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科夫：走出改革理论的五大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科夫论文,误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保加利亚著名经济学家扬科夫教授最近撰文指出，东欧国家的自由化改革，给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伤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理论上陷入了五个误区。这些理论是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机构制造出来的。在这些神话般的理论背后，真正的得益者是跨国公司、买办资本以及新兴的政治权贵。
第一个神话：过渡越彻底社会代价就越小
那些极端自由主义者曾经向人们许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进行得越彻底，持续的时间越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小。东欧国家会在几个月或者最多一年的时间内，一步跨入“西方市场经济的天堂”。
然而，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诺言并未兑现。东欧国家的“休克期”已满5年，而结束休克的那一天仍然遥遥无期。以保加利亚为例，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50%，失业率保持在16—20%，贫困率更是高达85—90%。可以说，这是保加利亚面临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可是令人不解是的，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这个灾难是由我们的经济改革战略造成的。新闻媒体据说很自由，可就是不向人们报道关于东南亚和中国的改革经验（它们在市场化改革之初，就非常注重确保生产的持续增长和收入的不断增加），甚至就连捷克、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作法也很少提及（这三个国家正在竭尽全力将改革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第二个神话：付出代价后会很快得到补偿
自由化改革开始的时候，那些理论家们要人们接受这样的观念：为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大家有必要暂时忍受一下实际收入的迅速下降和社会安全体系的崩溃。然而不多久，人们就已清楚地看到，自由化改革的社会代价，不仅仅包括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且使得国民经济陷入了全面瘫痪。
根据维也纳比较经济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即使象捷克这样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4—5%的情况较好东欧国家，今年也只能恢复到1989年时的生活水平，要到2000年才有可能达到希腊和葡萄牙的生活水平。保加利亚大约需要10年左右时间才能恢复到与1989年相当的生活水平，而赶上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则需要30-40年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社会代价，其意义究竟何在？显然，新自由主义理论在竭力回避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它给东欧国家带来的只有经济瘫痪和社会污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休克疗法”，需要具备一系列宏观经济条件：放弃国家对生产的调节功能、完全放开内贸和外贸、废除原有的财政制度和信贷制度、取消农业合作社和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等等。然而正是这一切，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
第三个神话：国家要兴旺匹夫皆有责
主张自由化改革的学者们反复地强调：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在同样地承担着社会痛苦，这是一种社会责任。然而他们掩盖了一个事实：社会上极小一部分人已成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受益者，而同时绝大多数人则在作出巨大的牺牲。
那些新自由主义者难以逃避的根本问题是：在这种自由过渡中究竟有哪些人受益，又有哪些人受害？谁在为自由过渡付出代价，他们又在为了什么人而付出这样的代价？
假如这样做的结果真的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人们会认为那些有能力、有才智、为提高生产力而付出艰辛劳动的人发财致富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当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0%的时候，一小部分人居然能够在没有付出相应劳动的情况下在一夜之间暴发成为百万富翁，这一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无法解释的现象。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东欧国家的自由过渡是以社会上正在不断陷入贫困的绝大多数人作出巨大牺牲为代价的，他们是为正在不断继续走向富贵的少数投机者做这种牺牲的。后者主要通过在金融和贸易等领域从事投机活动而发财致富和损人利己。拉丁美洲的作法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翻版就是戏剧性地将社会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
第四个神话：实行私有化社会可均富
自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并以此作为社会进步的基石。然而实际上，这种自由思潮自战后在西欧兴起后，从一开始就对“中产阶级”发展极其不利。
我们在东欧推行自由化改革的那些国家里可以看到，通货膨胀严重、国家货币贬值、国民经济下降、绝大多数居民收入锐减、失业人数猛增、数百万退休人员被推入赤贫的地狱。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典型的拉丁美洲式社会模式：国家财经大权由金融寡头控制，外国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物价水平和利息水平都很高，富裕的“中产阶级”人数有限，广大平民老百姓饱受贫困煎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也不可能增加使国家经济振兴的希望。
第五个神话：产权一变更企业就活了
在西方国家，私有化的对象主要是那些经营不善和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并希望能通过财产所有权性质的改变来促使它成为盈利企业。但是，现在的东欧国家却是反其道而行之。那些主张自由化改革的理论家们认为私有化是无条件的，从而对它不加任何限制。在具体作法上，更是错误地将那些经济效益好的盈利企业作为私有化的首选对象。
在企业产权改革问题上，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即私有化是通过新的投资将亏损企业转变为盈利企业的。私有化本身并不是经济改革的目的，更不能成为带有残酷掠夺性质的致富手段。所以，东欧国家现在推行的对盈利企业进行私有化的作法，是毫无意义的。
扬科夫博士强调指出，在上述那些神话般的理论背后，人们不难发现这是那些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护的跨国公司、与外国资本有密切关系的本国寄生性买办资本以及新兴的政治权贵们的利益在起作用的直接结果。这些跨国性经济单位和本国寄生性新贵阶层一起，与私有资本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财经实体和利益集团。但是，所有主张自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家都不应该忘记，社会的贫困不但违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是与社会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首先得益于它们相当高的社会公平程度。而东欧地区社会悲剧色彩的加深，迟早要引发新的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