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构建与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各国人民更加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对外传播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是其对外传播的基础
应当承认，尽管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已经有基础、有框架、有雏形、有元素，但还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处于探索之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仍处于巨变中，需要假以时日积淀共识。更因为即使政府和知识界提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设想，还需要实践的检验，需要很长的时间让绝大多数人认同。构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相当艰难，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幸现在从官方到民间，从精英到草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关心文化，为构建和传播带来了动力和希望。
从对外传播来看，必须消除误解，以为只要将传统中华文化价值观传播出去就好。其实世界各国人民更关心的是今天中国人所信奉的文化价值观，是今天中国人的思想和言行，或者说，古代圣贤的智慧如何体现于今人的态度。对外传播必须“厚今薄古”，针对现实需求，才不至于隔靴搔痒。既然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是长期的过程，对外传播只能随着构建的进程而发展和深化。对外传播应当实事求是面对现实，不急不躁，细水长流，花开不断。对外传播也应当实事求是承认文化构建的不完善，好的就赞扬，不好的就批评，才能令人信服。
正因为中国处于构建文化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也给了对外传播不断跟踪、把故事讲下去的机会。例如赞扬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可以跟进它如何扩散到更多人心中的故事；批评违背文化价值观的言行，可以继续报道人们的反应和讨论，让外界以小见大，管中窥豹，了解中国社会的进步。
对外传播可以帮助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
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兼收并蓄。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优秀文化价值观，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学习借鉴的方法途径多种多样，对外传播是其中之一。对外传播会迅速得到外界的反应和反馈，中国人可据此思考改进完善之道。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威胁论”兴起，中国媒体对外报道了中国决不称霸的意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举郑和下西洋的例子说明，中国即使在国力强盛时也并无武力征服别国的经历。它帮助中国人重申“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传统思想，丰富了和平发展的理念。只要不是恶意攻击，批评性的反馈对于中国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富有意义。
因此，对外传播不应当以冷战思维与“零和游戏”的观念看待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似乎它就是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截然相反甚至完全敌对的东西。《中国大趋势》的作者、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写道：“中国已经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正如西方也在融入中国。……我们共同意识到西方是如何迫切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而中国也应当了解西方。”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说，他主张的“大国学”理应包括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向其他民族、国家、地域、文化学习的成果，比如佛教，比如明末以来传入的西方思想，比如近代以来大规模传入的各种学说思潮。
中外的有识之士都强调了文化融合的观念，其中包括了价值观的互相参照、学习、借鉴和吸收。对外传播当然应当介绍和说明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独特性，强调中国文化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不应忽略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与世界各种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共性，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的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对外文化战略中还比较缺乏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的意识。当中国日益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时，树立这样的意识将使中国对外战略站立于思想高地，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与传播也将会更加高屋建瓴。
在对外传播时必然遇到西方的强势文化和话语主导权。其实，弱势文化也有相当的渗透力和竞争力。比如美国电视在全球市场确实占有统治地位，但也并非没有竞争对手。巴西和墨西哥的电视公司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而且还向其他拉美国家、欧洲和美国输出电视节目。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产电视节目仍据收视率之首。更何况，在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出现了文化从单向融合(西方→非西方)到双向融合(西方→←非西方)的趋势。
欧美的有识之士正在反思和批评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普世价值观”，倡导向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特别在美国的反恐战争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对于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提出了严重的质疑，更加撼动了“普世价值观”的话语主导权。例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主张，欧洲人应学习亚洲人勇于变革和积极乐观的价值观。美国兰普顿教授提出，美国应学习中国人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思想。
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和日益提高的国际作用，也使得世界对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兴趣大增。认清趋势，把握机会，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构建与传播正其时也。相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的文化地位定能从弱势走向强势，中国倡导新理念的话语权定能更加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