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高技术论文,产品出口论文,理论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高技术产品（Advanced Technology Product，简称ATP）贸易获得了较大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高技术产品贸易伙伴，从国际贸易的经典学说中不难为此找到理论支撑。然而，伴随着双边ATP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美中ATP贸易增长速度却在逐年放缓，贸易差额日益扩大。按照传统理论，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在高技术产品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理应成为ATP贸易的顺差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02-2009年，美中ATP贸易逆差不断拉大，在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中所占比重已逼近1/3。显然，这与两国传统的比较优势状况不相吻合。究其缘由，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长期对华实行严格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应是首当其冲的。
在美国，贸易政策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常被用于军事与政治防卫目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国外供应可能会在政治冲突和战争中被中断，为避免对国外供应的依赖，美国应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建立起一个国内加工生产体系。同时也认为对于重要的原料、战略物资的出口要进行限制，从而形成了早期对进出口的管制思想。自此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出口管制立法与法规。新中国成立至今，在中美贸易及双边关系中，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尤其是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是一个重大而又易起争论的问题。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探讨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的理论根源、具体表现、贸易效应以及政策建议等相关问题。
二、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的理论分析
国际贸易摩擦产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在于科学技术革命为技术后发国提供了技术赶超机会，从而导致技术领先国和技术后发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经济后发国往往需要更大程度上的经济和技术合作，而技术领先国却更加倾向于采取技术限制和封锁的做法，因此贸易摩擦层出不穷。这是对当今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的一种可能性解释，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克鲁格曼(2001)的“北－南贸易模型”和布雷兹斯、克鲁格曼和齐登(1993)的蛙跳模型。
1.北－南贸易模型
克鲁格曼(2001)的“北－南贸易模型”(North-South Trade Model)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完全竞争市场体系下建立了与李嘉图模型相似的2×2×1的模型，即2类国家、2类产品和1种要素投入（见表1）。
同种产品在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完全相同，N国生产新产品的特殊能力成为两国工资差别的唯一源泉。所有产品不论是新产品还是老产品被假定处于供求平衡状态，个人的效用函数为：
，0＜θ＜1。其中c(i)表示第i个产品的消费量，n表示可获得产品的总数。产品的数量应当是新老两种产品数量的总和。
该模型分析了技术创新、技术转让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认为由于具备雄厚的资本、高技能的劳动力和市场需求条件等因素，技术创新往往发生在北方国家。不断的技术创新会使北方国家的相对工资水平上升，而技术转让将使北方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南方国家的贸易条件得以改善，
，如果没有增长，北方的工人生活状况会变糟。
克鲁格曼用代数的方法论证了这些结果。对于北方国家所生产的某种产品和南方国家生产的某种产品的需求，效用函数公式规定相对需求只取决于价格，即：
由此可看出，可以把相对工资作为相对劳动力和新产品对老产品比率的一个函数来看待，即：
式(3)表明：在发达国家，相对工资率取决于其能生产而不发达国家不能生产的新开发产品的重要性。技术创新的作用在于提高
，而这一结果又会提高北方国家的相对工资。如北方国家的技术转让给南方国家后，
的增长相当于的下降，假如技术创新完全停止而技术转让仍在继续，则北方国家很可能丧失其工资优势并使其工人的处境变糟。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率的提高会产生同样的作用，造成贸易条件不利于北方国家。如果这一作用发挥得很快，可能由此导致北方国家福利的暂时下降。根据上述理论，为了提高本国的相对福利状况，作为高科技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应该加强技术创新，防止技术的国际扩散。
2.蛙跳模型
布雷兹斯、克鲁格曼和齐登(1993)提出了一个国际竞争的蛙跳模型(Leapfrogging Model)，为国家的兴衰之谜提供了一个解释。该模型立足于技术变化性质假说的经济解释，指出后进国家具有后发优势，通过有利的技术开发政策，后进国家可以赶超先进国家。
假设技术变化有两种类型：一类是“量变性”地通过“干中学”形成的技术累积，另一类是使技术发生“质变性”的技术突破。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先发国（美国）和后发国（中国）。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技术固定的商品（食品）和一系列技术进步的商品（制造品）。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唯一投入的生产要素，假定两个国家有等量的劳动力L。在食品部门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劳动力的生产率在两个国家都相同。设食品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等于1，因此美国和中国的食品产量各自是：
给定单位，每一后继的投入生产都比前一个要好。也就是说，对于任何给定的
。但新技术在给定充分相等的经验时只会更好。一个在原有技术方面有推广经验的国家也许在运用原有技术时会比其在运用新技术的早期阶段更有生产率。假定两个国家的需求都满足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现在假定一种新技术并标记为技术2被引进。则如上文假设的，在给定同样的经验下新技术比原有技术要好。假设在原有技术上有扩展优势而在新技术上没有优势的美国，新技术一开始是处于劣势的。也就是说，在代表引进新技术的时间
，有：
结果将是美国没有动力来采用新技术。中国生产者处于不同的情形，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只付更低的工资并缺乏经验。中国引进新技术将有利可图，只要下式成立：
在此假定：关于新技术的A（·）函数在早期是急剧变化的，而在充分发展的阶段是比较平缓的：中国生产力开始比美国生产力上升得更快。在中国相对生产力的上升过程中，中国在食品上雇用人数的方程为：
但同时，相对上升的中国生产力将会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而这一点可能会引起实际工资的下降。在某些时点，中国也许在制造业上能超过美国的生产力。在这些时候，一定存在贸易模式突然的反转：中国在制造业上完全专业化而美国既生产制造品也生产一些食品。
为什么在生产力上中国超过了美国？因为中国最终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并已获得经验，而美国没有。因此如果新技术胜过原有技术足够多的话，也就是说，如果：
，中国由此得到了充分专业化，并颠倒了起初的位置。在这种颠倒发生之后，美国只生产食品而中国生产制造品。当然，这里也存在将来发生颠倒即落后的美国又超过中国的条件。在充分专业化期间，领先国家拥有μ／1-μ倍高于落后国家的工作率，这时技术发生重大变化，工资优势被突然降低，然后逐渐恶化，到最后被颠倒。这个阶段用来为下一个重大技术冲击做准备，以开始新一轮蛙跳。
蛙跳模式的独特理论框架阐明了先发与后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后发国通过更好地把握新技术，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原先的先进国家。因为一方面，在没有发生边际技术变迁时，规模收益递增趋向于强化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先地位，而在出现重大技术突破时，由于发达国家高工资水平和既得利益的影响，可能会延滞对新思想新技术的采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旧技术具有生产经验，新技术初始反而不如旧技术有效率，而发展中国家更愿意采用那些最初效益不高但潜力很大的新技术。由此可见，发达国家正是基于其经济领先地位以及采用新技术的高成本，导致因循守旧，难有创新；而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其落后，其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超过机会成本，因此就更可能利用新技术的潜在优势而实现增长。
3.理论分析
根据上述的“北－南贸易模型”和“蛙跳模型”，技术国际扩散一方面会降低发达国家的相对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继而导致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赶超，进而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文化构成威胁。基于以上论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国际领先地位，严格限制国际技术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这种限制使得设限方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持续扩大，而受限方却遭遇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贸易双方陷入摩擦和冲突的境地。中美贸易摩擦正是这两类国家之间博弈的焦点和矛盾的集中体现。可见，美国长期以来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实施严格限制是不无理论根源的。
三、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的实证分析
1.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总体情况
(1)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从总量上看，中美ATP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见表2）。据美方统计，2007年中美ATP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09年达到1069亿美元，占到两国双边货物贸易总额的29.2%，占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总额的19.6%。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由2002年的82.9亿美元增至2009年的172.1亿美元，增长1.1倍；进口额由2002年的201亿美元增至2009年的897亿美元，增长3.5倍。
(2)增长速度逐步放缓
从增长速度来看，2005年以来，中美ATP贸易的年增长率逐年下滑，从2004年49.4%的增长高峰跌至2009年-2.9%的低谷，出现了近几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见图1）。特别是2007年以来，美国进一步收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新的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清单自2007年6月19日开始执行，规定包括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激光器、水下摄像机及推进器等20个大类的美国高科技产品不得对中国出口。这对本已增长乏力的中美ATP贸易无异于雪上加霜，其政策效果立竿见影——与2007年相比，2008年美中ATP贸易年增长率急速下降了18个百分点，其中美对中ATP出口增速下降17.2%，进口增速下降23.3%。但是，从图1仍可见，2003-2009年美中ATP贸易的增长速度仍高于同期美中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是美中贸易中增长相对较快的一类。
图1 2003-2009年美中ATP贸易增长速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U.S.Census Bureau,Foreign Trade Division相关资料计算整理。
(3)贸易差额日益拉大
2002-2009年，美国在与中国的ATP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且差额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见表3），2009年，美中ATP贸易逆差扩大到724.9亿美元。同时，美中ATP贸易差额在美中货物贸易差额中所占比重由2002年的11%上升到了2009年的32%。由此可见，美中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在不断加大。
2.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传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是由Grubel和Lloyd(1975)提出的，他们将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IIT)定义为贸易总额减去产业间贸易额，如下所示：
产业内贸易指数越接近于100，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当出口额等于进口额时，表示该产业完全属于产业内贸易。反之，若X＞＞M或M＜＜X，即存在较大的进出口差额时，表示甚少有产业内贸易存在，并且，产业内贸易指数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同时，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表明水平型国际分工的程度越高。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将产业内贸易指数值区分为四个阶段，见表4。
根据公式(21)计算出2009年美国与部分国家各类高技术产品的Aquino指数（见表5）。
通过表5可见，2009年，中国与美国在各类高技术产品中均不存在明显的产业内贸易关系，而美国与其他5国都存在着产业内贸易水平很高的行业。在表5中与美国的Aquino指数超过50的高技术产品日本有6类，加拿大有9类，韩国有1类，墨西哥有4类，印度有7类。其中，与美国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的是加拿大，加拿大是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最宽松的国家之一，其在包括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子、电子、柔性制造、武器及核技术在内的7类高技术产品中与美国的Aquino指数超过75，即代表着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和高水平分工。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与美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额只及美中高技术产品贸易额的5%，但其与美国的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却远高于中国。印度与美国在7类产品中存在明显的产业内贸易关系，以生物技术、光电子、信息与通讯、电子最为典型，产业内贸易指数超过75。这样的计算结果，既与传统的贸易理论相悖，亦明显地反映出美国在高技术领域出口中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
四、结论及思考
目前中美高技术产品的贸易水平并不是双方应有的水平，即双方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潜能得以完全释放下的真实水平。这是由于美国始终对中国怀有“戒心”，因此一直限制涉及安全问题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2007年更是将中国单列，专门增加了包括纤维材料、数字机床、部分集成电路设备在内的47个出口管制项目。这样一来，对中国来说，在高技术产品进口中出现了“愿买者无可买”的现象，这不仅扩大了美对华贸易逆差，也导致了两国之间贸易摩擦的频发。
就美国方面而言，美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持续逆差不利于双边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和技术的扩散，极大地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严格的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转从他国进口。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但自美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如果仍按2001年的进口比例推算，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至少损失330亿美元。据测算，到2020年中国仅在集成电路、机床和民用航天领域的进口需求就高达6000多亿美元，但其中恰恰有大量产品受限于美国出口管制。在美国优势产品出口受限的情况下，中美贸易差额不是双方竞争力的真实反映，依此调整两国经贸政策只能造成更大的扭曲。同时，上述研究还表明，在美中巨额贸易逆差中美中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已呈“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态势，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日渐加深。换角度而言，若美国能够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应可成为缓解其对华贸易逆差的捷径，亦有助于推进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良性发展。
就中国方面而言，根据前述的理论模型，作为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和“蛙跳效应”，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在美国对华高科技领域出口层层设限，并且短期内不会明显改观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另寻其他技术合作伙伴来满足经济发展的技术需要。同时，加大从其他渠道的高技术产品进口，也能缓解我国经常项目下长期持续顺差带来的诸多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中国之所以存在持续的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除了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主要原因，还由于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不断扩大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可是，在高技术产业分工中，美国和中国仍然分居高端和低端，中国主要从事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加工装配，高新技术的研发、采购和销售等核心环节仍由美国掌握。并且，由于我国在高技术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所以缺乏自主创新、具有品牌竞争力的产品，最终导致我国的高技术产品盈利能力较差。因此，既要看到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迅速发展的积极方面，继续扩大利用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也要清醒地认识我国在高技术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不断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自主品牌，以增强高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