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1]2001年在《论新教思想对自由主义形成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世界主流政治思潮，它对中国的思想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确认识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是从自由主义思想来源的角度认识自由主义的一个尝试。通过对新教思想与自由主义内在联系的揭示，试图说明新教对自由主义形成所做出的贡献，了解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哪些因素来自新教。国内外的学者大都承认新教对自由主义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尚没有直接论述其联系的着作和文章。本文认为：首先，新教思想中的“因信称义”教义，粉碎了天主教会对信徒的控制，使平信徒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和理性来解释《圣经》，这种神学上的个人主义在世俗层面上的应用为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一个人主义奠定了基础。其次，将世俗工作看作是神圣使命的一部分的“预定论”新教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世俗世界的关注，使神学从人们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下降到附属地位成为可能，并由此奠定了世俗生活合法化的基础。再次，新教改革所带来的宗教分裂客观上使得宗教宽容思想成为可能，并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新的神学教义和新教的组织形式也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在自由主义形成时期，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新教思想。他们从新教思想中汲取灵感，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提倡宗教宽容和有限政府，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这其中新教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新教的影响在自由主义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金静[2]2016年在《论新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美国虽然常被世人误解为是一个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至上的国家,但实际上,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对美国的影响在美国立国之前便已存在,可以说,新教与北美早期殖民地是共同生长起来的,美国的诞生沐浴着新教理念之光,美国的发展和强大也与新教息息相关。当“五月花号”到达大西洋彼岸的北美时,清教徒便认定这里就是他们的迦南地,要在这里建造“山巅之城”荣耀上帝。大觉醒运动将美国人民重新拉回了上帝的怀抱,并使得“美国信念”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独立战争的爆发使得新教在美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同时也为美利坚民族的一体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美国政治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以新教的道德价值观为核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都是从新教理念中汲取养分而发展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天赋人权观、平等观念、契约观、政教分离等理念对美国人民特别是对公共政治人物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通过他们的政治行为对美国的政治运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功用。新教教会的管理体制为美国政体提供了参考模型,而来源于新教的服从、诚信和博爱等观念又为美国政体的良好运作提供了伦理道德基础。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体现了一定的新教色彩,在美国实力不足时,新教价值观就促使美国采取“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而当美国国力强大时,美国又会在新教价值观的影响下选择“扩张主义”与“干涉主义”。
李莹[3]2013年在《论新教文化对西方公司治理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上大多国家都在积极致力于研究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使之适应该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作为经济迅速腾飞的国家，也不例外。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大都从一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的视角探讨引起公司治理的不同模式和不同效率的原因。但是本文却想从影响着一国政治、经济、法律的内在精神信仰层面来探讨新教文化作为西方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如何对西方公司治理产生深远影响的。公司治理制度作为制度层面的设计总是伴随着相关的理念产生，相关理念又受到行为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等价值观念的左右。而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无疑与他从小生活的社会环境，教育背景有关。生活在以新教文化为民族文化的西方国家的子民，受到新教文化的熏陶，其行为方式必然受到新教文化的影响。在西方，圣诞节像中国的春节一样在国民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圣诞节的时候，即使是互不相识的人们，只要说声“耶稣爱你”，大家就会很热情的与你友好相处。在这样的国度，“耶稣爱你”的祝福就如同中国人的“新年快乐”一样备受青睐。由此可见西方国家的新教文化对一个国民的整体民族心理素质的影响。新教文化通过作用于西方国民的深层心理素质，通过这一精神层面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西方公司治理的制度选择。本文主要从4个层面探讨新教文化对西方公司治理的影响，首先，探讨新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诚信观”从宏观上为西方公司治理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其次，分析新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由观”促进了西方公司股权结构的分散性；再次，讨论新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民主观”促进了西方公司机关的分权的形成；最后，新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平等观”影响了西方公司治理中的职工参与制度。新教文化一系列核心价值观对西方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西方公司治理模式的完善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国正面临着复兴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时机，要抓住这一契机，对儒家文化进行有益的筛选，对符合公司治理发展，经济腾飞，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要大力倡导，对其阻碍作用的要适当引导甚至摒弃，使文化更好的服务与公司治理，服务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王首贞[4]2013年在《简论宗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生成》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宗教复兴对国际政治影响的日渐加深,传统的以“放逐宗教”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日趋复杂的国际冲突时开始显得力不从心。本文通过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旨在表明,对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为标志的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形塑,宗教力量通过在民族国家的演变、主权概念的建构以及主权国家体系的确立叁个层面施加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宗教影响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生成,为反思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世俗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重构全球宗教复兴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参考文献：
[1]. 论新教思想对自由主义形成的影响[D]. 刘颖. 辽宁师范大学. 2001
[2]. 论新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D]. 金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6
[3]. 论新教文化对西方公司治理的影响[D]. 李莹. 中南民族大学. 2013
[4]. 简论宗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生成[J]. 王首贞. 宗教与美国社会.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