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8年9月17日午夜3时，近三个月来一直在赶写《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的胡风，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即使在这一刻，他也没有想到今夕正是中秋之夜。他停笔默想了一会儿，又在书稿的扉叶上，写下了两段题辞：
谁知道哪一方面有较平坦的山坡，可以不用双翼而攀登上去么？
我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
——但丁：《净界》
（以后，《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初版时，胡风又选一幅墨西哥版画《背菜的人》作封面。）
除注明他是写在“上海蚓楼”里，胡风再没有多写一个字。
但在两个多月以后，当胡风即将离开上海去香港，为这几年所写的杂文结成《为了明天》一书写“前记”时，却谈到了这些年他时有“走在无物之阵里面”的感觉，时有要“摆脱出来”、“突围出去”的冲动；但他“毫无怨言”，因为“并没有忘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古训”，如果真没遭到反感与反对，他还会觉得“空虚”〔1〕。 文章谈到了他的“自慰式的信仰”：他甚至感受到那“明天的太阳已经火球一样地，放出万道的彩色光带高高地升到了地平线上面，连这个只能算是‘泥沼’的阴暗的角落都沐着了光照”，而他（及他的若干读者和朋友）正是要在“泥沼”里面“一颠一扑地向这就要成为今天了的明天走去”。他们想：“大海不择细流”，“明天”该是属于自己的吧。——但那“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的意象会不会又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呢？
这一年，胡风的心绪显得格外的焦躁。作为敏感而热情的诗人，他整个的心为日益临近的“明天”所吸引，一股大气磅礴的诗情奔突着，激荡着，几欲冲决而出——直到新中国成立，写出了《时间开始了》一组长诗，才算是得到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泄。而此刻——生活在1948年的现实时空中，胡风却处处感到有一种他所不能把握的无形、有形的力量的纠缠，阻挡着他（及整个民族）通往“明天”之路。这自然只能唤起他的搏战的激情：他决心要“为了明天”而拼一死战，即使血流成湖也在所不惜！——1948年中秋之夜，支配着他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悲壮感。
这一年年初，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们）曾有过一次巨大的欢乐：因为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下册几经曲折而终于出版。胡风早在该书上册出版时即已预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胡风至死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一论断，他坚持说：“即使到55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风烛残年的胡风甚至表示，“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之外就是路翎〔2〕。对于胡风， 路翎以及他的《财主底儿女们》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而是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追求，或者说是他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理解、把握的一种共同实践，从而构成了他自己的文学生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胡风曾这样对他的朋友们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3 〕据路翎回忆，胡风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我赞成他的理论；而他，在遇到我（而我一直在努力从事创作）之后，就找到了创作实践上的依据，我也支持了他。”〔4〕而支持他们（胡风与路翎）共同创造的， 正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路翎在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第一稿（当时尚取名为《财主底儿子》）时，即在给胡风的信中表示支持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的观点，认为“对于“五·四”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肯定，对于民间形式的拜物情绪的批判，这是绝对需要的”〔5〕。 胡风在与路翎讨论《财主底儿女们》等创作时，也多次谈到“‘五·四’以来，左联以来，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文学历经沧桑”，“是到了应该结出更多的果实来的时候了”〔6〕。在胡风看来， 《财主底儿女们》就是这期待已久、终于结出的“果实”；而对于胡风，“五·四”早已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基本“情结”，这样，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引起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就是不难理解的了。而胡风对《财主底儿女们》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及今天应有的发展的一种理解与追求。人们于是注意到胡风强调了《财主底儿女们》彻底的反封建的主题；强调了路翎小说体现的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及路翎“学习世界文学的战斗经验”的自觉性。所着意突出的正是路翎创作所体现的“五·四”新文学对于传统文学所进行的变革，由此产生的文学的新质（特异性）。而在私下的谈话中，胡风则对这部极富创造性的小说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忧虑。据路翎回忆，他最初看到这部作品时，“带着沉重的缓慢，忧愁似的沉默了一下”，一两个月以后，才说道：“这是一场沉重的战争，意识形态的和文学形象的战争。”以后，他又这样解释说：这部小说提出了“美学上的新课题”，“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内容与精神动向问题。对于一般读者以及习惯于比较简单地看事物的人们，会认为是描写复杂了”，甚至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挑战。胡风警告说，我们民族过于“崇尚理智、冷静”，“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描写，会“说你买大饼给老虎吃，扰乱了民族精神”，“人是不可以做特异的行动的”〔7〕。胡风说这番话时， 大概是想起了当年鲁迅笔下的狂人的，但他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也即向传统大胆挑战）的精神得到了历史的传承，而感到欣慰的吧〔8〕。
还应该谈及的是，小说出版的当时——在1948年的中国读书界所引起的反响。1981年《读书》发表了一篇读者来稿，对路翎这位“熟悉的陌生人”致以迟来的“问候”。文章回忆说，1948年的上海，“一部分青年沉溺于‘百乐门’的舞曲，流连在徐讦、无名氏的小说情节，热衷于《晶报》、《罗宾汉》等黄色小报”，但也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不甘沦落，处于“迷茫、烦恼而有所冀求”的饥渴之中，“我们读到了两本书：一部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部就是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我们几乎是怀着圣徒般的虔诚，一下子拜倒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蒋纯祖这两个光辉形象的脚下”。蒋纯祖“以其更加具体、亲切而毫不矫情的音容笑貌，唤醒我们的自觉，使我们引为知已。他那坎坷的道路、痛苦的异化过程、对于庸俗市侩主义的鄙弃和不屈于邪恶势力迫害的正直与坚毅，在那个时候，具有特别的昭示作用，使我们敢于否定自己而求取新的精神的解脱”，我们几十个同学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确定了我们此后一生的新起点”〔9〕。 尽管这是事后的追忆，却也反映了路翎小说在国统区的巨大影响；但对路翎本人，却是祸、福难定：他至少因此而难逃“争夺青年”的罪名。
于是，路翎的小说被批判，就这样因为它的异质性、挑战性，因为它的影响巨大，而在1948年的中国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应该说路翎本人，以及胡风，都是有思想准备的〔10〕。但由权威理论家出面，在《大众文艺丛刊》上的“批判”仍引起了愤怒。胡风当然明白，批判路翎只是一个由头，矛头是对着自己来的，他也因此而感到痛苦：即使有“罪”也应一人承担，为什么总要连累这些很有才华的、急需保护的年轻人呢？他决定自己出面答辩（在此之前，路翎已在《泥土》上以“余林”的笔名写了反驳文章），有些话也可以说得更清楚些，以免发生误会。——他竭力想使自己平和些：他实在不愿意在“明天”即将来临之际，和这些“朋友”论战。但一提起笔，胡风就立刻进入“状态”，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异端”性，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朋友们至今还记得当年那“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浑身冒火的胡风”〔11〕，他说他“时常有一种冲锋的感情”，于是，他的湖北口音很响地在他家楼上滚动了：“冲击……我们是他们的异端，要从这开辟革命文学的道路，从荆棘中踏过去！”〔12〕……正像诗人绿原所说的那样，“那时濒于崩溃而趋于疯狂的国统区，真不啻一座失火的森林：济慈的夜莺和雪莱的云雀早已飞走了，也见不到布莱克的虎和里尔克的豹，只剩下‘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13〕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突围”，而且又是“四面出击”：在第一章“从实际出发”即对抗战十年文艺思想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中，胡风明确指出，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的“含有伟大的革命意义的思想再出发运动”，要求展开全面的思想斗争。这首先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西斯文艺”的斗争，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包括宣扬“忠君爱国的封建道德”、“间谍加色情的堕落趣味”，“利用社会关系的日常生活化这个特点，完全离开了战争，鼓励那些从腐烂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封建的抒情主义”和“有毒的人情主义”，等等。其次是要反对“带着进步的色彩但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文艺现象”，例如“有的对黑暗现实不满，却顾影自怜地摸抚这自己的忧郁；有的讽刺丑恶的社会，但却发出了轻松的笑声”；“最走红的是那些既不脱离战争而又迷人的、在风沙的战场上的桃色新闻”，等等，在胡风看来，这都是“客观上却又客串地替法西斯文艺底政治目的服了务”。其三，必须对“现实主义自己阵营里面的两个坚强的偏向”即“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展开无情的批判，“这个批判正是文艺思想斗争的主要环节”，它们“在本质上”也是“反现实主义”的。如果说胡风这里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概括，在他的一些年轻朋友主持下的刊物上，这种对形形色色的“反现实主义”的“反动”文艺的批判，就进行得如火如荼、 极有声势。 在1946年创刊的《呼吸》里，年轻的编者即已宣告，他们所要进行的是“无情的文化批判”，据说“一个军队是不但要不断地去打击他当面的敌人”，而且要“清算似是而非的参谋部，清算似已而敌的战列部队、战斗人员，清算自己一次，再清算自己一次”；他们并不讳言“偏激”，甚至以此为豪，自认为是一群“定了方向，醉于理想，紧抱集体，热爱智慧与真理底光辉的人；偏激，不过是爱得过分，爱得认真”。他们也正是以这种认真、偏激的态度，猛烈批评了以沙汀《困兽记》为代表的“客观主义”与以臧克家《感情的野马》为代表的“所谓‘革命浪漫主义’”〔14〕。1947年创刊的《泥土》更是展开了全方位的出击，其锋芒所及，计有：被称为“文艺骗子”的沈从文和他的“小喽啰”袁可嘉、郑敏“之流”；被斥为“穿厌了都市底舶来底各种浓装艳服的小市民，换上乡村底土头土脑的装束”的马凡陀（袁水拍）；被看作是“傀儡戏和春宫图的展览”的陈白尘的《升官图》；被视为“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的姚雪垠；以及具有“市侩主义作风”的李健吾、“才子神童”吴祖光等等〔15〕。也许是为了激怒对手，或者为了表示鄙视，每写一文，必着意选用大量粗俗、粗暴的骂语。比较注重理论上的驳难的是创刊于1948年的《蚂蚁小集》，先后发表了《对于大众化的理解》（冰菱即路翎作，2期）、《略论普及与提高》（怀潮，3期）、《论艺术与政治》（怀潮，4期）等文，对《大众文艺丛刊》的文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路翎还以余林的笔名在《泥土》上发表了《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蚂蚁》还载文批评茅盾的《腐蚀》，指其“创作方法的血肉的存在上，却仍然负担着资产阶级没落文学的陈腐的包袱”〔16〕，言词也十分尖锐。《呼吸》、《泥土》、《蚂蚁》的上述文章，都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17〕，一些文艺领导者也著文指责其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表示“断然不能容许把思想斗争引导到无原则的喧骂上去”〔18〕，郭沫若甚至将其打入“托派的文艺”批评，宣布“应予消灭”〔19〕。这又反过来使那些本来就在四处“寻仇”、以“敢于承认我们是他们的敌人”自诩的年轻人〔20〕更加兴奋，也更加激烈。他们尤其不能容忍对方动辄指责自己在“拉宗派”，但人们仍然把一些与胡风有来往的年轻作者在其他报刊上发表批评文章（例如耿庸对唐弢、曰木对巴金的言词激烈的批评）也都看作是“胡风派”所为，这又引发出更为强烈的反应与冲突〔21〕。但“胡风派（小集团）的恶谥却就此而紧紧追随着胡风和他的朋友，直到最后被“一网打尽”。胡风晚年谈到这些争论时，曾以总结经验的口气，谈到年轻人的“过激文字，往往产生了不利于团结的影响”，“这些过激的情绪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1955年，一起拿了出来，就成了激起群众愤怒的材料”〔22〕。
今天人们反观40年代末的这些“混战”，确实会有很多感慨。说“混战”并非否认论战的意义（我们将在下文作详尽讨论），其中确实有许多真知灼见；但人们却注意到当年（1948年）所不可能认识的另一面：论战双方在“势不两立”的同时，存在着也许是更为根本的一致与相通。例如，将“开展无情的思想斗争”作为发展文艺的中心环节的战略选择，把“斗争”绝对化、以至神圣化的概念，将复杂的文艺问题、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问题，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如“人民”与“反人民”，“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直线化思维方式，以及“四面是敌”的“被围”心态〔23〕，对于“论战（批判）”的偏嗜，“八方出击”的迎战冲动，将“矛盾、冲突”的审美化倾向，以至对“战争”语汇（自然地连同着战争思维）、强暴的语言方式的醉心〔24〕，等等，都是惊人的相似，并构成了形成于那个激烈搏斗的战争年代的“革命话语”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论战双方都自命为“革命作家”与“革命者”，这都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之间的论战也就带有极大的“内部”性质，尽管最后的解决方式是“非内部”的。而对胡风来说，这样的以“斗争”为中心的革命话语是“五·四”激进主义话语的一个自然发展，或者说，他所坚持并保卫的“五·四”话语带有浓厚的激进主义色彩，与前述朱自清们的带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的“五·四”话语虽也有相通之处，但差别更是明显的〔25〕。
而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们现在所要自觉捍卫的，正是“五·四”传统。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里即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对于国际文艺传统（高尔基的道路）和中国革命文艺传统（鲁迅的道路）的坚持和号召”〔26〕；路翎在反驳《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时，也是尖锐地指责对方“取消了“五·四”以来的斗争传统”〔27〕。而他们所急于捍卫的“五·四”传统，又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内容的。这首先是“五·四”“反封建”的传统。针对在民族斗争中以民族解放的要求代替与取消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的倾向，胡风强调，“并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现在仅剩下反帝，而是以反帝来规定并保证反封建”，因此，他一再提醒人们要警惕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掩盖着的封建主义的阴魂〔28〕，这警告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而在1948年的这场论争中，“个性解放”的问题也许是更加引人注目的。争论的焦点是，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五·四”所提出的“个性解放”问题还有没有意义与价值？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如果因为资产阶级主张个性解放，就自动放弃了这一口号，那就会导致对实际存在的封建主义的投降；因此他们提出：要“把反封建的任务从资产阶级底手中夺取过来而完成它”，更高地张扬起“人民解放，土地解放，个性解放”的旗帜〔29〕。在他们看来，“群众底存在，个人底觉醒，两者并非宿命地违反的敌对的”，“人必须理解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力量’，从而服从群众的利益，坚定群众的立场”〔30〕；“集体的英雄主义”不仅要“尊重着大众底利益，服从着集体底命令”，更要“保留了自己底能动作用，和必须掌握着自己底战斗性能”〔31〕。胡风和他的朋友并不反对、毋宁说是拥护“战斗的集体主义”的，他们只有一点保留：不能把其理解为个体对群体的无条件地服从与绝对的牺牲。他们敏锐地从这样的要求中嗅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气息。因此，他们提出了要与“无形的封建的中国斗争”的命题〔32〕，并坚持：只有与“封建主义底各种各样的根须肉搏接战”，才能真正通向“明天”〔33〕。——“与无形的封建的中国斗争”的命题是有待展开的；在其现实的历史的充分展现之前，胡风和他的朋友即已敏锐地抓住并提出，这是令人赞叹的，而他们自己却要为这样的“超前”付出代价。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最为注重的自然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胡风有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五·四”“以意识斗争为先锋的社会斗争，那基本的内容就是使人民底创作历史的解放要求从‘自在的’状态进到‘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变成物质的力量”〔34〕。而现在，这样的启蒙传统却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否认“精神的奴役创伤”的存在，将人民（农民）纯化（理想化）的民粹主义倾向。胡风一语道破实质：“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么成其为封建主义呢？”〔35〕他指出，那种“只要‘优美的’人民而不要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的理想，固然纯粹而美好，但“世界上没有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事物，抛弃了阴面，阳面也一定要成为乌有，即所谓‘观念化了的’东西”〔36〕。而将人民抽象化则是危险的：它容易为所谓“人民的代言人”（类似于上帝的代言人）提供机会，将“人民崇拜”变为“人民的代言人崇拜”，在“人民的统治”的名目下实行“代言人专政”。因此，胡风及其友人一再强调，一定要使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能“被动地”等待“人民代言人”来解放〔37〕，这里显然是隐含着某种忧虑的。而当有人试图将“人民”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总要引起胡风们特别强烈的反应。胡风针锋相对地指出，“知识分子也是人民”，而且是“人民底先进”部分〔38〕，他们掌握着体现了历史要求的时代先进思想，不但是新思想的创造者，而且也是传播者。路翎因此而尖锐地指出，“抹杀”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及前锋价值”，也就是在实质上“否认理论”（也即时代先进思想）“以及世界性的先进经验底领导”〔39〕，这就必然影响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们之所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绝不让步，原因大概也正在于此。——直到晚年，胡风与绿原谈起《论现实主义的路》，他还这样说：“我不过是为知识分子多说了几句话。真不知道十多年来为什么要那样轻视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离开‘五·四’精神越来越远”〔40〕。这“不知道为什么”里，又包含了多少历史的辛酸！
正是出于对“五·四”启蒙主义的自觉坚持，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在文艺上也特意强调“五·四”新文艺的“新”质：它与世界进步文艺的联系，由此形成的它的“世界性”；它对传统文学的变革，由此形成的它的“异质性”。在他们看来，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立足点，必须坚持而不容有任何动摇与让步。因此，他们明确地表示反对“文化上的文艺上的农民主义”，他们并不反对文艺以农民为反映与接受对象，但坚持要保持文艺本身的进步性，而不能牵就农民的落后性〔41〕。他们也反对将民间形式（与旧形式）美化（理想化），强调“必须如实地理解民间形式所有的本质，凡是旧有的形式，都是昨日的文化，那是因袭的东西，新的东西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活在那里面，它也或多或少地限制了新生的东西的占领”。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对旧形式的利用，但警告说，如果把“利用”变成“袭用”，“无条件地保留”旧形式，那就等于“无条件投降”，而在他们看来，“有条件的投降也是投降”，都是不能允许的〔42〕。胡风们的这些观点也许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但如果注意到在当时确实存在着将民间形式绝对化的倾向，比如有人在评论绿原的诗歌时，就指责他的诗老百姓“看不懂”，是“走错了路”，似乎“唯有走民歌才是正路”〔43〕；而在以后这一倾向还有近一步的发展，那么，胡风及其朋友的这些意见仍是有预见性的。
今天重读当年的论战文章，仍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胡风和他的年轻伙伴在捍卫“五·四”传统时，所表现出的虎虎生气和锋芒。但也不难发现，在整个论战过程中，他们（特别是胡风本人）始终存在着几个“盲点”，或者说，对论战对方明确发出的一些信号，胡风始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其实，警告早已发出，据胡风自己回忆，在1945年第一次公开批评胡风时，周恩来即已对胡风有两点相告：“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可惜胡风只注意到周对他所提出的“客观主义”一语表示“理解”（其实，这也是胡风自己一厢情愿的解释，是否真是如此也还待考证），而根本不去注意也许是更带实质性的“忠告”〔44〕，胡风这里所犯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对于他几乎是致命的。据楼适夷回忆，邵荃麟曾告诉他，这回香港之所以发起批判，原因是“全国快要解放了，今天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十分重要，可胡风还搞自己一套”〔45〕，可见问题还是“对党的态度”，也即是否服从党的领导；邵荃麟们正是作为党的代表来批评、引导他们的。其实，胡风的朋友中，也有人看到了这一点；据贾植芳先生回忆，他就曾这样提醒过：“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党的文化界本应该配合战争加强与国民党的斗争，现在忽然办了一件好像专门是冲着胡风来的刊物，批判的火力也非常集中，这不会是几个文人的偶然冲动。”〔46〕但胡风却自恃“抗战八年一直跟着共产党走”，深信党始终相信自己，而把香港方面的批判看作是纯粹个别人的宗派主义的情绪，甚至是一种误会。应该说并不是胡风一个人犯过这样的“错误”，正像后来周扬批判胡风时所说，包括胡风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抽象地看党”〔47〕，不知道拥护党必须具体落实到尊重与服从党员个人，党的领导权威是建立在层层党组织党员个人权威基础之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恐怕要到“反右”之后，才普遍认识到这一点，但付出的“学费”却太多、太重了。
对另一个警告的漠视，胡风也许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据何其芳说，早在1945年第一次批判胡风时，批判者即已断定，胡风问题的要害是“对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48〕。而这次《大众文艺丛刊》发动的批判，一开始即旗帜鲜明地亮出“底牌”：“他们（按：即批判者所说的“主观论者”，又称“胡风小集团”）处处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者自居”，实际上是在“曲解”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因此，“我们不能不予以纠正”〔49〕。这就挑明了这场论战的实质，是要争夺对“革命话语”的最高形态“毛泽东话语”的权威解释权。而在胡风看来，批判者只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是“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者自居”，因为这是他的信仰所在；至于说到“曲解”，那这一说法本身即是一种“曲解”，不仅是对他本人，更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曲解”。胡风深信，他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至毛泽东本人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血肉般的联系，这是神圣的，不容曲解与亵渎的。那是铭刻在胡风心灵深处的永恒的记忆：1940年，正在编辑《七月》的胡风收到了一位署名“大漠”的读者寄来的一份毛泽东在陕北公大所作的关于鲁迅的演讲记录稿。正是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把鲁迅与孔子并列，赞其为“现代中国圣人”，并将“鲁迅精神”概括为“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毛泽东的评价给胡风以巨大的心灵的震撼；他后来对别人说：“想不到毛主席对鲁迅有这样恳切的同志感情和这样高的评价”，“我喜出望外，解除了多年以来心头的重压，极其高兴地发表了”〔50〕。这就是载于《七月》第10期的《毛泽东论鲁迅》一文，文章第一次在国统区报刊上公开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对鲁迅的评价，这对增进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一直把继承与发展鲁迅的事业视为责任与生命，并因此而不断承受各种压力的胡风，更是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一种知己感。这种“知己感”也许还有着更深刻的内容：胡风与毛泽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相通的，如前文所述，胡风对“斗争哲学”的信奉，那永不安宁的灵魂，内在的“迎战”冲动，对战争思维、语言的迷恋，等等，也都是属于毛泽东的。甚至胡风一再提及的他年轻时的诗句：“我从田间来”，也容易使人联想起毛泽东与土地、农民的深刻联系。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胡风在《时间开始了》那一组长诗里，高声歌唱毛泽东是“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51〕时，他是唱出了自己的心声的。而在文艺思想上，胡风也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充分肯定（而在此之前，包括瞿秋白在内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把“五·四”视为“资产阶级文艺运动”而予以严厉批评的），明确以“鲁迅的方向”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尽管他不同意不考虑具体时、空条件，机械搬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尽管他在个别问题上与《讲话》可能有不同看法，他也认为这是同志之间的正常分歧；就总体而言，胡风无疑是赞同毛泽东的《讲话》，并努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加以阐发的。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以“从实际出发”开题，这本身即是表明，他是在响应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原则：“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在他看来，他的批判者正是违背了毛泽东的“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从而在根本上背离毛泽东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在这样的“捍卫”心态下，胡风对说他“曲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责，置之不理，甚至不屑一顾，是可以想见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看似奇特、却发人深思的现象：论战双方——不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的胡风（及其朋友），都不无真诚地相信并坚持自己是在“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路线，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作出了不同的阐释，而都以已方为“正确”，指对方为“曲解”。问题是谁的阐释更符合毛泽东的本意？我们不妨看一个实例。“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毛泽东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论战双方自然都表示支持，但却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胡风强调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来自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两重人格”，即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但同时又有“游离性”的一面，“这种游离性使得他们底思想立场停留在概念里面或飘浮在现实表面”，因此，必须通过“和人民底内容深刻地结合，把握它，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使思想要求（按：也即前述知识分子的“革命性”要求）经过人民性底内容的考验以后，成为更是人民底也更是自己的东西，使思想要求和人民底内容对立而又统一地形成血肉的‘感性的活动’”〔52〕。显然，在胡风的理解里，知识分子的“改造”既要从人民中吸取，又要保持、发展“自己”，即使是“人民底内容”也最终要变成“自己的东西（感性活动）”。因此，“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入人民，同时又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没”〔53〕。而《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者对“改造”的理解就要明快得多；邵荃麟在《论主观》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一种意识上的阶级斗争”，“小产阶级意识必须向无产阶级‘无条件的’投降”，“摧毁其原来阶级的思想感情，进而取得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它不是对等的斗争，而是从一个阶级走向一个阶级的过程”〔54〕。经过这几十年的“改造”实践，今天我们来看当年的这两种阐释，大概无须论证，即可断定：符合（或接近）毛泽东本意的，是批判者（邵荃麟们），而绝非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这就意味着，胡风们当年所批判（反对）的不仅仅是几个批判者，而是批判者所基本正确把握了的毛泽东的思想与路线。在这一点上，当年的批判者是不幸而言中了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实质上是在与毛泽东本人“对抗”。但他们却少说了一点：这种“对抗”不仅是不自觉的，而且对抗者在主观上还是真诚地要拥护（甚至捍卫）毛泽东的。这种从“支持（拥护）”出发的“对抗”，不仅充分显示了本书所要着重讨论的“共和国文化”的复杂性，而且本身即具有极大的悲剧性。胡风（及其友人）就这样在违背自己主观意愿的情况下，以这么一种特殊的方式（心态，语言，等等），扮演了一个公开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相对抗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而且，也同样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由于胡风本人的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对周围的年轻人所形成的凝聚力，使得他们的这种对抗，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王实味、萧军等人，多少具有了某种“集团”的性质，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危险性。这就导致了最后的结局：由毛泽东本人，以那样一种方式来“解决”胡风问题。当胡风和他的年轻友人终于发现自己是在与谁对抗时（恐怕有的人至死也没能正视这一点），一切都已经晚了。
但1948年仍在胡风和他的年轻的朋友中留下了几乎是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这年10月，胡风夫妇和路翎夫妇曾专程到杭州，与聚集在方然主持的安徽中学的冀汸、罗洛、朱怀谷等人一起畅游西湖。随后赶到的，还有刚刚出狱的贾植芳和他的夫人。他们在苏堤、白堤上散步，在三潭印月饮茶。岳王坟、秋瑾墓、灵隐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灵隐寺的大佛像前，他们曾合影留念。照片上一个个是那样的英俊，年轻，洒脱……
注释：
〔1〕《为了明天·前记》，收《胡风杂文集》，三联书店1987 年版，282—283页，285—286页。
〔2〕〔11〕牛汉：《重逢》，收《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26页，627页。
〔3〕李离：《五十年代初期的胡风》，收《我与胡风》803页。
〔4〕、〔6〕、〔7〕、〔12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与导师——我与胡风》，收《我和胡风》，481页，483页、482页，478 —480页，481页，492—493页。
〔5〕《致胡风》（1941年2月27日），收《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9页。在这封信里， 路翎还谈到了一个问题：“中国底民族战争是资产阶级的，它的本质是不是正在改变或是将要改变呢？在这一变质过程里，是不是对“五·四”传统底蜕变呢？（这就是：在民族战争这一范围内的变化，它底变质是否将突破民族战争这一形态？）。”
〔8〕路翎小说的“异质性”与“挑战性”是十分突出的。 在胡风与路翎的谈话与通信中，还谈到这样一些问题：“文句上的毛病，那起源是由于对熟悉的字句的暧昧的反感：常常觉得它们不适合国情”（《胡风路翎文学书简68页）；“叙述底摒弃等等，则生根于近来的某些倾向里：以为要尊重读者底想象力，以为作者不需多说话，以为作者要宽大，使读者自己去明白那些未显露的内容，等等。现在想了一想，觉得这也是偏颇的；精神深邃高远的人当不会意识这些问题”（同上，68—69页），等等。
〔9〕野艾：《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向路翎致敬》， 原载《读书》1981年2期，收《路翎研究资料》，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144页。
〔10〕路翎多次对胡风谈到他与“别人”的不同，认为他的写法，“教条家不会愿意这样的——我准备挨打”，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62页。
〔13〕、〔40〕绿原：《胡风和我》，收《我与胡风》，518 页，536页。
〔14〕《本期小结》，载《呼吸》创刊号。
〔15〕参看初犊：《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泥土》3辑），吉文：《马凡陀山歌》（《泥土》4辑），杜吉仇：《堕落的戏， 堕落的人》（《泥土》4辑）， 阿垅：《从‘飞蝶’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泥土》4辑）。
〔16〕嘉木：《评茅盾的〈腐蚀〉兼论其创作道路》，载《蚂蚁小集》5辑。
〔17〕《泥土》第5辑的《编后记》里谈到4辑的批判文章发表后引起的种种反响：“首先是马彦祥主编的《新民报》的“天桥”上，一连登了五六天骂街的文字，编者还跳了出来，说那两位作者心理变态，完全不懂戏剧。……旋即就看到了臧克家主编的《诗创造》里面的‘怀着伤蔑的暗箭’的《后记》，不久就有了陈白尘劝《泥土》改请叶青题字的建议，同时著名的吹捧批评家许杰便大叫‘批评的混乱’。那位惯于依老卖老的才子、流氓、玄学家三位一体的无条件反映论者，还下结论说《泥土》是托派刊物。”
〔18〕、〔49〕、〔53〕、〔54〕邵荃麟：《论主观问题》，收《荃麟评论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08页，207—208页，231页，229页。
〔19〕郭沫若：《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收《迎接新中国》，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编（内部发行），10页。
〔20〕《蚂蚁小集之一·许多都城震动了》，《前记》。
〔21〕据说耿庸等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郭沫若写了《想起了吹樱桃树的故事》企图平息冲突，另一位与胡风有联系的青年冀汸又写信给郭沫若“轰他一通”，引起了郭沫若极大不快。参看耿庸：《枝蔓丛丛的回忆》，收《我与胡风》，599页。
〔22〕、〔44〕《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392页，337页。
〔23〕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论断：“‘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长期处于被“围剿”的状态，使中国的革命者很容易产生一种“被围”心态。
〔24〕据路翎回忆，胡风曾指着他家门口的平原说：“这门前的平原有点像战场。现在民主意识深一步进一步地前进，但还没形成很大的阵势。我常盼望现实主义的文学在中国发生作用，参加这场斗争，希望在对国民党文艺和各种黄色灰色书刊已形成的一定的阵势之外，再形成扩大深入的阵势。”收《我与胡风》，486页。
〔25〕有趣的是，《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者一面批评胡风和他的朋友四面出击，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扩大，但他们自己又步胡风们的后尘，继续批判沈从文、臧克家、姚雪垠等人。
〔26〕、〔28〕、〔33〕、〔34〕、〔35〕、〔36〕、〔38〕、〔52〕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285页，273页，283页，292页，361页，349页，349页，353页，322页，324页。
〔27〕、〔32〕、〔39〕余林（路翎）：《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泥土》6辑（1948年7月）。
〔29〕、〔30〕怀潮：《论艺术与政治》，载《蚂蚁小集》4辑。
〔31〕、〔37〕阿垅：《〈预言〉片论》，收《人·诗·现实》，三联书店1986年版，277页，286—287页。
〔41〕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收《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254页。
〔42〕怀潮：《略论普及与提高》，载《蚂蚁小集》3辑。
〔43〕《内战窒息了新文学的发展，回顾歉收的一年间——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收《绿原研究资料》，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86页。参看洁泯：《为人民的方向》，收同书，174页。
〔45〕楼适夷：《记胡风》，收《我与胡风》，7—8页。
〔46〕贾植芳：《在复杂的世界里》，《新文学史料》1992年1期。
〔47〕、〔50〕转引自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283页，159—160页。
〔48〕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
〔51〕《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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