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千秋大业——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并进思路的简略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千秋大业论文,简略论文,现代化建设论文,思路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61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952（2000）03—0006—11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现代化，最初都不是中国的原产物。作为两种不同层面的先进社会发展理论，它们传入中国并被接受的时间有后先之分，而由两种理论合而变为一个整体的现实运动，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开创并由此展延下来的事。从此，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相联并进，构成为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主流。这个主流，将中国人民强国富民的理论与实践、梦想与辉煌融汇于一体，推动当代中国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飞跃和翻天覆地的伟大进步，实际成为国家、民族崛起奋进的通衢大道和改变命运的千秋大业。当此纪念建国50周年之际，简略考察这段历史，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开创新路：既要社会主义，又要现代化，如果不建设起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就不能避免受欺和挨打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百年来备受凌辱的祖国开辟了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早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套国家发展方案并在建国之初得到确认，这就是从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方案，将工业化与新民主主义并联，而将实现社会主义树为未来的社会目标。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改变了建国之初的设想，第一次正式把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联结为一体，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思路。总路线规定了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时间步骤和目标任务：从新中国成立起算，大体经过15年左右完成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过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在前15年工业化的基础上，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现代化，都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完成工业化，后一阶段是建成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第二，建立社会主义不仅需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完成工业化，而工业化如周恩来当时所言，“这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1]显然， 工业化在这里得到了不同寻常的强调，被认为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随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目标的“三大改造”和以建立工业化基础为目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全国实施。1954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开幕词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任务。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全党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至此，中国不但实现了社会制度鼎新的历史性飞跃，尤其是在现代化问题上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被动的依附型现代化向自主的赶超型现代化”转变、从“引进学习与表层的器物模仿向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的根本变革”[2]的历史性飞跃， 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相联的伟大道路。
热切地提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并进的目标并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道路，根源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历史、世界与国内现实的深刻认识。首先，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是他们很早形成、长期坚持并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思想理念。这个思想理念，一方面，受到苏联建立社会主义、迅速走上现代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建立在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没有也不能改变中国落后和摆脱人民贫困的历史观感上。对于国家落后、人民贫困，没有人有比他们当时更为深切的体认。1954年6月， 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们的讲话，耿耿于怀的是中国现在能造什么？“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 “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4]。他急切希望加快农业集体化步伐， 最基本的考虑则是期望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共同富裕”，同时保证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原料。因此，他们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作为改变落后和贫困的通途，断言“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5]。其次，出于国家完全独立与安全的考虑， 中国人民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但毛泽东等更清楚，国家的强大与真正独立、安全是一个铁的因果律。毛泽东明确指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105年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 打过中国，除抗战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中国之所以如此，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以求取根本解决问题。他特别强调，新中国“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6]周恩来也反复申述，没有中国独立的工业化建设， 既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难免成为人家的附庸国，也必然被西方国家看不起，即使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也还会受到欺侮。[1]（P,579）第三，实施一五计划建设的需要。就其实质而言，“一五”计划是国家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工业化的起步，而五年计划对经济体制的要求，正是苏联的基本经验之一。因此，中国启动建立工业化基础的一五计划，不可能不考虑与其相适应的体制问题。第四，也与具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比较有利的国内基础和政治状况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广大的、统一的市场的形成，以及通过制度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的生产力等等，这些都是推进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事业的有利的政治、社会条件。
显然，建国初期中国迅速确立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相联并进的发展战略，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和考虑，绝非领导人的一时激情所使然。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对强国富民表现出热切的渴求，这种渴求，一方面，促使他们着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决心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另一方面，又促使他们着力在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寻求为加快现代化事业建立一种与过去不同的崭新的制度保证和动力机制，确定一个能够保障共同富裕、全体受益的基本制度。不言而喻，这种机制和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因此，既要社会主义，又要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振兴中华、泽惠人民的强国富民目标，乃是毛泽东等人当时的中心思考和为国家民族选择的发展道路。
（二）思路模式：我们必须打破常规，与苏联有些不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毫无疑问，战略目标确定之后，如何推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并进，成为继起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为此，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模式定位、推进思路、时间预期和政策方针等，有一个比较完全的思考。这些思考，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起步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指导，也为现代化事业在新时期更大规模的推进准备了经验借鉴。
建立有中国特点的赶超型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毛泽东等确定的基本模式。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毛泽东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要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走新的道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指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7]这个不同，主要是要根据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 正确处理农、轻、重三者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建立工农业并举或曰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化道路。[8] 与此同时，赶苏超英也成为一时之论。毛泽东在1957年2 月已有了追赶苏联的思想，希望中国走新的道路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更快些，11月在莫斯科则提出用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后来国内还流行过超英赶美的说法。明确提出多少时间赶超某个国家，固然不是妥当的做法，但赶超先进的发达国家，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性奋斗目标的鲜明特征。这个特征，本质上由中国后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实际所决定，因此，它至今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在发展思路上，确定由工业化到现代化即由一化到四化。在早期现代化理论中，工业化与现代化基本上是一回事，但中国更多的还是从工业的现代化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因此，中国首先将现代化的重点，放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即工业化上，其基本思路则是在注意重、轻、农发展关系的前提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9]同时，重视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建设：1954年， 已经提出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建设“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问题；1957年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是注意到科学文化，提出要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1959年，在“三化”上重新加上国防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大体形成；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按照毛泽东的提议，正式向全国提出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并在1975年继续予以重申。这些提法的发展变化，大体反映了那些年间现代化事业的进程，期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原先作为基础和重点的工业化，从1964年起被排在了农业现代化之后，退居第二位。显然，这是当时发展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改变。
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有明确的时间预期。50年代提出的设想，大体上是用15年打下工业化的基础，用50年即到本世纪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说过需要50—100年时光）。 经过了“大跃进”的挫折后，对这个事业的艰巨性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认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6]（P,827）这个认识， 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全党“知识都非常不够”[6]（P,829）的深刻自省，较之50年代显然更加实际和自觉。
政策方针和方法措置方面更为宽泛，其中难免正误互陈。这里仅举几点：其一，通过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调配资源，进行建设。毛泽东认为，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因此，30年间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进行的。其突出的成果是较好地实现了国家的经济目标，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只是在更全面、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满足国家目标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两方面的需要上，以及在灵活性和多样性上，存在不足。其二，通过跃进、打破常规来策动建设。毛泽东对“跃进”、“打破常规”有着不同寻常的强调。一方面，他强调“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认为“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7]（P,181）这里的打破常规和跃进，实指学习先进的过程和结果，核心在于要求自己的创新，因而是相当珍贵的思想。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这个政策思想的一个范例。另一方面，他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在工农业生产上来一个大跃进。50年代中后期反“反冒进”和“大跃进”的事实，则证明了这一指导思想的不当。一般说来，赶超型战略总是与追求速度和打破常规紧密相联的，只要把握好“度”，要求较快的速度和打破常规并无不妥。其三，通过加强交往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毛泽东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人。他其实相当强调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因此，他对英国客人表示“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4]（P,160—161）； 要求日本朋友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方面提出批评，指出缺点，提供意见；向印度客人说不打仗最好，如果发生战争“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他特别加上“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这些政策思想十分可贵，尽管事实上做得不够，不能说没有努力。一国开放格局的形成，取决于本国和对应国的国内国际政策和世界的整体局势，是人所共知的。其四，强调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以与既要社会主义又要现代化相对应。其五，“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高度地注意到了需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但将重心放在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不断革命”上，用抓阶级斗争来保证方向、动员社会和促进生产，同时排斥个人利益，忽视利益机制在社会动员中的根本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它实际左右着许多年现实运动的进程，不但转移了对现代化建设的注意力，而且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严重偏差，造成“文革”的10年灾难。确实，在相当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在把握上将注意力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方面（期间对社会主义也有误解），而对现代化建设的任务重视不足。这表明，在对社会主义和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关系的问题上，严重存在着再认识再把握的任务。
毫无疑问，毛泽东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了基本方向、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了呕心沥血的努力和探索。固然，在推进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上，有比较协调、不协调和严重失调的不同时期，50年代前中期和60年代前期，较为协调和顺利，而“文革”的10年灾难，则使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客观地说，30年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10]（P,162）比如， 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2—1978年间工业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2%；实现了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体系大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人均寿命较解放前大幅提高，等等[11]。对于30年间的成就、不足以及所存在的矛盾，国内外许多学者有着许多深刻的研究。例如美国学者梅斯纳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后，认为这一段现代化建设，是在极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取得的巨大进展，“优越于德国、日本和俄国工业化的可比阶段”，给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指出史学家将在不忽略其污点的情况下，将其“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作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时代载入史册。”[12]这个评价，是相当客观和富有眼光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为彻底改变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伟大社会变革，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显然，毛泽东对此相当了然。1957年，他已经指出要准备付出代价，在实践中去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但希望代价不要有革命时期那么高；1962年，又总结了“盲目性”的问题；1974年接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承认英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不发达的国家，并将国家还不发达视为自己的大缺点，表示走向发达要看“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4]（P,604）毛泽东将赓续推进的希望目光，转向了他之后的“年轻的这一辈”。
（三）宏伟推进：我们的根本路线是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了新的飞跃。20年的潜心建设，虽不能说一帆风顺，但成绩显著。“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与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工业、科技、教育、交通、国防、农业、城市和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超越前人，为以往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也已基本成为现实。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跃上了更高水平，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事业被推向更为开阔的坦途。概略地看，下列几个方面构成了这个新飞跃的原因和行程。
第一，成功地解决了对30年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大政治遗产，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事业。“文革”之后要不要接过这一双重遗产，要不要再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即搞现代化要否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成为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面临的涉及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是一个率性而为的行动。邓小平站在历史与未来的高度，指导全党对毛泽东及其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客观的评价和总结，出色地解决了这个大问题。一方面，他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千秋大业[10]（P,209）， 振兴中华依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理，再一次为中国人民确定了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他继续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提出的许多杰出思想，对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实现了思想理论的重大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0]（P,300）无庸置疑，20 年间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飞跃，就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通过对前30年的继承、总结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再认识再创造而成功实现的。因此，寓继承于改革、创造之中，在改革、创造中进行扬弃、完善和发展，促成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双重并进，也就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运动的鲜明特征。
第二，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又重点推进现代化建设，较好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前30年产生曲折起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对两者关系的正确把握，新时期的激浊扬清主要在三个方面：
1.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进行了多角度的反复论证，除历史经验、现实成就、凝聚力、政局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外，他着重阐述了中国要解决10亿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必须搞社会主义的道理。认为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局部地区少数人富裕起来，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将导致民族、区域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解决大家的困难，避免两极分化，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比如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时，按社会主义的分配方法，就可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而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则做不到。这样的论述显然具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指出，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13]他批评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的人“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13]（P,204）可见，邓小平固然反对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但在大局上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亦如他所言是“谁也动摇不了的”。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成为一条红线将前30年与后20年贯穿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往开来的整体历史。
2.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当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仅仅强调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不够的。只有弄清什么是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方能真正坚持和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这是邓小平的中心思考。他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和科学阐述，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论断，为坚持和推进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坚持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
3.重点推进现代化建设。邓小平看重社会主义对现代化的保证作用，但更关心以现代化的成就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首要的一条是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因此，他紧紧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共同核心，将发展生产力置于处理两者关系的首位，突出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基础性作用，强调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的“我们的根本路线”、国内“最大的政治”和“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是非标准。同时，他坚持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的右的和偏离现代化建设中心的“左”的干扰，认为“左”与右一样都会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甚至比右危害更大。由此，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成为20年间处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主要方面，促成了新时期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
第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了进一步的自觉认识，形成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理论、新道路，为中国现代化运动奠定了崭新的、系统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个基本理论，广义上当然就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狭义上除了本节其他各点，主要还有：
1.中国式道路及其基本政策。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特别强调结合国情走中国式道路的问题。1979年3月，他提出，现在搞建设， 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要求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根据中国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但耕地少，底子薄，经济、技术和教育落后等基本国情，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意味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现代化一般理论和实践有突破，要有适合中国特点和情况的现代化新方法新道路的探索和创建，这是一个真正艰巨的工作。邓小平继续毛泽东的探索，以改革开放为中心，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思考，较好地调整了一系列重大关系，形成了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许多新思路新政策。其内容之丰富，难以尽述，例如有实行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结合，改变不可能长期支持现代化进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思路模式，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并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行，在整体进步中坚持不平衡发展，逐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转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并存，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搞活国有企业，以中小城镇建设为重点推进城市化进程，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等等。这些重大问题的新认识和突破，以及其间涌现的许多有开创性意义的改革思路、政策和成果，既适应了中国的现状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较好地解决了一般社会主义理论和价值观（当然不包括被误解者），与现代化（尤其是实现过程中的）理论和价值观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实际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点和核心内容。
2.全面现代化的思路。新时期接过了四个现代化的思路，并一直使用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才统称现代化（口语上则使用到了90年代初）。对现代化的任务，则在70年代末已开始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1979年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所作庆祝国庆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是指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11]这里，实际上表达了全面现代化的思想，特别是将民主、法制和教育列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显然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进步。这个进步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得到确定。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将60年代以农业为首的四化排序，恢复为以工业为首，强调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原来四个现代化提法中缺少教育、民主和法制内容的重大缺陷，已经不复存在，全面现代化的思路，应该说已经基本确立。到1996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强调提高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和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实即人的自身现代化问题，这个思路便完全形成了。
3.目标预期。新时期在现代化的目标预期上显得更为实际。1979年，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像西方那样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了发展目标上的三步走战略，确立了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的目标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50年代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征途，到这个目标的实现，时间正好为100年。邓小平认为， 实现第三步目标比前两步的温饱、小康要困难得多，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也在第三步，“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13]（P,227）
第四，坚持改革开放，创造了较好的政治保障、持久动力和争取好的国际环境。确实，在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而现代化知识不足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良好的国内环境，持久的动力和有力的政治保障，而且需要良好的和平的国际环境。20年间，改革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持久不竭的动力；正确的思想、组织路线和基本路线，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不断完善的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等，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经验和资金，开拓国际市场等，形成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保证了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
（四）千秋大业：继往开来，将决定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加有力地推向新世纪
中国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尚不足50年。50年的成效如何？外国学者的观察和评论也许更有说服力。有国外学者指出：“鸦片战争后，整整一个世纪，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陷入苦难的深渊，在国际上备遭欺凌。清王朝拯救不了中国，民国也无济于事，只有社会主义才使中国‘站起来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恢复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其所建立的社会，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衣、食、住方面达到相当不错的水平，享有个人和民族的尊严。”[14]该学者的研究成于80年代前期，尚未涉及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即使如此，也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现代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进步和变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相依并进，才能使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得到迅速、充分的发展，才能保证民族的兴旺发达、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这点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反复证明。中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通衢大道一直走下去。
50年的历史还证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致力于寻求迅速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永载史册的不朽功绩。首先，他们都在历史锁定的背景条件下，出色地开创并坚持了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确实，前30年和后20年的建设，都是以各自前一时期的基础和背景展开的。因此，要客观地认识他们的历史贡献，显然首先应该充分地认识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基础和背景。应该说，他们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其次，他们都以其杰出的思想创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坚持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并进的根本道路，改革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切不利因素，竭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是他们的共同思想主张和中心诉求。他们关于发展思路、战略步骤、方针政策、根本目的等方面的许多论述，构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为这个宏伟大业的行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理论指导，具有久远的思想价值。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15]再次，他们都以自己的信念品格，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筑起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毛泽东宣称现代中国人，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孙中山未完成的事业（当然，毛泽东对民国时期经济社会方面具有的一些现代化因素和经验，肯定不够，继承就更不足）；邓小平继承并发展毛泽东等开创的事业，已如前述。他们继承了前人，更重要的是发展了前人开创的事业并使之达到了前人不可能企及的高度，与此同时，他们又将希望和思想的、物质的财富，深情地传留给后人。毫无疑问，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思想和魅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过去的50年，也是中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任务和方法，认识把握日益自觉、经验积累不断丰富的过程，是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断缩短行程的一步步迈进。确实，这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越往前越见其艰巨，越发展越有赖于正确理论的指导，有赖于全国人民持久不竭的奋发，有赖于新情况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可以肯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必将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事业迈向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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