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以前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2)06-0005-06
昭和时期的日本学者谈到日本人认识伊斯兰教时，曾讲到：“明治以前的日本人对回教及回教圈的认识，即使可以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着，但是从未达到系统或是细分化的程度。这大概是因为日本人和回教徒相互间的知识交流并不是直接性的而是间接性的缘故吧。也就是说，尽管日本的历史进程和回教圈的历史进程多少应该有过交错，但由于有作为中介的中国史的存在，所以造成了没有直接交流机会的结局。”[1]当代日本学者也分析说：“近代以前的日本并没有和任何伊斯兰国家进行过直接的接触。”[2]可知明治以前日本尚未出现研究伊斯兰的趋势。日本最初对伊斯兰的兴趣产生于20世纪，尤其是20、30、40年代“日本学者组成各式各样的科研团体，从事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明研究，这些团体包括‘伊斯兰文明研究所’(1932年)、‘伊斯兰研究所’(1937年)和‘东洋文化研究所’(1941年)。二战期间，不少日本学者曾受本国政府派遣前往亚洲调查穆斯林现状，其中，一些人专门从事中国和东南亚研究。日本政府的目的是企图利用亚洲穆斯林的团结意识来调查亚洲国家。但是这些研究活动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停止了。”[3]可知，1945年以前是日本的伊斯兰研究方面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
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是与日本政府的扩张、侵略政策密不可分的，有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为其服务的相关调查和研究得以广泛展开，但客观上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本文从最早的发表论文、对“回儒”的研究、最初的研究专著、调查研究成果、设置的研究机构及学术期刊、翻译方面的研究等几个角度对1945年以前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进行概述，并加以简短的评价，对了解日本的伊斯兰研究有一定参考意义。
一、论文研究
日本学术界在19世纪之前尚未出现研究中国伊斯兰的文献。19世纪后期正值中国穆斯林反抗清政府压迫，起义不断发生之时。虽然当时日本的新闻报纸对回民起义相继作了报道，但只被理解为暴动事件，并非把它与中国穆斯林联系起来认识[4]。
有关中国伊斯兰的最早文献出现在1906年，即户水宽人以“北京张家口的回教徒”(《外文时报》，第61号)为题发表文章，介绍当时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仪式、与非穆斯林区别的生活和饮食习惯等。同年，伊东忠太以《清真寺——支那的回教寺院》(《历史地理》第8卷，第12号)为题发表了介绍中国清真寺建筑风格方面的文章。这两篇文献虽然直接涉及中国伊斯兰方面，但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论文。
日本最早研究中国伊斯兰的文献是远藤佐佐喜在1911年以《有关支那的回回教》(《东洋学报》创刊号第1卷，第3号)为题发表的论文，对于伊斯兰教的异名、伊斯兰教徒的异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来等问题作了考察和解说。“此论文被日本学者称之为‘占据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史第一席’。”[4]1912年桑原骘藏以《创建清真寺碑》(《文艺》，第3编第7号)为题发表的论文也是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探讨了西安清真寺碑文的内容，通过对用语、历法等问题的研究，最终得出此碑文是在明代撰写的这一结论。桑原不仅认为中国伊斯兰的研究跟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紧密关系，而且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来看待并说明。桑原还倾注于伊斯兰与中国交通史的研究，并在这方面留下了《有关宋末的提举市舶使西域人蒲寿庚》(《史学杂志》，1915-1918年连载)和《有关隋唐时期的西域人》(《庆贺内藤博士六十诞辰中国学论丛》，1926年)等重要的研究论文。
在这个时期，还有改信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发表的研究论文。如，日本穆斯林三田了一，据说是1920年前后改信了伊斯兰教，他曾于1920年三次以《中国的回回教》(《东亚经济研究》)为题发表论文，介绍了中国穆斯林宗教生活。
有关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得到日本研究者的青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如代表性的有，岛崎昌在的《回教名称考》(《京城帝国大学史学会志》，1936年，第9辑)、村上正二的《有关回教传入中国》(《伊斯兰》，1937年，第1号)、爱宕松男的《关于元代色目人的考察》(《蒙古学》，1937年，第1辑)、小林高四郎的《元代回族穆斯林的高利贷》(《善邻协会调查月报》，1936年)等论文，通过这些文章的论述，明确了中国穆斯林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大致状况。
在研究清真寺建筑方面，林田治郎发表了许多论文，如《满洲回教建筑史的研究》(《满洲建筑杂志》，1930年，第10卷第7号)；《蒙疆回教寺》(《建筑杂志》1939年，第656号)；《花头曲线的文化》(《学海》，1944年，第1卷第1号)；等等。
二、“回儒”研究
1918年石田干之助以《有关中国出版的回教文献》(《东洋学报》)为题发表论文，是最早被介绍到日本的“回教文献”目录。石田在文中列举了文献的目录、著者名、册数(或页数)、大小、出版年代等，所列文献95种，这些“回教文献”为以后的日本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线索。
中国伊斯兰之“回儒”研究领域中桑田六郎便是很突出的学者之一。1919年他以《有关回回》(《史学杂志》第30卷，第12号)为题发表了最早的研究成果，文中考察了对于元明以来中国汉文资料中的“回回”这一名称与被称呼的“回教”(“回回教”)之间的关系。1925年以《明末清初的回儒》(《纪念白鸟博士六十寿辰东洋史论》)为题发表论文，介绍了明末清初的“回儒”的略传及其“回教文献”。文中对“回儒”名字给予最初的解释，即“回儒”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徒中的宗教学者，他们在注释和翻译伊斯兰典籍过程中，与儒释道学说进行对话，特别是引用大量的儒教(儒学)学术名字，创造了大批中国伊斯兰文献，桑田讲到：“在明清之际，他们(中国伊斯兰教徒)之间引起了一种自觉，即出现有些回回学者，对回教经典及其教律进行翻译和注释。这可以看作为在中国回回历史中的特殊时代。”[5]1933年以《有关刘智的采经书目》(《纪念市林博士古稀东洋史论丛》)为题发表论文，文中就“回儒”学者刘智在著《天方典礼》《天方性理》时，对他所参照、引用文献的原书名，进行了比较、论定和研究。最终判断出了刘智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和文献中苏菲主义的内容占很多部分等事实。
桑田在发表“明末清初的回儒”论文时曾前后两次来中国，并考察了许多地方及清真寺，收集了有关回教及“回儒”方面的史料，并在见闻和调查文献基础上以“礼拜寺的考察”(《东洋学报》1926年，第16卷，第1号)为题发表了文章。可知桑田的研究成果都是在中国实地调查、访问清真寺、研究碑文及文献资料基础上取得的，科学性极其严格。
桑田同时期出现的田中逸平是另一位优秀的学者，他在1922年把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的英译本译过来，1941年由大日本回教协会刊发。此后有关“回儒”的论文便陆续出现。如角野达堂的成果《回儒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中国佛教史学》，1940年，第4卷，第1号)、《清真大学考》(《回教圈》，1941年)和《中国回教思想的性格》(《摩可衍》，1942年)、田坂兴道的《回教与中国思想》(《回教圈》，1944年，第8卷，第4号)等。这些文章都指出了回教更多地受到儒教思想的影响，此外还有在《回教事情》杂志上发表的《金天柱著〈清真释疑補辑〉》《王岱舆〈清真大学〉》(第三卷，第二号)等论文。
三、专著研究
1.《支那的回教问题》。在20世纪初叶的山东省，以济南为中心沿着大运河居住着许多伊斯兰信徒。这些穆斯林在当地经济界具有相当势力，这种情况引起了日本在占领山东半岛的守备军的“关注”。在此情势下，1922年，大村之一的《支那的回教问题》一书出版。该书包括序言、从史实角度观察回教扩大的大势、从民族角度观察、从宗教角度观察、从文化并教义风俗习惯角度观察、社会地位、回教世界的趋势和中国的分布、中国回教的主要地区和势力、从民族运动角度观察中国回教徒、中国的统治和回教徒、五族的现状和回教徒的将来、回教徒和犹太教人提携、中国回教问题的归结等13章内容和2页附图。作者有关要点讲到：“要理解回教并不只是从宗教的观察，而是第一，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回教，即它的性质、地位、及价值的认识；第二，中国回教徒的趋向与现今沸腾着的回教思潮与运动有何种关系；第三，中国回教徒问题对解释中国问题有何种吸取意义。”这是用日文撰写的最早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书。[6]
2.《支那回教徒的研究》。1924年，由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主办，由大宰松三郎执笔的《支那回教徒的研究》一书完成，书包括序言、中国回教史考、中国回教徒现势、中国回教徒的习惯、结语等分五章。概括论述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的各时代状况，并介绍了清代“回乱”运动，还解说了清真寺的构造、教徒的宗教生活职业和被教徒常参考的50多种“回教文献”。[7]书中还附件了后藤英男写的“满洲的回回教”(共38页)文献，是有关“满洲”伊斯兰教徒现状的最早文献。
还有，日本穆斯林学者佐久间贞次郎在1923年出版了以《支那回教徒的过去及现在和光社的前进运动》为题的册子(54页)。此书在《支那回教徒的研究》中被引用。
《支那的回教问题》《支那回教徒的过去及现在和光社的前进运动》和《支那回教徒的研究》等三本专著是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的最初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然而一直得不到研究者的关注及积极的参考利用。
3.《伊斯兰圣地朝觐白云游记》。田中逸平1924年在中国的济南皈依了伊斯兰教，当年夏天赴麦加朝觐。1925年把自己的旅游记以《伊斯兰圣地朝觐白云游记》为题在济南出版，全书共330页。书的上篇“向西向西”叙述了与中国伊斯兰相关的事情。对于田中，有的日本人讲道：田中作为日本人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先驱者，他提倡的是伊斯兰主义[8]。
4.《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在文献学领域内日本的研究者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其代表人物是田坂兴道。田坂兴道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不仅在于研究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问题，而且也研究了波斯语在中国伊斯兰中的作用，同时还考察了中国伊斯兰社会史。其主要代表著作是《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是1943年向东方文化学院提交的研究报告。直到他去世后过了7年，这本书才被东洋文库整理出版(1964年)。
此书分上下两册，是有1700多页的大专著。书的上册有对于回教传入中国的叙说及其批判、关于中国唐宋时代的中国回教徒、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回教徒等三章组成；下册有中国的回教徒社会的成立、中国的回教徒教学的勃兴、有关中国的回教文化等三章组成。田坂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弘通进行了系统和综合性叙述。根据他的原话：“回教传入中国过程中，在中国社会为存在寻找合理的土壤，并独自的共同信仰体的形成之事，换言，明确认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社会史、思想史发展过程。”[9]田坂还对《回回馆译语》做过专门研究，发表过不少论文。
此外还有涉及中国伊斯兰的主要专著，如，大川周明在1922年完成了前文提到的《回教徒的政治的将来》后，又于20年后的1942年8月完成了《回教概论》；此著述后来被竹内好荣视为战时“最高学术水准的”伊斯兰研究。战时大川供职于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当时在此机构保存的由大川收集的有关伊斯兰研究的文集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数量。大川为1920年代到1940年代的日本伊斯兰研究所作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川提供的充实的学术条件的话，在他之后也就不会出现以研究《古兰经》而成为日本伊斯兰研究之权威的井筒俊严。
四、设置的研究机构及学术期刊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渐渐地认识到了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日本政府设置了以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为对象的伊斯兰研究机构，同时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使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开始走上组织化的道路，迎来了新的时期。尤其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有学者讲道：“借支那变为开端的日本之回教研究总算被开始组织化了。而到那时的研究为止，可以说只是少数研究者以各自的兴趣而自行其是的。在日本的东洋学中，像回教研究这样被冷落的现象颇为罕见。除了极少数的先行者，可以极端地说，日本的东洋学是把支那学从世界史及亚洲史之中分离出去；而把被分离出去的那部分称为东洋史……”“……回教研究，如与日本作为大东亚战争之目标而设置的东洋学相呼应，会使其研究得以飞跃发展。如此一来，支那及印度尼西亚就会被(日本)完全理解的。如果再联系到被东洋学所印证的日本人的亚洲观和早晚应该被开通的与西亚的实际性接触，那么，那一定更会是幸事。而以支那事变为契机开始被组织化的回教研究想在大东亚战争中得以展开，就必须要清除研究松弛的现状，需要更进一步地组织化……”[10]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具体表现是许多研究机构的设置及学术期刊的创办。
1.“伊斯兰文化协会”及《伊斯兰(回教文化)》。1937年5月，由内务省的远藤柳作，外务省的笠间杲雄、内藤智秀及佐佐间次郎等人共同协办的“伊斯兰文化协会”成立。1937年10月协会的杂志《伊斯兰(回教文化)》创刊，此刊物于1939年1月停刊。所刊文章，多数都是与西亚相关的论文，与中国有关的有村上正二的2篇历史研究论文和佐佐间次郎的3篇现状调查报告。
2.“回教圈研究所”及《回教圈》。1937年“回教圈研究所”设立。此研究所是1933年成立的财团法人善邻协会的一个附设研究机构，所长是大久保辛次，所员有小林元、松天寿男、野原四郎、竹内好等。1938年7月研究所月刊《回教圈》创刊，1944年10月停刊，共办了66期，在这个刊物上，有关中国伊斯兰研究的文章很多，有近30篇论文及许多现状调查报告和历史研究与中国有关。
3.《回教事情》与《回教世界》。1938年5月，外务省调查部的季刊《回教事情》创刊，1941年12月停刊，共计14册，所载与中国相关的文章很多，数量多于《回教圈》，但文章几乎都未署名，且缺少细致的分析和出处。还有陆军大将林统十郎为会长的“大日本回教社会”成立，该机关设立的杂志是《回教世界》，1939年4月创刊直到1941年12月停刊。在期刊中有不少涉及中国伊斯兰的文章，还有从中文和西方文字翻译过来的文章也占很大部分。
4.皈依伊斯兰教的日本人设立的《回教》杂志。日本穆斯林川村狂堂，居住在北京，从事中国伊斯兰研究，1927年设立了“回教研究会”，并创办了月刊杂志《回教》。杂志于1927年5月15日发行。这是一份最早的日语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专门杂志，所载文章大部分是川村本人所写，内容多属介绍、启蒙性文章，共计18册，于1929年5月休刊。
5.其他研究机构及其成果。1940年，东亚民族调查委员会在帝国学士院设置。1942年受委员会派遣，石田英一郎、野村正良、须田昭义对蒙疆的回民进行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因战火而遗失，其调查情况可从1943年刊行的《昭和十六七度东亚民族调查事业》中得知。
1943年1月，国立民族研究所设立，它直属文部省管辖，所长是京都大学教授高田保马，研究所除总务部外，还有5个研究部。民族研究所重视对当地的调查研究。1944年研究所的岩村忍、佐口透、小野忍对中国的蒙疆地方回民进行了调查。以下将专作介绍。
五、调查研究
20世纪初叶开始，日本军方和政府及民间各部门为了各自的目的，进行了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调查研究。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研究是由众多的组织以各自为政的形式进行的。
中生胜美据对战时的中国穆斯林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到：“现在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里还保留有若干涉及对中国穆斯林政策的资料。……因军部不了解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情况，便把调查任务委托于民族研究所。1944年夏，民族研究所派出岩村忍、小野忍、佐口透等人前往张家口，与日本设立在张家口的西北研究所合作，开始了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调查。”[11](237)
与上述类比，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一批实地调查的成果出现，在这方面取得最大业绩的当数东亚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东亚研究所主要的调查报告有：几志直方的《中国西北羊贸易的回教穆斯林的作用》(1940年10月印刷出版)，小林宗三郎的《有关北京回民的小借贷》(1941年5月出版)，还有《满洲国的回教调查资料》(1941年5月印刷出版)等。国立民族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有：《第一期蒙疆回民调查项目》(1944年出版)和岩村忍在《民族研究所纲要》(1945年9月第三辑)上发表了《蒙疆回民的社会构造》等调查报告。
另外，还有一些个人的调查成果，相续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小川久男的《包头的皮毛店、皮庄》(《满铁调查月报》，1941年，第21卷，第7、8、11、12期上连载)、清水敏的《回教穆斯林衣食住实际情况调查报告——包头》(《蒙古》，1943年，第10卷，第6号)。还有三田了一、竹内义典的《中国北部的回教事情》(1941年)，以线装书的形式出版，这是一部调查报告书，全书有467页，是以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写成的，尤其是其后半部分“中国回教穆斯林的文化”，“各地回教穆斯林的事情”，至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料。津吉孝雄的《华北回教穆斯林的生活》(《大乘》，1942年，第21卷，第4～10号)发表论文，津吉孝雄在北京局住过3年，这篇报告文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记录。仁井田升的《北京回教穆斯林商人与其同行的融合》(《回教圈》，1944年，第8卷，第6号)。易浅广二的《有关南京回教穆斯林的备忘录》(《回教圈》，1943年，第7卷，第2号)，此文1943年又以《南京的回教》为题见诸于《回教圈》(第7卷，第3号)。松田寿男的《踏访燕都的清真寺》(《回教圈》，1938年，第1卷，第1、2、6号上连载)。竹内好的《中国北部、蒙疆的回教》(《回教圈》，1942年，第6卷，第8号)。回教圈研究所所长小林元以《回回》(东京出版，1940年)为题的调查报告，是自己在东北、蒙疆、华北清真寺的见闻整理成书。小村不二男的《回教断片》(1941年)报告，是在现呼和浩特市进行的调查研究的成果。
六、翻译方面的研究
日本没有研究伊斯兰学的传统，尤其是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没有现成的资料来源，所以翻译欧美及中国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了，除了前面讲过的《回教圈》《回教事情》等杂志每期都有译文刊出和1922年田中逸平译的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1941年由大日本回教协会刊发)之外，有关翻译的单行本有以下几种。
Andrew(安德鲁)著，志贺勉译：《中国西北的回族穆斯林》(新东满洲事情案内所1941年。原书为：Andrew，G.FindlayAndrew，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London，1921.)是作者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对宁夏、甘肃、青海等地的新教回民进行了体验和调查基础上写的专著。
R.B.Ekval(依克维尔)著，莲井一雄译：《甘肃西藏边疆地带的民族》(帝国书院东京发行，1943年。原书名为：Ekval，R.B.Cultural relations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Chicago，1939.同书还有由川西正己译的另一个译本，书名为《甘肃、西藏边界汉、回、藏文化的关系》，1943年由东亚研究所作为资料印刷出版)。此书的作者于1927-1935年间，在中国西北的甘肃和西藏的交界处，从事教会教育。作者调查、研究了夏河、狄道等地区的汉人、藏人及回民之间的文化联系，是一本深受日本学术界注目的书籍。
Martin Martmann(马丁·哈特曼)著，土方定义：《支那的回教》(兴亚院政务部，1941年7月，《兴亚资料》政治篇，第20号)本文献是Martin Martmann.Zur Geschichte des Islam in China.Leipzig，1921年，其中一章的翻译，共有63页。
上述之外，刊登于《穆斯林世界》上的布鲁姆霍尔、欧鲍斯曼，CL皮肯斯(Pickens)、SM祖曼(Zwemer)、HD海伍德(Hayward)、GR哈里斯(Harris)的文章也被相续译为日文。
对中国文献翻译的成果主要有：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1935年)。此专著在1940年由外务省调查部翻译、出版。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商务印书馆长沙出版，1940年)。此专著在1942年由新兴东亚研究所的井东宪翻译成日文。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编的《回回民族问题》(延安出版，1941年)。此书也被当时上海的日本帝国大使馆事务所翻译为日文。
在论文翻译方面，翻译了半月刊杂志“《禹贡》1936、1937年的回教特辑号”，即5卷11期的57辑“回教与回族专号”和7卷4期的67辑“回教专号”上所刊文章，大多被译成日文。如，5卷11期上赵振武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括》(《回教圈》4卷5号，1940年)；7卷4期上苏盛华的《回族纠纷经历绿》(《回教圈》4卷7、8、9号，1940年)；虎世文的《成都回民现状》(《回教世界》1卷2号，1939年)；顾颉刚的《回汉问题和目前的工作》(《书香》，118号，1939年10月)；白寿彝的《论设立回教研究机关之需要》(同上期刊)；等等。
七、结语
1945年以前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欧美及中国的研究成果的介绍、根据文献进行历史研究、对日本侵占的地方进行的社会调查等几个方面。这个时期，由于政府大量投入资金用于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所以使政府的研究行为与学者的研究行为融为一体。
“从1920年初期到40年代中期是日本伊斯兰研究的上升时期。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伊斯兰研究中，不仅存在着受1920年代以来出现的各种自由主义学术思潮影响的研究，还出现了大东亚共荣圈之帝国主义思潮及国粹主义思潮的研究，在3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4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直接为战争服务的研究。”[12]在进行有着侵略战争背景的中国穆斯林研究的同时，出现了像饭田忠纯、内藤智秀、八木龟太郎、蒲生礼一、前岛信次、松田寿男、小林元、井筒俊严等一批较为年轻的学者以自由主义的构想进行的纯学术性的伊斯兰研究，他们的研究为战后的伊斯兰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