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与民初办报热潮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鸳鸯蝴蝶派论文,民初论文,热潮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史上颇遭非议的一个流派，历来被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所忽视。过去编写的若干《现代文学史》，实际上都是革命文学史；对革命文学以外的不同的思想倾向、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和社团，缺少必要的论述和分析。对于鸳鸯蝴蝶派这样一个活动时间很长、拥有众多作家作品的流派的考查，已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不能回避的“话题”。本文拟从它与民初办报热潮关系的角度作出分析，以期揭示其独特的“个性”。
众所周知，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必有其社会根源。而鸳鸯蝴蝶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其它文学现象所不同的，则是它与近代报刊息息相关的命运。鸦片战争前，中国仍处于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因循守旧，闭关锁国。民族工商业极不发达，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很少，还没有大量出版商业报刊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条件下，不仅官办的《邸报》，就是民间报房的《京报》也得不到发展，长期处于传抄谕旨、奏折等官文书的状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欧美则迅猛发展，英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后，自18世纪60年代起，又开始了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工业革命，生产力极大提高，科学文化日益发达。报刊也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信息传播媒介和舆论工具。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商船和军舰，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接踵而至，带来了商品、鸦片和圣经，也带来了内容与形式都比中国古代报纸先进的新型的近代报刊。
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使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彻底崩溃，也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为鸳鸯蝴蝶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必需的社会条件。
武昌起义的胜利，给新闻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与民初蓬勃兴起的民主共和政治相适应，掀起了一场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创办报刊热潮。“那时正值国家鼎革之际，社会一切都呈着逢勃的新气象。尤其是文化领域中，随时随地萌生新思想，即定期刊物，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版。因为在那时候，举办一种刊物，非常容易，一、不须登记；二、纸张印刷价廉；三、邮递利便，全国畅通；四、征稿不难，酬报菲薄；真可以说是出版界之黄金时代。”（注：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 《万象》1944年9月第4年第3期。）中华民国诞生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起草和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使民众政治热情倍增，打破了自秦汉以来言论禁忌、文字兴狱，绝不允许妄议朝政和评说政治的禁锢，纷纷创办政治、文化报刊，宣传各种思想和主义，探讨时政，发表评论，社会上民主自由空气高涨，报界言论自由观念日益加深，使报刊这种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走在了经济基础的前面，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新颖的思想性和丰富的知识性，成为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起到了利国利民的作用。
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多里，全国仅报纸就由10年前的100 多种，陡增至500家，期刊达700余种，仅报纸的总销量就达4000万份。这些新创办的报刊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种类繁多，内容博杂，分属不同的党派、团体，大体有这样几类：“一是新建立的各级政权机关的机关报”（注：姚琦《民初创办报刊热潮评析》，《社会科学研究》96年第6期。）， 主要报道各地举行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情况，宣传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的思想；“二是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各党派政党报刊”（注：姚琦《民初创办报刊热潮评析》，《社会科学研究》96年第6期。），主要反映各党派的政治倾向和主张； “三是科技、文艺、教育、实业为主的知识性、学术性报刊”（注：姚琦《民初创办报刊热潮评析》，《社会科学研究》96年第6期。）； “四是以妇女问题、宗教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为主的报刊”（注：姚琦《民初创办报刊热潮评析》，《社会科学研究》96年第6期。）。 这一时期的报纸在编辑、印刷上都有很大进步，大部分报纸均辟有文艺副刊，主要刊载小说、戏曲、诗词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随着政权的落入袁世凯政府手中，民初的这股创办报刊热潮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便迅速冷却，但它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革命促进了民初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不仅宣传了民主共和的观念，丰富了国民的政治学识，起到了“开通民智，鼓荡民气”的作用，使科学文化知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也为鸳鸯糊蝶派的产生形成了适宜的政治气候和丰厚的社会土壤。
鸳鸯蝴蝶派形成于清末民初，关于它的源头，鲁迅认为“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的，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注：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 物产最丰饶的长江流域的经济门户。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列强辟为通商口岸，且强行建立租界。自1946年起占地面积逐渐增至六万四千余亩，租界人口激增至数十万，舞厅、烟馆、妓院、赌场等醉生梦死的场所日益兴起，上海迅速取代广州、香港，成为中外贸易的枢纽和全国工商业中心，呈现出空前的、畸形的繁荣。外国人还在租界出版了一大批报刊，使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中心。正是这样的生活条件，吸引了最初的一批“才子”来到上海，这些人深受封建思想熏陶，又多少受了一些西方思潮影响，在浸淫于笙歌檀板，流连于勾栏院曲之余，在清末民初兴办起来的报纸和刊物上大做其“红粉怜才，青娥解意”、“怜卿怜我，同命同心”的小说，对鸳鸯蝴蝶派的雏形起了催化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李伯元于1903年左右办的小报。吴趼人在《李伯元传》中说他“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音，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创办《游戏报》，为我国报界辟一别裁，踵起而效颦者无虑十数家”，于是李“又别为一格，创《繁华报》。”（注：吴沃尧《李伯元传》，《月月小说》1卷3号，1906 年11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其内容不过是“为诽谐嘲骂之文”，“记述倡优起居”而已，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足以倾靡社会，于是冠裳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时髦。”（注：郑逸梅《孤芳集·〈南亭亭长与安垲弟〉》1932年8 月益新书局出版。）这样的报纸，实为后来鸳鸯蝴蝶派的报刊杂志做了足资效仿的方版。
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夕，鸳鸯蝴蝶派文学由发展而趋繁荣。其间鸳鸯蝴蝶派作者主办、编辑的报刊杂志约有113种，还掌握了大报、 小报的副刊不下50种。当其极盛之时，仅上海一地由他们主办的刊物就多达34种以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钝根、周瘦鹃主编的周刊《礼拜六》，创办于1914年6月，到1916年4月，出满100期后停刊。前100期全为小说，不刊杂文，1921年3月复刊，后100期小说杂文兼收并蓄，至1922年2 月停刊。这些报纸、刊物，大量登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并且彼此标榜模仿，互相吹嘘张扬，终于使鸳鸯蝴蝶派在这期间势若狂潮，波及全国，充斥了当时的文坛，先后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和重要支柱。如当时最风行的刊物《民权素》，由会稽人蒋箸超主编，开设民权出版社，刊行《玉梨魂》、《蝶花劫》、《锦囊》、《兰娘哀史》、《孽冤镜》等单行本小说。《小说丛报》的作家大都是民权素执笔的，常熟人徐枕亚任主编三年半，“刊行至二十二期，忽改缩为中本，由吴双热编辑，可是名义上却为徐枕亚吴双热合辑。过了一年，仍由枕亚主持笔政，恢复大本，不久，枕亚和社中东讷、铁冷，闹了意见，旋即辞谢退出，双热重为冯妇”。（注：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先后刊载了蒋箸超的《琵琶泪》，李定夷的《潘郎怨》，吴双热的《燕语》和《断肠花》等。《小说大观》为季刊，每季发行一集，每集所登小说，“均首尾完全，虽篇幅很长至一二十万言的，也只把它分为上下卷，两期登完。”（注：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因而被推为“杂志中最伟大最充实的”。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既为编辑，又亲力写作。《民权报》由戴天仇主笔、吴双热编辑，因登载徐枕亚的《玉梨魂》，“报之销数为之激增”（注：郑逸梅《报纸刊载长篇小说之创始》，《淞云闲话》，上海日新出版社1947年6月出版。），“而双热之孽冤镜。 与玉梨魂间日登载”（注：郑逸梅《踔厉风发之民权报》，《淞云闲话》。）。又“特刊吴双热之哀情小说兰娘哀史。深为读者所欢迎。”（注：郑逸梅《踔厉风发之民权报》，《淞云闲话》。）这种方式首开报纸刊载长篇小说之风，“常留余地。乃有后缘。日阅一页。恰到好处。此中玩索。自有趣味。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惟因去路之不明。乃觉来境之可快。若得一书。而终日伏案。手不停披。目无旁瞬。不数时已终卷。图穷而匕首见。大嚼之后。觉其无味。置诸高阁。不复重拈。此煞风景之伧父耳。非能得小说中之三味者也。报纸刊载长篇小说之妙旨。尽于数语者矣。”（注：郑逸梅《报纸刊载长篇小说之创始》，《淞云闲话》。）
对鸳鸯蝴蝶派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早期代表作家蒋箸超、包天笑、陈蝶仙、徐枕亚、周瘦鹃、范烟桥、刘铁冷、许指严等人，在步入文坛之前及稍后一段时间，都曾是南社成员。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记述，辛亥革命前后，他们纷纷来到上海，各种报刊大都由南社成员担任主笔：《时报》为包天笑，《申报》为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太平洋报》为胡朴安、胡寄尘等，《民权报》为牛霹生、刘铁冷、徐天啸、徐枕亚等，《民国日报》为闻野鹤、成舍我等。“其它各种杂志，也大都是南社社友的地盘，成为南社的一统天下”（注：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七襄》主编为姚鹓雏、陈倦鹤，《春声》为姚鹓。文坛上这种特殊现象，对鸳鸯蝴蝶派的兴盛，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翻开鸳鸯蝴蝶派的报纸刊物，虽然可以看到不同倾向的作家与作品，但在总的倾向上，主要反映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社会中缺少改革现状的要求和反抗精神的小市民的生活和感情，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小市民的落后意识和消极思想。因此，鸳鸯蝴蝶派的衰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大大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远离了时代，远离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