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艺研究60年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是近代百年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作为反映和记录这段可歌可泣民族解放斗争的文学，是一个伟大时代苦难历史的文化遗产，理应很好地加以继承和研究。但是，回顾1937年至1997年前后60年的研究历史却可以发现，这段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岁月和那些足以彪炳史册的文学业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印痕。笔者写作的，就是为了疏理抗战文艺研究60年的历史，使那些断断续续的印痕清晰和连贯起来。
大致说来，抗战文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7年至1949年，即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至新中国成立时期；第二时期为1949年至1978年，即新中国成立至中国改革开放前时期；第三时期为1979年至1997年，即中国改革开放后时期。这样划分，仅仅着眼于能清晰地反映出每个时期抗战文艺研究的特点和得失。有的时期只作大略的说明，有的时期又分若干较小阶段，以史料的多寡和便于叙述为依据。
一
第一时期：1937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又分为抗战前期、抗战中后期和抗战胜利后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至1939年。卢沟炮响，战争骤起。不久，抗战文学在烽烟中诞生，对于抗战文学的探讨和研究同时开始，表现为对创作的评论和文学运动的指导两个方面。
1937年8月24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发表于该报创刊号上阿英的《抗战期间的文学》和9月13日茅盾的《展开我们的文艺战线》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研究抗战文学的最早的文章。阿英的文章指出，文艺界“和全面的战事配合起来，很多地方都不免有‘不够’之感。运动的中心，依旧是停留在知识阶层上面。这样，我们所能收得的效果是不会怎样广大的。为着保障战争的胜利前途，我们不能不更进一步的向全国的文艺家要求，希望在共同努力下，能更广泛的把读者对象伸展到广大的小市民里去，工农大众中去”。（注：阿英：《抗战期间的文学》，《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茅盾的文章评述了抗战文学“把陆空军将士们英勇的勋业作为中心题材”的“单薄”，论证了战时文艺创作中题材的广泛与多样化问题，指出文艺应“从抗战将士的英勇壮烈的牺牲奋斗到一切其他方面！”（注：茅盾：《展开我们的文艺战线》，《救亡日报》1937年9月13日。）
最初的对于抗战文艺的探讨，着眼于文学如何服务抗战，作家和文学如何适应战争的形势，在动员人民、推动抗战中尽自己的力量，成为文艺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抗战开始后，欧阳凡海就说过：“我们曾不断加紧技巧、形式等等的研究，注意各方面问题的发掘，各种材料的搜集，以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这一武器更为锐利、更有效地为抗战服务。不过我们要使这一切的研究，注意都能服从于抗战，这是一定不移的原则。”（注：欧阳凡海：《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新华日报》1942年2月8日—2月11日。）周扬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我们的态度》、艾思奇的《抗战文艺的动向》、茅盾的《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冯乃超的《作家与生活》、周行的《我们需要展开一个抗战文艺运动》、欧阳凡海的《抗战后的中国文艺运动及其现状》、天佐的《抗战文艺的路线》等一批论文，都涉及了这一主题。
周扬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是这一时期的一篇重要论文。该文将文学和作家置放在“旧的在被血所洗涤，新的正在向刚健的形成的过程中，一切的人们都有被民族革命的风暴所冲击震荡”的战争背景下加以审视，文中论述了诞生于烽火中抗战文艺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关系，他明确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一直和民族解放运动不可分离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贯穿了从《狂人日记》以来的一切优秀作品。国防文艺、抗战文艺是这个传统的正当的继承。”在分析了文学面临的现实后，提出了摆在作家面前的新的问题是：“作家的生活应和抗战的实际紧密地联系着。”此外，抗战对于作家是一个生疏的主题，在表现形式上也存在着必须改变的困难，他批评了某些作家自鸣清高的恶习，轻视小形式和鄙薄通俗化的缺点，指出：“如何改变旧的生活方式，真正的深入到现实中，到群众中去，实地去接触那赤血淋漓的生活现实，并用适合的形式去表现它们，这就是抗战提供于信息社会面前的问题，都需要他们去解决的。”（注：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茅盾在一篇文章中也表述了完全相同的看法。“文艺必须抗战，抗战需要文艺”这是许多文艺家对于文艺与抗战紧密关系的共识。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中说：“一切文化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集中在于抗战有益这一点。”（注：郭沫若：《抗战与文化问题》，1938年6月20日《自由中国》第3号。）
在短时沉寂之后，文坛上涌现出反映抗战现实的报告、特写、朗诵诗、街头剧等大批小型抗日作品。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内容集中，形式多样，短小通俗，迅速反映了抗战初期热气腾腾的时代气氛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社会各界所注目，自然也引起了文艺评论界的分外关注。罗荪在《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中说，报告文学“是一种伟大的战斗时代所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最适合于反映这快速变动的文艺形式的一种”。在文章中他论述了S·M的《从攻击到防御》、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东平的《第七连》、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等优秀作品，称赞这是战争中“最适合、最广泛被使用着的形式”。（注：罗荪：《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61页。）他在另一篇文章中逐一驳斥了对于“新的文学样式”的种种曲解和误解，认为“报告文学成为抗战文艺创作活动中的成功的一样式，而且是宣传、教育大众认识现实的最好的武器”，称街头剧和活报剧为“两种最能反映事件的新形式”。“此外如演讲文学、街头诗、墙头小说等都是为着适应当前的需要而创造的样式”。（注：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1940年1月15日《文学月报》第1卷第1期。）以群在论述抗战文艺的特点时说，“这一类小型的作品，就成了战时文艺的主流！”认为“这一切的事实说明了中国文艺随着社会现实的演变而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胡风对于抗战的报告文学更是倾注了热情，他写了《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等几篇文章加以探究，评述这种“新情势下的新形式”。他赞扬报告文学说，“它和战斗者一同怒吼，和受难者一同呻吟，用憎恨的目光注视着残害祖国生命的卑污的势力，也用带泪的感激向献给祖国的神圣的战场敬礼……而读者的我们明显地感受得到，作者们是希求着把这怒吼、这呻吟、这目光、这感激当做一瓣心香射进不愿在羞辱里面苟且偷生的中华儿女们底心里的”。在披阅了100多篇报告文学作品后，他指出当时创作中的弊端是报告文学在表现上的平铺直叙，空喊狂叫，单纯的歌颂或是批判，他期待着报告文学成熟之后“集体的史诗”的出现。（注：胡风：《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1937年12月16日—1938年1月1日《七月》第5-6期。）研究这一阶段小型抗日作品的重要文章，关于诗的有高兰的《诗的朗诵和朗诵的诗》、锡金的《朗诵的诗和诗的朗诵》、朱自清的《抗战与诗》；关于报告文学的有欧阳山的《论中国的报告文学》；关于街头剧的有葛一虹的《论活报剧》、胡绍轩的《街头剧论》、光未然的《论街头剧》、《“战时戏剧”引论》等。
对于初期抗战文艺中存在的问题，一些文章也作了一定的揭示。罗荪在《抗战文艺运动鸟瞰》中，对“留存在创作实践中的某些缺陷”诸如公式主义、摄影主义、典型与主题、缺乏理论与批评活动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清算。小型通俗作品中一度出现的公式化问题，胡风认为“是作家廉价的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的结果”。罗荪的看法则更具见地，他认为“公式主义固然是由于作家过分地为了传达政治的单纯作用而发生的”，但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乃是由于作家对于政治发展认识的不够透彻，对于题材把握的不够熟悉，对于现实现象的分析不够明了，对于事件发展及其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因果的观察不够深刻，却是使作品公式化产生的根由”。（注：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1940年1月15日《文学月刊》第1卷第1期。）李南桌在《广现实主义》一文中也对公式化和摄影主义加以声讨，更对助长文艺界的贫乏现状的“无声的见解”予以针砭，指出“其实错误的暴露有时比正面的建议还要有力，还要重要”。（注：李南桌：《广现实主义》，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第1卷每期。）不久便围绕着小说《华威先生》爆发了那场历时甚久，规模甚大而影响深远的“暴露与讽刺”的著名文艺论争。其他如茅盾的《八月的感想》对创作中忽视人物形象塑造，辛人的《关于公式化的二三问题》对公式化的危害均作了分析与批评。
尚需一提的是，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祭时，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该讲话稿以《论鲁讯——在延安纪念大会上演讲》为题刊载上海出版的《文献》第3期，1938年3月又以《毛泽东论鲁讯》为题发表于《七月》第2卷第4期。毛泽东的演说辞总结了鲁迅的3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认为“综合上述这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这一观点的提出，促进了鲁迅研究的发展，在全国影响甚大。
第二阶段：1939年至1945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艺界对已有数年历史的抗战文学所作的局部或全面的回顾上。第一次是1940年纪念抗战3周年的时候，《中苏文化》等报刊集中发表了一批文章，如胡风的《民族战争与我们——略论三年来文艺运动的情势》，罗荪的《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郑伯奇的《略谈三年来的抗战文艺》，葛一虹的《抗战戏剧的特征及其三年来之战斗成果》，艾思奇的《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梅行的《论部队文艺工作》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对不同地区三年来的抗战文艺工作进行了小结，但大多显得仓促和粗疏。直到1941年，才有了一批较有分量的论文发表，这些文章对抗战文学的创作、活动分门别类作了系统的分析和历史的评价。
艾青的《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是一篇评述抗战诗歌的重要论文，全文分创作、诗人、诗集诗刊、诗歌活动等8个专题，对抗战前半期的诗歌作了全面的论述。文章简要回顾了中国新诗的战斗历程和光荣传统。指出抗战开始以后“中国新诗和中国文学的各个部门一样，急速地，在现实主义的道上，成长与繁茂起来，这时，中国新诗的作者更意识地具体地用他们创作的热情，与中国的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全国的作家几乎全部都激动着诗的感情，用素朴的形式写过诗”，他说“这是一个激昂的开始”。在列举卞之琳、曹葆华、何其芳的诗作，对比了他们抗战前后诗歌内容及风格的巨大变化后，他写道：“上面所列举的三位诗人，可说是受抗战影响最显著，和最勇敢的改变自己生活与创作的态度的诗人。”作者对歌唱在解放区的肖三、柯仲平、李雷、田间，坚守在沦陷区的白曙、朱维基、石灵，战斗在大后方的臧克家、王亚平、胡风、力扬等逐一加以评论，笔触涉及的诗人多达50余位。面对诗人进步和诗歌的繁荣，他总结说：“今天，中国的诗人，已和中国的政治的发展取得一致的步调，诗人已比自己的幸福更关心祖国的命运，诗人已为抗战，为反汉奸运动，为生产运动，为宪政运动……制作了许多诗篇；他将一天比一天更密切地关心中国的政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新诗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发挥它的教育大众和组织大众的力量。”他分析了诗坛上新人崛起的时代原因，对庄涌、彭燕郊、鲁藜、天蓝、司徒红、吕剑等人的诗篇大加赞赏，认为“纵使他们的作品还没有到十分完成的程度，但他都富有一种新生的力量，战斗的热情，素朴的语言，解放的形式，以及不是虚构而是由实际生活体验得来的内容”。对于抗战中出现的群众创作，他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在文中全文引用了一个年仅14岁童工写的《我和柴油机生活》一诗，称赞这是“产生于群众中的，生动而真实的作品”，诗歌“充满了对于生活的情感，造句也很自然”。（注：艾青：《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1942年4月10日《文艺阵地》第6卷第4期。）在全面分析了4年来抗战诗歌的状况后，他也指出了诗歌创作中的弊端和理论缺乏的现状，以期引起诗人们的重视。
同时出现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是以群《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这是他认真研读了200多位作者近500篇作品后完成的一篇力作，内容包括报告文学简史、抗战报告文学发达的原因、抗战报告文学反映了什么、抗战报告文学的动向、几种代表风格、今后的展望等6个部分，对抗战以来报告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成绩与缺陷、特点和风格等，作了全面剖析和系统评述。在叙述中国报告文学简史时他说：“报告文学是中国文学当中的一个最年轻的兄弟，它底产生和发达，永远和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抗日斗争密切地结合着。它是从民众的反日，抗日运动底土壤上产生，吮吸着抗日斗争底乳浆而成长起来的。”他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报告文学的滥觞，而一二八事件以后报告文学正式在中国新文学中确立了地位，随着抗日斗争的深入而发展，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一跃而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在追踪抗战报告文学发达的原因时，他写道：“战后，作家的生活随着纷繁复杂的生活印象和经验，激起了炽烈的热情，这炽烈的热情和丰富的生活印象，逼着他们选取最直截而单纯的形式，迅速而敏捷地记录生活和事实！并且使这种记录直接地影响社会生活的变革，发生社会的效果，而报告就是最适合于完成这种任务的文学形式。这是抗战以后，报告文学特别发达的一个基本原因。”（注：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以群编《战斗的素绘》，作家书屋（重庆）1943年版，第1页。）这不是简单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现象关系的直线推导，而是就创作主客相互作用，提出自己的理性思索，显示出研究的高层次。文章的主体是关于报告文学作品的评述和发展趋向的研究，材料丰富，分析透辟。可以说这是一篇研究中国报告文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章。同类文章还有柳倩的《中国新诗歌的检讨及其前途》，余上沅、何治安的《抗战四年来的戏剧创作》和王平陵的《抗战四年来的小说》等。这些文章虽然只是对一个时期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的评述，有的或许只能属于感想式评介和现实功利性褒贬，但大多具有综合的历史学品位，因而可以视作是文学史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文艺始终处在激烈动荡的斗争漩涡中，对抗战文艺来不及也无法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以致几乎找不到这方面的专著。所能见到的以下出版物，如洛蚀文编的《抗战文艺论集》（1939年文缘出版社出版）、郑君里的论文集《论抗战戏剧运动》（1939年3月生活书店出版）、老舍、郁达夫等的论文集《抗战与艺术》（1939年1月独立出版社出版）、赵清阁的《抗战戏剧概论》（1939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孙毓棠的论文集《传记与文学》（1943年3月正中书局出版，其中有“谈抗战诗”一章）、王平陵的论文集《新狂飙时代》（1943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战时中国文艺运动”及“战时小说创制”二节）、欧阳凡海的论文集《文学评论》（1947年12月当今出版社出版，全书6辑，第2辑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之史的检讨”），也大多是对抗战文艺某一方面的论述，且显得甚为粗略。惟见1944年田仲济署名蓝海在抗战烽火中写成的《中国抗战文艺史》一书（1947年上海现代出版社出版），是将抗战文艺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整体而写成的断代文学史专著，它第一次对抗战文艺进行全面系统的历史回顾。
《中国抗战文艺史》共9章，第1章绪论，从时代与文艺的关系论述了“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文艺上也应是一个英雄的时代”；第2章“新文艺发展的路向”，论述了从五四、左联直到抗战新文学的传承和发展；第3章到第9章分别就抗战文艺的动态和路向、通俗文艺与新型文艺、长足发展的报告文学、在成长中的小说、戏剧创作的高潮、诗歌发展的新阶段、文艺理论的发展等全面描述和评价了抗战时期的文学现象、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论著的突出特点是史料丰富，论述全面。该书既记述了大后方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消沉，也记述了解放区文运的昌盛和发展，如第7章从新剧发展的4个阶段到话剧创作的繁兴，其中包括了历史剧的繁荣、解放区的新话剧、平剧的改革与创新，乃至新歌剧的产生，精心勾画了抗战时期戏剧史的轨迹；通俗文艺一章，则将活报剧与街头剧、街头诗与朗诵诗、讲演文学与小说朗诵、秧歌与秧歌剧等极富有抗战特色的艺术各立一节，分门别类，一一评述。书中对沦陷区文艺也多所涉及，显示了文学史家独到的眼光。由于成书于战争年代，获取资料不易，书中存在若干史实不确的小疵，但此书堪称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抗战文学史著作。
第三阶段：1945年至1949年。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从维护统治的政治需要出发，大肆推行文化专制政策，钳制舆论，查禁书报，使理当进行的抗战文艺总结和研究无法广泛深入地展开。有关抗战文艺研究的文章，所能见到的只是茅盾的《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抗战文艺运动概略》、《为诗人打气》以及肖协的《抗战戏剧的路子》，田进的《抗战八年来的戏剧创作》，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文，都是简略的总结文字。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茅盾等国统区抗战文艺的领导和组织者，除了肯定抗战文艺的成绩外，提出了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右倾论。冯雪峰列举了“将思想斗争和统一战线对立起来”等4种表现，认为国统区文艺的显著错误是“思想上的右退”（注：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原 文艺杂志 希望 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2期。）；茅盾也这样写道：“试虚心自问，八年来我们的作品有多少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不幸的是既少而又微弱。倘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即使说过去八年来的文艺工作主要毛病是右倾，大概也不算过分吧？”（注：茅盾：《八年内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1945年12月10日《文联》第1卷第1期。）这一观点其后直接为第一次文代会报告所沿袭并成为对于国统区抗战文艺的一种结论。
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人们一时无法对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作远距离的观照。在刚刚经历了八年血火交织的斗争后，常常把对历史的怀想和对英雄的崇敬混同于冷静的评价，要对抗战文艺作出理智的研究和正确的判断是困难的。二第二时期：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抗战文艺的研究似乎被人“遗忘”，虽有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发表，但多是浮光掠影的描述，缺乏真知灼见。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确立以后，关于抗战文艺的研究，只是作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整体研究的附属形式，以有限的文字和篇幅出现在一些教科书中，以独立和综合性的研究而言，在研究史上留下了一个空白。
三
第三时期：1979年至1997年。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支，抗战文艺长期受到冷落，一直是整个研究系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直到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抗战文艺研究才呈现出活跃态势，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有组织有计划的抗战文艺研究，开始于1979年。首先报告这一信息的是一批地区性抗战文艺研究会的成立。1979年，重庆师范学院组成抗战文艺研究室，搜集和整理以大西南为主的文艺史料。1980年春，桂林市文化教育局成立“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陈列馆筹备处”，对文化城史料进行广泛的采访和征集。8月，四川省社科院、重庆市文联、西南师院联合召开学术讨论会，成立了“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学会”并创办了国内第一个专门刊物《抗战文艺研究》，开展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天津、河北和陕西相继组织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和延安文艺学会，从事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的研究，组织《晋察冀文艺史》和《中国解放区文学史》的编写，并创办了《延安文艺研究》和《晋察冀文艺研究》刊物。与此同时，一批以抗战时期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武汉抗战文艺研究组集中力量，搜集抗战初期文艺史料撰写《武汉抗战文艺史稿》；上海文学研究所致力于“孤岛文学”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开展“抗战时期各革命根据地文艺活动研究”；东北地区有关机构进行沦陷区文学研究，合作编撰《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1984年广西社科院成立抗战文艺研究室，展开桂林文化城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山西、云南、山东、贵州、广东、福建等地也涌现出一批热心于抗战文艺的研究者，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开来。仅就地域而言，内涵丰厚的抗战文艺中所包括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沦陷区文学、国统区文学、伪满文学、孤岛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东南亚华侨文学等，都已或先或后地开展研究。一个颇具规模的抗战文艺研究浪潮在全国铺展开来。
学术交流频繁和纪念活动的众多，是抗战文艺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1980年6月，由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主持的“中国抗战文学讨论会”在法国召开，艾青、罗荪等6位中国作家和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汉学家、研究者参加了会议，各国学者就中国抗战文学展开了广泛的对话。1981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中国40年代文学讨论会，抗战文学列为重要议题，与会代表近百人，林焕平等著名学者应邀赴会并作专题报告。1982年、1984年、1986年和1987年在四川先后召开了4次全国性的抗战文艺学术讨论会。1984年，“纪念西南剧展40周年座谈会”在广西桂林召开，并举办西南剧展文物史料展览。1985年，“重庆雾季艺术节”在四川重庆隆重开幕。1986年，中国解放区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1986年，抗战时期文艺书刊展览会在重庆开幕。1988年，抗战演剧队50周年纪念并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这些活动，促进和深化了学术上的研究。
大批研究论文的发表、大量珍贵史料的整理和一批专著的出版，显示了抗战文学研究的实绩。据粗略统计，各种刊物中已发表抗战文艺论文900篇以上，整理资料数千万字，同时相继出版了一批有一定质量的研究专著。系统整理的资料有：四川社科院的《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篇目索引》及其续篇，武汉文联研究室编辑的《武汉文学艺术史料》3辑，上海社科院主编的《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重庆师院编辑的《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广西社科院文学所等单位编辑出版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11种。个人编选的则有文天行等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苏光文的《抗战文学纪程》等。1989年6月10编20卷的大型丛书《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和1992年20卷《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由重庆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16卷本的大型丛书《延安文艺丛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就出版的专著而言，有林焕平的《茅盾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学成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增杰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晋察冀文艺编写组的《晋察冀文艺史》，四川省社科院编的《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出版），魏华龄的《桂林文化城史话》（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屈毓秀等的《山西抗战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章绍嗣等的《武汉抗战文艺史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及文天行、廖全京、尹鸿禄、杨中等撰写的“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丛书”数种，胡凌芝的《蹄下文学面面观》（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冯为群、李春燕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黄万华、申殿和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等。1995年后又连续推出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黄万华、徐迺翔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台湾也出版了《抗战时期的新诗作家和作品》、《抗战时期的现代小说》、《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等数种（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可以说，近十多年来抗战文艺研究取得的成绩大大超过了过去的几十年。
值得指出的是，在抗战文艺研究中，广西取得了显著成绩。自1988年后，全国的抗战文艺研究势头减弱，广西学术界却于1988年9月成立广西抗战文艺研究会，坚持资料整理和进行研究。1991年桂林举办“新中国剧社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举办“抗战桂林文化城”专题研究会并联合广西文艺研究会、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等10多个单位召开“广西首届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来自广东、湖北、山东及区内的60余位学者再度聚首，重振抗战文艺研究之风，此后每两年都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近些年来，在专著出版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广西学术界却有丰硕的成果推出；198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广西社科院主编的《桂林抗战文艺辞典》，1991年5月，漓江出版社出版李建平的《桂林抗战文艺概观》和魏华龄、丘振声、曾有云主编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论文集》（以后历年均有续编出版），同年1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桂林文化城大全·小说卷》，其后卷佚浩繁的其他各编亦陆续问世。1994年7月广西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桂林抗战文学史》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广西还摄制了4集电视文献片《桂林文化城》。1992年起在桂林地区教育学院中文系开设“桂林抗战文学”专业课。
总括上述有关抗战文艺研究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抗战文艺的历史地位。
这是研究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华忱之撰文指出：和五四文学、左联文学并称，抗战文学“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座高峰之一”。“抗战文艺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革命传统，而且为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营养，称得起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注：华忱之：《我对抗战文艺的基本估计》，《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3期。）徐迺翔在《关于抗战时期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从文学发展上，论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意义：“抗战时期文学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时代的产物，它是中国现代文学从百花齐放的五四到左翼文学的兴旺发展的30年代，又进入全民抗日的文学统一战线时期的重大转折。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从苏区和左联的成长阶段，进展到延安后期逐步趋于成熟的重要时期，同时它也是一大批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发生重要转变的关键时刻。”（注：徐迺翔：《关于抗战时期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抗战文艺研究》1985年第3期。）罗荪的《重视抗战文学的研究》，鄂基瑞的《抗战时期文艺运动鸟瞰》，李建平的《论桂林文化城在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就抗战文艺的地位、作用、特点和不足发表了意见。多数学者认为，多年来对抗战文艺的历史功绩认识不足，评价过低，有必要认真研究，科学评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有不少人提出，对抗战文艺，特别是国统区抗战文艺，要持论客观，不可估价太高。肯定主流是应该的，也不应忽视它的支流和逆流。苏光文大胆地发出“关于一个文学结论的思考”，对国统区抗战文艺“右倾”论提出质疑。他认为：“国统区抗战文艺‘右倾’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也违背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大后方文艺界如何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总结抗战文艺经验教训的指示，更不符合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实际”，因而“右倾”论“是不科学的、不准确的、也是不公允的”。（注：苏光文：《国统区抗战文学“右倾”论再认识》，《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3期。）对国统区抗战文学“右倾”论的再认识，引起了学术界的较大关注，一些曾经从事抗战文学领导工作的老人在回忆当年的生活之后，纷纷发表意见。阳翰笙说：“抗战文艺是否右倾，笼统地说八年抗战文艺右倾，那是站不住脚的，是不对的。”（注：阳翰笙：《关于抗战文艺》，《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陈白尘说：“抗战文艺有右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抗战时期是我们文艺界组织起来的一次大联合，是进步作家艺术家在国统区实现的第一次联合。”（注：陈白尘：《抗战文艺与抗战戏剧》，《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罗荪、葛一虹、戈宝权、凤子等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在讨论抗战文艺的历史地位时，不少人联系到海外学者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著作，对他们否定抗战文艺的“倒车”论和“凋零”论提出批评。其中苏光文的《“凋零”、“开倒车”，还是大发展》是引人注目的一篇。在文章中，他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运动、文学论争、创作成果、社会效能和典型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较全面地考察并论述了抗战文学的成就。他认为，这一时期“超过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抗战文学运动始终沿着抗日民主的政治方向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向前发展”。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显著，果实累累，而不是犹如含苞待放的花朵经大风暴的袭击遂纷纷凋零”。（注：苏光文：《“凋零”、“开倒车”，还是大发展》，《抗战文艺研究》1985年第4期。）
2.关于抗战文艺的分期。
马良春的《试谈国统区抗战文艺及其分期问题》，阳翰笙的《关于抗战文艺》，戈宝权的《抗战文艺的国际交往与党对抗战文艺的领导》，凤子的《呼吁与建议》，苏光文的《试论抗战文学史的分期》等文就此各抒己见。大致提出3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时限不必太拘谨，可分为3期，前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期：1937年7月7日至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期：讲话发表至1945年抗战胜利。第二种意见认为，时限划分应该严格控制在八年抗战之内，即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第三种意见认为，时限的划分应分地区考虑，就全国而言，抗战文艺指八年抗战期间的文艺，但东北、港台、华侨的抗战文艺依据不同情况而定。从整个讨论来看，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的较多。
3.关于“与抗战无关”论的辨析。
在抗战时期的文艺思想运动中，对“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和国民党顽固派文艺政策的批判，构成了文艺界3次影响甚大的文艺思想斗争。近些年来，在抗战文艺研究中，一些已有“定论”的问题，在国内外重新引起争论。1980年法国召开的国际性讨论会上，香港大学的梁佳萝认为，对梁实秋“应当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1938年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是“不公平的”。（注：柯灵：《现代散文放论——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文汇报》1986年11月13日。）其后，刘铭在《对批判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新评估》一文中说，当年以及建国后的一些现代文学史著述，对梁的批判“显然不符合梁实秋的原意，因而也是错误的”。他认为当时的创作，实际上就存在着“抗战救亡本身”、“与抗战有关但关系疏密不一”、“只是受了抗战的一些影响、其它与抗战无关”、“与抗战毫无瓜果”等4类作品。“梁实秋提出的征稿意见，事实上是比较全面、正确的，而在‘与抗战无关’论上对他批判是有欠公正的”。刘文追寻导致这场批判的思想根源，认为“当时主张一切与抗战有关的评论家，其实是仍然承袭着左联时期的错误理论——文学是‘斗争之工具’，是‘政治的留声机’，无视文艺的多种社会功能所造成的”。张波的《“与抗战无关”论论争的再认识》，孙续恩的《抗战时期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再认识》等文阐述了大致相同的观点。不少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当事人之一的罗荪说：“那一场关于‘与抗战无关’的争论，实际是坚持现实主义原则，还是脱离或否定现实主义的问题……所以梁实秋的提倡‘与抗战无关’正是贯彻他的始终不变的主张，‘群众与文学是无缘的’。”（注：罗荪：《值得纪念的抗战文艺运动》，《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朱学兰的文章认为那场批评“其正确性早已为历史所证明”，他进一步论述了“与抗战无关”论提出的政治环境，又联系梁与左联的早期论争，指出梁的“故态复萌”，“代表了当时存在于统一战线内部的一种企图使文艺脱离政治、脱离抗战的极其错误的思想倾向”。因而当年对梁的批评，是“应该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公平的”。此外，就“战国策”派的文艺思想，“民族形式”论争等问题，先后发表过冯宪光的《“战国策”派的文艺观》，刘安章的《评陈铨剧作的“浪漫精神”》，戴少瑶的《“民族形式”论争再认识》，文天行的《重评陈铨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秦川的《评〈重评陈铨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等文章，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然至今歧义犹存，但这些讨论，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也使研究更加深入。
4.关于流派及沦陷区文学。
“七月派”是在抗日烽火中崛起的，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广泛影响的诗歌流派。可是，“七月派”因胡风一案而蒙难，多年来在文学史中销声匿迹。这些年来，陆续发表了一批论文，对这一流派的成长发展、思想倾向、艺术风格及影响作了评述。文振庭的《试论“七月派”》指出“‘七月诗派’是五四以来的新诗战斗传统的继承者和创新者，是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流派”。（注：文振庭：《试论“七月派”》，《新文学论丛》1983年第2期。）刘扬烈的《“七月诗派”与抗战诗歌》说，“在诗歌艺术上，七月诗派为中国新诗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标志着我国自由体诗歌的茁壮和走向成熟”。（注：刘扬烈：《“七月诗派”与抗战诗歌》，《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章绍嗣的《试论〈七月〉及“七月派”的创作》从社会政治状况、文化传统与流派的关系，论述了这一流派的形成，指出：“七月派的思想和艺术追求，突出地体现在对现实主义的倡导，对生活真实和感情真挚的坚持上。他们始终如一地强调着：文学的战斗，人的战斗。”（注：章绍嗣：《试论〈七月〉及“七月派”的创作》，《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这一方面较突出的文章还有沈栖的《论七月诗派》等。对于另一诗歌流派后期“现代派”，研究者也给予了一定的注意。这两个流派一度成为一些学术讨论会的讨论热点。另外，沦陷区文学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学缺乏全面深入了解，产生了一些片面的认识。或者认为沦陷区是“文学的空白区”，无文学可言；或者认为虽有文学存在，但“少得可怜，坏得不行，‘一少二坏’，不值一谈”。经过几年的发掘和研究，一批沦陷区的文学资料被整理出来。东北地区研究者出版了《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等刊物，“东北文学研究丛刊”选载了一些沦陷期小说，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沦陷区小说集《长夜萤火》。研究者从一般的资料搜集转向具体系统的研究，张毓茂、阎志宏的《论东北沦陷时期小说》，李春燕的《文学的沦陷与沦陷的文学》，冯为群的《是汉奸文学还是抗日文学》，黄万华的《沦陷国土上的民族悲歌》，铁锋的《再论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慎言的《简述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等论文的发表，使人们逐渐对沦陷时期文学有了较多的了解。胡凌芝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侧面》中指出，沦陷区文学“就总体看，它是不景气的，但从它发展的趋势来说，大体经历了沉寂、中兴、衰落三个阶段”。（注：胡凌芝：《中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侧面》，《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铁锋则按沦陷前、中、后期三个历史分阶段论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学”，他认为东北沦陷文学“是在与祖国内地彻底隔绝的情况下，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独立门户发展起来的”。（注：铁峰：《再论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抗战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是祖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从30年代开始，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小资产阶级的抗日爱国文学，始终存在着、斗争着、发展着。”（注：李素秀：《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讨论会预备会在哈举行》，《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
5.关于抗战文学的特点和“桂林文化城”。
近10余年来，各地的研究者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断代的区域性的研究十分活跃。单翥凤的《香港抗战文学的两个阶段》，粟多贵的《台湾抗日文学述评》，章绍嗣的《武汉抗战文学简论》，任兆胜的《昆明抗战文艺纪实》，艾克恩的《革命圣地延安时期文艺活动纪盛》，陈梦熊的《上海“孤岛文学”概述》，伍孚先的《山东解放区文艺工作纪实》，史述的《太行敌后抗战文艺工作纪实》，刘传辉的《成都抗战初期文艺运动》，魏华龄的《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活动》，黄万机的《抗战贵阳文学活动概况》，任贵祥的《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侨文艺救亡运动》等文章的发表，搜集和整理了大批珍贵史料，展现了抗战时期各主要地区的文学概貌，较集中地总结了抗战文艺的历史特点。归纳起来，其特点大致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地域上呈现着分散性、复杂性及多样化；在路线上表现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全面性；在文学形式上表现出在变化中发展的新态势。
需要指出的是，“桂林文化城”作为抗战文艺中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在国内外影响甚大，近年来的研究成绩卓著。除上述提及的论著外，魏华龄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李建平的《论桂林文化城的地位和作用》，蔡定国的《欧阳予倩抗战戏剧述评》，雷锐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小说概论》等论文，围绕文化城的成因、历史地位与作用、分期、文学和戏剧运动以及作家作品等，开展系统而广泛的研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形成共识，研究正在向纵深方面拓展。
6.关于抗战文艺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如何估价抗战文艺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是抗战文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四川举行的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就此专题较集中地进行过探讨。大家一致感到，抗战文艺的艺术性问题，应当视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作具体分析。一种意见认为：抗战初期的作品鼓动性强，艺术上显得粗糙浮浅。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无论诗歌、小说、戏剧、杂文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姿多彩的局面”。不但文艺创作的思想意蕴更加深遽，而且艺术技巧也更加圆熟，现实主义更加深化，达到了超越从前，后来居上的美学高度。抗战文艺的审美心理趣味与抗战息息相关，是整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时代心理的最强烈、最集中的表现。这就形成了抗战文艺独特的审美特征：审美意识中审美意志因素的强化，审美心理定势中英雄意识到非英雄意识的显现；审美趣味中由对阳刚之美的推崇到阴柔之美的追求；审美理想中肯定激情与否定激情的勃发。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历史地看，抗战文艺在民族危亡时刻确实起了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充分发挥了文艺的社会功能，在中国文化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肯定其社会作用不等于肯定其艺术性，思想性高，时代感强不等于审美价值高。应该看到，抗战时期的文艺主要是服从政治的需要，而不是艺术的需要，从总体上看，抗战文艺突出政治，忽视艺术的倾向对当代文学产生了不良影响。（注：望江：《第三次抗战文艺学术讨论会综述》，《抗战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
以上说明，抗战文艺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抗战文艺研究在广度、深度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徐迺翔的《抗战时期文学的研究现状和展望》一文指出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1990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抗战文学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在“回顾与展望”主题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深化抗战文艺研究。总的来看，大家认为今后在研究中应注意两个问题：
1.研究领域有待扩大。
从研究情况来看，抗战文艺的研究工作存在三个“不平衡”：一是地区性研究不平衡。总的来说，对国统区、解放区研究多一些，力量强一些，对沦陷区的研究相对少一些。在对沦陷区抗战文艺的研究中，对东北作家流亡文学和上海抗日文学研究相对多一些，对华北、台湾、香港等沦陷区的抗日文学以及东南亚华侨的救亡文学研究得少一些，有的甚至还是空白。
二是文体研究不平衡，这几年对小说、戏剧、诗歌、报告文学的研究文章和专著较多，而对散文、杂文、通俗文学的研究不够。尽管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已多少有些改变，但总的看来涉猎仍然较少。不可否认，抗战时期诗歌、小说、戏剧、报告文学创作成绩斐然，但其他文学体裁也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杂文创作出现了现代杂文史上第三次创作高潮，聂绀驽、冯雪峰、巴人等均有上乘之作；巴金、茅盾、缪崇群、沈从文、李广田等人的散文亦颇具特色，为现代散文园地增色不少；老向、老舍等人的通俗文艺也硕果累累。但对这些文体的研究显然不够，应予以加强。
三是作家作品研究不平衡。抗战文艺研究的重点多放在文艺运动、文艺思潮和文艺论争方面，而对于抗战时期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却很少。这可能同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战时时局动荡、作家流徙、出版困难等因素影响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家和杰出的作品这种偏见有关。在薄弱的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对一些知名度高的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相对多一些，而对其他一些作家作品研究很少，特别是对过去因受“左”的思想影响未受到公正评价的“中”、“右”作家以及一些有成就的文学新人，涉猎更少，有些甚至无人问津。今后的抗战文艺研究应改变上述“三个不平衡”，使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
2.更新研究方法，注重和加强总体性研究。
近十余年来抗战文艺研究工作存在的另一个明显的弱点是：研究观念、方法显得陈旧，极需更新。综观大部分研究文章，都呈现出一种凝固的模式，思想艺术分析的传统二元模式，以及直线因果型的“社会历史分析”。不可否认，“社会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也是有益的，但真正的“社会历史分析”应该是历史与美学的统一。从已经出版的一些区域性抗战文学专著来看，研究方法也同样封固在一个单一的模式中，缺乏把抗战文艺作为一种历史文学现象，对其进行全面的、深入的总体性研究，大都是先叙述时代背景，描绘文学运动概貌，然后分别就本时期、本地区各类文体的主要作家作品加以论评，再将一般作家逐个点到，最后指出若干缺陷与不足。这样做的结果，使波澜壮阔的抗战文艺，被割裂成互不相干的若干小块，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变得琐碎、单薄，显出不应有的苍白。因为我们忽略了在广泛的联系和历史的纵深中考察和审视这个特殊历史时代的文学，例如抗战文艺是怎样从左翼文学发展过来的？它有哪些特点和规律？文学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哪些质与量的变化？它对以后的文学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具体是怎样发生的等等。因此我们就难以从这段文学发展轨迹中，概括出抗战文艺历史演进的规律。今后只有注意更新研究观念和方法，加强总体性考察，才能使抗战文艺的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