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演义”的分野——明中叶人的两种小说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两种论文,小说论文,演义论文,明中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一般把《三国》、《水浒》等称作“章回小说”，近来也称作“传统白话长篇小说”；其实，这些命名都是近人以西方的“小说”概念为参照的，它暗示着一种疑问：中国的“小说”在文体意义上是否可以等同于novel？它是否具有近代意义？这一问题是极为复杂的，本文无意对此做出什么确切的解释，只想追问：既然“章回小说”、“传统白话、长篇小说”都只是后人的命名；那么，在明代中叶，当《三国》、《水浒》等出现时，人们是如何来命名这一新文体的呢？只有理清这一疑问，我们才能对诸如章回小说“近代意义”之类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从现存的批评来看，在命名中，明中叶人假借了“小说”与“演义”两个概念。一般认为，这两个概念没有什么差异，不过是古人对同一文体的不同称谓。其实，在章回小说刚开始风行时，以《三国》为代表的“演义”与以《水浒》为代表的“小说”，几乎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内涵。
历史上的正统小说观与口头小说观
明末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序》中追溯了小说与演义的兴起，他首先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接着，从南宋说话谈起，直说到《三国》、《水浒》的出现：“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
史统散而小说兴。“小说”一词由来已久。最早将“小说”二字连在一起使用的是庄子。《庄子》“杂篇·外物”中道：“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还不具备文体意义，它指的大概只是一些琐屑之语；但饰小说以为用，亦隐含了后世史家录“小说”一体的初衷。“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概念，最早出现于东汉桓谭、班固的笔下。桓谭在其《新论》中道：“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注：见《文选注》卷三一，李善在注江淹杂体诗《李都尉从军》“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一句时，曾引桓谭此语。四库全书本。）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特地列了“小说”一家，收入十五种；同时，为小说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头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辍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尧狂夫之议也。”（注：班固所云“孔子曰”，见《论语·子张》，实为孔子学生于夏所云。）班固认为小说出于稗官，“稗官”是什么呢？据余嘉锡考证，“稗官”即小官，乃天子之士。《春秋·襄公十四年》“传”曰：“史为书，譬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所谓士传言，即士传庶人之谤于天子，以议天下。“以经传证之，采道涂之言，达之于君者，其惟士乎？”（注：余嘉锡：《小说出于稗官说》，《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45、246页。）将桓谭与班超关于小说的定义合起来看，小说家即天子之“士”，“合”庶人谤议，“近取譬喻”，达于帝王，以资“治身理家”之用。“小说”在桓、班笔下虽已具有一种文体意义，但指的主要还是“丛残小语”；它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有某种共通处，班氏于是将小说家列为诸子十家之一。
在史家著录之外，别有“小说”一体在发展。鲁迅称“志怪之作”，不源于诸子，不出于稗官，“探其本根”，“在于神话与传说”。（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至《隋书·经籍志》，始收录志传、志怪诸体入“小说”，并因袭班固有关“小说”的论述，又别列“杂传”、“杂史”类。至此，班固的“小说观”已正式与今日所说古小说合流。史统散而小说兴，小说由先秦之志怪，一变为六晋之志人、再变为唐宋之传奇，这就是绿天馆主人所说的“小说”发展脉络，“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
班固的小说观中，隐喻着某种以小说为史补、重实录、助教化的倾向，后世小说目录学家大都是从这一点来界定小说的。
“若通俗演义者，不知何昉。”按绿天馆主人的语意，他似乎将通俗演义的兴起追溯到南宋说话，指向了与正统小说传统相对的口头小说传统。当小说家采纳街谈巷语，融成文字，注入书册，命之为小说时，不着文字的口头小说仍然在街头巷尾悄悄地流传着。从魏之“俳优小说”，到唐之“人间小说”、“市人小说”，这些民间说话，在宋元之际汇成“小说”等。宋元之际，始以“小说”为说话中的一家命名，并与“讲史”、“说经”、“说铁骑儿”诸类区分开来。这一命名标志着口讲小说观的正式确立。与传统小说观的教化性、实录性、正统性相比，口讲小说观突出了娱乐性、虚拟性、通俗性等特点。
关于“小说”的概念，近人论述甚详。但为了了解明中叶人的两种小说观，还是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解释。这里提出绿天馆主人的一段话，也只是作为梳理传统“小说”观的一个引子。在绿天馆主人眼中，由来已久的“小说”一词，指称的是历史上的正统小说传统；而别以“演义”一词，来命名包括《三国》、《水浒》在内的渊源于口头小说传统的新文体——即我们后来常说的章回小说。今人也往往从这一角度来推衍传统之“小说”与“章回小说”的异同及其各自的渊源。然而，绿天馆主人一说其实只代表了明末人的观点。明代中叶，在命名新文体的一开始，人们实际上是运用了“小说”与“演义”两种概念；同时，对这两个概念的表述及对其渊源的追溯要复杂得多。
明中叶人的“小说”观与“演义”观
确切地说，明中叶人在提到“小说”与“演义”时，有时也是混杂不清的。例如，嘉靖时郎瑛有时将《水浒》与《三国》并称为演义（注：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三“辨证类·三国宋江演义”、卷二五“辨证类·宋江原数”，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有时又称《水浒》为小说（注：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三“辨证类·三国宋江演义”、卷二五“辨证类·宋江原数”，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71页。）；徐渭则以为《三国》与《水浒》，都来源于小说——弹唱词话：“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注：徐渭：《吕布宅·小序》，《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5页。）胡应麟又将《水浒》与《三国》都归入“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五“庄岳委谈下”，四库全书本。）。《水浒》与《三国》俱兴起于民间说唱，在世人眼中，一开始二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都属于当时的街谈巷语，而正统小说观与非正统的口头小说观又都有街谈巷议的性质；因此，《三国》与《水浒》都既可以称作“演义”，也可以称作“小说”。可是，到后来，文人却有意无意地用不同的概念将二者区别开来。其实在胡应麟的笔下，就已经显示出这一分而论之的倾向。胡氏将《三国》、《水浒》等书都视为“演义体”，为的是与文言杂传等正统“小说”相区别（这一观点与绿天馆主人相似）；不过，在胡氏心中，《水浒》显然不同于其它演义（详见下文）。事实上，明人在评论《三国》、《水浒》等书时，他们多半是用“小说”来指称《水浒》、《西游记》、《金瓶梅》等书，而另用“演义”一词来指称《三国》及《列国》、《南北宋》、《东西汉》等书的。
1.以《水浒》为代表的小说观。
当《水浒》一出现时，天都外臣等人主要以小说来称呼。郎瑛道：“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注：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二“辨证类·小说”、卷二五“辨证类·宋江原数”，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29页。）后来，罗贯中将宋江一事“演为小说，有替天行道之言”（注：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二“辨证类·小说”、卷二五“辨证类·宋江原数”，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71页。）。天都外臣在万历十七年《水浒传序》中，也明确将《水浒》与郎瑛所说的“小说”传统联系起来：“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称行中第一。”由此可见，郎瑛等人笔下的“小说”，原本指的是宋元明以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小说；他们以为《水浒》渊源于民间说话（词话），因此假借了“小说”这一概念来命名《水浒》。
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水浒》，郎瑛等人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小说观。简单来说，可以概括如下：其一，强调以《水浒》为代表的“小说”渊源于口头小说传统——宋元以来的民间说话。其二，强调小说的娱乐性，这一“娱乐说”在李贽笔下又进一步滋生出“发愤说”。其三，注意到小说的虚构性，王圻说，《水浒》一书以梦起、以梦结，“惟虚故活耳”（注：王圻：《稗史汇编》卷一○三“文史门·杂书类·院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重视小说的虚构性，根本在于重视以虚构写人生，正如容与堂本《水浒》第十回回末评所说：“《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其四，强调小说是非通俗化的，他们的读者主要是雅士。
2.以《三国》为代表的演义观。
嘉靖元年，《三国演义》刊行，小说以“演义”为名。什么是“演义”呢？关于“演义”的资料极其缺乏。晋代潘岳《西征赋》曾提到“演义”，是援引古事、敷陈其义并加以引申的意思。宋明时有《大学衍义》一书，这里的“衍义”也只是一个词语，不存在文体意义。“演义”作为一种文体，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指的又是什么呢？胡应麟将“演义”视为“街谈巷语”，似乎“演义”指的也是宋元以来民间的一种说话，可能是与讲史有关的词话，只是宋元小说的别名；但有关宋元明讲唱文学，包括“讲史”，人们都只是称作演史、平话、评话、词话，却从来没有用过“演义”一词。例如，《英烈传》、《西游记》、《水浒》诸书，时人都是称有平话、词话流传，而不称“演义”。这样来看，胡应麟笔下的“演义”指的只能是《三国》等已成为文本的小说，而不是一种口头小说。从目前的资料看，“演义”作为一种文体，是自《三国演义》一书开始出现的。早在万历间，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序》就指出了这一点：“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聚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罗贯中以“演义”命名《三国》，很可能只是一个偶然，就像《大学衍义》一样，他是运用了一个词语，来说明自己这部书敷演的是《三国志》之义。然而，自《三国》出现后，后人几乎都自觉用“演义”这一概念来命名这一新的文体，如《唐书志传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两宋志传演义》、《东西汉志传演义》等。修髯子等人在具体论述与创作实践中，已明确将“演义”看做是史书与小说相互参证后形成的一种新文体，是“好事者”将史书“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演义”，即用俗近语演绎史书之义。这一概念包含四个内涵：其一，强调演义渊源于史书，依史书而演义，“亦庶几乎史”；其二，强调演义的教化功能，“裨益风教，广且大焉”；其三，强调实录，“事纪其实”；其四，强调演义的通俗化，读者主要是愚夫愚妇。（注：以上并参见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前所附庸愚子“序”、修髯子“引”。）
然而，依史事而演义，“演义”一词有着很大的机动性；当编撰者更多地依一己之义来演绎历史时，“演义”便逐渐突破了实录的束缚。所以到后来，“演义”已经偏离了高儒、庸愚子、修髯子等人的概念，而逐渐固定为（章回）“小说”的别名。明末绿天馆主人将“演义”视为宋元说话，既包括长篇的演义，也包括短篇的话本，也正是因此之故。
阐述演义观的主要是编撰演义的书商、或是应书商之请为“演义”写序的文人士大夫；他们的“演义观”以《三国》为代表，以依傍史书，重实录、助教化为特征；阐述“小说观”的则主要为当时在文坛颇具影响力的文人士大夫，他们的“小说观”以《水浒》为代表，以起源民间、虚构性、娱乐性为特征。从其概念内涵来看，前者类似传统小说观，后者类似口头小说观；然而，就其期待读者来说，前者是通俗的，后者却是非通俗的，又与传统小说观、口头小说观恰恰相反。这就饶有意味了。
“复古”与“新变”的交汇
要理解嘉靖万历时的“小说观”与“演义观”，我们可以从胡应麟的“小说观”说起。一般以为，胡应麟在界定“小说”时，重文言而轻白话，重实录而轻虚构；他的态度似乎与李贽、天都外臣等人完全不同。然而，仔细研读胡应麟关于“小说”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胡氏虽然强调事必有据，但所极力推崇的却是文人笔下的事奇、文奇、情奇。
胡应麟将“说”定为九流之一，并且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说主风刺箴规而浮诞怪迂之录附之”，“说出稗官，其言淫诡而失实，至时用以洽见闻，有足采也”（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一一“九流绪论上”。）。尽管胡应麟还沿袭了“说主风刺箴规”的正统小说观；却又明确指出，小说的本质是“淫诡而失实”的。在具体论述中，进一步肯定了小说的淫诡失实对世人的诱惑：“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焉。”（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一三“九流绪论下”。）
实际上，胡应麟对小说的虚与实有独特的看法。“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二酉缀遗中”。）“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一三“九流绪论下”。）将这两段文字放在一起来看可知，胡氏强调小说有一定事实依据；同时，也肯定文人在事实基础上的幻设，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魅力。因此，宋人小说虽然论次多实，胡氏仍然斥之为俚儒野老之谈。胡氏指斥《柳毅传》特“鄙诞不根”，故“文人亟当唾去”，似乎明确表达了重实录而轻虚构的倾向；然而，接下来，胡氏又说道：“夫诗中用事，本不论虚实，然此事特诳而不情。”由此来看，胡氏独恶《柳毅传》，并不在此传虚而不实，而在其“特诳而不情”；至于为什么胡氏认为《柳毅传》“不情”，当别有原因。
这一原因，可以联系李贽的《水浒》批评来推导。李贽特别推许《水浒》的“写生”之文，以为是“世上先有是事”，（注：此语出于容与堂本《水浒传》卷首无名氏作《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李贽在评语中也持类似的观点。）罗贯中才能幻设成文；而对有关九天玄女等情节，却认为过于荒诞不经，不过“三家村里死学究见识”（容与堂本第88回末评）。罗贯中为什么会有这些荒诞不经的文字呢？李贽感到非常困惑，难道就因为它是小说，“此其所以为小说也与”？李贽这里所说“小说”显然带有一种贬义，就像胡应麟斥《水浒》为“通俗演义”一样。由此看来，胡氏强调小说必须有一定事实根据，不能“特诳而不情”，正与李贽的观点一致。这一“不情”，也即不近情理。另外，胡氏声称小说乃是奇士骚人假以“游戏笔端”、“纪述见闻”、“覃研理道”的载体（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一三“九流绪论下”。），与谢肇淛、李贽等人以《水浒》、《西游》诸书为寓言、乃作者发愤之所作、誉之为《南华》《庄子》，二者也有相通之处。总之，胡应麟重新梳理古小说的渊源与流变，并在发现小说文体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正统“小说”观（与非正统的“通俗演义”相对）；这一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冲破自古以来以诗文为正统的进步思想。更何况在他的小说观里，已包含了与新兴小说观相类似的内涵。
胡氏正是从这样的“小说观”来看待《三国》与《水浒》的。尽管他将《水浒》划入尤在传奇杂剧下的“通俗演义”中，却对《水浒》一书十分推崇；在字里行间，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自己是如何被《水浒》淫诡失实的艺术魅力所震撼。胡氏的这一感受与郎瑛、天都外臣等人完全一样。他接着指出，《水浒》一书也是由“宋张叔夜擒贼招”一事润饰而来，并非完全“凿空无据”，这一句不啻为拘于正统小说观、却又推崇《水浒》者，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借口。也是胡氏明确将《水浒》与《三国》对立起来，以为《水浒》虽幻，乃雅士之书；而《三国》虽实，却“绝浅陋可嗤也”。这一评价，与胡氏对唐传奇与宋小说的评价是一模一样。
谢肇淛在《五杂组》中，从肯定虚幻的角度高度肯定了《水浒》与《西游》、华光等小说。同时指出，《三国》、《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事太实则近腐”（注：谢肇淛：《五杂组》卷一五，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312页。）。谢肇淛以虚构为尚，最终划清了小说与史传的界限。这一小说观经常为人所称道，研究者并将它与胡应麟“尚实”的小说观对立起来。（注：参见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10页。）当我们重新评价了胡应麟的小说观后，我们发现，其实胡、谢二人的小说观，在以“幻”肯定《水浒》，以“实”否定《三国》上基本是一致的。
在明中叶文人的小说观中，扬《水浒》而薄《三国》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他们无一例外地将《水浒》看做是“士君子”、“雅士”的读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士君子”、“雅士”才能真正读懂的作品。例如，李贽在批点《水浒》时，把那些不能领会小说“传神”笔墨的人，一概斥之为“村学究”、“俗人”。同样，李贽把《水浒》中一些“特诳而不情”的笔墨也斥之为“村俗”笔墨（87回）。在李贽眼里，《水浒》尽管难免有一些民间痕迹，但以史笔写小说，使之已基本成为一种既不同于史书，也不同于宋元说话的新文体。李贽等人看重的正是这一新文体自身的意义，即以虚构写人生、用以表达人生的种种艺术技巧、传达人生之至理，而给予《水浒》很高的评价。这一“史笔”所体现的虚实观，与今人所说的“现实主义”颇有几分相似。
至于以《三国》为代表的演义，文人们则认为它在虚与实、史与瞽之间融合得还不够充分，与《水浒》相比，还称不上一种新的文体，赏识它的不过是一些“俗士”而已。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序》中说：“视之《三国演义》，雅俗相牵，有妨正史，因大不侔。而俗士偏赏之，坐暗无识耳。”谢肇淛以“俚”来贬斥《三国》，显然是一个很让人吃惊的评价，这一“俚”字并不是从小说的文字、内容的通俗来说的，它针对的也是小说的读者，所谓“事太实而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注：谢肇淛：《五杂组》卷一五，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312页。）。
那么，胡应麟与李贽、谢肇淛等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可以说，二人的区别更多地在于形式，他们分别代表了明代中叶小说理论中“复古”与“新变”的两支。说起复古，人们一般只提到诗歌中的复古运动；近来也有人提到戏曲中的复古思潮，例如，明中叶人对宋元戏曲旧本的追寻。其实，有明一代，所谓尚古之风，是无处不波及，连小说领域也未能免。杨慎《杂事秘辛跋》道：“汉人文章远非后代所及，如小说……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无论后代。”（注：转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156页。）胡应麟在论述传统小说的发展演变时，以为明不如宋、宋不如唐、唐不如汉，也正是出于这种复古心理。胡氏对古小说的评价以及对后来《水浒》的评价，都是从文章的角度来考虑的，一如李开先、王慎中、陈束、唐顺之等人以文章法论《水浒》。杨慎为前七子复古派成员；李、王、陈、唐等嘉靖八子，一开始也曾追随前七子复古派的文风，也是他们最早从艺术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水浒》；天都外臣，一般以为是汪道昆化名，汪氏与胡应麟都属于后七子复古派的成员。由此来看，明中叶文人纷纷以《史记》为标准来鼓吹小说，在一开始与他们的复古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胡应麟不过是其中较晚的一个代表人物。胡氏等人醉心于古文、古小说，以古文、古小说的审美理想来发现通俗小说的魅力，并以“游戏笔墨”来强调创作者的主观意识，最终为小说正名、为通俗小说鼓吹，这实际上已经是明代中叶思想领域一系列新变化在小说领域的反映，它与李贽、谢肇淛等进步小说观实际有着某种相通的地方，后者不过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而已。王圻《稗史汇编》道：“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注：王圻：《稗史汇编》卷一○三“文史门·杂书类·院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李贽以师心为上，更发出了“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呼吁，以为《西厢曲》、《水浒传》“皆古今至文”（注：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页。）。
从一开始以复古来鼓吹小说，到发现天下之至文乃在于民间，明代文人最终假借小说这一新文体，在游戏笔墨中，幻设为文，来议论天下，表达自己对传统思想的离心意识；说“小说”源于民间、是虚构的、是娱乐的、是不通俗的，只可为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正在于此。“小说”出于稗官，稗官者，天子之士，士子搜集庶民之谤语以传达上听，所收之谤语谓之“小说”。帝王（史官）权力下移，在野的士子假借庶民之谤（小说）横议天下，以警君王，这才是“史统散而小说兴”的真实含义。可见，明中叶文人热衷于以宋元民间所谓的“小说”来命名《水浒》，正在于“小说”的边缘性，与边缘所隐含的叛逆性。明代中叶，由于高压思想的解冻，文人纷纷活跃起来，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程朱理学的一统地位。
再来看嘉靖万历间的“演义”观。这一“演义”，其实并不是胡应麟笔下的“通俗演义”；胡氏更多地将《三国》等书看做是街谈巷语，他的“演义”更接近于郎瑛等所说的“小说”，近于街谈巷语之平话、词话类，所以胡氏对之颇有几分鄙薄。而高儒、庸愚子等人，恰恰是在通“俗”上肯定了“演义”的文体意义，将之定义为由小说与史书相参证后形成的新文体而倍加称誉。庸愚子等人在解释“演义”时，强调演义是“正史之补”，并强调其实录性与教化性，即沿袭了传统小说观。相对同时代的“小说观”来说，这一“演义观”显得有几分保守，是以复古鼓吹小说论在民间的另一种发展。不过，庸愚于等人积极鼓吹演义的通俗性，肯定其对愚夫愚妇的教化功能，仍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正是他们假借正统的小说观，一步步推动了演义在民间的发展。
胡应麟说，古小说乃古之街谈巷语，“通俗演义”乃今之街谈巷语。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正统与非正统是相对的。古之街谈巷语，一经文人点化，便为正统之小说；而今之街谈巷语，在经文人点化后，也同样可以成为横议天下的重要文体。在先秦时，诸子等人采纳民间故事，汇成自身独特的寓言，标志着新思想的启蒙。唐时，庶民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成为官吏），用文言写作小说；虽是文人作意好奇，但他们笔下的传奇实与当时流传的市人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人传奇的兴起，同样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各种思想的交汇。明中叶起，文人将宋元以来民间小说与史传相参证，确立章回小说（“小说”与“演义”）这一新文体；并在这一新文体中，假借庶民之议来表达对传统的离心意识，这同样也具有某种新思想的萌芽，这一新思想或多或少包含了某种近代化的内涵。
当然，小说作为“街谈巷语”的边缘意义可以衍生为两点：一是强调小说处于边缘的游戏功能，即可以用一种娱乐的态度来阅读小说；二是强调小说处于边缘的辅助功能，即以小说为正史之补，传播史实并教化天下。这两种观点在明代中叶一经提出，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小说”与“演义”文体的差异，显然直接影响了各自对这一新思潮的表述。明代中叶，“小说观”与“演义观”在表述上的明确对立，扬《水浒》而薄《三国》观点的明确提出，固然说明持小说观者对章回小说这一新文体的认识，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理解整个明清章回小说观与明清章回小说时，尤其是考察其中的近代化意义时，理应考虑到“小说”与“演义”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