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厄特四部曲中的同性恋叙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性恋论文,四部曲论文,拜厄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5)04-0143-07 拜厄特(A.S.Byatt，1936-)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叙事背景的四部曲又称弗雷达莉卡四部曲，包括《花园处女》(The Virgin in the Garden)、《静物》(Still Life)、《巴别塔》(Babel Tower)、《吹口哨的女人》(A Whistling Woman)四部小说。四部曲中有多处同性恋情节，“同性恋”身体成为一种承载深远意义的社会符号。四部曲的同性恋叙事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Gay Liberation Movement)与学生运动(Student Movement)、女性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反战运动(Antiwar Movement)、环境保护运动及黑人民权运动(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等一起被视作这个时代西方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拜厄特四部曲中的同性恋叙事呼应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同性恋解放运动。 在西方历史中，对同性恋行为的态度是人类社会风貌的反射镜，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古希腊时期，同性恋是贵族的时尚。在中世纪的西方，同性恋行为遭到严酷打击，罗马法律明文规定同性恋属违法行为，因为在教会的眼里，同性恋欲望是违抗上帝的罪过。此后，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相对宽松的阶段，西方社会的同性恋者还是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同性恋法律的影响到19世纪末期都未得到消除，这一时期甚至被称作是同性恋史上的“丑闻时代”，统治者利用同性恋丑闻打击同性恋群体。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秉承清教徒精神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仍旧想借对同性恋行为的镇压重整道德秩序，但在60年代形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性解放”、“性自由”的口号被毫不避讳地喊了出来。同性恋者抓住了这个机遇，声称要扬弃性别二元对立的模式，要求社会承认同性恋的合法化，从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气势最为宏大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拜厄特四部曲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 小说中有对同性性爱大尺度的描述，也有对同性恋者与反对势力斗争的描述，向读者展示了同性恋解放运动前后西方社会对同性恋行为所持态度的变化。此外，作为弃绝社会的象征，同性恋身体是政治和道德斗争的场所，在拜厄特四部曲中同性恋“身体”就成了打击腐朽势力的道具：“身体不仅是身体，那个可以触摸、有痛感和快感的可见存在，还涉及到大量有关身体的观念(禁忌、羞耻感、得体等)，而这些观念从源头上说又来自作为‘意义给出中心’的高级文化。”(程巍：51)四部曲中的同性恋者正是用“身体”加入到了那一时代的“反叛”大潮中，他们印证了同性恋行为在文化上的先锋性，使之成为“创造运动的新突破口”。(矛锋：381)此外，拜厄特四部曲还借一场同性恋引发的悲剧对过度追求自由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发出了警示。 20世纪60年代，出于对“自由”理念的追求，西方人对身体和性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拜厄特四部曲中的同性恋叙事体现了同性恋解放运动前后民众对同性恋行为所持态度的转变——从“恐同”(homophobia)到理解与容忍的转变。“恐同”是指对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行为的恐惧、憎恨或迫害倾向，它的出现与权力和性的关系有极大相关性，“从本质上说权力让性按它的指令行事，就是说，首先，性被权力置于两元对立的系统之中：合法之外便是不合法，允许之外便须禁止。”(福柯：61)正因为权力为性制定了秩序，才有了不符合秩序的同性恋类别的产生，同性恋者的身份是被政治权力建构的。当同性恋的类别被建构起来之后，形势变得更复杂了，“这是一种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控制，同性恋行为一旦被确认，它就开始替自己说话，铸造它自己的身份和文化。”(Dollimore：522)其目的是去挑战创造它并把它边缘化的权威体制，于是“恐同”就伴随着同性恋行为对合法秩序的挑战而产生了。“酷儿”理论家纳玛斯特(Ki Namaste)指出，“异性恋定义自身时需要用同性恋：一个雄性十足的讨厌同性恋的男性在定义他自己的‘正常’的时候，只能用与他不同的人——一个女性化的同性男子——作为对比的办法来定义。”(134)换句话说，“恐同”就来自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的关系，而且当人们要摆脱对同性恋的恐惧时，人们自然就会去憎恨或迫害同性恋者。拜厄特四部曲生动呈现了社会的“恐同”环境，此外还记录了人们“恐同”心理的变化。 四部曲的第一部《花园处女》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那还是一个谈“同”色变的年代。在小说中，还是一名中学生的马库斯意识到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常躲到卫生间里幻想由下水道构成的世界，因为“女孩子们会倾向离开这个地方，就好像这里是不健康的”。(16)马库斯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女性特征，并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在《哈姆雷特》中扮演奥菲丽亚获得了很大成功，然而当再次受邀出演女性角色时，他婉言拒绝了邀请。他最初的同性恋倾向让他自己都产生了恐惧，当然这种恐惧感正来自主流社会的“恐同”心理。马库斯与他第一个同性情人、他的科学老师卢卡斯的同性恋行为被家人察觉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其父为此雷霆大发；面对亲朋的激烈反应，马库斯和卢卡斯都曾被羞愧感与恐惧感折磨得精神失常。这一切都是“恐同”情绪在作祟，社会通过“同性恋恐惧症这一社会政治产物来解决对性行为的控制”，(Dollimore：521)因为同性恋行为是对主流异性恋观念的挑战，威胁到了人们潜意识中的安全感，人们要保持对周围环境的控制能力，马库斯和卢卡斯因此就不得不承受遭谴责和排斥的命运。 到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吹口哨的女人》的最后一章，故事已经延续到了1970年，那时人们已不再视同性恋行为为洪水猛兽。小说结尾，马库斯已一改郁郁寡欢的个性，心情开朗了许多。从前他经常躲在外面不回家，还曾躲进精神病院，躲到姐姐家里，而此时他与从前判若两人，一边兴高采烈地进行着圣诞节前的室内装饰，一边给姐姐弗雷达莉卡的孩子里奥讲故事。他如此高兴，自然是因为他的家人不再因为他是个同性恋者而怨恨他。马库斯正准备与同性情人温森特·霍奇金斯正式同居，虽然霍奇金斯还不能以波特家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参加圣诞节聚会，但“马库斯说‘温森特说……’的时候，他已几乎表现得很轻松，而且大家也都笑着鼓励他说下去。”(413)可见马库斯的家人已经默认并接受了他与温森特的同性恋关系，马库斯也随之犹如重获新生一般，浑身都焕发着生命的光彩。四部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在性认同方面达成了一个共识，“人们对‘性’的经验、表达与再现是可磋商的和多样性的。”(杨洁：2)从四部曲中可以看到，同性恋解放运动至少在局部实现了创造人类新的生活方式的目标，并寄希望于实现创造新的人际关系格局，赋予人们彻底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勇气和力量。社会对同性恋行为的接纳也是整个一代人精神追求方向的体现，摆脱思想控制、拒绝被传统束缚的主张已是那一代人重要的精神诉求。 四部曲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前后社会对同性恋所持态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督教文化兴起以来，同性恋者就一直深受社会“恐同”气氛的迫害，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同性恋者在强制的异性恋的语言体系中是没有话语权的角色。”(148)而同性恋解放运动给社会文化习俗带来了巨大变迁，人们已开始重新认识同性恋这种性实践，变得更加宽容和理解。同性恋行为已不再是禁忌，在某种程度上，同性恋身体骄傲地成为社会文化差异性的载体。 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同性恋从曾经的“难言之隐”变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文化现象，拜厄特四部曲不仅记录了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过程，还揭示了这一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 原因之一是基督教的世俗化。可以说，基督教的世俗化为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提供了可能性。在历史上对抗同性恋最强大的势力就是基督教，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符合规范的性行为是以繁衍后代——为上帝多创造基督徒为目的，而同性恋者的性行为是有悖于上帝旨意的。《旧约·利未记》强调，男人“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的。”随着基督教文化的发展，同性恋遭到禁止，原因是基督教认为同性恋“在本质上是罪恶的”。(斯巴格：54)到了20世纪6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见证了基督教文化根基的动摇，“‘最大的讽刺’在于‘最敏感好奇的年轻天主教徒不久便发现：美国现实主义所代表的精神价值比天主教教权机构的精神观更令人信服。’”(斯泰格沃德：368) 拜厄特四部曲中也有关于基督教世俗化的描述。马库斯的姐夫丹尼尔和教区的主管牧师吉迪恩一起倡导所谓的“人文宗教”——一种不被传统宗教形式所束缚的更人性的宗教。他们接受了新兴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人是机构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他者的期待的产物，法拉牧师甚至公然宣称，“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现，在科技、政治和道德领域都可以没有上帝而存在。”(Still Life：159)因而整个气氛也与从前大不一样，“教堂似乎是空的，神坛只成了一张桌子，传教的话语(变得更加即兴，变得更少被定期重复)愈发缺少权威性，愈发令人迷惑不解。”(168)四部曲中，马库斯的两个姐姐都不信教，并多次表达过作为无神论者的自豪感，加上身为牧师却不信上帝存在的姐夫丹尼尔的影响，这些都成了马库斯坚持同性恋自由的重要原因。由于基督教的世俗化趋势，基督教道德的约束力、尤其是对同性恋行为的约束力不可避免地被淡化，在20世纪60年代追求自由的浪潮中，马库斯和四部曲中的其他同性恋者以主张少数人群权利为由，摇身一变成了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 四部曲体现出20世纪60年代同性恋自由的激烈诉求乃是受了“反叛”思想的蛊惑，表达了对“资产阶级道德”的不信任。20世纪中期，老资产阶级固守传统文化观念，希望继续保持小镇时代的清教思想，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在那时的生存状态可从这段描述中略见一斑：“1950年代的中产阶级在道德、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处处显示出自己是某个文化—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不敢越社区、教区、阶层的文化标准和道德规范的雷池半步。”(程巍：116)老资产阶级很少有“越格”的行为，而年轻一代却厌倦了老一代的道德教诲，他们不但希望彻底摆脱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而且想把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四部曲中这种个人主义首先表现在以同性恋为代表的性反叛中。同性恋者首先要颠覆的是资产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被认为是父权的、保守的和专断的道德，它的一个最先被质疑的基础就是家庭。”(塔玛涅：169)因此，四部曲中马库斯的同性恋行为首先可以理解为对父亲过于拘谨、专断的道德的反抗。身为英语教师的父亲比尔·波特是资产阶级“伟大传统”的继承者，他对孩子们要求严苛，不允许孩子们有自己的娱乐，甚至不准孩子们玩猜字游戏、打牌和掷骰子，认为那些是浪费时间的愚蠢的游戏。比尔·波特成了小说中代表约束与压制的传统观念的意象符号，其严苛的家规激起了马库斯的消极抵抗，作为一种逆反心理的结果，马库斯让自己“堕落”成了同性恋者，因此他的同性恋行为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作为颠覆性的性行为而受到重视，一种替代父权模式的性行为。”(169) 还在读中学的马库斯的同性恋行为被曝光后，视家庭颜面重于一切的父亲被气得暴跳如雷，然而马库斯却不思悔改，把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当作是对腐朽道德最有力的“回敬”。对马库斯来说，同性恋行为是对家庭规范的抗争和对资产阶级看重的体面的蔑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拜厄特四部曲的同性恋行为渗透着政治行动主义，“同性恋的解放、风俗的解放是一个更广阔计划的一部分，即质疑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塔玛涅：169)60年代的激进派把“身体”当成了发挥革命想象力的道具，四部曲中的同性恋叙事恰体现了这一时段的社会文化状况，即“叛逆”也是一种追求。“追求个人体验”、“反主流观念”、“反独裁主义旧文化”成为社会时尚，这样的社会形势对同性恋解放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部曲描述了温森特·霍奇金斯的两次同性恋经历，两位让他心动的男人分别是剑桥大学的著名学者拉斐尔·费博尔教授，和后来与他生活在一起的马库斯·波特。温森特曾是剑桥大学学监，费博尔教授令他陷入了情网：“拉斐尔本来应该主动，但他并没有，温森特显得过于渴望又不够机灵，他浑身燥热，因为害羞，或是因为并未显露出的愠怒，或者就是因为他的欲望，温森特主动开始了一次短暂而笨拙的同性爱……”(A Whistling Woman：293)小说叙述者从全知全能的角度对此情节进行了描述，叙事时间与空间技巧的运用耐人寻味。那时学生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室外反叛的大学生正高喊着要求自由的口号，室内大学学生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温森特正与同性情人做爱。整个社会似乎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逃脱主流文化的渴望，表达着对抹杀人性的传统道德规范的抗议，和对浪漫自由的精神境界的无限向往。温森特到北约克郡大学任职不久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同性恋情，当时大学生的反叛运动还在持续中，作为大学学生管理部门负责人的温森特原本很想替校长分忧，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处理学生运动时居然又不可自拔地恋上了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的“反数学”组织中的一位男教师马库斯·波特，结果温森特几近加入反叛运动的行列。可见潜意识中，这位学生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同反叛青年一样，希望用身体表达对保守的社会价值观的失望，以抛弃稳妥、乏味的常规生活的方式表现生命的无限活力。这一切反映出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英国，同性恋与政治已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性恋身体悄无声息地侵蚀着英国传承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并给犹如一潭死水的战后英国文化注入了新鲜活力。 四部曲中的同性恋行为可被看作一种意义重大的政治行为，以同性恋为代表的“性反叛”势力成了社会文化变革的力量，表达了要与旧文化决绝以获得彻底自由的欲望。同性恋解放运动不仅仅源于颠覆异性恋霸权的欲望，而是力图开启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深度革命，“革命若不触及私人领域，不触及个人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及最隐蔽的性活动方式，将是不彻底的革命。”(程巍：116)四部曲中的同性恋叙事不遗余力地写出了人性狂野的欲望，再出格的性倒错对那一代人来说似乎都不过瘾，因为他们已把同性恋爱欲当作了打击泯灭自由的专制思想的手段。 拜厄特四部曲中的同性恋叙事昭示出社会潜在的危机——过分追求自由的危险。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各国青年文化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助长了文化自由主义，青年学生以“新左翼”(New Left)思想武装自己，以“嬉皮士”的形象示人，“许多人从学生运动中看到了纵情享乐的文化渊源。学生运动象征着西方社会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经济斗争的衰落，带来了一股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洪流。”(许平：245)各国青年文化运动的口号各异，但目的都是追求绝对的个人主义，拜厄特四部曲中与青年文化运动相照应的同性恋情节体现出由自由的过度欲望带来的危机在所难免。 四部曲的第三部《巴别塔》的内嵌小说《乱语塔》(Babble Tower)中记录了一个“去规范”的自由社会的混乱场景，其中由同性恋引发的一场悲剧尤为惨烈。同性恋者卡尔沃特是《乱语塔》的主人公，他带领一伙人到远离尘嚣的山谷中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乌托邦式“理想国”，还起草了积极倡导自由的乌托邦社会纲领，决意摒弃宗教，废除婚姻、家庭制度，取消家长和老师的权威。虽以追求自由为目的，但卡尔沃特的“理想国”最终事与愿违地变成了充斥着淫乱与杀戮的“反乌托邦”式的“人间地狱”。卡尔沃特把他的随从达米安当做自己的同性恋伙伴；在来到“理想国”之前，达米安每天的任务就是脱掉卡尔沃特的鞋子，亲吻他的脚趾，抚摸他的身体，向卡尔沃特表达爱恋；然而达米安并不是真正的同性恋者，他深爱着“理想国”的一位女成员罗莎艾斯；出于嫉妒，卡尔沃特以极残忍的方式把她迫害致死。罗莎艾斯曾在未果的逃亡路上回顾了在“理想国”中得到的教训：“教训是关于‘无节制’的行为，关于从自由到羞辱再到奴隶制的转变。我们必须到外面的世界去，并宣传做任何事情时都需要节制。”(71)此处明示了这场由同性恋引发的悲剧的根源，警示人们自由不等于放纵，如果不注意“节制”，从“理想国”到“人间地狱”也只有一步之遥。 拼贴在四部曲之中的小说《乱语塔》，其“乌托邦”理想以互文的形式呼应着四部曲中其他各类时尚的社会政治风气，表达了对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过分追求自由的反省态度。青年学生们借学运之机掀起了一场反理性、反传统、反文明的“革命”，所有妨碍人性自由的理念和行为他们都反对；他们提出了五花八门、荒唐可笑的口号，如“我们什么都要，而且现在就要！”(霍布斯鲍姆：336)学运激进分子聚集的伯克利分校，与同性恋解放运动激进分子聚集的格林威治村一起成为这场反文化运动的中心。青年反叛者们以感官享乐的形式反抗理性，因此滋生了新的文化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新的文化风格出现了。我们称它为迷幻文化，或就像它的鼓吹者所称的‘反文化’……迷乱文化的极端行为——表现在性关系、裸体狂、性变态、吸毒和摇滚中。”(贝尔：76—77) 反映在四部曲中，便是西方一代青年激进的政治立场与乌托邦式自由追求之间的张力效果。四部曲刻画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反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的群体像，他们罢课闹事，摇滚吸毒，更以同性恋身份为荣；他们用颓废的姿态表达对社会的怨气，在对权威与规范的消极抵抗中享受着想象中的自由。毫无疑问，企图摆脱规范与戒律的束缚只是青年反叛运动的表层原因，而深层根源则是受了“新左翼”思潮影响的一代在通过“反叛”表达对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社会制度的批判。尽管如此，由“文化自由主义”引发的无序状态产生了深远的社会问题，法国著名学者阿隆(Raymond Aron)认为，反叛青年的行为是“唯美主义者的虚无主义，或者不如说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野蛮的蛮族的躁动。”(许平：226)这种观点，与四部曲、尤其是《乱语塔》的作者的态度不谋而合，“理想国”中因同性恋引发的悲剧便是对种种潜在的社会危机的表征。由于追求个人主义的青年一代倾心于精神上的自我陶醉和感官上的满足，加之基督教的没落导致传统道德日渐式微，在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与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社会史无前例地放松了对性的禁忌，随之而来的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泛滥只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反文化运动的亲历者曾发出这样的慨叹，“到了70年代初，时间再一次向我们揭露了‘即刻实现极乐世界’的虚幻，并且揭示了我们一度忽视的50年代较为传统的文学文化中的优点。”(迪克斯坦：207)拜厄特四部曲中的同性恋悲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戏剧化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纷乱的社会局面和对用理性方式解决社会危机的期盼。 如果说不同的时代都有一个时代标记，那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标记就是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贝尔：126)这种激进的狂潮在四部曲中的同性恋叙事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千百年来，同性恋是人类的文化“禁果”，反同性恋倾向一直根植于西方社会文化中。同性恋者是社会少数被压迫者的象征，是不道德、无权利和反常规的符号式人物，对宗教的亵渎、对法律的僭越和生理上的病态是他们身上无法消除的标记；反过来，他们也一直对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三缄其口，不敢奢望社会对同性恋身份的认可。“如果正常现象构成人类的前影，那么反常现象正是人类的背影。”(斯巴格：25)历史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终于出现了拐点，从拜厄特四部曲的同性恋叙事中可以看到，彼时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已不再是赤裸裸的嘲笑、歧视或抵制，同性恋解放运动后人们的性观念更是趋向多元化。四部曲中的同性恋“身体”以“反常”的形象构成逾越传统的欲望，甚至宁可抛弃文明，向身体的完全自由状态狂奔。当然，四部曲中的同性恋“身体”的背影在道德问题上呈现出的种种疑点，也体现了那一代人在颠覆与超越落潮后的反思与反省，透露出人们在过度放纵欲望后重新审视和珍视传统道德的思想端倪——让“节制”成为自由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