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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3)08－0043－05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明确指出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7)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凭空想象的解释世界的理论，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弄清它产生及其发展的思想渊源和历史传承，这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一项基础性课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无本之木，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艰辛探索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和成熟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渊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关注资本主义现实、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不断总结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在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中，马克思从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出发，强调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改造公社的内部结构。恩格斯则从村社制度的落后性入手，强调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作用，[2](pp.641－643)为落后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布尔什维克能够保持国家政权吗？》等著作中论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致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先后尝试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在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认为经济落后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通过“间接”、“迂回”的道路，突破了原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和僵化观念。对中国而言，苏俄的实践也提供了已见成效的具体行动方案和理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艰辛探索的思想结晶。20世纪初，在外有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风行全球，内有民族深重苦难的情况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看，孙中山、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独特的理论风采和强烈的社会影响。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的思想渊源。被人们誉为最早在中国用文字介绍社会主义的梁启超曾说：“孙逸仙(文)，他虽不是学者，但眼光极敏锐，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3](p.25)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曾多次谈论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主张民生和大兴实业，实行防止资本家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认为“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4](p.333)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相信，为全面掌握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对其进行“学理”探究。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理论，“是完全自成一格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5](p.19)比外，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需要有一般与特殊的区别，有各民族、各国的特色和差异，使“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们的实境”。在《庶民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中，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6](p.376)
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谈话时说，李大钊和陈独秀是20年代中国知识界最卓越、最有人格魅力的两位领导人，自己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受到了陈独秀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在积极投身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同时，在民主和批判资本主义等问题上形成了社会主义观。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陈独秀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口过剩，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晚年陈独秀还经常思考民主问题，在《给连根的信》、《我的根本意见》等文稿中，他都谈及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7](p.504)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的思想来源。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8](p.651)这一判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回答了中国应该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的理论问题。
20世纪40年代，为探索落后国家在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坚持和保障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毛泽东基于中国国情和时代背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看来，新中国是“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9](p.672)斯大林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察觉到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10](pp.720－721)“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1](p.5)在结合苏联经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他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两个概念，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第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2](p.35)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的精华，“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体现着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不少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也是从文化传统来认识中国的。在对中国“负责任的权威体制”的概括中，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体现了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①这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的统一、稳定与先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2](p.13)这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和性质。黑格尔说过：“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和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13](pp.254－255)以此为启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必须把握两者的差异和相互关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及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国情来看，两者的差异体现的是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
差异之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基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需要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为前提，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为基础。对此，列宁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14](pp.186－18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产生于较落后的东方社会，这一前提决定了它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但并非这一理论的照搬照抄，而是一种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相结合，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15](p.801)
差异之二是时代背景不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他们亲身参加革命运动，建立第一国际，总结斗争经验，对理想社会作了科学的研究和设想，为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提供了理论论证。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俄国的国情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设想有很大差异，却为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创造了条件。美国社会主义作家S.史密斯(Sharon Smith)在列宁逝世80周年前夕曾发文，从具体实践证明列宁在新时代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了资本主义社会从未有过的民主原则，通过苏维埃体制给予工人以真实的代表权，这意味着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结束，也意味着任何形式压迫的终结。[16]
就国际环境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于以信息科技和产业革命为标志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与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资本主义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斗争“主要围绕民族主义、宗教、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和速度而展开”。[17](p.8)就国内环境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步阶段的境遇也有别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按照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的分析，当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强大的统治体系，引入了现代工业——这些都是邓小平可以利用的优势。很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毛的群众动员体系已经失效，中国的科技已大大落后于外国，中国须向西方学习。整个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18](p.29)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一样要面临和资本主义同生共存的问题，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变化以及苏东剧变，它还要面临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
虽然在产生前提和背景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依然紧密相关，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从理论渊源和社会主义实践都可以看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共性与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性与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虽然历经时代变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为例，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1](p.277)大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空前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境遇日益悲惨，也使私有制和资产者难以驾驭，常常引起社会制度的震荡，[1](p.238)解决这一矛盾只能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论依据。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近百年来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经验使然。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p.6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性质，又赋予科学社会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填补了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空白。这里的“中国特色”既强调了社会主义在“当代”、在“中国”的时空特征，又突出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多阶段、多模式、多形态的客观存在。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少些空洞的教条，一直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主要问题。毛泽东曾指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20](p.90)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邓小平谈道：“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19](p.191)在会见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pp.291、292)
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到如今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90多年间，社会主义的发展以鲜活的实践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教条，通过与不同国家具体国情相结合，体现了独有的生命力和延续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长期以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一直备受争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民主社会主义和近代许多社会主义思潮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争取自由权利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逻辑延伸；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求改变自己处境的工人运动的反映”。[21](p.122)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一国范围内通过民主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曾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22](p.19)19世纪末，民主社会主义受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并以二战后的《法兰克福声明》和《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提出以“自由、公正、互助”为基本价值。搭起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和把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完全民主观[21](p.131)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
随后，民主社会主义在建设福利国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等国执政，逐步使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当代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潮。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尝试“超越左与右”，在日益衰落的福利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试图结合传统左翼的国家干预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模式的积极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之际就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提出了褒扬，认为它从以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为代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获取了重要的推动力，使民主社会主义从社会的整体概念、市场体系的自发性困境、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教条观念、潜在的进化论假设中一一解放了出来。[23]作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代的社会主义流派，民主社会主义常被拿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和讨论。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在时空轴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纵向比较对象，那么民主社会主义便是其横向比较对象。在这一层面上比较两者的差异。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实质及其影响，有助于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改良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而非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任务，“不管其最终目标是什么，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改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体现有的生存条件”，“不是发展一个工业社会，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17](p.3)
第二，在指导思想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具体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不断抹去其意识形态色彩，以适应时代变化。英国工党前领导人布莱尔就一再声称自己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基督徒。他在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经常用“社会—主义”(Social－ism)来代替，把它定义为：“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学说。”[24]
第三，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实行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声明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用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的要求，用社会保障来缓和阶级矛盾。[25]《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p.286)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p.29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中，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他说：“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26](p.133)这一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
第四，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资本主义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在党的性质方面，提出党应当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不是一个阶级党，而是“全民党”，[27]淡化了阶级色彩。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在2012年撰文表示，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特征，“是以实际的政策纲领实现以自由、正义和团结为目的的政治，以广泛的社会联盟政策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它能声称为全民党一直有赖于此”。[28]
通过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传承，通过与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纵横比较，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个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并不是空想，它源于实践和运动，也体现于不同国家的实际探索和实践过程之中。对于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只有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实际和特色，积极反思并解决历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显示出生命力和优越性。
注释：
①转引自中央公论杂志专访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9-08/20/content_183681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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