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与道德的双向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向论文,道德论文,作用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技与道德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并正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科技与道德有着不同的功能和目标。作为人类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性知识体系的科技具有认知的功能，而作为调节人际关系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道德则具有约束的功能。科技的目标是求真，而道德的目标是求善。科技与道德两者的差别显而易见。然而，作为科技认知对象的大千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决定科技的求真领域具有选择性。道德则对这种选择性产生影响。道德的内容，以及判断善恶的标准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科技的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道德的内容及评判善恶的标准。因此，科技与道德又有内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具体表现为道德对科技的制约作用和科技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我们把它称之为科技与道德的双向作用。本文拟从哲学的角度对科技与道德的这种双向作用作点分析与研究，这对促进科技发展及道德进步，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道德对科技的制约作用
所谓道德，通常指的是一定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提倡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科技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科技植根于社会环境之中，从事科技活动的科技工作者也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科技必然受到道德的制约和影响。
道德对科技的作用，首先是通过影响社会风尚及社会舆论的途径来实现的。科技生长在社会环境之中。它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关心和支持。社会中所形成的重视科技、尊重人才、渴求知识、崇尚真理等良好的道德风尚，是推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科技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在我国古代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就有一种把道德与知识互相联系起来的思想。《易经》上说：“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认为体察自然，研究和认识自然界的化生之理，是社会道德水平高的表现。这种思想促使我国古代的许多先哲探求知识，献身科学技术，自觉地把渴求知识、崇尚真理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这对我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近代，自从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以后，社会中逐渐形成尊重知识、重视科技的道德风尚及社会舆论，从而为近代科技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当然，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尊重知识、重视科技都还没有可能成为全社会的道德风尚。只有在现代，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与科技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尊重知识、重视科技才能成为全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我国把“爱科学”作为“国民公德”的一个基本内容，把“科教兴国”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在全社会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就为科技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只要真正落到实处，我国的科技事业就会顺利地向前发展。
其次，道德对科技的作用，是通过影响社会成员，特别是其中的科技人员的行为、道德信念来实现的。科技道德是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能够作出重要贡献的内在条件，是科研工作取得成就的重要保证。科技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用以造福人类。因此，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科技人员必须具有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和强烈的创造意识；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韧不拔、不折不挠、勇于探索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信念；以及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乐于造福人类的高尚品德。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在科技事业中作出卓越的贡献，是与他们所具有的高尚品德分不开的。例如，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伟大的化学家居里夫人，就是一位世所公认的道德高尚的人。1935年，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二十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1）]同样，爱因斯坦本人也是一位道德高尚的物理学家，并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敬仰。正如密立根在爱因斯坦七十寿辰的贺词中所说的：“就象我对他在物理学上的巨大贡献深怀敬意一样，对他在为人处世和道德领域中的最伟大的品质也深怀敬意。”[（2）]
又次，道德对科技的作用，通过影响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来实现。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3）]人们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就是职业道德。科技活动从自由研究发展到带薪研究以后，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它自身有一套规范，这就是科技人才的职业道德，即科技道德。科技工作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人类的科技知识是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零散到系统、由单一到综合，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任何一项重大科研的突破，都要继承前人创造的知识，都是世代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更显出继承和吸收前人、他人科技成果，发挥科技群体作用的重要意义。这就需要用科技道德来调节共同体成员的行为。只有科学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具有良好的科技道德，善于尊重前人和别人的劳动，善于团结协作，各司其职，共同努力，才能取得重大的科技成果。
再次，道德对科技的作用，是通过影响科研课题的选择与评估、科研成果的评价及应用等具体环节来实现的。而课题的评价和选择，一般是由同行专家和科研管理部门联合进行的。科研成果的评价也采取类似的方式进行。因此，在课题及成果的评价、选择过程中，不仅受课题、成果本身特征的制约，还与评价者的知识结构、道德修养以至个性、气质均有关系，即受到评价主体的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因素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化学史上，阿佛加德罗分子学说遭到50年的冷遇，不能不说与道尔顿、贝齐利乌斯这两位化学界权威人士的阻挠有关。
道德因素还影响到科研成果的应用方向以至某一学科的发展方向。道德行为的首要原则，是要求个人行为符合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这就要求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只能造福人类和社会，而不能损害人类和社会。科学家必须具有社会道德责任感，方能保证科技健康发展。爱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支持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需要，曾建议美国研制原子武器。战后，他又呼吁世界要反对原子武器。前后两种态度，都是出于对人类、社会安全的考虑，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科技道德的具体体现。这种出于道德因素的言行，无疑影响了原子科学的发展。道德因素是保证科技成果不被滥用的重要条件。
二、科技对道德的促进作用
科技对道德的促进作用，首先表现在科技活动本身对主体的道德培养作用。科技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其内容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本世纪以来，它已发展成为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及推广应用等活动构成的庞大的科学技术活动体系。早在本世纪20年代我国学术界发生的“科玄论战”中，就有人注意到科技的道德功能。认为“科学追求客观真理，处理科学的对象必须平心静气，因而有助于养成谨慎、忠实、公平的美德”。[（4）]科研活动是一种探索性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探索客观世界的真理。而探索真理，难免遇到种种困难。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就非有坚韧不拔、不怕困难、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不可。因此，这种不怕困难、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即可于科技活动中培养。古今中外，为科学而献身的科学家何止千万！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科学史，正是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为科学而献身的历史。科技人才的这种献身精神，是在科技活动中逐步培养起来的坚韧不拔、自觉面对艰难险阻而无所畏惧的崇高道德行为。
群众性的科技普及与推广应用活动是科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各界群众在参与科技知识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时，不仅亲身体验到科技知识的伟大力量，而且具体了解到科技活动的方式与特点，亲眼目睹科学技术给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有助于形成尊重科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道德风尚。科技知识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推广，对于扫除封建迷信和各种愚昧落后现象，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我国先后在农村实施“星火”、“丰收”、“燎原”计划，把先进、适用的科技知识普及、推广到广大的农村，从而使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加快了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及思想道德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科学技术对道德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科技活动本身对其主体的道德培养作用，还表现在杰出科学家的道德示范作用。杰出科学家是那些为科技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他们是科技界的精英，是每个时代科技人才群体中的佼佼者。杰出科学家在科技界，在整个社会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以自己创造的重大科技成果造福人类，还以自己的道德准则、价值信念影响人类。特别是许多杰出科学家所具有的热爱祖国、崇尚真理、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等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对推动整个社会道德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爱国主义是科技道德的基石，许多杰出科学家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居里夫人曾把自己经过千辛万苦才发现的一种新元素特意取名为“钋”，用以纪念她的祖国波兰。法国微生物学家巴士德断然拒绝接受德国波恩大学寄给他的名誉医学博士学位证书，并给波恩大学医学院院长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抗议信。信中写道：“我的良心促使我要求你从大学档案中除去我的名字，并收回这张证书。这是凯撒·威廉出于满足他罪恶的虚荣心，坚持要两个伟大民族相互屠杀一事，在一个法国科学家心中所引起的愤怒的表示。”[（5）]我们中华民族的科学家则更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新中国刚诞生不久，就有大批在海外的科学家不畏艰难险阻，通过各种途径毅然返回祖国，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才华。与此同时，许多身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则以各种方式报效祖国，充分体现了炎黄子孙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崇尚真理、无私奉献，是科技道德的核心。近代科技革命的奠基人哥白尼曾说过：“人的天职是勇于探索真理。”许多科学家为了探索真理，不怕千难万苦，不计个人得失，甚至不惜以身殉职。然而，他们并不把探索到的真理视为私产，据为己有。他们淡泊名利，乐于奉献，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爱因斯坦就是一位乐于奉献、淡泊名利的杰出科学家。虽然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以色列甚至邀请他出任总统（当然被他婉言谢绝了），但正如赖泽所评论的那样，“他的声望并没有使他的本质的人性发生一点变化。他一直逃避这种声誉所能带来的一切荣华和危险。这种声誉，从前他感到厌恶，现在依然如此。”[（6）]
提携后进、培育新人，是科技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事业是一项探索客观世界规律的伟大事业，是一项需要一代又一代科技人才前赴后继、不断创新的伟大事业。因此只有提携后进，培育新人，才能使科技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在古今中外的科技史中，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以能当伯乐为荣。呕心沥血，培育新人，体现了前辈科学家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德。汉斯罗培育达尔文、汤姆逊提携卢瑟福、熊庆来举荐华罗庚等，都是前辈科学家培育新人的典型事例。
由上可见，杰出科学家的确以自己的高尚道德，为社会各界树立了光辉榜样，对社会道德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科技与道德双向作用的内在机制
科技与道德之所以具有双向作用，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科技与道德本身具有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首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而为社会道德的进步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道德的产生、发展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在古代，科学技术主要通过劳动者的经验和技巧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在近代，随着大工业的兴起，科学技术直接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社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程度。当前，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因此，科学技术为道德进步提供物质基础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其次，科技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然受到道德的影响。因为从事科技活动的主体，无论是科技人员，还是科学共同体，都生活在社会之中，其行为都要受到道德的制约。同时，科技求真，道德求善，而真与善是统一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能改变人们的善恶观念，促进新的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发展。例如，19世纪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是不道德的。随着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解剖学的发展，人们普遍改变了这种陈腐的道德观念。在20世纪的今天，情况已完全相反，那些禁止利用动物进行实验，从而影响人们增进知识的行为，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又如，19世纪以前，“计划生育”显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利用科学方法进行“计划生育”，包括实施“人工流产”及一系列节育、绝育的措施是符合道德的。相反，无计划生育而导致人口过快增长、加重社会负担、影响社会发展的行为则是不符合道德的。
又次，科学技术活动具有内在的“德性本质”，科技活动对其主体具有道德的启迪、道德情操的陶冶和道德意志的磨炼作用，能为科技工作者及参与科技活动的各界群众的道德品性的完善奠定内在的基础。科技活动是一种探索真理的艰苦的社会活动，需要人们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这就使人们逐步培养起追求真理、崇尚真理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崇高品德。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就促使人们逐步养成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高尚品德。科学并非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亨乐，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造福。这就促使人们逐步增强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综上所述，科技与道德具有双向作用。科技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人类探索真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活动。科学技术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道德因素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因素。道德通过影响社会风尚及社会舆论、影响科学共同体及科技人员的行为及道德信念等方面，制约科技的发展。并通过影响科研课题的选择与评估、科研成果的评价及应用等具体环节来实现。科学技术对道德的促进作用则通过科技活动对其主体的道德培养作用以及杰出科学家的道德示范和带动作用来实现。而科技与道德之所以具有双向作用，是由于这两者本身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科技与道德的辩证关系。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创造科技与道德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引自《爱因斯坦论文集》第1卷，第339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2）米立肯：《爱因斯坦70岁寿辰的贺词》，转引自《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赵中立、许良英编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243页
（3）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4）参见李申：《科玄论战七十年祭》，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1期
（5）转引自亨利·托马斯：《伟大科学家的生活传记》，陈仁炳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页
（6）安东·赖泽：《五十岁的爱因斯坦》，转引自《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赵中立、许良英编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