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发着原始野气的自然生命力的喷射——中国早期文学的赤手搏虎场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生命力论文,场景论文,原始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26(2003)01-0001-06
虎是百兽之王，是凶猛和力量的象征。武松打虎的故事之所以在古代广为流传，就在于人们赞叹武松的力量和勇气，他竟然能够赤手空拳打死威震一方的猛虎，创造了人与野兽赤手搏斗的奇迹。其实，徒手搏虎是中国古代先民由来已久的风尚，早在先秦时期就很盛行，留下了一系列传说故事，并且写入文学作品。到了后来，虽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再提倡空手搏虎，但是，文学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它是对以往历史的追忆，也是对原始野性和人的自然生命力的肯定。
一
早期先民崇尚气力和勇敢精神，他们深信自己的原始生命力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并且寻找机会把它释放出来，用以确证自身的价值。空手搏虎就是他们显示自己力大无比和勇敢精神的一种方式，从而成为社会风尚。《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殷纣王是荒淫残暴之君，亡国之主，但身体素质极好，能赤手空拳和野兽搏斗。他所搏击的猛兽，当然指虎豹一类强悍的动物。周代也有赤手搏虎的故事，见于《穆天子传》卷五：
有虎在葭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搏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柙，而畜之东虞，走为虎牢。天子赐奔戎畋马十乘，归之太牢。
高奔戎自告奋勇赤手搏虎，保证不伤害虎的形体，把完整的活虎献给周穆王。带着武器与猛虎搏斗已经冒着很大的风险，高奔戎赤手空拳生擒活捉老虎，更是难上加难。这条记载比较简略，没有具体叙述高奔戎如何擒虎。不过可以想象得到，老虎不会顺从地让高奔戎把它捉住，一定要拚死反抗。在搏斗的过程中，高奔戎随时可能受到老虎的伤害，他却不能让老虎受伤。高奔戎的诺言兑现了，凭着他的气力和勇敢把老虎制服，创造一个奇迹。他是一名大力士，在搏斗过程中原始生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以至于猛虎也不是对手。
先秦时期另一位徒手搏虎的壮士是公叔段，《诗经·郑风·大叔于田》对他的狩猎场面有如下描写：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
共叔段又称大叔，是春秋时期郑庄公的弟弟，《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就是郑庄公与公叔段的矛盾和斗争。《穆天子传》对于高奔戎赤手搏虎一事的叙述是平实的，没有什么渲染和铺垫。《大叔于田》这首诗所展现的赤手搏虎画面则是很有气势，作了充分的渲染。先是写大叔驾车技艺的娴熟高超，四匹马的缰绳握在手里如同细丝编织的绦带，显得轻松自如。为大叔驾车的两边的马行走时如同起舞，富有活力。在作了上述的铺垫之后，转入对大叔搏虎场面的描写：猎人放火焚烧草木，各种野兽惊慌逃窜，于是，大叔“襢裼搏虎，献于公所”。 襢裼，又作袒裼。毛传：“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搏虎也。”大叔搏虎时不但没持武器，而且把上衣脱掉，袒露身体，危险性实在太大。大叔不愧是位壮士，他还是取得胜利，制服了老虎，作为战利品献到国君那里。大叔力大无比，任性使气，难怪后来成为郑庄公的政敌，以至于兄弟二人兵戎相见。读过这首诗，对于理解《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那个故事会很有帮助。
《孟子·尽心下》记载了另一位空手搏虎的英雄——冯妇：
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樱。望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在这段文字中，容易产生误解的是最后一句，关键是“为”字。这里的“为”字，指的是向、对。《史记·魏公子列传》：“如姬为公子泣。”就是取这种意义，指如姬对着公子信陵君哭。“其为士者笑之”，不是冯妇被土人嘲笑，而是他对士人笑，表示可以徒手搏虎，有必胜的把握。这里没有对冯妇搏虎作具体描写，而是从侧面表现这位徒手搏虎英雄的勇气和力量。众人见虎负隅就不敢上前，冯妇却攘臂下车，要和老虎作一番较量。他没有丝毫犹豫和畏惧，而对众人面带微笑，具有大将风度，从气势上就显示出他的信心十足，稳操胜券。
能够徒手搏虎是英雄，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相反，不敢徒手搏虎则被视为胆小怯懦，受到世人嘲笑．《诗经·小雅·小旻》写道：“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小旻》是一首政治批判诗，这几句话采用的是比喻手法，意谓自己对现实政治谨慎小心，不轻易参与，这就像不敢空手搏虎、不敢徒步涉河一样，受到人们的嘲笑，认为自己胆小怕事，他们哪里知道自己的苦衷。尽管这里采用的是比喻手法，但从中不难看出，在《诗经》创作的时代，徒手搏虎作为一种壮举受到称赞，勇敢和力量得到充分的肯定。
老虎是凶猛的野兽，很容易造成对人的伤害。那么，为什么先秦时期会出现徒手搏虎的社会风尚呢？对此，本人曾作过论述：
空手擒虎的高奔戎是周穆王卫士，大叔是郑国公族，姬姓，冯妇系晋人，生活在姬姓国。赤手空拳搏虎的英雄都出自周族统治区，有的本身就是姬姓成员。由此可以断定，暴虎风气源于黄帝集团的野兽图腾，是该族先民为处理自身与图腾对象之间矛盾被迫作出的选择。在原始先民那里，图腾对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伤害它们，出于这种心理，他们禁止把猛虎作为搏杀对象。……黄帝集团先民在面临危害时，没有动用武而是采用空手擒拿的方式，既保护图腾对象，又使自己免遭伤害。空手搏虎要冒很大的风险，黄帝集团先民宁肯牺牲自己而不用武器伤害虎，这是图腾崇拜激发起的勇气、力量和献身精神。[1](P157)
古代周族先民一方面崇尚气力和勇敢，另一方面又以野兽为图腾对象，其中列在首位的就是老虎。这两种因素相结合，由此形成徒手搏虎的风气。中国古代的徒手搏虎和西方的斗牛相比风险更大，更有刺激性。从对人的危胁而言，牛远远比不上虎。牛是家畜，毕竟经过人的驯化；虎是野兽，还保持它的原始本性。牛是虎的口中食，虎则是牛的克星。从较量方式上看，斗牛士毕竟还手持利刃，搏虎的壮士则是赤手空拳。由此看来，搏虎比斗牛技高一筹，更需要勇气和力量，也更加原始野蛮。
随着图腾观念的淡漠和社会的进步，徒手搏虎的举动逐渐减少。尽管如此，在古代社会还是时有发生。《水经注·渭水》条引《列士传》有如下记载：
秦昭王会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双。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视虎，眥裂血出溅虎，虎不敢动。
朱亥是魏国著名的大力士，信陵君窃符救赵，就是由他用铁椎击杀魏国将领晋鄙，夺得兵权。秦昭王想把朱亥置于死地，成为猛虎的口中食。朱亥却毫不畏惧，虎也没有伤害他。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徒手搏虎的场面，但是可以设想，如果老虎真的扑向朱亥，那么，他必然要徒手相搏，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血腥厮杀。秦昭王把朱亥投入虎圈，希望引发徒手搏虎的事件，他是在考验朱亥，也是把徒手搏虎作为游戏观赏，但是，他的希望最终落空了。
把徒手搏虎作为一种游戏观赏，西汉成帝可以说是步秦昭王的后尘。《汉书·扬雄传》有如下记载：
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扬射熊馆。以罔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现焉。
汉成帝把徒手搏兽，包括生擒猛虎，作为一种游戏，他自己充当观众，欣赏这种表演。不过，此时徒手搏虎的不再是中土壮土，而是来自周边少数民族的健儿。到了那个时期，中土能够徒手搏虎的人已经极其罕见。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周边少数民族成员，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遗风，他们有勇气、也有能力徒手搏虎，原始的本能冲动、旺盛的自然生命力使他们成为长扬宫角斗场上的主角。
晋张华《博物志》卷三有如下记载：
后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师子。使人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军数百击之，师子哮吼奋起，左右咸惊。
这是由上古徒手搏虎风尚而衍生出的一幅面面。曹操行军途中遇到狮子，他不是动用刀枪剑戟和弓箭加以猎取，而是令人徒手和它搏斗，导致许多人受伤。曹操想用这种方式训练、考验将士，结果失败了。狮子生活在深山丛林，野性没有减弱；而世世代代生活在农耕社会的中土居民，其原始野性已经退化，自然生命力的爆发程度也无法和古代先民相比，徒手相搏再也不是猛兽的对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到了曹操那个时代，徒手搏虎这种威武雄壮的戏剧已经谢幕，古代那种惊心动魄的壮观场面无法再复现出来。
二
徒手搏虎是极其危险的举措，搏虎者随时可能遭到伤害，甚至丧失生命。随着社会的进步，先民理性精神的强化，这种崇尚原始野性的活动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少，人们对它抱着警惕、甚至疏远的态度。《诗经·郑风·大叔于田》诗中，作者一方面表现大叔徒手搏虎的勇武，同时又提醒他：“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叮嘱大叔不要掉以轻心，防止老虎伤害自己。由于对猛虎的畏惧和对自身生命的珍视，徒手搏虎开始被人们视为冒险而又无益的举动，不再继续提倡它。《论语·述而》载：“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说得很坦率，对于那些徒手搏虎，徒步涉渡大河的人，不与他们为伍，当然，孔子本人更没有徒手搏虎的想法。孔子不赞成这类以生命为代价的冒险举动，而主张谨慎行事，谋事必成。孔子可以说是反对徒手搏虎的先驱，体现了儒家的理性精神，以及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
进入汉代以后，反对徒手搏虎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孔臧是孔子的后裔，他的《谏格虎赋》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把他本人反对徒手搏虎的观点表达得非常明确。作品的主方是亡诸大夫，客方是下国君主，开头是这样的：
帝使亡诸大夫问乎下国，下国之君方帅将士于中原。车骑骈阗，被行冈峦。手格猛虎，生缚
犴。昧爽而出，见星而还。国事不恤，惟此为欢。乃夸于大夫曰：“下国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问天子之格虎，岂有术哉！”[2](P115)
下国之君见亡诸大夫不应，又对他狩猎和壮士徒手搏虎的场面描绘了一番。最后亡诸大夫说道：
夫兕虎之生，与天地偕，山林泽薮，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则不为害。令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国散民乱，君谁与处？以此为至乐，所未闻也。[2](P115)
亡诸大夫所说的话，也就是孔臧的心声。孔臧作为孔子的后裔，在徒手搏虎一事上继承祖先的观点，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是从国计民生的角度看待徒手搏虎，认为它不是一种快乐，而是充满危险，后患无穷。孔臧根本不赞成人的自然生命力以这种原始野蛮的方式喷射出来，认为这不是对人自身价值的确证，而是残害生命，祸国殃民。
司马相如的《谏猎书》在宗旨上和孔臧的《谏格虎赋》是一致的，都是对汉武帝驰骋田猎加以讽谏，阻止天子徒手搏兽，开头是这样一段文字：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险阻，搏猛兽，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旋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吴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3](P242)
司马相如是从安全的角度对汉武帝加以讽谏，希望他珍惜自己万乘至尊之体，不要从事徒手搏兽那类充满风险的举措。文中还提出了什么是真正的欢乐这个古老的话题。上古先民崇尚勇敢和气力，把带有原始野性的徒手搏虎作为人生的乐趣。这种人兽之间的较量很有刺激性，能最大限度满足人的自然冲动的发泄，使人的原始生命力得到超常的发挥。司马相如的看法与原始先民相左，他主要是从人身保护意识出发看待徒手搏虎，认为这是用身体和生命作赌注，只有恐惧，没有欢乐。身居帝王的尊位，安全得到保障，这才是真正的欢乐。
在涉及徒手搏虎题材时，汉代文学呈现出有趣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有的作品明确否定这种举措；另一方面，有的作品又大张旗鼓地加以渲染张扬，甚至作为理想的画面进行描绘。
枚乘的《七发》是汉代新体赋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汉代最早从正面描写徒手搏虎的作品。《七发》载于《文选》卷三十四，作品假托楚太子生病，吴客用七件事去启发他。最后楚太子病愈，开始以新的、积极的方式生活。楚客用以诱导楚太子的第五件事是狩猎，其中就包括徒手搏虎。文中写道：
于是榛林深泽，烟云
莫，兕虎并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
枚乘把徒手搏虎作为一种壮举加以描写，把观赏这种场面作为人生的乐趣看待。吴客劝楚太子投身于狩猎的行列，亲眼目睹徒手搏虎的壮观场面。吴客用以诱导楚太子的七件事分别是赏乐、饮食、乘舆、游览、狩猎、观潮、聆听要言妙道。这七项活动并不是平列，也不是杂乱无章地信手拈来，而是按照从低到高的层次顺序排列。狩猎排在第五位，在枚乘看来，观看徒手搏虎虽然还没有达到人生享乐的最高层次，但是，它已经接近人生境界的极至，层次是比较高的，胜于赏乐、饮食、乘舆、游览四项活动。枚乘描写狩猎和徒手搏虎时满怀激情，浓墨重彩，他对徒手搏虎这种充满原始野性的活动是非常欣赏的。
自枚乘《七发》问世之后，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不断有人继作，使七体作品自成系列。这类作品中不时可以见到徒手搏虎的画面。傅毅的《七激》收录在《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其中对狩猎场面有如下描写：
部曲周匝，风动云旋。合围促陈，禽兽骇殚。仆不暇起，穷不及旋。击不待刃，骨解肉离。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
这里没有直接出现徒手搏兽情节，不过，从“击不待刃”之语判断，傅毅所描写的实际是徒手肉搏的场景。“摧牙碎首”是典型的徒手搏兽所造成的后果。
曹植的《七启》见于《骈体文钞》卷二十八，他对徒手搏兽的描写尤为充分：
于是人稠网密，地逼势胁。哮阚之兽，张牙奋鬣。志在触突，猛气不慑。乃使北宫东郭之畴，生抽豹尾，分裂肩。形不抗手，骨不隐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
这里出现的是徒手搏兽的壮士群体，他们所搏击的都是猛兽，除了虎还有豹、、熊等。这些野兽都败倒在壮士手下，或死或伤，极其狼狈。曹植把徒手搏虎作为“羽猎之妙”的重要部分加以描绘，认为“游猎可以娱情”，远远胜过隐居遁世。
七体作品对于徒手搏兽场面的描写极其生动，并且作为人生之乐加以宣扬，明显和孔臧的《谏格虎赋》、司马相如的《谏猎书》形成观点上的对立。七体作品充分肯定徒手搏虎这种举动，《谏格虎赋》、《谏猎书》则持否定态度，二者的指向完全相反。
另一种情况比较微妙复杂，对于徒手搏虎的肯定和否定发生在同一作家身上，两种倾向纠缠在一起，混淆不清。司马相如、扬雄就是如此。
司马相如作《谏猎书》，明确表示反对徒手搏虎。可是，载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上林赋》在描写天子狩猎时，又有“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这样的句子，把它作为壮观的场景加以展示。扬雄的《长杨赋》对于汉成帝令胡人徒手搏兽的举措提出批评，然而，载于《汉书·扬雄传》的《羽猎赋》，对于天子狩猎场面又有“履般首，带修蛇，钩赤豹，
象犀”这类描写。般首，谓虎类野兽，履是用脚踏。这里出现的也是徒手搏兽的画面，作者同样持欣赏态度。怎样理解司马相如、扬雄作品在处理徒手搏兽题材时所呈现的矛盾呢？这要从汉代大赋劝百讽一方面寻找原因。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羽猎赋》中出现的徒手搏兽场景，都是作为讽谏的内容出现的，作者并不赞成这种举动。他们采用的是欲擒故纵的写法，先把徒手搏兽的场面展示出来，并且大肆渲染，描写得非常充分，然后再把它否定掉，指出它的不可取。就司马相如、扬雄的创作初衷和本意而言，上述徒手搏兽的描写和他们的谏猎主张并不矛盾，二者是一致的。然而，这毕竟只是他们的主观愿望，客观效果如何呢？劝百讽一是汉大赋的普遍倾向，可是，讽谏的部分却写得铺张扬厉，文采飞扬，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劝诱部分的说教言词。司马相如、扬雄在创作讽谏部分的时候，都倾注自己的激情，充分发挥想象，情不自禁地沉浸其间。这样一来，读者自然也就被徒手搏兽的场景所吸引，甚至陶醉。结果是欲讽而反劝，徒手搏兽画面客观上成了人们肯定、欣赏的对象。所以司马相如、扬雄对于徒手搏虎的论述和描写之间呈现二律背反，二者是矛盾的、对立的。
汉代文学在表现徒手搏兽题材所出现的矛盾，反映的是文学想象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疏离和对立。在汉代虽然徒手搏虎之事时而有之，甚至像汉武帝这样的万乘之尊也以徒手搏虎为乐事。但是，从总体上看，徒手搏虎作为一种野蛮的原始遗风，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并且产生许多负面效应。正因为如此，当汉代文人从现实功利出发，把文学创作和安邦治国联系起来的时候，对徒手搏虎持否定态度。人生活在现实中，同时又有想象、幻想，文学创作就是把想象和幻想作为重要的动力，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在想象和幻想中，徒手搏虎的壮士是大力士，是无所畏惧的英雄。他们在徒手搏虎时所爆发出的旺盛的生命活力，是常人难以企及、无法具备的，令汉赋作者心向往之。在这种情境下，徒手搏虎作为表现人的力量和勇气的生动画面出现在作品中。人的原始生命力所焕发出的巨大能量、它所呈现的壮观场景，使汉代文人无法不为之心动。这样一来，徒手搏虎的画面，又成为得到普遍认可的审美观照对象，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
三
徒手搏虎作为中国早期文学的一种题材，从先秦到两汉、再到魏晋南北朝，在表现手法、艺术技巧方面不断进步，越来越具艺术魅力，并且形成比较稳定的叙事模式。
先秦时期的徒手搏虎传说及作品，情节都很简单，采取的是开门见山的写法。无论是高奔戎，还是冯妇，都是故事一开始就叙述他们徒手搏虎的事迹，前面没有铺垫，后面没有连续的情节。《诗经·郑风·大叔于田》虽然在叙述大叔徒手搏虎之前作了铺垫，但文字很简短，没有充分展开，大叔徒手搏虎作为单一情节出现在作品中。
到了汉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徒手搏虎场面由于具有惊心动魄的性质，因此，往往置于作品的关键部位，出现两种叙事模式。
一种模式是把徒手搏虎场面置于狩猎活动的高潮期，把它作为扣人心弦的情节推出。这种叙事模式是由枚乘《七发》奠定的。《七发》叙述的田猎活动分四个阶段，先叙车驾之盛、声势之大，野兽的惊惧恐惶之状；其次描写猎取野兽的情况，展示初步的战果；第三阶段描写徒手搏虎的壮观场面，是狩猎的高潮期。最后是论功行赏、犒劳从猎人员，狩猎进入尾声。枚乘的《七发》是七体的奠基之作，后来许多七体作品，如曹植的《七启》、何逊的《七召》，采用的也是这种叙事模式，把徒手搏虎置于狩猎的高潮期，以突出它的非同寻常的性质。除七体作品外，其他体裁的作品也可以见到这样的叙事模式。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都是在狩猎的高潮期出现徒手搏虎的惊险情节。曹植的《孟冬篇》是一首五言诗，叙述的是孟冬狩猎的全过程。先是渲染狩猎队伍的浩浩荡荡，气吞山河；接着是显示用各种器具猎取野兽的盛况；第三阶段出现的是如下场景：
庆忌孟贲，蹈谷趋峦。张目决眦，发怒穿冠。顿熊扼虎，
豹搏。气有余势，负象而趋。[4](P430)
这里展示的全是徒手搏兽的场景，无一例外。各种野兽都是被壮士赤手空拳击败，没有还手之力。这是狩猎的高潮，徒手搏兽之后，狩猎队伍也就凯旋而归，参加庆功宴会。
汉代文学处理徒手搏兽题材的另一种叙事模式是由司马相如创立的。这种模式和枚乘《七发》所奠定的模式正好相反，不是把徒手搏兽场面置于狩猎活动的靠后阶段，而是放在狩猎队伍和猎取对象刚刚接触的时期。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楚国使者在叙述楚王的狩猎活动时，开始就出现这样的场面：“乃使夫专诸之伦，手格此兽。”这里的野兽指白虎玄豹一类猛兽，前面作了交待。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继续采用这种叙事模式，把徒手搏兽置于猫兽的初始阶段，首先出现的是“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罢，足野羊”的肉搏场面。扬雄的《羽猎赋》同样把徒手搏兽作为人和兽较量的第一幕，双方刚一遭遇就是壮士徒手搏兽，“拕苍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蝯。”傅毅的《七激》虽然是七体作品，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按照《七发》的叙事模式处理徒手搏兽的场面，而是采用介乎两种叙事模式之间的方法，只写壮士徒手搏兽，略去了用器具猎兽的情节。
汉代文学作品或者将徒手搏兽的场面置于狩猎的高潮期，或者放在猎者与野兽遭遇的初始阶段，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叙事模式。把徒手搏兽置于狩猎的高潮期，是把最精彩的一幕暂时隐蔽起来，故意吊人的胃口。枚乘《七发》先叙田猎的车马之盛，声势之大，引起楚太子的兴趣，“阳气见于眉宇之间”；接着叙述动用各种器具猎取野兽的场景，楚太子被吸引住，让吴客继续讲下去；及至讲到徒手搏兽的壮观景象，楚太子跃跃欲试，狩猎活动达到高潮，人的兴奋程度也达到极至。至于采取第二种叙事模式，把徒手搏兽作为人兽正式较量的起始情节，那是为了先声夺人，使人先睹为快，立刻造成轰动效应。不管采用哪种叙事模式，都把徒手搏兽作为狩猎活动中的奇观看待，是重点的表现对象。
先秦文学对于徒手搏虎的叙述都很简略，很少有细节描写，通常都是粗线条地勾勒。后来的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在描写徒手搏兽时重视细节的真实，艺术技巧日趋成熟。
首先是对搏虎壮士的刻画越来越精细。枚乘的《七发》称他们“毅武孔猛”，用几个形容词突出其情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称搏虎壮士是“专诸之伦”，把他们比作刺杀吴王僚的勇士。孔臧的《谏格虎赋》把他们描写成“孟贲披发瞋目”，不但和古代的壮士相提并论，而且把他们的形貌神情展示出来，较之以前又进了一大步。张衡的《西京赋》对于徒手搏虎壮士的刻画更见功力：
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匡，威慑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黄之士，育获之俦，朱
髽，植发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盘桓。
这些搏虎壮士目光炯炯，眼眶高耸，毛发竖起。他们把稠密的黑发染成红色，又剪得很短，用麻扎束起来，像木竿直立。他们迈开脚步，跃跃欲试。这里有形貌描写、神情描写、动作描写，把搏虎勇士刻画得栩栩如生，笔法细腻，达到了极至。
其次是对搏兽具体细节的展示更加充分。司马相如《上林赋》开始对徒手搏兽的细节有所交待，用了“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罢，足野羊”的排比句式，列举众多的肉搏对象，对于每种搏击方式用一个词加以描写，或副词，或动词，或动词化的名词。扬雄《羽猎赋》采用的是同样的笔法，先有“拕苍豨，跋犀牛，蹶浮麋”之语，后面又有“履般首，带修蛇，钩赤豹，象犀”的句子。把这些描写和先秦文学对徒手搏虎的叙述相比，确实有明显的进步，不过，仍然过于简略。司马相如、扬雄的上述描写，重点放在徒手搏兽的壮士身上，展示他们的各种动作。至于搏击对象状况如何，作品没有涉及，要靠读者的联想去补充。进入东汉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作家对徒手搏兽具体细节的描写，开始由人转向兽，由搏兽壮士的动作转向被搏击野兽的状态。傅毅《七激》首先实现了上述转变，他描写被搏击的野兽是“骨解肉离，摧牙碎首”，充分显示出徒手搏兽勇士的力大无比。班固的《西都赋》在描写“徒搏独杀”的场面时，虽然也用了“挟师豹，拖熊螭，顿犀犛，曳豪罴”这样的句式，继承司马相如、扬雄用过的笔法，但也出现了“脱角挫脰”这样的细节描写，用以显示猛兽在遭受壮士徒手搏击后的惨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描写徒手搏兽方面又有新的进展，作家不但注意细节真实，而且兼顾徒手搏兽的壮士和搏击对象两个方面，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曹植的《七启》写道：“乃使北宫东郭之俦，生抽豹尾，分裂肩。形不抗手，骨不隐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曹植既极力渲染徒手搏兽壮士的各种动作，又具体铺陈各种野兽在遭受搏击后肢体残缺，千疮百孔的形态，二者融汇得天衣无缝。何逊的《七召》载于《骈体文钞》卷二十八，对于徒手搏兽的描绘同样细致而周全，文中写道：“傍穷劫剞，势极搜求。文皮坐裂，膬尾生抽。手羁铁项，足批铜头。象折牙而陵遽，貊拉齿而夷犹。”徒手搏兽壮士的拳脚一旦触及到猛兽，就爆发出极大的冲击力、极强的穿透力。各种猛兽身上的器官，无论是硬度大，韧性强，还是刚笥高，都经不住壮士的搏击，纷纷破损残缺，血肉模糊。何逊对于徒手搏兽的关键细节都抓得很准，描绘得也非常生动逼真。
徒手搏虎场面描写的艺术化、审美化过程，是在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的。这个过程表面看来是艺术技巧的不断提高，实质是作家对于人的原始野蛮性、对于人的自然生命力有了更深的体验和领悟。徒手搏兽是人和猛兽原始生命力的较量，是一种野蛮的厮杀，是极其残酷的，充满血腥气。但是，处于文明社会的作家对于描写这种场面乐此不疲，并且充分运用自己的艺术才华，把它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这个事实表明，虽然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理性也随之强化，然而，人类在原始阶段所具有的野蛮性、人的自然生命力爆发所喷射出的巨大能量，依然令古代作家魂牵梦绕，留恋它、崇尚它。时至今日，许多人都在顽强地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向人们展示自己旺盛超常的自然生命力，把生命所能承受的极限一步步向前拓展。这和中国古代早期作家反复描写徒手搏虎的壮观场景，在精神实质上有相通之处。
〔收稿日期〕2002-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