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批评——《周礼全集》编后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礼论文,全集论文,批评论文,哲学论文,后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礼全先生的文集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出版了。最初选编了大约60万字，后来应出版社的要求一再压缩，形成目前的样子。经过删减，许多非常好的学术论文没有能够保留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是有几篇文章，我认为是无论如何也要保留的。《〈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以下简称“《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问题》是周先生针对金岳霖先生的论文《论“所以”》所写的商榷文章。简单地说，在与“所以”相关的问题上，周先生不同意金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我觉得，《问题》有两方面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它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其中关于蕴涵和推论的探讨，关于推论形式和推论内容的区别等等，即使在今天仍然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其次，文章是批评论战性的，但绝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大批判”，而是有理有据、分析透彻、论证严谨，而且行文流畅。这里我主要想谈一谈《问题》另一方面的意义。我想，这方面的意义不在该文所讨论的学术问题本身，却与学术密切相关。我不知道该如何用一句话来描述它，但是觉得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它大致可以有所说明。
一
周先生是金先生的学生。因此，《问题》使我们直观想到的就是学生批评老师。理论上说，人们一般不会反对学生批评老师，而且还会主张这样做。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的思想，并因此创造性地发展了关于实体的学说，大概可以算是一个常识性的例子。但是在我国，当老师还在世的时候，尤其是就在自己身边，即使可以批评老师，以什么方式批评、批评到什么程度，似乎至少也是很有讲究的。而像《问题》这样指名道姓，批判得如此透彻，而且用语不乏激烈的，确实并不多见。比如，《问题》说金先生的解释导致的结果是“荒谬的”（《周礼全集》，第141页）；金先生的主张“是有害的”（同上，第142页）；金先生的论证可能会“引起或助长某种”“不良倾向”（同上），等等。可以说，周先生对金先生的批评是彻底的，不留任何余地。
《问题》的这些话，在有些人看来，可能会有一些“大逆不道”的味道。学生怎么能够这样批评老师呢！许多人担心这会影响金先生和周先生的关系。即使是周先生本人，对《问题》的后果大概也不是没有考虑的。在文章最后他有一段话，表明自己是向老师学习，追求真理，并希望老师指正。这段话与《问题》的内容没有任何联系，从形式上看，它可以算是周先生对《问题》做的一个小注或“后记”。按照我的理解，这里一方面表现出周先生对金先生的热爱与尊敬，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周先生的强烈愿望：希望得到金先生的理解！毕竟是对老师提出了批评，而且又是这样的不留情面。
金先生不仅是周先生的老师，而且是学界泰斗，正所谓德高望重。《问题》表明，周先生是在向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挑战。因此，这里也就有后辈与前辈的关系问题。
再引申一步，《问题》还表现出学者对学者的批评。在这种意义上，《问题》的批评似乎应该是非常正常而自然的。但是在这里，人们似乎仅仅考虑前面两层含义，而比较忽略了这一层含义。我想问的是，如果说学生批评老师可能会影响师生关系，后辈批评前辈可能会招致非议，那么学者之间的相互批评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吗？
周先生在文集的序中对《问题》的写作有一段说明，他认为当时金先生的文章涉及到逻辑这门学科的发展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他“不得不公开表明”他的观点（《周礼全信》，“自序”，第12页）。《问题》发表以后，又有杂志找周先生写文章，并希望他对当时国内关于推理的各种说法进行评论。结果周先生写了一篇历史性的文章（同上，第287-303页），而对当时国内各种说法只字未提，因为他“不愿意再次涉及金先生的《论“所以”》”（同上，第12页）。由此看来，周先生对金先生的批评也并不是非常主动而自愿的。究其原因，大概一如金先生身边的人所知，金先生与周先生的关系和感情非同一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非常钦佩周先生的批评精神：为了学科和学术的生存和发展，他做出自己极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我想问，如果不是金先生而是别人，如果不是一位前辈而是一位晚辈写了《论“所以”》，周先生会怎样做呢？他又应该怎样做呢？他还会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吗？他还会有这些“不得不”、以及“不愿意再次涉及”之类的想法吗？
我对周先生确实是有些过于求全责备了。但是我认为，从学术的角度说，这里其实存在着文本以内和文本以外的区别。学术批评是文本以内的事情，而师生关系、前辈后辈的关系、人际关系等等，则是文本以外的事情。一加一等于二是学术，我们不能因为是老师、前辈、朋友，不能因为德高望重，就同意一加一等于三。学术无疑是由人做的，而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因此，学术批评虽然是在学术之内开展的，但是大概很难做到完全无视人际之间的关系。然而，健康的学术环境应该能够促进和维护学术批评。好的学者应该能够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不仅应该能够大胆地批评别人，而且也应该能够非常虚心而高兴地接受别人的批评。特别是，我们的批评应该有共同的学术基础。这种基础，除了学术理论和学术层面本身需要具备的东西之外，还应该区别文本与非文本的东西：学术理论本身是文本的东西，而诸如师生、前辈后辈、朋友这样的关系就是文本之外的东西。批评一种学术观点与对待该观点的人是不同的。批评一种观点怎样怎样，乃是学术之内的批评，是纯粹学术的批评，而是不是尊敬老师、尊敬前辈、尊重友谊，则是学术之外的事情。作为学者，我们时刻处于文本内外的矛盾之中，因此也不得不努力面对这一对矛盾。我想，区别文本之内和文本以外，应该是一个学者起码的学术意识。我们应该进行正当的批评，而且我们最好尽可能地不要考虑老师会怎样、前辈会怎样、朋友又会怎样。在面对批评的时候，我们也最好尽可能地不要想到自己的声誉会如何，自己的形象会如何，自己的地位又会如何。
面对《问题》，金先生是如何表现的，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不知道金先生是不是同意周先生的批评。也就是说，我们不太清楚文本之内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金先生与周先生的关系一直非常好。这就说明，金先生对于文本内外是区分得很清楚的。如果说周先生的做法体现了一个学生在为维护学术发展做出努力的同时，又尽量顾及到与老师的师生关系，那么从金先生方面，我们至少看到一代宗师虚怀若谷的胸怀。在我看来，如果不能区别文本内外，分不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人际关系，金先生大概是无法有这种宽容精神的。
二
逻辑自亚里士多德创建以来，一直是独立的学科，而且是哲学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学科，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在我国，它的命运却是两样的。它曾经一度被看作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压制。金先生的文章提出推理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而周先生认为，“形式逻辑有没有阶级性，是形式逻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周礼全集》，第12页）。正是在这种考虑下，周先生写出了《问题》，对金先生的思想进行了批评，通过区别具体的推理与推理的形式，最终论证了逻辑是没有阶级性的。
即使从今天学术的观点出发，我们也不能说区别具体的推理与推理的形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逻辑是研究推理形式的，这一点确实又是常识。如果说周先生煞费苦心去论证一个常识性的东西，这在直观上是非常奇怪的，那么与此相对，金先生标新立异提出一个违反常识的论点，则更是奇怪的。然而最奇怪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竟然会关系到逻辑学科的生死存亡。说逻辑是研究推理形式也好，讲逻辑不是研究推理形式也罢，终究是可以讨论的，怎么会涉及逻辑的“生死存亡”呢？应该看到，在《问题》中，周先生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明确地阐明，“推论形式就是没有阶级性的”（同上，第134页），“主张‘推论形式是有阶级性的’是不正确的”（同上，第135页），“说‘推论形式基本上是有阶级性的’是不正确的”（同上），“推论形式是不相对于阶级的，是没有阶级性的”（同上，第138页）。但是，事关逻辑“生死存亡”这话却是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的。也就是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即使周先生有这样一种看法和感觉，也是不能直说的。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一切都要以政治为第一衡量标准，不符合政治的标准和需要，是无法生存的，哪怕是像逻辑这样的科学。因此周先生是在学术的范围内，以学术规范的语言，阐述了一个基本的学术常识。然而，我想问的是：如果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没有这样复杂的背景，周先生还会不会写这样一篇文章来批评金先生？如上所述，周先生的批评并不是非常主动情愿的。而从周先生一生治学的论著来看，这样的批评性文字非常少见。我想，周先生的文章除了其学术意义之外，大概背后还有不小的政治含义。它是在捍卫逻辑这门科学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个问题，引申一步，实际上也就体现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论这种关系是什么、怎么样，至少在我国，过去学术受到政治的干扰和破坏却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所表现的只不过是与金先生相关的一件事情。众所周知，金先生在30年代所写的《逻辑》一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现代逻辑的成果，他那时就以此为教材培养学生。而在解放以后，他的做法却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他对自己以前的逻辑思想进行过许多无情的批判（参见金岳霖，“序”），另一方面，他带领他的学生编写了许多传统逻辑的教材。这些做法在学术方面无疑是一种退步。周先生认为，金先生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都是在解放以前完成的，他解放以后的著作很难同解放前的相比。这是因为金先生不懂政治，但是政治热情又很高，结果，“他高昂的政治热情，影响了他冷静的理智思考”（《周礼全集》，第109页；周礼全，第82-83页）。如果这一评价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像金先生这样的逻辑学家，会提出并论证像推理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这样的问题。而如果我们想到金先生不过是我国著名学者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著名学者解放以后在学术上没有进步或进步甚微，甚至出现退步。我认为，学者有政治情怀没有什么不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概可以算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政治情怀的传统表达，每一位有良知的学者无疑也是信奉的。在这种意义上，不仅国家可以提倡学者关心政治，而且学者也有投身政治的权利。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政治与学术毕竟不是一回事，对政治的关心和投入与学术研究本身同样不是一回事。学术的发展无疑与政治环境联系密切，但是更主要地还是依靠并遵循其自身内在的机制和规律。
在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尽管过去也有许多关于自然科学与政治有没有关系的争论，政治的干扰也曾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但是今天一般都承认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对人文社会科学是否也是这样呢？客观地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环境今天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什么能够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情况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政治的因素依然是存在的。
人们常说，自然科学与政治无关，而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无论这种说法是不是完全正确，我以为它主要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说的。在我看来，无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有多少区别、有多么大的区别，从学术的角度讲，它们的性质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的，都是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宝贵财富。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且都以理论形式得到传承。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自然科学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政治能不能指导学术、应该不应该指导学术、应该如何指导学术，既有理论方面的问题，也有实践方面的问题，因此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但是毫无疑问，从学术本身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任何一门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研究规律和发展规律，以及其各自自成体系的理论成果，都必须得到充分的承认、肯定和尊重。否则，学术就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
推理是逻辑研究的对象，但是推理有没有阶级性却不是逻辑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因此我将《问题》一文放在《周礼全集》中“哲学”的栏目下。也就是说，我认为《问题》是一篇哲学文章。在这种意义上，《问题》不仅一般地涉及了学术批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这样两个问题，而且还具体地涉及哲学与批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对于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来说，这无疑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哲学有不同的定义，人们对哲学也有不同的理解。不过一般都承认，哲学是智慧之学，而且这一说法也是它最初字面的含义。哲学的智慧表现为对我们周围世界的许多现象、对我们自身的许多方面提出各种不同的说明和解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明和解释，表现了人们不同的看法，构成了哲学的历史，也促进了哲学的发展。而这种不同往往表现为批评：既有对前人的批评，也有对老师的批评；既有对同代人的批评，也有对自己的批评。因此可以说，批评是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仅从哲学家的角度说，马克思显然认为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更重要（参见王路，第296-298页）。在阐明这种看法的同时，马克思也批评了过去的哲学家。因此这句名言显示出非常强烈的批评特征。此外，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了批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批评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别的哲学家，对别人的思想的批评，而且表现在认真对待别人的批评，而这种认真对待又是以一种学术的、科学的、批评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在这方面，《反杜林论》大概可以算是比较杰出的代表。
我认为，在马克思的上述名言中，“解释”一词对哲学的描述是比较准确的。所谓解释，不过是给出一种说法。而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不过是指你这么说，我那么说。在这种意义上，批评不过也是一种解释，只不过是与批评的对象不同的解释。问题的解释一般来说不会是惟一的，解释的不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正因为如此，批评也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人明确指出，“哲学无定论”是哲学的根本特征（参见陈修斋，第35-47页）。我想，不论这种观点是不是得到人们完全赞同，至少它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哲学的“解释”特征，因而也体现了哲学的“批评”性质。所以也可以说，批评是由哲学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它是在对世界的解释的过程中不同思想的碰撞和交锋，正是这种碰撞和交锋构成了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既然如此，在从事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当然应该允许批评，认真对待批评，并且提倡进行批评。为了促进哲学的发展，我们特别应该为进行批评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
从古希腊到今天，哲学走过了漫长的历程。无论最初的本体论还是后来的认识论，无论是今天的语言哲学还是现象学，哲学一直按照自己的规律在发展。新的解释，新的流派，不断为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注入新的活力，使它不断发展。纵观哲学史，有些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可能密切一些，有些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则不是那么密切，甚至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说哲学一定与政治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样，有些哲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就必须为政治服务。比如形而上学的那些“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所探讨的范畴、四因等问题，与政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在我看来，有些哲学与政治肯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而人们不应该把政治的标准和要求一般地强加给哲学。
无论从事政治工作或其他工作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哲学，不管大众所说的“爱情哲学”、“处事哲学”等等指的是什么，至少从事哲学工作的人应该可以从哲学史或哲学这门学科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哲学。而从哲学这门学科来说，一个哲学家有权承认某一种哲学，甚至只承认一种哲学，而对其他哲学不屑一顾，并且提出批评。但是一个哲学家也应该有权认为另外某一种哲学是有道理的，而其他哲学不是那样有道理，甚至提出批评。一个哲学家无疑有权从政治的角度或世俗的角度或其他任何角度出发来看待哲学，并且带着一种政治情感、宗教情感或其他什么情感来研究哲学。但是这绝不是惟一的角度，一定还有、因而也应该允许有其他不同的角度。哲学家们探讨哲学的方式是多元的，情感是多样的，相互批评也是自然的。但是最主要也最重要的是，他们探讨哲学的权利毫无疑问应该是平等的。
我认为，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推行一种观念和理论是一回事，在哲学领域进行哲学讨论则是另一回事。推行一种政治观念和理论本身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自然会包含着一种信仰，相信自己所推行的东西是正确的，因此可能会全力以赴捍卫自己推行的东西，甚至会人为地规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并以此要求别人必须怎样怎样，不允许怎样怎样。但是在哲学讨论中，首先应该体现的是哲学自身的特点，这就是爱智慧，进行思考，提出各自的解释。一个人可以追随某一哲学流派，主张某一种哲学观念和思想，因而批评别的学派和观点。但是绝不能不允许别人提出批评，绝不应该要求别人必须信奉自己的观点。一个人可以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别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也应该允许他人认为他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批评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哲学流派，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在与其他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想的交流和批评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确立其应有的哲学地位的。某一个哲学流派的影响可能大一些，某一种哲学思想的发展可能持久一些，但是哲学史表明，比较自然和自由的才是比较有生命力的。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大概是最好的例证。受宗教神学干预和支配的中世纪哲学则是比较典型的反例。因此，应该区别哲学与政治。应该给哲学以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应该允许哲学家不受限制、进行充分自由的哲学思考。
通过以上讨论，我想说明，哲学与政治的区别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须的。政治对哲学的干扰往往表现在一些人为的规定，这些规定是从哲学外部强加给哲学的，从而对哲学内部形成一些束缚和制约。特别是，这些束缚和制约或者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的，或者是以批评为基础而形成的。但是它们却直接地破坏或限制了哲学自身的批评。如前所述，批评是哲学的一种根本和显著的特征，是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因此，政治的干扰对哲学是有极大危害的。因此才会有周先生的“生死存亡”的忧虑。感谢改革开放，我们今天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与过去已经是天壤之别。重读《问题》，我觉得应该把它更深一层的意义揭示出来，也就是应该把那个时代所无法言明的东西清晰地表达出来，因为这些涵义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重读《问题》，我更加钦佩周先生的哲学境界和政治勇气。一个学者，尤其是一个哲学家，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