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氛围”分析_国内宏观论文

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氛围”分析_国内宏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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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6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6511(2012)03-0052-04

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中,理论界已对许多重大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如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分配方式的改革等,但对其中有些问题却关注不足,甚至还没有研讨过。在这些问题中,笔者探讨了“营造有利于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氛围”的问题。

一、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必须营造良好氛围

从理论上谈论缩小我国居民分配收入差距的道理,只是解决问题的条件之一。而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全面营造一种真正解决问题的氛围。氛围,通常指周围的气氛和情调,也可理解为围绕或归属于某一特定根源的有特色的高度个体化的气氛。笔者借助这一日常概念,是想更好地描述与解决特定经济问题相关联的诸种现实条件。在谈论营造缩小我国居民分配收入差距的氛围时,氛围可特指一种确立解决具体问题的综合条件,也可称为“情势、势态”。所谓“大势所趋”就是这个意思,表明解决问题的综合条件已经形成,事物发展的结果必然朝着问题得到解决的方向发展。

我们可以把符合氛围含义的综合条件分成两大层面:一是认识层面的条件,包括思想的统一、理论问题的澄清、价值问题的判定等;二是实践层面的条件,包括相应的责权利分配、管理机构的分工、政策制度的制定、必要的财力准备、后续措施的预案等。认识层面的条件成熟了,表明人们已经认清了具体问题的本质、重要意义,能形成解决这一问题的统一思想和舆论倾向以及明确人心归属。这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精神力量。实践层面的条件成熟了,表明人们已经制订了解决问题的计划,有了成熟的行动纲领,并准备了人、财、物的资源供给,已开始付诸行动。这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物质力量。

这两个层面的条件通常有先后顺序关系。一般认为,解决具体问题往往从认识层面开始,只有使认识问题得以解决,才会进入实践层面。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并行不悖的可能,即当要解决一个问题时,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认识任务已经在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中完成了,或者解决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难获得,关键是如何付诸实践的问题。

解决具体问题必须营造良好的氛围。其逻辑机理在于,良好的氛围可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3种价值保证。

其一,氛围能产生统一性。营造氛围的过程就是人们理解和接受解决问题道理的过程,也是形成共识的过程。对所解决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或者异议较少,就能体现解决问题的民主特征,彰显解决问题的社会正义性。

其二,氛围能产生紧迫性。解决问题紧迫与否,也是通过氛围的形成来展现的。当人们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共识之后,解决问题的紧迫感便会产生。

其三,氛围能产生固定性。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所解决的问题是否非解决不可,往往会在氛围的形成中得到确定。所谓大势所趋,不仅体现了氛围形成的统一性和让人不再犹豫的价值,同时也是所解决问题得以确定的价值表现,对解决问题能起到一种固定作用。有了这样的固定作用,我们才会积极地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当然,氛围的营造也有虚实之分。只有同时具备认识层面的条件和实践层面的条件的氛围,才是实实在在的良好氛围,才能对解决问题奠定制约的基础。如果氛围的某一类条件尚不具备,这样的氛围就是“虚空化”的氛围。虚空化的氛围既可以是口头上认识了具体问题,而心中拒绝解决这样的问题,即“口是心非”的氛围,也可以是认识得很彻底,但迟迟不予实践的氛围,即所谓“光打雷不下雨”的氛围。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营造真正的良好氛围才行。虚假的氛围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它能让人感受到解决问题的统一性,却缺少解决问题的固定性,从而削弱了其紧迫性,最终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二、当前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么多年来,为什么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并且有扩大的趋势呢?笔者以为在众多原因中,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良好氛围并未真正形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事实上,目前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氛围存在虚空化的倾向。

(一)主观上的虚空化

营造解决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良好氛围应该是从上到下,从政府到百姓,从理论到实践都已形成共识,全社会有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感并且付诸行动,找出问题的原因,制定相应的措施。但目前我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1.理论界存在认识争论

尽管理论界早已肯定了我国存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不同的理论研究者对其存在的性质和治理途径,在认识上不尽相同。有一部分人认为,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很正常,是不可避免的。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经济,继续把“蛋糕”做大,做好再分配工作。另一部分人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造成了当前社会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是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相悖的,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影响改革深入的障碍。造成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要从所有制性质上去找,是公有经济被大幅削减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做好初次分配工作[1]。初次分配的工作做不好,“蛋糕”做得越大,居民收入差距可能会拉得更大。

理论界的争论见仁见智,且仅停留在认识层面,其作用只是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当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存在时,只能说明那种认为“不可避免差距存在”的观点更有影响力。这表明理论界并没有真正形成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紧迫感氛围。

2.管理层的认识也不到位

管理层面对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大堆繁杂的社会事务,居民收入差距只是经济建设领域的一个具体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并且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各级管理层对该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管理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对理论界研究成果的参考,二是对社情、民情的考察分析。只要存在理论上的争论,管理层的认识就会有差别。至于民情对管理层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变数,这要看民情与管理者的施政责任和工作业绩是否一致。如果民情与施政者的工作任务和业绩相一致,则管理者的认识可能顺应民意,否则,管理者就会坚持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创造自己的工作业绩,而很难顾及民情了。因为现阶段各级政府对管理者的评价是以相应的工作任务和业绩为考核内容的。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逐年重视“民生建设”工程,这是惠及广大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大事。各级政府都在自己的辖区内,创新了许多惠民的公共事业建设。比如,城市环境建设、廉租房建设、乡村文明建设等,但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上,却看不到有力的可行措施。由此可见,管理层对此问题的认识并未到位,说明营造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氛围在管理层中也未完全认识到位,尤其缺乏紧迫性的认识。

3.普通居民的声音营造不了氛围

普通居民处于社会的基层,他们最能感受到社会财富分配的现状,也最能感知社会收入差距的变化,他们的感受最能真实反映这个问题的程度。只是普通居民的心声成不了社会的强音,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早已被边缘化了。在非公企业里,企业主如何处分自己的财产,无须听取员工的意见;在国有经济单位里,实行行政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重点对组织负责,不是对群众负责,因而他们没必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具有组织归属的普通居民尚且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些闲散居民的街谈巷议只能作为饭后茶余的唠叨,也登不上大雅之堂。这注定了普通居民的心声无法营造具有紧迫感、危机感的解决问题的氛围。

(二)实践上的缺乏

营造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氛围除了认识层面上存在消极因素外,实践上也存在诸多不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消极因素,妨碍着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氛围的形成。

1.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产生收入差距的“偏好”,很难主动形成缩小收入差距的氛围

(1)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假设,这意味着拥有分配权的经济主体都会争取利益最大化,客观上造成企业主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分配不可能公平,必然产生差距。由于非公企业存在着“剥削”,使普通职工与企业主的收入差距明显,公有经济行业间、同行业内部因受市场体制规则的影响,初次分配的差距也相当大,某些行业职工与老总的收入差距能有几十倍之多。

(2)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意在让富人树立致富榜样,为穷人做示范,带领穷人致富,激励穷人致富。但当一部分人真正富裕起来后,并未完全践行政策的精神,反而扩大了财富的分配差距,在社会上形成了“仇富”和“嫌贫”的对立心理。同时,也诱发部分人的认识偏差,认为收入差距的存在具有激励作用,激励低收入居民更加努力地发家致富。这在客观上也妨碍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氛围的形成。

2.相应的法律、制度缺失,正当途径缺乏支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氛围形成的条件

法律、政策、制度在市场经济视野中都是很重要的社会资源,如果缺乏这样的社会资源,社会主体便无法利用他们营造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氛围。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民工讨薪难曾经是社会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至今仍有类似案例发生。为了讨薪,有人爬高楼、爬塔吊,想用自己的生命威胁、逼迫企业主发工资;还有人直接用绑架的手段讨要工资,结果工资没要到,反而触犯了法律。这些案例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法治的不足。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法律可依,或这方面的法律效应足够大,那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主还敢欠薪吗?那些讨薪的农民工还需要用自己的生命或触犯法律的行为作为讨薪的筹码吗?因此,要使居民收入差距得到缩小,没有法律、制度的支持是很难有可靠保障的。而目前我国涉及保障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尚未有成熟的内容。

3.当前通货膨胀危害经济发展,客观上很难兼顾治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受次贷危机影响而变得恶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货膨胀现象的存在,间接地妨碍着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氛围的形成。其原因有二。

(1)有些人把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工资成本”的上升,形成了“工本推动论”之说。认为物价上涨是由于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所致。依照这些人的逻辑,如果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劳动者工资,势必加快通货膨胀的速度,言下之意就是现在不能增加劳动者工资,不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可见在一部分人的认识中,沉积有治理通货膨胀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互相冲突的恐惧。

(2)对通货膨胀及其危害的判断令人担忧。日前在房地产博鳌论坛上,有位中国财政官员认为,目前我国仍处于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政策时间段上,并不等于现实通货膨胀有压力。有位经济学家则认为,通货膨胀问题不是问题,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是接下来是否会面临中期低速的增长,从现在来看,此种态势和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些判断令人担忧,因为通货膨胀危害极大:一害人民,全国人民都将深受其害;二害城乡劳动者,进一步拉大分配差距,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三害企业,打破正常生产秩序,使冒险者得益,守法者受损;四害政府,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五害社会,不仅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还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导火索[2]

三、营造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氛围的策略

初看起来,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只是社会大系统中局限于经济领域中分配方面的一个内容,而在全社会丰富的内容中,它似乎也是沧海一粟。可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它始终是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问题。其对经济发展的价值意义在于它对生产力的解放和促进作用上。直接表现有三:其一,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可以较好地激发居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为生产力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其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让普通居民的收入得到增长,有利于扩大内需,为再生产创造较大的市场空间,可增强经济发展的持续能力,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更为可贵。其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管理也有重要意义。解决好这个问题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基础。具体表现为:能更好地提高居民生活的满意程度,减弱社会上的“仇富”、“嫌贫”心理,以及一部分对社会制度的怨恨情绪,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对立或矛盾,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还对政治、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能很好地体现“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历史主题。随着社会文明历史的发展,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与体现,始终是人们衡量社会进步的可靠尺度之一。当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主义并不能体现社会效率的正义要求,如今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现实也不是社会公平的价值主张。因此,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抑制“两极分化”扩大的趋势,是我国政府亟须完成的紧迫任务。

因此,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其实已是一个对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了,是决策者不应忽视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经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巨大成就之时,在全球经济面临发展困境之时,及时营造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良好氛围是决胜千里的战略选择。

可喜的是,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提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规范分配秩序,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2011年2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4篇文章,宣传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意义。2月1日,发表了《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现在正当其时。2月15日,发表了《收入鸿沟需正视》的评论文章,指出一定要正视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的这一问题。2月16日,发表了题为《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的评论文章,直指当前社会公正问题。2月17日,发表了题为《行业收入不怕差距怕不公》的文章,指出行业收入存在差距正常,怕的是差距不合理、不公正。人民日报的宣传,提升了社会舆论的影响程度,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回应。这些可喜的因素将使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氛围更加浓烈。

虽然党和政府正在为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创造各种条件,但要真正形成良好的氛围,还会有很多困难,起码有3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改变冷漠心态。不知从何年开始,冷漠心态在社会上悄然而生。这种心态以不关心别人的生命、健康、苦痛为表现,突出表现在有害食品的制售、公共场合遇暴很少有人敢“多事过问”,等等。冷漠心态在不同层次的人群心中都有。政府官员的冷漠心态是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这样的官员在不同级别上都有;企业单位的冷漠心态是不关心职工的生活和待遇,不关心产品安全对社会的影响,这样的企业有大有小;普通民众的冷漠心态是对公共财物缺乏爱护和对人、对事的人情味削弱。社会普遍存在的冷漠心态已从经常见诸报端的相关人物和事件中得到印证。我们不能回避,而且要深知这种心态的危害是严重的,它将直接侵蚀人的“仁爱”之心,把人生活的中心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平台上,最终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将受到极大的挑战,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将很难被人理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冷漠心态有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领导干部和管理者的冷漠心态,不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还是产生怨恨、逆反心态的根源,对社会的危害很大。

第二,正视改革中出现的负面因素。改革是一场革命,给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使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的环境、氛围有了新的改变,一些负面因素也随之暴露出来,甚至一些原本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也难免产生消极的一面。如不认清这一点,并在实践中寻找相应的矫正措施,社会发展的通途将会遇到新的矛盾和困难。

改革中出现的负面因素有观念上的,也有实践上的。观念上的负面因素如对市场和金钱的迷恋,它改变了社会坚守的远大理想和保持多年的道德风尚,使得市场万能论、金钱万能论成了社会的主旋律,导致人的行为表现缺少情义、诚信。实践上的负面因素如关系网、潜规则大行其道,导致公事难以“公”办,产生了易于腐败生长的土壤。一些原本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也被一些地方或部门的行为扭曲了原意。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中被一些人作为片面地注重经济利益、忽视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不当行为的挡箭牌,妨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有方法论上的“摸着石头过河”,也在实践中被一些人作为一部分人淡薄事物发展规律,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依据。虽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多数负面因素及其影响并不直接针对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但它会成为影响全民世界观、价值观的诱导因素,从而最终间接地影响人们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等许多问题做出是非判断,妨碍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出台。

以往我们对这些负面因素缺少认真研究和应对,总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阵痛”,从而埋下了苦果生长的种子,扰乱了人们的是非价值判断,妨碍了人们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比如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紧迫性的认识不足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力度不够,会使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落空,会影响人们对改革成效的充分认同,显然不利于改革的深化。这一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正视改革中出现的负面因素及其影响,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研究可能出现的负面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才能真正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改革任务。

第三,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营造事物发展或解决问题的氛围是需要相应的物质保障的。营造氛围要做宣传,宣传是需要投入的。营造氛围需要制定政策,需要拿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制定政策需要投入,拿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也需要投入,这些投入都是不同的物质条件。如果没有这些物质条件的支持,营造氛围之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更谈不上解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因为解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更要有充分的物质保障作为支撑,这些物质保障可能会影响到政府收益。比如,通过改善初次分配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则要减少国家的税收;通过再分配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则要增加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涉及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是“消费和积累”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长期以来,我国的积累率偏高。据简新华等学者研究,1979~2008年,我国的积累率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约为32%~38%,90年代约为40%,2000年以后由40%快速上升到2008年的51.4%,平均积累率达39.53%[3]。对这一现状应该做出调整。政府需要调整预算,对消费适当倾斜,并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纳入政府工作计划,分步、分期落实实施,保证其稳定性。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组织民间的物质资源用于营造氛围,以实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中心目标。还可以开辟其他途径。总之,现在真正到了营造良好氛围,全心全意解决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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