙的书之一”——老子的《道德经》中引了如下一段：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第五章》）
李约瑟评论说：“没人能懂得这段话，除非他认识到在自然科学中摈弃伦理判断是科学发展的根本的一步……终极的善可能要求临时的不善。”在这些话中，人们可听到对大英帝国在中国、印度、非洲等地的掠夺的另一种辩护，而且还可听到用丑恶的道教神秘主义对美妙的科学发现有意的歪曲。
生态主义反文化的根源
90年代流行的“政治上是正确的”生态主义明显是道家思想的产物。这种受“后工业社会”说法影响的观点是道家和生态主义、女权运动、雅皮士生活方式和“摇滚乐——性——吸毒”反文化合一的东西。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同时也是道德问题。
李约瑟的话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联系：
同社会问题相比，对自然的观察要求一种被动的接受态度而非主动行为，和一种远离任何预先设定的理论的态度而非依靠一套社会信务为研究的前提。这就是我们对早期道家的符号如“水”和“柔弱”进行解释的态度……
长期以来在对这种心理的象征符号作出解释中遭遇到很大的失败……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情结总是具有阳性的、安排的、刚性的、主动的、侵略性的、理性的和赠与性的。而道家以其强调柔弱、容忍、退让、无为、非理性和容纳的倾向迅速而又彻底地将儒家的一套打破。道家在观察自然所展示出的女性受容性与那种柔弱退让品质紧密连接在一起。道家认为这种品质在人类社会关系中更为持久。
今天的盖亚崇拜的反理性主义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法律，如蒙特利尔协议中对C·F·C's的禁止，对核能发展的有效禁令和对冷聚变学说的迫害等等。这一切都是靠着那些道教的信徒如李约瑟等人的仔细培养才达到这一步的。对于李约瑟来说，这就是“《老子》书中深藏着的社会真理。它包含着两千年来未被发现的、全面意义上的科学”。
甚至那种被拉鲁什称作“技术上的种族隔离”的愚蠢制度也在被联合国强制推行。这种政策拒绝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现代技术，理由是这可能在武器生产中产生“双重作用”。这毫无疑义也是道家智慧的表现。李约瑟针对这一道家“对科学技术明显的偏见”说，虽然“刚一看上去非常古怪，但实际上，我们认识到，机械发明总是具有双刃剑的性质。这种看法来自这样一种印象，即认为所有的机械都是邪恶的，或是具有邪恶的倾向”。李约瑟甚至写了一本书赞扬英国17世纪的“平均派”运动，一种将机器看作是邪恶的产物的清教运动。针对这样一种反技术（道教）的狂热，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说它“绝不像通常人们所说的那样对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好”。
李约瑟与朱熹和莱布尼兹
替道教关于历史和科学的观点辩护之后，李约瑟认识到他必须对下列历史事实做出解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最伟大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与神秘主义尖锐对立的认识论的产物。在欧洲，是库萨的尼古拉斯、开普勒和莱布尼兹的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的产物。这导致了黄金般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各种发现和17世纪黎曼和康托尔等人的出现；在中国则是12世纪的朱熹和他那些17世纪末18世纪初与莱布尼兹合作的后继者所形成的儒学传统。
李约瑟的解决方法非常可笑，也太简单了。他宣布说朱熹和莱布尼兹都是无神论者和暗中的道家，还是他的“有机论”理论（来自怀特海）的创立者。
李约瑟说，历史的基本二律背反就在于神学的理想主义与原子唯物主义之间。他认为莱布尼兹“是这种欧洲人格分裂的一个例子。他先是生长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的神学生机论的学术环境中，然后又转为‘原子与虚空’学说环境中，如卢克莱—笛卡尔机械唯物主义。这是一种掩盖不住的、易于倾向于无神论的思想体系”。然后“无神论”的莱布尼兹通过他的单子理论解决了这种二律背反：“与笛卡尔关于世界是一部大机器的观点相反，莱布尼兹选择了那种认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的看法。”
这是一种很荒谬的说法，甚至连对莱布尼兹的著作简要了解的人也可看出这一点。莱布尼兹以对当时理论界中原子论矛盾的质问作为其《单子论》一书的开头：单子被定义为“最基本的物质”、“自然的真正原子、万物的原素”等等。但是如果是“最基本的”，那就应当是“没有部分、也不具广延性，它没有形象，还是不可分的”。因此这不可能是那种物质小微粒、那种合在一起可以成为大的物体的“原子”，也不是化约论者所想象的终极的“基本粒子”。莱布尼兹认为事实是：宇宙的最终实在是变化的过程本身，每一个单子都是独立自存的，是连续不断的、自身的变化。自然的法则就在其中：充足理由律来源于单个的单子，也就是变化的源泉之中；而最终的源泉则是那种必要的存在——“宇宙单子”（上帝——译者）。而这一切活动都是根据“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一切世界中最好的”这一原则进行的。这一宇宙观是一切假说之上的高级假说方法的基础，也就是一切科学发现的源泉。
在罗素与怀特海之后，李约瑟简单地否定了莱布尼兹的说法。他宣称：“莱布尼兹所认为的组成宇宙的单子，只不过是组成高级有机体之部分的不可分解的有机体。”他在一条脚注中写道：“乍看上去，莱布尼兹认为单子没有部分的定义令人困惑，但他是在很特殊的意义上使用‘部分’一词的。”
于是李约瑟便准备对朱熹和12世纪的儒学复兴方法进行同样的歪曲。他对莱布尼兹所说的“不同类的单子和它们的‘前定和谐’相当于新儒家的‘理’与其无数的具体呈现”的说法表示赞同，但将“理”解释为组成他的牛顿宇宙中有机体的“组织”，是有机体的一种安排而非莱布尼兹意义上的“本体”和“原理”。
用不着过多地讨论，也可以看出朱熹花了很多文字来阐述的“理”是一种先天存在的物质。道家将一种神秘的力赋予这种物质的存在——“气”之中。炼丹术改变了这种物质性的“气”的本质，认为它可以通过气功和变态的性行为等做法进入人的身体以达到长寿的目的。朱熹认为“总的理”的创造过程就是将它自己的样子赋予每一个被创造的事物（“分理”）。同莱布尼兹一样，这表明事物的本质就是理自己的变化过程。作为物质性的气包含着对立，就象阴与阳一样，但是气不离理，而这个理是超越万物的，并且也超越了对立。在朱子看来，科学方法就在于对万事万物最高之理的探索之中。这是一种对经验主义完全拒绝的态度。
然而李约瑟却以他的纯粹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和那种以泥土与原形质组成的非道德世界的“有机论”世界观来描述朱子和莱布尼兹。实际上，莱布尼兹早在250年前就代表他自己和儒学清楚地反驳了李约瑟的这一观点。他说：
有些中国人可能以为原始物是来自原始的形式，或是“理”和原始的物，或是“气”。“理”是灵魂而“气”是外物。他们用“太极”学说来解释这一切。整个世界分为动物、生命、高级精神和圣贤人物；斯多葛派就是这样看待世界的。在这样一个完全的兽性世界中充满了个别的兽性，它们又组成更大的兽性，但是人们在古代的圣贤的思想中找不到这样的说法，因此并不能将这种观点归于他们。这是因为古人将物归为上帝所造。上帝不会将本体与物质混为一谈，所以世界不是一个充满兽性的存在。上帝是一个“理性的超越”，物质只不过是上帝的派生物，而与它同一。（《论中国的自然神学》）
在对中国儒学关于仁学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对朱子关于天有好生之德的思想完全漠视的情况下，李约瑟1992年对《科学美国》杂志说：“我一生中最自由的一面形成于当我到中国去，发现人类的1/4并不需要上帝仁慈和创世的信仰之时。”李约瑟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国哲学与科学的总结可能是他对20世纪科学的贡献的最好说明：
自从拉普拉斯时代以来，现代科学发现完全放弃作产生自然法则的上帝的假说既是可能的又是急需的。它在某种意义上回到道教的世界观……这就是那个伟大的学派古籍中对现代怪圈的描述。（《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二）
值得注意的是，像哥本哈根学派和李约瑟的“有机论”一样，在过去的50年以来，众多流行的科学理论在经济政策上的应用都有着同样的道教认识论基础。从维纳的“系统论”方法、纽曼的“博弈论”、普利高津的“浑沌理论”和这一理论更愚蠢的后续者托夫勒的“未来学”与萨罗的伪科学的“获得学”——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对人类头脑创造过程的拒绝，以只能输入资料和进行线性推理的计算机来代替人脑。如果对这一切不进行反省的话，就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如同现在发生的在联合国和大多数战火不断的国家政府中流行的反科学迷信倾向、由那种“创造性的金融活动”如垃圾债券及其衍生物所造成的世界金融系统中的那些要命的骗局，以及相关联的对实际生产经济的掠夺等等。向严谨的科学方法回归，向这种被柏拉图——基督教和儒学思想的脉动所推进的、已被人类的物质经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方法回归：这是扭转这个星球崩溃危机的起码要求。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