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后重建与中国的经济援助(1954-196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1)-03-0048-10
近些年，国际学术界加强了对朝鲜战争后朝鲜①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其推动因素主要有两个：朝核危机及东北亚紧张局势需要人们探究其历史根源；俄国和东欧档案披露了冷战时期朝鲜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大量史实②。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朝鲜政治外交史，其中主要是苏联因素的影响，尤其集中在1956年八月事件上③。其次是讨论朝鲜经济发展的问题，其中韩国学者主要从朝鲜内部或朝鲜与韩国对比的角度考察其经济体制的建立。尽管意识到外援尤其是中、苏的经济援助，是朝鲜战后经济重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资料短缺，韩国学者鲜有针对经济援助的专著问世。④而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重点讨论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鲜经济发展的影响⑤。目前，研究战后中朝关系，特别是中国与朝鲜经济关系的成果还不多见⑥。
尽管中国档案解密和开放的程度与国际水平还差得很远，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主要表现在外交部档案和一些地方档案的开放。如果充分加以利用，再结合俄国和东欧各国档案文献(其中涉及中朝关系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于战后中朝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本文有意在这方面作一尝试，讨论的时间范围限于朝鲜战后重建这一历史时期。所谓重建，即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8月5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制定了重建工作的规划，决定分三个阶段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阶段是准备时期，计划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执行三年计划(1954年至1956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阶段实现五年计划(1957年至1961年)，建立工业化的基础。⑦本文将梳理1953年至1960年⑧中国援助朝鲜的过程，并试图探究这种援助的特征、成因及结果。
准备时期(1953年至1954年)
三年多的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其严重。1954年3月苏联使馆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资料撰写的详细报告，在战争期间，朝鲜人口锐减近120万(此外还有60万人被征兵)，造成劳动力严重匮乏。直接经济损失达4200亿朝元(约合140亿卢布)，有近9000座工业建筑、60万所住宅、5000所学校、1000家医院、263座剧院和电影院以及数千个其他文化生活机关变成废墟。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品产量急剧减少：电力生产从1949年的59.24亿度下降到1953年的10.16亿度，相应地，采煤量从394.3万吨减少到68.8万吨，钢从14.4万吨减少到0.35万吨，水泥从53.7万吨下降到2.65万吨，食盐从28万吨下降到4.2万吨，有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如冶金、化学、燃料遭到彻底破坏。交通业损失615.86亿朝元，424个火车头及11118节车厢被完全炸毁，14个港口和港湾及1600座服务性建筑遭到轰炸。国家商业网点全部遭到破坏，1237个商场无一幸存。农业损失也很严重，除大量农作物被毁外，被宰杀和被掠走的牛羊10.9万头，猪13.5万头，毁坏果树8.9万棵。⑨
早在战争期间，金日成(Kim Ⅱ Sung)就为战后的经济恢复心急如焚。所以，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字，金日成首先想到的就是向苏联要求经济援助。1953年7月31日，金日成交给苏联使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造成的损失情况以及恢复工业所需要的苏联帮助⑩。同一天，朝鲜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份照会，请求苏联派遣62名专家到朝鲜，帮助制订经济恢复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计任务的计划。照会详细列举了所需专家的清单和恢复项目的主要参数，并强调说，聘请苏联专家“十分必要，因为朝鲜人自己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11)8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议，决定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援助，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12)。金日成得到消息后，立即在8月5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六中全会宣布：“苏联政府已经通知，决定给我们10亿卢布的援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政府也都作出了关于提供援助的决定。在这些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帮助朝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群众性运动。”(13)
在战争后期朝鲜就开始寻求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并小有收获。1953年11月李周渊走访了波、捷、匈、罗、保、阿和民主德国，又争取到大批援助。除阿尔巴尼亚只同意提供1.2万吨沥青及布匹外，其余每个国家都答应无偿援建2个至5个工业企业，并赠送大量生活日用品等物资。不过，当时东欧国家也处在恢复时期，对朝鲜的援助总体规模并不大，这些国家的援助金额总计11.47亿卢布，其中仅民主德国就占一半(5.45亿)，但使用期限为10年。到1954年底，所有东欧国家援助实际使用的金额加在一起只有2.02亿卢布。(14)
金日成在北京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访问，关于对朝鲜的援助，中方提出签署《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表示，可以签署一个秘密的技术合作协定(15)。根据已经公开的材料，中国的援助包括：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援助朝鲜的72900亿元(16)(合14.5亿卢布)全部免于偿还；在4年(1954年至1957年)期限内，再提供80000亿元(合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0000亿元(合6亿卢布)，这些款项将用于供应工业原料、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粮食和其他用品，以及修复铁路和桥梁；在3年(1954年至1956年)期限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根据中朝协议，对于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朝鲜政府只需支付他们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工资(含出差和补助费)、医疗费、住宿费和交通费，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来华实习的朝鲜员工，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只需支付住宿费。朝鲜政府仅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旅差费。对于朝鲜留学生，中国只向朝鲜政府收取发给学生的助学金和国内旅费。(17)
在朝鲜重建时期的最初几年，中国作出的援助承诺，在金额合计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这种做法确实是超乎寻常的(18)。用周恩来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时的说法，就是“把中朝两国人民传统的战斗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19)。
在朝鲜经济重建初期，兄弟国家的援助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提供的资金在1954年朝鲜国家财政预算中至少占31.6％。苏联援助的主要是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工业，截至1954年10月1日，苏联帮助恢复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100个(其中新建项目22个，大型工业企业30个)。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那么中国的援助除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外，重点是提供生活消费品。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等。(20)培养朝鲜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仅1954年来到中国的朝鲜实习生就有3000多人(以后增加到1万多人)。到上海的实习生共269人，基本上都分配在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企业，其中国营或公私合营企业39人，私人企业222人。(21)到沈阳的509人，多数是由中国抚养的朝鲜孤儿。他们被分派到31个工厂，学习机械制造等方面的生产技术，准备一年后回国参加建设。(22)
除了资金、技术和物质的援助，中国对朝鲜重建作出的最值得注意且无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几十万志愿军官兵所提供的大量无偿劳动力。这一点，在朝鲜劳动力极为紧缺的战后初期，显得尤其重要。在停战后3个月内，志愿军铁道兵便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米，并修复车站37处，协助朝鲜铁路员工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铁路线。此外，在城市重建，修筑水坝、河堤、水渠，植树造林，春播秋种，修建民宅，修复校舍等各个方面，志愿军都投入了巨大人力支援。(23)仅1957年上半年，志愿军投入朝鲜经济建设的人力就达43万个劳动工日。到1958年全部撤军前，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修复和新建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29220米，修建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24)
1954年3月11日朝鲜内阁通过的决定宣布，“已胜利地完成了1953年的计划，即全面地恢复发展人民经济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和整理工作”，并开始执行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1954年至1956年)(25)。
三年计划期间(1954年至1956年)
1954年4月2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昌玉(Park Chang Ok)在最高人民会议第七届会议作关于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几天后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三年计划的法令：到1956年，工业总产量要超过战前水平，达到1949年的1.5倍(其中消费品生产约2倍)。在农业方面，水稻总产量超过战前水平19％，杂粮9％。国民收入将比1949年增长30％以上。(26)
在三年计划时期，苏联继续保证工业设备的供应，而中国对朝鲜的帮助，除少量的轻工业设备和企业的援建外，主要是提供生活用品和工业原料(27)。1954年至1957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口总额9.22亿元，进口总额1.27亿元，差额7.85亿元，主要以外援平衡。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粮食(主要是小米)44.9万吨，大豆17.8万吨，棉纱3950吨，棉花3.559万吨，棉布8847.6万米，煤炭345.6万吨，焦炭26万吨，橡胶1.12万吨；从朝鲜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海产品、铁砂、化工原料和苹果等。(28)在三年计划施行阶段，朝鲜超过80％的工业项目重建是在兄弟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29)。
朝鲜的三年计划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朝鲜当局公开的材料，1955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和平建设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已完成计划的106％，并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到1955年底，朝鲜重建或恢复和扩大了290个以上的大、中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制造、冶金、采矿等部门。(30)就是说，在工业总产值方面，三年计划已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然而，实际上朝鲜在三年计划期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过大，造成预算赤字。从财政来源讲，来自兄弟国家资金的减少是收入未能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54年的外援304亿朝元(占财政收入的35％)，1955年为234亿朝元，减少了70亿朝元(31)。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外援在朝鲜经济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第二，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据朝鲜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55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4年增长62％，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只增长了37％(32)。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
第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业。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引起农民不满，加上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从而造成普遍的粮食恐慌。
中国在1954年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以及苏联紧急援助的5万吨小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朝鲜解决了燃眉之急(33)。面对苏联的批评和建议，朝鲜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使危机得到一定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5年的粮食总产量244万吨，虽然超过了1954年，但还远未达到1949年的水平(280万吨)。蔬菜、棉花只完成了计划的54％和34％。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34)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他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35)
在困难时刻，朝鲜向中国求援。8月初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与中国使馆会谈后，起草了《关于请求中国提供援助给朝鲜政府的建议》。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估计，金日成将率团出席中共八大，届时会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援助的问题。同时，朝鲜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交了《1957年商品供应协议草案》。根据该协议，中国将向朝鲜出口2亿元商品。8月21日金日成在与乔晓光会谈时提出，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朝鲜政府无法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因而请中国继续给予援助。(36)
在1957年贸易的谈判中，中朝双方对中国向朝鲜提供粮食问题进行专门的商谈。经过反复谈判，中国最终为朝鲜提供15万吨粮食。(37)
五年计划期间(1957年至1959年)
苏联新任大使普扎诺夫(A.M.Puzanov)1957年4月10日通报，朝鲜将于5月至6月完成五年计划的制订，金日成表示将把计划草案交给苏联和中国，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乔晓光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援助。(38)金日成要求中国政府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前往学习中国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
1957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李永镐(Lee Yong-ho)时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更加团结起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还表示“我们要和朝鲜继续合作，加强团结”(39)。随后，朝鲜决定8月底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商讨“一五”计划和双边贸易的问题。
1957年9月13日至10月6日，以金一为团长的朝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对朝鲜的五年计划，中方总体上表示赞同，但认为增长速度定得过快(高于中国“一五”计划水平)，农业投资不够(年平均投资低于三年计划)，积累率和投资率过高(按同样价格计算远高于中国)，消费水平也显得目标偏高(超过中国1962年水平)。中方代表通过讲述中国的经验，间接地就这些问题向朝方提出了建议。在贸易方面，中方确定的方针是：根据双方需要和可能的原则，在物资供应上帮助朝鲜解决困难。据中方估计，1958年至1961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超将达到人民币8000万到1亿元。其差额中方决定不再以无偿援助或贷款的方式解决，而是尽可能进口一些中国并不急需的朝鲜物资，以促进朝鲜自身的生产建设。由于中国“二五”计划尚未确定，故这次只商谈1958年的贸易问题。对于朝鲜最关心的几项物资，中国都尽力予以解决。如中国1958年计划煤炭缺口在600万吨以上，但还是完全满足了朝鲜的需要(87万吨)。硫磺中国自己也缺，橡胶还要靠从国外进口，也都满足(硫磺)或基本满足(橡胶)了朝鲜的需求。只有棉花难以达到朝鲜的要求。中国连续两年未完成棉花播种计划(1956年差500万亩，1957年差700万亩)，因此打算1958年从苏联进口几万吨棉花。这样，对于朝鲜要求供应的棉花(12000吨)、棉纱(1500吨)和棉布(1000万米)，经过反复谈判，中方最后答应提供的只有8000吨棉花、500吨棉纱和500万米棉布。至于进口物资，水泥、漂白粉、硝酸铵三种大宗物资，以及黑铅等，中国实在不需要，且无法转口，故不能接受。除此之外，尽量接受了朝鲜的货单，如中国的碳化钙已经过剩，而朝鲜要求出口3万吨，最后中国接受了8000吨。朝方对谈判结果感到满意，认为“基本上解决了要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40)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又作出一些让步，如对贸易差额的处理。因中国无偿援助的款项到1957年已经用完，为满足朝方需要，除提供一般物资贷款外，采取了扩大贸易的积极措施。而中国对朝贸易年年出超，1957年至1960年共计6229万美元，这些差额最后基本上都用贷款方式解决了。(41)
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金日成，表示想亲自去朝鲜访问，金日成立即说，他将组织最盛大、最热烈的欢迎仪式。后来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毛泽东的谈话“十分亲热、友好和坦诚，我们对此非常满意”(42)。
在这样的气氛中，中朝携手迈进了1958年。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朝鲜则仿效中国开展了“千里马”运动。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便积极推动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群众运动，随后又在全国推动了人民公社化。(43)这股热浪很快就波及到朝鲜，6月11日，金日成便要求“全体劳动者响应党的号召，骑着千里马，朝着社会主义奔驰”。朝鲜先后派出4个专业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和学习，主要报刊也不断介绍中国“大跃进”的情况。8月3日，以李周渊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访华，行前金日成指示他们，要“认真学习，细致研究，把学到的经验带回朝鲜”。在为时月余走访近100个企业、单位后，代表团感触颇深，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它将扭转全世界的历史”。接着，朝鲜报纸开始发表社论，批判保守主义，提出“钢铁和机械是工业之王”的口号。同中国一样，朝鲜也开展了除四害、消灭血吸虫的全民卫生运动，在工业建设中大力提倡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全民大炼钢铁，在农村全力推行合作社合并，大办公共食堂。学习中国的“全民皆兵”，朝鲜也在城市、工矿和农村广泛建立“工农赤卫队”，并下发武器。金日成号召全国“继续苦战1—2年”，并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再斗争4—5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44)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随着双边关系日益密切而不断加大力度。1958年2月，周恩来在访问朝鲜期间说，中国可以继续向朝鲜提供棉花，每年1万吨是有可能的，还主动问朝鲜需要多少焦炭，并答应考虑给予满足。周恩来还提出志愿军撤出之前可以帮助朝鲜人民军修筑工事，并建议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中国可以先行垫付朝鲜的投资(金日成接过话题说，按照日本人的资料，在鸭绿江上可以建设三个水电站)。回国后，周恩来吩咐外交部马上落实上述事项。(45)周恩来的态度对朝鲜是一个鼓励。6月初，朝鲜提出请中国再援建一个纺织厂和两个纸袋厂。根据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国家计委立即邀集有关部门协商，并很快作出答复：中国同意援建这三个工厂，以无息长期贷款的方式(自1961年开工后起10年内还清)。(46)接着，朝鲜方面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8月3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到京，与中国进行提供工业设备和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谈判。在成套设备方面，朝鲜要求中国援建年产1万锭的绢织厂3个，1960年至1962年每年建成一个。年产100万套的轴承厂、年产1.5万吨至3万吨的制糖厂、年产10万吨的面粉厂各一个，分别于1959年至1960年建成。提供日产30吨的造纸设备6台，1959年至1960年交货；50吨/小时的锅炉及发电设备4台，1960年至1961年交货。中方基本上同意了这些要求，只是建议制糖厂和面粉厂应根据原料产地建成分散的小厂。在专用设备及机床方面，朝鲜要求从1958年底至1961年为其供应冶金设备17种29台(部)、选矿设备11种97台、大型机床15种20台、针织机50台、宽轨用小型机车7台、宽轨用磨砂车100台等。当时中国正处在“大跃进”中，有关部门感到朝鲜的有些要求交货日期太紧(4种冶金设备、5种大型机床)，有些设备中国制造能力有限，国内供应还有缺口(磨砂车)。但最后还是基本上满足了朝鲜的需求。此外，双方还签署协议，共同投资建设云峰水电站，由中方提供贷款，朝鲜政府将自1963年起分10年以货物偿还。朝鲜提出再建一个义州水电站，中方曾有所考虑，但最后未达成协议。根据双方签订的1959年至1962年贸易协定，中国方面将供应朝鲜煤炭、棉花、棉纱、轮胎、炼锡、压延钢材、锰铁、硫磺、石蜡、石膏等主要物资。这次两国会谈涉及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确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说：中朝经济关系已进入长期合作的新阶段。(47)
如果说在朝鲜三年计划期间中国主要供应的是生活消费品，那么从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已经转向以提供工业设备和物资为主(48)。为此，10月18日双方又签订了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章程和执行决议的共同条件，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其工作范围包括互相提供图纸、资料、样品，互相派遣专家、实习生，互相委托技术鉴定等(49)。合作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仅要求上海市承担的工业项目就有22项，并规定1958年底和1959年初将相关资料提交给朝方(50)。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凡援外商品，商业部优先保证供应，铁道部、交通部优先安排运输。所有援外项目，必须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计划，作为确保项目。临时追加的项目，在设备和原料不足的情况下，各部门和地区可以从国内项目中尽先调剂使用。(51)金日成对中国的帮助非常满意，并一再表示感谢(52)。中朝关系进一步升温。
1958年11月22日，当金日成时隔5年后再次访问中国时，北京30万人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对于中朝关系，《人民日报》报道使用的词汇十分感人：“唇齿相依、安危与共、亲如手足、休戚相关”(53)。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们肯定朝鲜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方针就是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非常激动，一再表示两国关系非同一般。双方表示要更多接触，加强非正式互访，并谈到几年后携手进入共产主义。谈到经济发展时，金日成说，朝鲜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泽东当场拍板：棉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周恩来补充说，朝鲜所要的100万吨焦炭也答应提供了。(54)对这次访问，朝鲜领导人和新闻界予以充分肯定，并大力宣传。
由于超强的国内动员机制和大规模的外援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在1958年至1959年确实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的数字，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加了40％，等于1956年的2倍，1949年的4倍。粮食产量超额12％完成计划，达到37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341亿朝元，比前一年增长了26％。1959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75％，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7％。5月8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发表公报宣布：到1959年8月15日将提前两年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55)欢欣鼓舞的朝鲜领导人不断宣称，到那个时候，朝鲜人均主要工业品和谷物产量，不仅会超过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还要超过资本主义的日本。(56)
然而，同三年计划一样，朝鲜执行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也伴随着一些缺陷和问题。根据苏联和匈牙利有关部门的报告，在1957年至1959年间朝鲜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工业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如电力和燃料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其他部门，造成两次被迫缩减计划；工业品质量低劣，甚至用于出口的钢材和耐火砖都无法达到技术标准；大量小型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铸铁等产品完全是废品，造成人力和资金的浪费；城市工人和职员人数激增，导致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55％)大大高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1％)；由于大量劳动力转向城市和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缩减，粮食总产量(含玉米)呈下降趋势(1958年实际为343.7万吨，1959年340万吨)；城市人口增加带来消费品需求增长，被迫削减大宗农产品出口，导致外贸严重逆差，如对苏联的芝麻、蓖麻籽和葵花籽的出口，只完成了计划的6％、7％和27％。(57)
“缓冲”时期(1960年)
1959年10月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双方开始了理论争论，并试图吸引兄弟国家站在自己一边(58)。
1960年九十月间，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中朝签订了贷款协定、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政府将在1961年至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帮助朝鲜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工厂和一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企业。此外，还将供应朝鲜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59)在与朝鲜访华代表团团长李周渊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再偿还也行。(60)为了履行协定，10月18日双方又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国轻工业部负责承担培训实习生26项(76人)，派遣技术援助专家23项(45人至48人)。(61)此外，同朝鲜的“缓冲年”一样，1960年也是中国开始进入“大饥荒”的一年(62)。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63)。
朝鲜是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外援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按照苏联的计算，截至1960年4月1日，朝鲜得到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偿援助共55亿卢布，其中苏联13亿，中国9亿。此外，苏联还提供了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中国也提供了三笔无息贷款。(64)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援助集中在重建时期，其中主要的援助来自中苏两国。根据韩国的统计资料，从战后到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1950年至1960年提供的就有16.53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16.38亿美元(含3.4亿免于偿还的贷款等)。在此期援助的金额中，苏联占43.14％，中国占30.75％。(65)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朝鲜外援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的确呈下降趋势，从1954年的33.4％到1960年的2.6％。(66)不过必须看到，这种下降恰恰是大量外援帮助朝鲜实现经济恢复的结果。况且，在五年计划和以后的建设中，外援所解决的问题都是朝鲜本身难以完成的。应该说，外援对于朝鲜如此迅速的战后重建，特别是在初期，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系作者于2010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冷战、中国与第三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原文约25000字，本刊发表时又作了大量删节。
注释：
①本文使用“朝鲜”一词，如无特别说明均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②这些档案很多已经译成英文发表：Csaba Békés and Vojtech Mastny,"Inside North Korea:Selected Documents from Hungarian and Polish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 Sergey Radchenko,"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vies",CWIHP Working Paper,№47,April 2005; James F.Person(ed.),"New Evidence on North Korean in 1956",CWIHP Bulletin,Issue 16,Fall 2007/Winter 2008; "Limits of the Lips and Teeth Alliance-New Evidence on Sino-DPRK Relations 1955-1984",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Document Reader №2，March 2009。另见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网站。
③白俊基：《1950年代北韩政治冲突背景与苏联》，历史问题研究所编：《1950年代南北韩的选择与曲折》，(首尔)历史批评出版社，1998年，第442—494页(韩文)；Andrei 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London：Hurst & Company，2002；徐东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体制成立史：1945-1961年》，(首尔)善仁出版社，2005年(韩文)；Balázs Szalontai,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Soviet-DPRK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n Despotism,1953-1964,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下斗米伸夫：《莫斯科与金日成——冷战中的北朝鲜(1945-1961)》，(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日文)。其中集中讨论1956年八月事件的有：James Person,"We Need Help from Outside:The North Korean Opposition Movement of 1956",CWIHP Working Paper,№52,August 2006; Shimotomai Nobuo,Pyongyang in 1956,CWIHP Bulletin,Issue 16,Fall 2007/Winter 2008; Сu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y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гг.:причины и динамик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пего Востока,№3,2009。
④宋永奎：《北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现过程——以1953-1958年的发展路线为中心》，首尔高丽大学，硕士论文，1990年；金圣甫：《南北韩经济结构的起源和发展：北韩农业体系的形成》，(首尔)历史批评出版社，2000年；金錬铁：《北韩的产业化和经济路线》，(首尔)历史批评出版社，2001年(韩文)。不过，韩国在较早时期收集和编纂的一些资料，还是很有价值的，如南炫旭：《中、苏对朝援助及贸易状况(1946-1978)》，韩国国土统一院调查研究室，1979年2月，未刊。
⑤Bernd Schafer,"Weathering the Sino-Soviet Conflict:The GDR and North Korea,1949-1989",CWIHP Bulletin,Winter 2003/Spring 2004,Issues 14/15; Balázs Szalontai,"‘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Kim Ⅱ Sung and the Soviets,1963-1964",CWIHP 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 Charles K.Armstrong,"Fraternal Socialism":The 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Korea,1953—62,Cold War History,Vol.5,No.2,May 2005。
⑥比较重要的论文有：Shen Zhihua,"Alliance of 'Tooth and Lips'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no-North Korean Alliance,1946-1958",Working Paper Series 08-09,The U.S.-Korea Institute at SAIS,December 2008; Bernd Schaefer,"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1966-1972",CWIHP Working Paper,№44，October 2004；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4月号；成晓河：《“主义”与“安全”之争：60年代朝鲜与中苏关系的演变》，《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
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金日成文选(1945-1967)》，1982年，未刊，第51—52页。
⑧1959年朝鲜宣布五年计划提前两年完成，但跟着又宣布1960年作为“缓冲期”，调整一年。故第三阶段实际上到1960年结束。
⑨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编：《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拉祖瓦耶夫关于六·二五战争的报告书》，(首尔)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印行，2001年，第34—53页。另参见库尔久科夫致波诺马廖夫函(1955年4月7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33—63；朴昌玉关于朝鲜人民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4月24日。
⑩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2,оп.09,п.44,д.4,转引自Charles K.Armstrong,"Fraternal Socialism":The 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Korea,1953—62,Cold War History,Vol.5,No.2,May 2005,p.163。
(11)苏兹达列夫提交的朝鲜政府照会(1953年8月5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779，л.3—6。
(1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3年8月3日)，АПРФ，ф.3，оп.65，д.779，л.1。
(13)《金日成文选》，第69—70页。
(14)科瓦利致勃列日涅夫函附件(2)(1956年4月16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170—172；《人民日报》195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1956年7月9日。另参见Sch
fer，"Weathering the SinoSoviet Conflict"，p.25；Armstrong，"Fraternal Socialism"，p.168—169、174—175。
(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4—335页。
(16)当时的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1955年3月以后的新人民币1元。
(17)《人民日报》1953年11月24日。关于朝鲜实习人员和中国专家条件的协定书，参见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38—2—352，第50—52页。另据中国有关资料，战争期间中国对朝鲜贸易顺差8053万美元，1953年都无偿赠送给朝鲜。参见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00页。但这笔款项是否已算入对朝援助的72900亿元，不得而知。
(18)两年以后，苏联对中国提供援助金额折算卢布的计算方法有变。根据苏联外贸部的资料，中国提供给朝鲜的商品价格远远高于苏联商品的出口价格，如此计算，中国援助朝鲜的80000亿元人民币只约合8.5亿卢布(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在苏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4月，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45—48)。此后苏联对援助金额的统计，均按照这种方法。从实际情况看，苏联援助资金的效果确实大于中国，但这并不影响如下判断：中国当初援助朝鲜的决心和努力确是超常的。1953年中国的国家预算收入233.5万亿元(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照此计算，给朝鲜的无偿援助就占国家预算收入的3.4％。
(1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35页。
(20)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在苏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4月)，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45—48。另有统计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占1954年朝鲜财政收入的35％。见后。
(21)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38—2—352，第1—4页；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6页。
(22)《人民日报》1956年8月25日。
(23)《人民日报》1954年3月31日、6月25日、5月9日、5月28日、6月6日。
(24)《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5日、1958年10月31日。
(25)《人民日报》1954年3月23日。
(26)《人民日报》1954年4月24日、4月27日。
(27)参见南炫旭：《中、苏对朝援助及贸易状况(1946-1978)》，韩国国土统一院调查研究室，1979年2月，未刊，第10页。
(28)李富春关于中朝贸易谈判的请示(1957年9月30日)，中国国家计委档案科藏。
(29)Charles K.Armstrong,"Fraternal Socialism":The 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Korea,1953-62,Cold War History,Vol.5,No.2,May 2005,p.164.
(30)《人民日报》1956年2月3日、3月26日。
(31)科瓦利致勃列日涅夫函附件(1)(1956年4月16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164—167。
(32)《人民日报》1956年2月3日。
(33)库尔久科夫给波诺马廖夫的报告(1955年4月7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33—63；伊万诺夫日记(1955年12月4日至15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1—62。另参见Balazs Szalontai，"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p.90。
(34)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的报告(1956年4月14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136—151。另参见Сuн Ce Pa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с.127。
(35)《金日成文选》，第116—131页。
(36)彼得罗夫的日记(1956年7月20日至8月3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309—314；伊万诺夫日记(1956年8月6日至24日、8月29日至9月14日)，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334—359、315—333。
(37)苏联驻中国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22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39—163。
(38)普扎诺夫日记(1957年4月5日至12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15。
(39)毛泽东会见李永镐谈话记录(1957年6月21日)；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40)李富春关于中朝贸易谈判的请示(1957年9月30日)，李富春关于中朝贸易谈判情况的报告(1957年10月4日)，国家计委档案科藏；普扎诺夫日记(1957年10月1日至25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57—307；尤金与李永镐谈话纪要(1957年10月19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55—256。
(41)《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第301、371页。总计数字为笔者根据分年统计数字计算所得。
(42)尤金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7年11月9日)，APAH，ф.1636，оп.1，д.199，л.1—6；普扎诺夫同金日成的谈话纪要(1957年11月12日)，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2010年2月16日至17日，沈志华采访金忠植(原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组织部部长)、金刚(原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记录。
(43)详见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一、二、三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44)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6—01129—04，第44—63页；204—00315—03，第42—51页；204—00315—04，第53—55页；106—01131—01，第2—17页；204—00064—01，第1—8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52—2—945，第64—66页。另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1日、12月9日、1959年5月20日。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9年3月3日第2719期，第19—20页。
(45)普扎诺夫日记(1958年2月14日至3月1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32—60；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3—00111—04，第84—86页。
(46)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614—02，第36—38页。
(47)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315—04，第57—67、69—71页；佩利申科与曹克强谈话纪要(1958年9月3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3；《人民日报》1958年9月28日。
(48)详见南炫旭：《中、苏对朝援助及贸易状况》，第11页。
(49)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3—2—666，第1—9页。
(50)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3—2—66，第10—12页。
(51)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34—1—11，第1—4页。
(52)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064—01，第1—8页；204—00064—02，第9—25页。
(53)《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3日。
(54)毛泽东会见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11月25日、12月6日)。
(55)《人民日报》1959年1月17日、3月26日、5月9日。
(56)《金日成文选》，第178页；Balázs Szalontai,"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1953-1988",CWIHP Working Paper,№53,August 2006,p.4；《人民日报》1959年2月22日。
(57)斯卡奇科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6月11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37，л.70—92；Balazs Szalontai，"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pp.93—95；普扎诺夫日记(1960年2月1—15日)，АВПРФ，ф.0102，оп.16，д.6，л.28—61。
(58)详见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5—27页；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32—162页。
(59)《人民日报》1960年10月14日。
(6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55—356页。轻工业部感到援外项目过多、战线太长的情况，见上海市档案馆，B163—2—1033，第9、10—12页。
(61)《人民日报》1960年10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B163—2—1033，第2—8页。
(62)参见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第八章。
(63)《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第301页。
(64)斯卡奇科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6月11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37，л.70—92；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2、630—632页。中国贷款的具体数字不详。
(65)南炫旭：《中、苏对朝援助及贸易状况》，第5页。所引数字为笔者根据统计表计算所得。
(66)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612—02，第5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