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话语特征及当代启示
梁利文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南宁 530021）
【摘要】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区域特征明显。广西作为较早接受并且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省区，其独特的传播话语使得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本文考查了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话语及其特征，发现有益启示，以此推进当今广西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广西；早期传播；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概况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的时间界定，学者们并没有一致的定论。本文所谈论的早期传播，取大部分学者赞同的时间段，即：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广西至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广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的，首先由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广西桂平籍学生黄日葵传播。广西革命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通过书刊、研究学社、学校、权威人士等途径在广西迅速传播，主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党在一大、二大确定的基本纲领，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内容，传播的主体以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具备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尤其是在北方就读的广西籍青年学生，传播的受众以进步青年和有进步追求的群众为主。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后，革命形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促进了广西工人阶级意识的逐渐觉醒，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广西东兰农民暴动、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梧州支部成立、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相继发生，广西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是广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序曲，它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改造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儿治疗前后不同时段心率(HR)、呼吸频率(R)、平均压、血氧饱和度(SpO2)、新生儿行为神经评分(NBNA)以及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综合评价[6]。NBNA神经功能评分主要包括行为能力、主动肌张力及原始反射等5个方面，总分>35分表示正常，<35分表示异常[7]。
二、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话语特征
（一）传播话语形式多样以应对不同需要
为适应广西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传播需要，传播的话语形式有所不同，其中以文本话语为主，口头话语、课堂话语、日常生活话语为辅。第一，文本话语。文本话语指在一定实物载体上的书面语言表现形式。文本是中国近代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广西各地区语言风俗习惯不同，在传播中呈现不同的文本话语特征。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文本传播，始于黄日葵创办的《国民》、《少年中国》、《桂光》半月刊等刊物，指导编辑出版《士兵生活》周报以及《革命之花》。这些刊物都具有浓烈的广西特色，大部分内容采用了极具广西特色的方言和客家话。桂林的《三日刊》、南宁的《爱国报》、容县的《绣红杂志》、贵县的《晨报》等，充分融合地方语言特色，传播的文本话语颇具本土生活气息，易于被广西民众接受。当时通过各种途径带回、寄回广西的进步刊物很多，一些带回的刊物除了受到少部分在外求学的进步学生的欢迎外，本土出版的刊物受欢迎程度要高于带回刊物。第二，口头话语。口头话语是指在公众场合通过演讲或政治报告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使用的话语。口头话语的突出话语特征是通俗化、家乡化和随意化。在外地读书的广西进步青年，将已经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口头话语，通过演讲、街头宣讲、会谈等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以通俗形式迅速传播。最早的口头话语传播是由宣传骨干黄日葵、许德晰等组织发起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随后在梧州宣传速成班做过马克思主义讲演。1922年三四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梧州分团开始派出宣讲团，到广西各地进行口头宣传。1926年，韦拔群在东兰农民讲习所培训学员开展圩日宣传讲演，指出宣讲话语必须“抓住农民的心理，讲到他们的心里去，适应他们的要求，这样群众才愿意听，才容易接受明确了的革命道理，群众才能一道同我们干革命”。第三，课堂话语。课堂话语与口头话语的区别就在于，课堂话语有固定的场所、匹配的教材和教学体系。通过课堂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包括义校、夜校、农民讲习所以及青年讲习社等。讲习所的形成开始于国民大革命的广东。马克思主义传入广西后，在青年学生中相继成立“青年讲习社”“速成师范讲习所”，专门系统地讲授理论知识。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平民义学等教学机构，则是针对当时地位和文化程度均较低的底层群众设立的，主要用于群众革命意识的启蒙。课堂话语单向直接灌输，传播效率很高。宣传骨干黄日葵甚至受邀到国民党左派俞作柏任校长的南宁军校讲学，可见课堂话语的传播效果。第四，日常生活话语。日常的生活、娱乐、生产活动，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路径，使用的就是日常话语。日常话语的主要特征是形式灵活吸引人，贴近生活，潜移默化容易接受，尤其是以壮乡特有山歌圩舞等日常活动，群众响应积极。据记载，宣传骨干韦拔群曾组织山歌文明戏、粤曲、铜鼓舞、踩堂舞、白话戏等形式，参与群众人数共计约八万，规模和效果都很显著。
（二）充分发挥组织威信在传播话语的潜在作用
话语是权利和权力的综合，话语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由话语组织的影响、威信和群众对组织的期待所决定，这里的组织包括党组织和其他进步组织。广西的党组织成立前，广西进步青年在桂林成立的“新中国学社”是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主要研究和宣传的内容是俄国社会主义学说和旧中国的国家出路。1925年党组织在广西梧州建立，中共梧州支部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威，随后广西各大城市先后建立党组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组织背景下开展，党组织的威信无形中使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的话语的影响力骤然扩大。理论传播开始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1926年初，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在桂平西山成立，通过组织的宣传、启发、教育，东兰地区的农民将“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为自觉革命的坚定决心”。1929年9月，中共广西省一大有党员近500名。这些党员作为组织的代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潜在话语，就是党作为一个可以依靠的组织存在，这使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更具可信度。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广西党组织积极与新桂系当局合作，结合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进行革命宣传，扩大组织影响力和活动范围，进一步增强传播话语的效力。
（三）传播话语与实践形成良好互动
良好的传播话语不是单向度的灌输，而是在话语沟通的基础上互动，是“交往理论”下的话语与实践的互动，使话语最终产生效果。当话语与实践的结果一致时，话语产生增强控制和交往的效果，反之则会减少话语效力。早期传播的主体是进步青年，在传播过程都能做到“知行合一”，其中韦拔群、恽代英是杰出代表。早在1921年，韦拔群就领导东兰革命群众成立“改造东兰同志会”，后改名为“东兰公民会”，并组建国民自卫军开展抵制苛捐杂税、清算土豪劣绅的革命运动，这些斗争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宣传歌谣相呼应：思想这社会，太不平等，为什么分贵贱？终日劳苦无停止！凡我农友都要联合起，打倒土豪劣绅和资产阶级，才得幸福。直指群众苦难生活根源的宣传歌谣，在东兰农民暴动开始前号召力和鼓动性很强。1923年，韦拔群率领农军占领县城，兑现暴动前打土豪、废杂税、行新政的宣传口号。恽代英则直接告诫青年：“与其从理论的书籍入手，不如从具体的事实入手。”其领导的1927年“劳五暴动”，是第一次公开以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口号来宣传，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与广西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典型。
（四）传播话语体现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特色
话语以言语为基础，言语与社会历史地理背景密切相关。传播话语只有契合地方言语的习俗和地域特色，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话语地域特征，集中体现在融合少数民族文化和充分考虑边疆地区发展状况上。针对广西地处边疆、少数民族较多、相对落后的情况，采取双语模式和民族绝句的话语形式进行传播。例如，参加东兰农民讲习所的先进分子和农民运动骨干，主要来自壮、瑶、苗等少数民族，安排学员先上扫盲班，首先解决他们读书识字的问题。少数民族语言加普通话双语教学的模式，革命群众接受的程度很高。再如，对一般知识水平的群众而言，马克思主义太过理论化，艰涩难懂，很多教员自编广西民族绝句，将传播内容与山歌、同鼓舞等形式结合起来，话语上既体现民族性又不失乐趣，在东兰巴马地区传唱很广。据记载，当时在东兰凤山地区传唱的革命山歌：东兰六哨为何苦，聘三龙甫吃血汗。歌中的“聘三”，指的就是当地恶霸团务局长陈聘三。这样的山歌群众愿意唱，乐意听，理解接受也更加容易。国民大革命爆发后，为广泛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在桂西地区，尤其是梧州、贺州、桂林，从革命军队到地方基本建立了宣传演唱队，运用各种文艺娱乐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核心话语，这些时代化的话语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结合当时发展性构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广西的早期传播的核心话语是革命，是新信仰，这是当时广西人民迫切需要的实践指导。而当前，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认同的最新核心话语，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对象，并非一种客观存在物，而是在核心价值观话语的言说之中才产生的对象。对象是被话语建构的，只有在话语当中才能存在。所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照本宣科，更不能忽略传播对象“一刀切”。话语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模式。当前广西处于发展的高速上升期，既有机会也面临挑战，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构建的现实背景。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时，广西正处于新旧军阀更替时期，人们需要理论和方向的指引，窘迫的生活也要改变，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以言践行，群众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在推动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广西当前取得的成绩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中的一部分。未来的发展也必将坚持这一方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坚持方向的根本。我们需要坚持的话语互动是，保持传播话语与当前广西发展的实际密切结合，根据实际调整话语设置，通过话语增强实际，继续深化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三、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当代启示
（一）多形式分层次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程度越高，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越大。而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又由于其特殊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地域位置，在大众化中尤其应该关注它们自身特有的状况，这与在东部一些发达的、“中心位置”的等省区推进大众化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群众结构。显然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显然困难要更大一些。广西地区多民族聚集，区域分布和发展很不平衡，民族特色丰富而鲜明。由于宣传方式的落后，缺乏方式的创新，说教化和概念化，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空洞和话语的干瘪。少数民族文化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体现在各民族之间自然生态环境、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的特殊，另一方面体现在同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内部，往往也存在不同的文化分支与差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内容和材料上，容易发生实质内容枯涩和死板的问题，难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文化跨度较高的大众化传播。如若不能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话语特点和文化需求采取各异的传播形式，势必会导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能被很好地“编码”和“解码”。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文本、口头、课堂、生活话语，应该为当前大众化所借鉴。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与广西各族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契合，是人们认可、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驱动力，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条件。结合广西的区情、发展动态、民族文化，出版通俗化、地方化的马克思主义刊物，构建大众化的文本话语。充分利用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类学科的研究生开展调研时，以大众讲堂、访谈、村级报告会等形式，构建传播的口头话语。课堂话语构建目前还处于比较乐观的状态，但仍然可以通过国民教育之外的“大课堂”，如电大、函授、自考、农业技术培训班等，加强固定化、体系化的课堂话语构建。口头话语的构建则要坚持主动出击、形式灵活、贴近生活，充分挖掘山歌、民族舞蹈、边疆风俗等可用素材，在田间地头将马克思主义的口头话语，融入到壮乡各族人民的生活中。
（二）话语与实践良性互动中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文化激荡，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有识之士出国留学，开眼看世界，希冀从西方寻求救亡兴国之道。素抱教育救国理想的蔡元培认为，德国是当时哲学、教育学最发达的国家,故向学部提交呈请，“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1]452。
过了立秋以后，全国的气温已不再火热，复合肥市场也平稳度过“避暑”阶段，之所以说复合肥市场过去是在避暑，是因为今年的夏季肥销量不佳，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已进入秋季，秋季是一年中最后的一个用肥旺季，所以秋肥市场也是各大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目前主流厂商出厂报价：45%氯基复合肥报价在2100-2200元/吨，45%硫基复合肥报价在2250-2350元/吨。
（三）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内在统一
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文明形成的基础，也是世界丰富多彩的根本所在。先进思想和理论的传播，不仅不会破坏文化的传承，相反的会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话语的转变。汉语作为强势语言，汉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在传播思想的过程就首先要克服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形成了形式多样、内容多变、理论充实的传播话语，体现出对少数民族群众和他们文化的尊重。2012年春，广西实行“第一书记”扶贫攻坚创新性举措，从机关党委选派干部到乡镇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开展扶贫工作。广西“第一书记”这一大型公益活动，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大政方针与偏远贫困地区发展的有效尝试。开发少数民族边疆偏远贫困地区，不仅要“引进去”，更要“走出来”。“引进去”的关键是在强势文化的背景下，通过增强基层组织的话语威信和实践成效，使传播话语为群众自发地接受，这才不会破坏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脉络。而“走出来”则必须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话语特色，通过地区性的文化发展和传承模式，形成民族文化话语的再生产能力。比如瑶山教育带动发展模式、西林旅游资源开发、富川县农产品产业链构建，都打上少数民族文化的烙印。现实的改变是增强话语的根本途径，保持地区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先进思想和理论的引领与地域民族文化的内核相互促进又互相独立的状态，才能真正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四）在同反马非马思潮斗争中夺取话语主动权
革命年代的传播话语核心是革命，最终指向改变现实。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广西也处在高速发展的上升期，这个时期话语的核心应该是思想的主导和发展的引领。思想是实践的向导，广西的发展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导下进行，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共享。在这个过程，我们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都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解释。但是，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崛起威胁、中国发展出现的问题，总有一些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噪音、杂音在扰乱视听、蛊惑群众。与这些思想思潮作斗争，也是传播话语必须具备的品质，否则其所代表的权利、权力和实践指导作用就会被削弱。在早期传播中，先进知识分子就通过各种话语形式，应对、反击各种非马、反马思潮，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五四运动前后，各式的西方思想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纷纷涌现，工读主义、合作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都出现大批的拥护者。中国共产党人同国家主义派的思想斗争，始于五四运动以后，一直持续到1927年。先进的理论只会在话语的争夺中逐步占据上风。今天，虽然直接激烈的话语斗争已经远离我们，但是没有硝烟的渗透、西化才最危险。同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必须抓住话语的根本在于实践，以中国发展的成果作为例证积极回应，争取话语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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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18 年度广西医科大学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GXMUYSF201835）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广西医科大学研究基地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梁利文（1986-），男，汉族，广西玉林人，助教，广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