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凸显了中国道路的特色和活力--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_北京共识论文

“北京共识”凸现中国道路的特质与活力——第三世界发展道路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中国论文,共识论文,特质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4)06-0001-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回答了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强民富的问题。最近,国外学者提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概念,便是一个有力的明证。它告诉我们,为了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必须在世界历史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两种不同道路的比较分析十分重要。

一、若干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曲线的佐证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现在世界上有140多个发展中国家(也称“第三世界”),在历史上都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二战后相继独立。其共同特点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皆为近50年才开始发展的。但各国国情十分复杂,经济水平差异很大。从发展道路看,基本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这是少数。一类基本上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多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有少数国家标榜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实际上仍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范畴),其领导层是大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曾有过较快发展,接着经过了80年代的困难时期,各国也陆续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改革,但都属于局部的政策调整,很多国家是按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方案进行的(特别是拉丁美洲),除少数国家和地区因特殊原因(地区小、美国给予支持、区位优势等)发展成为较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四小龙”)外,其余都未摆脱贫困状态或重新陷入困境(南美的阿根廷等国最为典型)。

20多年来,不少发展中的大国进行过这样那样的改革,但是像中国这样取得重大成就的尚无先例。我们可以以1亿人口左右的几个大国为代表对它们的经济增长作一个比较。

图1 若干发展中大国几个历史时期GDP年增长率曲线圈(%)

(以平价购买力为基础)

注:1820—1913年印度的数据包括孟加拉和巴基斯坦。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计算。

再看人均GDP增长率,差别也很大,其曲线如图2所示:

图2 若干发展中大国几个历史时期的人均GDP增长率曲线图(%)

(以平价购买力为基础)

注:1820-1913年印度的数据包括孟加拉和巴基斯坦。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计算。

上述178年的数据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1820—1950);(2)独立后发展初期(1950—1973),其中拉美国家独立早一些;(3)曲折发展时期(1973—1998)。基本上是三种曲线:

(一)中国经济增长呈宽大的“V”字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社会经济增长幅度很低,仅为封建社会末期“康乾盛世”(0.85%)的1/21,仅相当于世界同期经济年均增幅的1/8,而这一阶段正是欧美诸国大发展和日本崛起的时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50多年,尽管经历曲折,其增长速度却提高了197.5倍,1年等于旧社会的190多年,相当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增长速度的2.26倍。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700—1820年为0%,1820—1950年为-0.3%,1950—2001年为4.2%,而2001—2015年预计为6.16%(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数据计算)。这充分表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假如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恐怕连民族独立也无法实现。

再进一步分析,在中国发展的55年中,后26年又与前29年不同,如下图所示:

图3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与世界同期年均经济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中国的增长率按《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上述数据表明,改革开放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相当于前29年的1.36倍,相当于同期世界年均经济增长率的3.13倍,昭示着中国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事实,昭示了经济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必须不断进行改革的规律。

(二)印度、印尼呈小“V”字型,独立之后比中国发展缓慢得多,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速度虽未明显下降,但仍然比中国发展缓慢(中、印详细比较见后文)。

(三)多数国家呈“M”型,总体上增长率都低于中国,而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呈下降趋势,表现为后劲不足。

这三种类型说明,中国的发展最具活力,后劲十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呈不同的曲线。从这两种比较可以充分看出:两种不同道路获得两种不同结果。

二、两种不同类型的对外开放造成不同的国际经济地位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加快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所有国家都卷入世界经济潮流。历史表明,任何国家封闭就要落后,就会挨打,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是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在开放中失去主动权,也会成为强国的附庸。所以,历史同样表明,发展中国家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对外开放:一类是自主型的开放,善于利用积极因素,消除消极因素,使自己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断壮大自己;另一类是依附型对外开放,一味依赖外国,实际上成为新殖民主义者的附属国。

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属于自主型对外开放。从1998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步子很大,到2004年进出口贸易增长300多倍,达到1万亿美元(现汇),由世界第26位上升为世界第2位;引进外资达55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40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然而,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独立自主为前提的,不是盲目的开放,不致让外国资本占统治地位、左右自己的国民经济。所以在多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很快就克服了它的负面影响,能够保持自身经济独立、健康地发展。

然而,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则属于依附型的,开放度很高,但缺乏主动权。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给发展中国家开的药方:让外资自由出入的“国际化”。这就使这些发展中国家始终没有摆脱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有的实际上成为西方的附属国。以左右国民经济的大公司为例,外国的大公司在拉丁美洲占25.6%、在非洲占40%,在亚洲要少一些,也占8.8%。拉美国家的外债占GDP的60%,相当于出口收入的3.8倍。从1990年到1998年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中的存量占GDP的比重由4.4%上升到21.7%,有的占50%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多数就是在这些国家发生的。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21世纪初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国民经济遭受惨重损失。

诺贝尔奖获得者、曾任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推行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正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分两步。第一步是私有化。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相对弱小,国有企业私有化意味着削弱民族工业的实力,丧失了同国际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和能力,最终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同时私有化还伴随着巨大腐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官僚买办阶层更易同外国资本勾结,为了各自私利使国内财富外流,私有化成了外国化和腐败化。第二步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私有化以出售国有银行为先导,金融自由化反过来加速了私有化。向外资开放银行和证券市场,国际资本就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随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牟取投机暴利。一旦国有企业股权进入市场“全流通”,国际金融资本就能掌握充足筹码,人为哄抬或压低股价,逼迫国企破产,廉价收购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从而控制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

阿根廷由长期繁荣到轰然衰落(类似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不是一服灵丹妙药,而是让发展中国家“止渴”的毒药。所谓“华盛顿共识”乃是代表西方利益的货币基金组织为第三世界提供的改革方略,其要点有三:(1)放宽管制,即让国际资本自由流入;(2)私有化,将国有经济完全化为私有;(3)限制政府的调控功能。国家的货币政策市场化(通过对货币基金数进行形式上的严格规划以求财政金融稳定),实际上是为了国际资本的利益而剥削债务国家的主权,控制这些国家的政府行为,确保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因此,这种所谓改革其实是在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视为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政策。

应当看到,当前的世界经济仍然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如果说19世纪前后它们以商品输出为主,20世纪前后以资本输出为主,那么在21世纪前后则以技术输出为主,几种手段同时运用,千方百计地从发展中国家攫取超额利润。因此,两种不同的开放模式必然得到不同的结果,依附性的开放必然落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套,这是发展中国家应从与中国道路的对比中取得的一个重要认识。

三、两种体制改革带来两种经济效率

体制问题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资本主义的改革虽是一种自我调整,但缺乏自觉性、系统性,比较紊乱,多为随机性的单项改革,有的进行得太急,有的进行得太慢。两种类型的改革带来两种不同的经济效率。

中国特色的改革是沿着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路子分步骤、渐进式地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用好“两只手”,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此处不作详述,仅用300多年的发展曲线作一些纵向比较:

图4 1700-2015年中国GDP与人均GDP增长率曲线圈

(按平价购买力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计算。

注:2001—2015年的比率,根据经合组织(OECD)预测数据计算。

下面再来看看中国与各类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比较:

表1 中国同亚、非、拉年均GDP增长率比较(单位:%)

地区或国家1951—19731973—1998

亚洲 6.13 4.81

非洲 4.45 2.74

拉丁美洲5.33 3.02①

中国 5.02 6.84②

注:①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塞迪略认为,拉丁美洲自1980年以来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3%(美国《福布斯》双周刊5月24日);

②包括“文化大革命”后期与二年徘徊。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计算。

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改革成效不大?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和改革的根本方向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国家就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药方大力实行私有化、自由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大大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造成有利于富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机制,加剧了两极分化和经济结构的失衡,如工业化程度低,经济结构畸形化。有很多国家主要靠输出原料 (如中东和拉美的石油、智利的铜、巴西的铁以及一些特殊农副产品),实际上成为西方国家的原料产地。再者,绝大多数国家“二元结构”没有改变,大工业大城市与落后的农村并存,贫困的农民占人口的多数,农业劳动力占65%以上,有的达80%,国民经济命脉为少数大企业所垄断,在大公司中私人所占比例在拉丁美洲为54.8%、亚洲为66.4%、非洲为25%,中产阶级较弱。

同中国最有可比性的是印度。近年它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卢比(货币)贬值、降低赤字、调整工业政策、“白色革命”和“绿色革命”(农业),改革主要在技术层面上,其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却没有什么大的变动,而且更多的精力放在形式上的民主程序上。所以,虽有成效,但后劲不足,尤其是财政赤字大增,工业仍然为大资本垄断集团所操纵(塔塔财团等8大财团)。我们可以下述数字将其同中国加以比较。

表2 中国与印度部分经济指标比较

指标

中国 印度

GDP总量 12371亿美元4600亿羌元

2003年 GDP增长率9.1% 8.1%

(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GDP 1090美元

500美元

吸引外资总量 530亿美元 40亿美元

年均GDP增长率8.1% 5.6%

人均GDP增长率7.1% 4.1%

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吸引外资

1870亿美元 80亿美元

制造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322美元

381美元

按平价购买力占世界总产值 12.6% 5.7%

计算(2003)人均国民收入 3920美元

2306美元

消费领域

2003年底移动电话用户 2.7亿 2800万

Internet用户 7800万 1600万

2003年钢铁产量

2.25亿吨

2800万吨

工、农业领域2003年石油产量

1.6亿吨3600万吨

2003年人均粮食产量

650斤/年

480斤/年

科技实力 如国产超级计算机世界排名 4 105

国际贸易 2003年贸易总额

8400亿美元 1540亿美元

贫困人口 总量及占总人口比重

2900万(2.23%) 3.5亿(35%)

(21世纪初)

资料来源:根据IMD《国际竞争力年鉴200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最新公布的结果及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资料整理而得。

四、两种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

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整体运行的视角分析,经济增长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交互作用的大系统,各种政治、军事和社会因素必然影响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学研究中必须有一种整体观念,否则,就经济论经济必然不能有真正的经济发展。这也是发展中国家5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历史地观察,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里,大体也是两类经济社会环境:一种是追求发展稳定相统一的环境,一种是不断的动乱干扰经济的环境。

中国属于前一种类型,善于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重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整体上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提出科学发展观,正在分步骤地解决种种社会矛盾。这一成功经验,可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条规律,即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交互作用的规律。

许多发展中国家则迥然不同,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地制约着其经济发展。

第一,社会动荡严重,民族之间的矛盾经常酿成事端,除少数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外,不少发展中国家都经常爆发民族纠纷,有的战事不断,如斯里兰卡、菲律宾、海地、阿根廷以及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各国,经常发生社会动乱、民族冲突和宗教矛盾。1994年非洲的卢旺达竟造成屠杀上百万人(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的种族灭绝事件,经济发展缺少稳定的环境。

第二,盲目追求美国式的民主,各种政治势力忙于几年一次的大选,精力集中于争选票,并由此造成社会不稳定、外国势力插手,各种邪恶势力趁机混水摸鱼,有的多次发生军事政变,而且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印度大选的教训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第三,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两极分化严重,20世纪80—90年代尤为突出。世界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的20%的最贫困阶层收入占总收入的7%,而最富有的20%的居民拥有总收入的60%,贫富相差15—80倍,巴西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占50%。

第四,由于人口增长较快,人均GDP年均增长仅1%—2%,有相当多的国家为负增长(如埃塞俄比亚、海地、尼日尔、尼日利亚、巴西、秘鲁等),贫困人口相当多。特别是非洲一些国家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经常闹饥荒、流行瘟疫(包括艾滋病)。

五、两种不同的“共识”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启示

基于50多年发展道路的比较,世界上许多学者提出了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或称“中国模式”。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美国给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药方:私有化、自由化(政府完全不干预)和国际化(无控制地让外国资本自由出入)。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就是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走自主发展、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国外专家认为:“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华盛顿共识”推崇的是市场的迅速开放和接受全球化的观念,而“北京共识”主张,一个国家在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护本国环境,力求实现适度均衡、全面发展。第三世界的发展史,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我们可以把两种共识的要点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作一个全面比较,如表3(见下页)。

表3 中国改革发展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点(概要)

序号 涵盖内容 某些发展中国家 中国

1

制度基础 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主要是私人大资本集团)占主导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2

指导思想 新自由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本国实际出发,

(“华盛顿共识”),按美国的“药方”进行 坚持“三个有利于”

3

追求目标 资本主义自由化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社会经济活力,

全面私有化,使少数人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

4

改革设计 改革设计总体目标不明确,缺少总体设计,

按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要求设计改革

主要是随机性的改革,多为单项改革 的总体方案,目标明确

5

进行方式 突发式,企求一步到位 渐进式,分步骤实施

(包括“休克疗法”),有的步子太慢

6

政府作用 政府调控乏力,彻底放开市场, 善于发挥市场配置与宏观调控的合力,

政策缺乏连续性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改善调控机制

7

对外经济 依附性开放,外资自由出入,

自主性开放,掌握控制权,

外债负担沉重(约25万亿美元),受国际资本控制

立足增强自身实力,外汇储备充足

8

政治体制 仿效美国式民主,多党竞选执政,有的仍坚持 坚持共产党领导,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

君主专制,政坛纷争不断,防治腐败不力 治体制改革,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

9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各类矛盾经常爆发、民族关系紧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张、局部冲突不断,社会环境不稳定 民族关系和谐,保持社会稳定

10 发展模式 只顾经济增长,不考虑全面、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协调、可持续发展,忽视环境治理

11 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不加控制,增长过快

20世纪80年代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12 实际效应 经济大起大落,通货膨胀突出,受国际金融冲击、多次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统筹解决诸多社会问题,

发生金融危机,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占1/3至1/2

未受国际金融风暴冲击

这一比较分析进一步证明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要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必须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规律,同时验证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规律、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规律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的规律,进而也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的认识。

最后,还要说明一下,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我们应当虚心学习和借鉴(本文未作重点论述)。这样就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理论和政策,避免和克服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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