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价值工程理论与实践的回顾和影响降低的深层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我国论文,工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价值工程的理论与实践
1.价值工程的基本概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8223—87《价值工程基本术语和一般工作程序》的定义，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 ）是“通过各相关领域的协作，对所研究对象的功能与费用进行系统分析，不断创新，旨在提高所研究对象价值的思想方法和管理技术。”价值工程的目的，就是以“对象的最低寿命周期成本，可靠地实现使用者所需功能，以获取最佳的综合效益。”
2.价值工程的产生和发展回顾
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和方法论，价值工程目前被普遍写进各种管理学教材和岗位技能培训材料中，作为一门实用的管理技术，几十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国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被推广和采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基于知识的创新观及由创新观念引致的企业价值观和价值实现主导着人们的理性思维。然而，价值工程从诞生的开始就坚持价值导向，坚持创新的运作机制，可以说，早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前，价值工程就以其鲜明的价值观、创新观熏陶和影响着人们的管理思维和管理实践活动。
价值工程问世于上世纪40年代，最早由美国工程师L.D.Miles 在管理实践中创立了一种能以最小消耗提供最有效功能、使产品获得最高价值的思想和分析技术，并发表“价值分析（Value Analysis,VA）”加以系统总结。美国国防部采用后，命名为价值工程。Miles 也因此被认为是价值工程之父。
Miles在其专著Techniques of Value Analysis and Engineering中指出：“一个自由企业在全面竞争中的长期成功在于不断向顾客出售最佳价值，以唤起预期的价格，换言之，‘竞争’决定了一个企业必须采取‘价值令人满意的’的方针，以达到产品或服务富有竞争能力的结果，这种最佳价值由两个条件所决定：功能和成本”。“人们多年来已经认识到：一项合格的产品，一定要符合顾客的需要和愿望，达到顾客满意的程度，也就是说，该产品一定要有‘功能特性’。”“近年来，人们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生产成本一定要既能使顾客按其满意的价格购买产品，又要在取得成本与产品成本之间保留足够多的差额，以确保企业持续而健康地发展，保持适当功能，而又保持适当成本，便引出了‘价值的概念’。”在引申出价值概念之后，他继续论述到：“如果一项产品或服务有恰当的功能和成本，则一般认为有良好的价值，反之，就认为没有良好的价值。几乎可以确切地说，价值或由于增加功能、或由于降低成本而增加。”他清楚地认识到“最大的价值可能永远不会得到”，但是，“任何产品的价值等级，都依靠人们所识别、研究、利用的每一适用方案、工艺、材料的效果和解决问题的系统所具有的效果而定。”“价值分析方法可以帮助一个企业的所有部门——设计、制造、采购、销售和管理部门，在以更低成本满足顾客需求方面，得出他们具体问题的更佳方案，当其用于重要决策时，一般可以发现15％—20％或更多的不必要成本，而丝毫不降低顾客方面的价值。”［1］上述的论述清楚地勾勒出了价值分析思想，这一思想应用于管理实践就是价值工程，也有的称为价值管理（Value Management,VM）。或称VA／VE／VM为“三价”。
由于价值工程思想的新颖性和技术实用性，引起美国当局重视，美国政府的各项采购中，多明确附有价值工程条款，尤其是新产品、新技术，更加明确规定要实施价值工程。随后的20年间，价值工程在美国各行各业迅速普及，经济、社会效益巨大。1959年全美价值工程师协会（SAVE），成立。美国有近30所大学开设价值工程课程［2］。
价值工程同时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尤其是日本和北美、 欧洲， 1957年传入日本后，迅速开花结果，并从此长盛不衰了近半世纪，由于价值工程成为日本许多企业各级管理和工程人员的必备知识和技能，也由于日本企业独特的崇尚质量的产业经济环境和开阔的市场价值视野，使日本企业整体上对价值工程的领悟和实践达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和水平。
目前除美国、日本成立有全国性价值工程组织外（日本为SJVE），其它近20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全国性组织，行业组织、区域组织数目更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制定的价值工程标准、规范。1992年，“价值工程协会世界联盟（WFVS）”成立，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该联盟的任务是将在全球致力于推广价值工程现代技术、培训、研究和标准制定。
据美国杂志Purchasing统计，每1美元花费换来的收益比为1∶30—1∶70，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平均收益稳定在1∶25—1∶30 之间［3］。价值工程的持久实践，不但为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公司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他们赢得商机，抢占世界市场打下基础；同时，更重要的是价值工程的价值观、创新观深深地影响着这些公司的哲学理念和发展宗旨，直到迎接今天以创新为根本的知识经济的到来，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二、我国价值工程实践的沿革：高潮和低潮
1.我国价值工程实践的沿革
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价值工程由日本传入中国，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夕，长期的自我封闭造成对新管理思想的渴求，人们思维逐步开放，尤其是国有企业要从原来完全的计划经济运营体制中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价值工程迎合了需求，并迅速在教育界、理论界和一些行业得到认同、传播和应用。1948年国家经委倡议推行的18种管理方法（当时叫管理18法）中，价值工程名列其中。1987年价值工程标准颁布，这是中国第一个企业管理范畴的国家标准。
可以说，上世纪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研究、推广运用价值工程的高潮时期，那时，中国的机械、采矿、冶金、轻工、纺织、机电、造纸、建筑、兵器等行业都推广价值工程，“从老产品改造到新产品开发、从生产技术到经营管理、从商品生产到工程项目，都获得了卓有成效的应用”［4］。 尤其以机械行业中的国有骨干企业如一重、二重集团等为代表。
为推广应用价值工程，当时各中央部委、地方行业主管单位的推广通知没少发；各种经验成果报告会没少开；各种价值工程推广组织没少成立；有关价值工程的各种培训、实施、评定、奖励办法、实施细则也没少制定；各级领导的话也没少讲。所有这些，都有力推进了价值工程在中国的普及运用。当时上海、天津、北京、辽宁、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广东等地是推广运用价值工程比较密集和显著的地区［5］。
江苏省1985年—1989年期间完成价值工程项目270项， 直接经济效益4亿多元；山东省1985年—1989年期间完成价值工程项目88项， 直接经济效益0.8亿多元；上海市1980年—1990年的10年间， 完成价值工程项目580项，直接经济效益2.5亿多元；天津市1986年—1992年期间完成价值工程项目711项，直接经济效益4.24亿多元［6］；二重集团1985年—1999年期间完成价值工程项目196项，直接经济效益0.5亿多元［7 ］。这只是这期间的部分公开统计，根据对一重等9家国有企业的调研， 如果全国40万余企业按这9家企业平均节约额的1％计算，则年节约数将达30亿元以上［8］。
中国在推广价值工程运用方面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差异较大，有人统计了1991年—1995年期间在价值工程权威杂志《价值工程》上公开发表的应用成果情况，其中工业成果占80.6％，建筑4.0％， 农业3.4％，其它11.7％，第三产业很少。而工业行业总类中， 又以普通和专用机械设备制造业比重最大，占34.3％。从地域分布看，华东地区占31.1％，其次分别是华北、中南、东北，依次为26.1％、17.7％、 15.8％［9］。
在价值工程研究方面，中国高校价值工程研究会一直是一支重要力量，自1987年成立以来，几乎每年坚持召开一次年会，研讨价值工程理论和技术。并积极撰写、编著各种价值工程教材、专著，目前将近百种。1998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首届价值工程代表会议”，并成立了中国价值工程协会筹委会。1999年8月，由浙江大学承办， 召开了首次“价值工程与企业技术创新国际会议”。此外，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国际交流，经常参加SAVE、SJVE等主办的会议和活动。
2.目前价值工程运用的低潮现象
价值工程从引入中国到现在，已有20年的历程，这期间有过高潮和辉煌，上面的沿革也反映了这一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价值工程活动目前正处于一种高潮过后的低潮时期，或称之为相对寂静时期。这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企业价值工程活动的总量在降低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价值工程在中国的普及推广可以说是十分热烈，从抓培训、抓制度、抓宣传到各种价值工程小组的建设、价值工程活动的开展、评比，都曾经是有声有色，价值工程成果层出不穷。而且各省各地都有，80年代仅上海一市参与活动的人员就达10万人（注：2000年全国高校价值工程研讨会上上海价值工程协会代会长赵世荣先生在发言中对往日上海开展该项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对目前的回落表示一种无奈和痛心。）。然而现在此景已不复。这些年，富有成效的价值工程成果数量在减少，如原先的三个直辖市，尤其是上海，公布的成果数明显降低，而这三个地区又是公认的中国开展价值工程较早和较好的地区［10］。不光是这些较早和较好的地区的活动在减少，“近些年来，全国各地价值工程活动出现参差不齐的态势，……不少国有企业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价值工程活动出现停滞、下滑”［11］。
（2）企业对价值工程活动的重要性认识降低， 活动的重要程度下降
价值工程活动已不是企业往常那样是必备的项目，有关的相关规定已得不到有效执行，活动小组减少了，价值工程已不是企业的日常培训的内容，其应用水平在下降，由原来的有组织有计划向零散和自发方面变动。许多单位的职工包括总经理等决策领导层在内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价值工程。一项在中国建筑业中的调研表明，设计人员对价值工程完全不了解、了解一些、了解很多分别占25％、75％、0％， 施工人员为35％、59％、6％。对于价值工程的应用，只有24 ％认为他们曾经在工作中用过，而且大多数人认为对价值工程的应用是处于一种零散状态，系统持久使用的很少［12］。调查表明，目前中国建筑业内的价值工程运用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基本是零散和自发的。调查的范围尽管是建筑业，但建筑业在中国是除机械行业之外应用价值工程比率最大的行业，因而有一定的代表性。
（3）政府和企业主管对价值工程的支持有所降低
尽管价值工程界认为“有人认为目前从政府到企业对价值工程‘失去了兴趣’，不那么热情支持了的看法是一种片面的观点”，而且“我们还应当继续以主动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领导宣传价值工程，提出建议，取得支持”［13］。但“热情降低”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热情降低”既是目前价值工程活动势头回落的一个表征，同时也会产生直接负面效果。在中国目前这种环境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缺少这种支持，无疑会导致价值工程应用程度降低，基层企业组织的热情也会随之降温。
当然，目前该状况的低迷是从中国整体所做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是基于与昔日辉煌时期的比较，并不排除局部地区和企业部门的坚持和深化，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三、对我国价值工程现状的思考：是收益递减规律在起作用吗
价值工程在中国普及推广20年，当时国有企业在经历长期的计划经济束缚后尝试向商品经济过渡，而那时企业缺乏有关面向市场的企业管理思维和方法，价值工程把一种鲜明的价值观带入企业，无疑是对渴望管理理论的企业的某种程度的满足。当国有企业风风雨雨走过20年，目睹企业内外环境的复杂多变和市场的莫测，也不断地了解、认识和采用了其他许多方面的管理理论和技巧，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也逐步形成特色，走向积极意义上的成熟，也因而不再把价值工程捧为神明，或因其的应用效果不明而产生片面的误解。
综观这20年，价值工程从推广开始，直到经历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辉煌，又到如今的相对低迷，似乎让人感受到价值工程正在走一条收益递减的道路。其实这种现象不只它独有，就拿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讲，人们也有过此感。上世纪50—70年代蓬勃发展时，人们曾对其抱有莫大的期望，但到了80年代，其发展及作用并未达到人们的这种期望。发展经济学大师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 ）在展望未来时感慨到：“近年来，学术界对发展经济学的状况似乎作出了异常多的痛苦的重新评价”，“大家公认，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发展经济学正处于在二战后取得重大进步后的收益递减阶段”［14］。
收益递减并不可怕，首要的是我们要敢于面对和正视，否认只是变相的逃避。对价值工程来说，关键是在正视的基础上，如何认识这种收益递减的内在原因：如何把这种“生产函数”再做一次移动，移动的手段和方向又在哪里？
四、价值工程收益递减的深层原因
应该说，2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中国理论界还是企业界对管理理论和技术的领悟与把握和刚刚改革开放的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就管理实践的客观内外部环境来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推行各种现代企业管理技术的要求、欲望和迫切性也提升了，同时企业的市场运作本身也为企业推行各种现代企业管理技术提供活动的舞台和检验场所。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作为一种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价值工程在中国目前为什么会收益递减？是企业对此需求的迫切性下降了吗？应该说中国需要价值工程的迫切性比以前更高；是企业实施价值工程的空间缩小了吗？事实上恰恰是实施的舞台更大；是其本身的原因吗？恐怕不能这么简单下结论，同样推行价值工程，为什么美国、日本能长盛不衰？所有这些疑问需要我们冷静思考，收益递减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下面的几个方面分析，或许能对这些原因做一些初步揭示。
1.对价值工程价值观的重新审视（注：我国著名学者、价值工程专家王乃静博士在2000年全国高校价值工程研讨会上，曾对目前的价值观范畴模糊表示了自己深深的忧虑，如果还像以前那样过于窄小，肯定不利价值工程发展，反之，如果过宽，也有害处，甚至偏离价值工程。如何把握，看来确实是一个待严肃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价值工程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这是共识。Miles 一开始就反复强调VA／VE是“价值工作”、“价值定向工作”、“价值导向的手段”、“价值定向的手段”。价值导向贯彻于价值运作的全部过程。价值工程取得成功的每一个应用，都包含有价值导向的正确作用，否则，它就不是价值工程的成果［15］。
价值工程价值的体现形式虽然是V＝F／C， 即价值体现对象一种功能与为获取此项功能的成本／费用之比。然而，价值工程首先是一种思想，其价值理念肇始于“功能”、“成本”又超脱于它们。其目的正如Miles所说的是企业采取“使价值令人满意的方针”。 有人把企业分为经济型企业和生命型企业两种，后者是超经济利益的生命组织，企业存在于社区中，不只是一种生计，还是一个生命，生命型企业是为了“生命意义”而发展，而不仅是为“赚取利润”而存在［16］。企业的存在不仅要有Coase定义层次上的意义， 即以企业内部较低成本取代外部市场交易，而且还要有其社会认同的充分理由，就是企业存在给社会带来的外部价值。正因为如此，企业管理的深刻本质应该是价值管理。
然而当思想和技术割裂时，人们淡漠了价值工程最原始的价值意义，而强调一种因依附分析“技术”而存在的价值意义了。“价值工程的思维系统是以价值为中心，方案是根据价值的大小来选择，而不是单凭功能效果的大小或单凭成本多少而决定的，研究应用过程中，采用‘成本的多少尽可能按照功能领域的重要比率来分配’这一原则，从而产生了功能评价系数、成本系数、或价值系数，产生了价值系数等于或接近1为适当的原则，这一评价系数作为功能评价是可行的， 但如果把这一逻辑运用到各种具体方案的评价和作为选择的依据，显然就不合适了。”［17］价值功能并不仅仅是用来修补漏洞，它是促使人们通过投入思考和创新的过程，当我们运用价值工程时，“必须同企业的发展追求相一致，必须通过服务的有效性来支持企业的最高利益的实现，否则，它将毫无价值可言，如果价值工程能有助于企业的这一追求，其再度辉煌必然光临，如果不能有助于企业的这一追求，其原始意义上的‘辉煌’，将历史不再。”“过分拘泥于原始概念下的‘直接对象式’的界定，过分注重诱发价值工程原理创意产生的载体的描述和推演及诸多几近‘强加于价值工程’的数量方法的某种误导，使它最有价值的‘价值实现’被扬弃了。”“价值工程的实践放弃企业最高价值目标”的追求，使得它在中国企业中的影响力下降。“为了它真正发挥对价值的实现，有必要通过研讨，重新界定价值工程的理念、重新界定价值工程最有价值的领域和价值体现，求本扶正，探求其最本质、最核心的‘功能’，真正发挥其价值”。［18］
价值工程的价值观，说到底，最本质上体现的是企业的价值观，我们必须重新予以审视。
2.对价值工程系统观的重新审视
按L.von.Bertalanffy的定义， 系统“是相互作用的多元素的复合体”。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是元素集和关系集的组合，有整体性、层次性、目的性、矛盾性、环境适应性等属性。系统理论指出，世上任何事物，都由大大小小的系统组成，从内部讲，每个系统都有相关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错综关系；从外部讲，任何系统都处于一定的外部环境中，并与之有能量、信息的交换。系统在内部由内部发展机制的推动，并通过这种交换，而不断地演化。处于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企业组织是一个系统，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也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由于深深打上人的活动印记，可称为社会经济系统。人不但是构成系统的重要因素，而且，也因为人的活动和影响，使得这些系统被赋有价值的判断，具有价值取向，即体现了活动主体的意志，这与纯客观系统不一样。
价值工程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它的系统观，价值的产生和存在不是孤立和单方面的，也不是静止的，价值、功能、成本以及与它们密切相关的诸多因子共同构成其系统不同的要素，它们内部以一定的主要次要联系构成内部特定结构，并相互制约和矛盾运动。价值工程系统总处于一定的外部环境之下，价值、功能、成本不仅仅是对一个个“对象”的描述、判断，而是影响整个外部环境——组织的各个层面和整个过程。有学者指出：“价值工程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的原因很多，以我个人理解是我们对价值工程的特征理解不够，掌握不多，特别是对它的系统性和组织性这两方面。Miles 在他的著作《价值分析及工程的技巧》中指出，价值分析或价值工程是完整的系统，用来识别和处理在产品、工艺或工作中那些不起作用但增加成本或增加工作的因素”。［19］
上述系统特性要求以系统的眼光对待价值工程，这一点，人们在学习其理论时可能有感性认识，但当运用它时，这种认识会因重视发展各种“技巧”而淡化。使“产品”、“零部件”的功能、成本分析和实现脱离了企业全面、完整意义下的“功能”、“成本”，微观价值实现脱离了企业全面、完整意义下的“宏观价值”。在价值工程活动中，“对象”等客体被过度强调了，而同处于一个系统中的主体——人被忽略。分析研究阶段被过分细致化，当为求得功能描述而苦苦思索“最恰当”的名词、动词时，当为各种系数、权重、比率的设定而发展细致技巧时，全过程的价值实现被模糊。
3.复杂系统中价值工程的简约化问题
近年来，系统的复杂性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原先划分系统时，习惯于按系统的内部结构、发展规律和外部环境关系等特征划分，如线形、非线形系统；动态、静态系统；封闭、开放系统，离散、连续系统等等。钱学森提出一种全新完备的系统分类体系，即简单系统、巨系统，后者又可分为简单巨系统、复杂巨系统等，并针对复杂巨系统，提出一种称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Metasynthesis）的新方法论［20］。 尽管目前，人们对复杂性的精确概念还有争论，但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由于有了作为活动主体——人的存在，使得这类系统存在复杂性则是显然的。
长期以来，自然科学遵循的方法论是还原论（Reductionism），还原论把一切事物看成是由部分组成，只要对事物层层分解，总能得到基本层次的“砖”。因而，还原论通过分析—重构方法，把系统从环境中分离出来，孤立起来研究，通过简约式的还原分解来认识事物。系统理论正是从克服还原论的机械性、局限性而发展起来，对于复杂系统，还原方法及其派生方法已不起作用［21］。如果社会经济科学领域与研究对象纯客观的自然科学一样，采取简约的还原方法论，则会遇到问题。面对复杂系统，要“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处理”［22］。价值工程作为一种复杂系统，在具体应用过程中，是否仍机械地遵循还原式的方法论呢，有没有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处理？
我们可以再次检视中国近20年来的价值工程实践：（1）价值工程绝大多数场合被应用于生产流程环节，其它环节被割裂了，尽管它们是有机的链条。还原观点在实践者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以致只有客观对象如部件、零件才可分解、整合；（2）即使是生产环节， 绝大多数又是集中于生产流程清晰，产品结构层次化的机电产业中，而在过程系统等复杂制造型产业里面应用较少。也只有在机电这类的产业的生产流程中，使价值工程实践者感到接近自然科学技术，远离复杂社会、远离更复杂的价值体系。也正因为这样，“使得其价值只能支持企业发展的微观层面的价值实现”，“过分拘泥于产品、零部件的功能分析和实现，而基本放弃了把它最核心的‘放弃有形载体’的开放思维”［23］。也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人们普遍提出了功能评价的困难问题，并对功能评分的科学性表示怀疑。
4.价值工程是方法论还是方法
方法论是指对给定领域中一般途径的研究，而方法则指用于完成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工具、程序。“方法论构成了我们完成一项任务的一般途径或路线，而不是告诉我们如何完成任务的具体环节，具体做法是方法或程序。方法论提供了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的基本原则，但它不能详细告诉你如何进行一项具体的、个别的研究。方法论为形成新的可靠的认识提供了一种已经受过时间检验并已被证实的手段”［24］。
价值工程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在思想层次上尚能把它作为方法论的层次上看待，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不折不扣地被降为一种方法、一种程序。甚至在目前很多教材和培训材料里方法论和方法也不分。有时我们用到“方法论”的词语，而实际表达的却是方法、程序。有的学者清晰地看到这些不足，并用方法体系来概括，提出要“对价值工程程序体系和方法体系的完整性的认识”。“价值工程的完整的程序体系包括情报收集、对象选择、功能成本分析、方案创造实验与评价、方案审批实施与跟踪调查、成果与活动总评几方面，价值工程方法体系包括一切对实现目标有用的活动方法和工作方法。包括技术的、经济的和组织管理的方法，定性的方法和定量的方法……人们过分强调一些定量方法、强调某些程序方法，而忽略了程序方法体系的倾向，造成价值工程理论与实践的脱节”［25］。
我们必须完整地理解和坚持价值工程作为方法论的观点，只有这样，无论是按其思想去思维，还是开展实践，始终使我们保持开放、发散和整体性眼界和思维模式，而不被一些机械的、生搬硬套的方法、程序所拘泥和框住，懂得方法的多样性、灵活性，懂得实践中需多种活动、多种方式的有机结合。“价值工程活动，要与其它管理技术结合，将价值工程活动从企业管理工作中静止地割裂开来对待，不善于集合其它技法，主要是对各种现代管理技法的内在联系没有深刻的理解。进行价值工程活动时，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结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以取得更大的效果”［26］。
在这一方面，日本企业推行价值工程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即往往是开展VE、IE、QC三位一体的综合活动，多种方法相互渗透交融［27］。从而使其得到其真正意义上的推行，这也是日本价值工程长久不衰的一个原因。
5.企业变革对价值工程传统运用的冲击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变革，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主要子系统，企业组织首当其冲。这种变革围绕知识创新这一核心，进而影响到各个层面，为应对这种冲击，一些新的管理思想、方法及生产运作模式相继产生，如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制造资源计划（MRPⅡ）、企业资源计划（ERP）、敏捷制造（AM），虚拟企业（VE）等等［28］。企业变得越来越柔性了，不但要开展过程重组（BPR），而且企业管理模式面临重构。企业的价值观也发生变化， 基于价值链、市场链的客户化大产（MC）被重视， 客户关系管理（CRM）变得比以往更重要，顾客价值（CV）成了应变管理的焦点［29］。企业也由此向价值创造型企业变革，即“通过观念创新机制、价值创造机制、价值评价机制和价值分配机制来谋求企业价值最大化”［30］。
就价值工程而言，在知识经济环境下，其内涵也发生变化，有人认为可表现如下几个方面：（1）管理对象趋于不稳定和动态化；（2）价值管理系统的投入C和产出F趋于无形化和软化；（3）产出F与投入C 匹配关系趋于差异化和模糊化；（4）投入C与产出F 的关系趋于隐形化［31］。
毫无疑问，传统价值工程运作模式和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组织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管理目标是有差异的，传统运作模式必然会受到冲击。面对新时代的到来，价值工程思想也在深化，一些新的理论模式不断推出，如价值转换工程、价值运筹、扩展价值工程（eVE）等等。 知识经济环境下，价值工程究竟如何自身变革，并将起到什么作用，恐怕是抑制其收益递减势头，并把这种“生产函数”再向上做一次移动的关键。
五、结束语
价值工程在中国曾有过辉煌，如今却收益递减，尽管我们有种种理由为这种收益递减作出辩护，但辩护和对过去的怀念与事无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价值工程来讲，如果说是一种考验，倒不如说是抑制收益递减势头，并把这种“生产函数”再向上做一次移动的机遇。机遇来临，我们只有清醒认识现状，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找出对策，才能把握价值工程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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