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与和扩展”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国家安全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了。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在“多元化”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美国外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本文旨在对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综合述评。
一、注重发展经济
经济是1992 年大选中克林顿竞选取胜的最主要因素。 美国经济从1990年下半年就陷入了战后第九次经济衰退。此后两年美国经济连续滑坡， 形成经济学家所称的“双跌”甚至“三跌”的衰退。 失业率从1992至1993年夏在7%的水平高居不下。美国的国债已经达到了4万多亿美元。用克林顿的话来讲，如此庞大的国债，如果用最大面额的美钞摞起来，将相当于数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联邦政府仅为支付国债的利息，每年就需3000亿美元。〔1 〕克林顿在竞选时就表示要为美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并许诺要在4年将联邦政府赤字减少一半。 要达此目标，克林顿提出的打算是：（1）紧缩政府开支，精简联邦政府机构， 削减政府雇员；（2）进行税收改革， 对社会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减少税收，对富人和外国公司增加税收；（3）强调发展经济， 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员；（4）同时采取措施，改革教育体制， 提高人员素质。
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在美国对内和对外政策中，开始将经济放在首要的位置。克林顿的举措包括首先从政府机构上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宏观领导。克林顿组建了一个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Economic Council）。美国在历史上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还是首次。克林顿亲自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挂帅，同时任命罗伯特·鲁宾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经常联席召开会议，为总统的经济决策提供咨询。出席联席会议的包括贸易代表坎特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有时经济委员会还邀请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参加。虽然新成立的委员会在跨部门的协调中也时常出现官僚体制“议而不决”的通病，但该机构的成立本身就说明克林顿政府对经济的重视程度。〔2 〕克林顿政府还利用一切机会大造舆论，宣传“经济安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大力鼓吹美国必须维护其经济利益。克林顿政府强调的重点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将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其中美利坚“民族自身的经济安全”将被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个支柱”，第二个支柱是“重新塑造我们的军事力量”，而第三个支柱就是“扩展民主价值观”。〔3〕
后来被称为“克林顿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项内容就是压缩赤字，开源节流。在“开源”的措施上，克林顿主要措施包括：（1）增设能源税，使每个家庭增长100—150 美元的燃料费；（2）提高年收入在11.5万美元和14 万美元以上收入的家庭的所得税。税率增加5个百分点。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还将加付10 %的附加税；（3）提高中产阶级的社会保障福利金税。年享受福利金3.2万美元的夫妇或2.5万美元的个人，其目前需按50%的福利金收入缴税， 以后还将增至85%；（4）将工商企业营业税从34%提升至36%。 共计增加税收2500亿美元。在“节流”方面，克林顿的举措是：（1 ）压缩政府津贴开支计划910亿美元；（2）今后5年削减防务开支760亿美元；（3）除军人和邮政部门外，冻结260万联防工作人员的薪水一年；（4 ）白宫裁员25%，联邦政府精简人员10万，压缩活动开支12%—14%，总计减少政府支出2460亿美元。
第二项内容是实施“技术产业政策”，扭转美国产品在全球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克林顿所采取的措施包括：（1 ）加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高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克林顿特别强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促使信息流通和科研成果走向市场。（2）采取官民并举的方针， 增加科研投入170亿美元，将政府的726个实验室向公司和企业开放。同时支持大公司的“合作开发”和小企业的技术改造。（3 ）克林顿决心在保持美国防务能力的前提下削减防务开支，加快国防工业向民用工业的转型。（4）增加智力投资，加强对在职工人的技术培训， 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推进教育改革，以为“后工业信息时代”培育后续人才。
第三项内容是在国际交往中，突出“经济安全”方面的考虑。在此方面，美国打出的是“公平竞争”的旗号。美国是十分重视对外贸易的。但美国此时要抛弃的是以往得不偿失的“自由贸易”。在对外贸易关系的实际操纵中，美国摆出一副打全方位贸易战的姿态，凭借自己强大实力，迫使贸易伙伴让步，向美国开放市场。克林顿新的经济政策，使得美国同盟国的关系时常出现“六亲不认”的现象。例如，克林顿决定向西欧盟国的进口钢材征收惩罚性关税；对欧盟对美国的电讯、交通和能源领域的“歧视政策”采取报复性措施。美国还威逼日本在汽车、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农业、专利法、禁止垄断法和金融服务业等8 个领域向美国开放市场。 美国还动辄威胁用其国内贸易立法的“超级301条款”对外国进行制裁。〔4〕
以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实践证明，三大支柱之间既相互联系，但在具体落实上，又时常出现掣肘。例如，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最惠国待遇上附加人权条件给自己带来的困境，就是明显一例。美国同西方其他国家关系呈现既合作又矛盾的状况。美国压西方盟国开放市场绝非易事，彼此的贸易摩擦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促使不少国家加高了贸易壁垒。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仅靠单方面的压力和威胁，是不能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欧盟和日本同美国在海外市场上存在激烈竞争。美国的盟国对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的反对立场，使美国在对外关系中采取高压的制裁办法难以随心所欲。〔5〕而在国内， 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受到国内反对势力的顽强抵制。例如，1995年，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就对克林顿的经济政策形成牵制。共和党国会在福利改革、减税等原则性问题上，都提出与民主党政府相左的主张。克林顿对其原先的改革计划作出一定让步后，双方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相持不下。这样，就使得民主党1996财政年度预算法案未能在10月1 日的期限前通过。其后果是联邦政府不少分支机构被迫关门，数十万联邦雇员被“临时解雇”，造成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预算危机。〔6 〕国内政治的意见分歧和两党斗争的互不相下，使得克林顿政府的执政地位受到削弱。
然而，克林顿的经济政策还是收到一定成效。财政赤字连续4 年下跌，从90年代初的2900亿美元减到1996财政年度的1073亿美元。1996年，美国经济保持了温和增长的势头。外贸出口从1991年的4169亿美元增至5810亿；国债回落，经济增长率为4.2%，通货膨胀率下降为2.1%；失业率近一年来在5.25%上下徘徊。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基本实现“软着陆”。克林顿声称：在其任职期间，多增加了1050万工作机会。美国人口仅占世界总数的4.7%，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却占世界产值总数的27.1%。〔7〕在新一届总统竞选中， 克林顿在国内的民意测验中一路领先，说明克林顿的税收、医疗保健、保险、教育、和较温和的对待外来移民政策得到中下层的支持。1996年美国总统大选克林顿再度当选。
二、“促进民主政治”
冷战结束之后的美国政坛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理想主义”势力有抬头的倾向。这在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尤为明显。
如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作一分析，可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实际上是美国外交中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侧面。美国外交是美国综合国情在国际关系中的具体体现，而美国文化历史传统本身就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二者兼而有之的特点。如果说美国的《独立宣言》更多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成分，那么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更多地包含和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内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使其登上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宝座。美国经济和军事硬国力的增强，使美国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和使命感有增无减。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为标志，美苏“冷战”拉开序幕并在战后延续了数十年。在冷战期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总是构成美国外交中相辅相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对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体制和价值观念，始终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的旋律；而以实力在全球同苏联为首的另一极抗衡，以夺取和维护有利的地缘依托、形成压倒对手的战略态势，却是美国外交现实主义的具体体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客观存在及其相互融合与矛盾，促使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复调整和跌宕起伏，也构成美国外交的变化性与连贯性的基本条件。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经济相互依存的成分增加，“战略安全”概念的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界和学术界时常可见不同观点的争论。所谓“理想主义派”一般“意识形态色彩”较浓，鼓吹“人权外交”和“推行民主”。而所谓“现实主义派”人士中，存在着因视角不同而引起的政策建议上的分歧。这些人虽然在反共的基本态度上与理想主义没有什么原则差异，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却更看重国家间的“实际利益”。当然，“理想派”和“现实派”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但在不同总统任期，或在同一总统任期的不同时期，有时可见政策强调点的不同或变化。
克林顿政府初期的政策制定中，反映“理想主义”上升有一个“代表作”，这就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的一篇讲话，讲话的题目就叫“从遏制到扩展”。1993年9月21日， 莱克在位于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发表了该篇讲话。鉴于讲话发表的时机和莱克本人的身份，讲话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莱克演说突出强调：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将进行重大的调整。根据改变领导国际格局，美国将要奉行一种全新的国家对外战略，这种战略的主旨就是“扩展”（enlargement），即“扩展”市场经济制度、 美国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自由民主力量。讲话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民主国家”；“基本民主国家”；“转折过程国家”；和“无赖国家”。美国对于不同类别的国家将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据莱克的阐述，美国的“扩展战略”包括以下四点内容：（1 ）发展与巩固同已经实行市场制的民主国家的合作与协调，并以此作为推行美国战略的基础；（2 ）对于包括俄罗斯、中东欧和独联体各国等正在建立市场制度的国家，美国将采取大力扶植和支持的政策，促进并巩固其变化；（3 ）对于那些“对市场制民主国家持敌对态度的国家”，美国将对其采取从外交、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孤立的政策；（4）对于那些困难深重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将给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促使其发展市场民主体制。〔8〕
莱克“扩展”战略冷战遗风过重，报告中颇有让“保护人权”和“扩展民主”等目标位居首位的架式。而此项政策出台后不久，克林顿就对其政策再次进行调整。这也显示了克林顿入主白宫初期其内外政策的混乱。调整的结果是使“三大支柱”相对保持平衡。1994年年中之后，克林顿政府正式将其国家安全战略定位于“参与和扩展”。 1995 年和1996年两年的《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报告，和1994年的报告相比，“促进民主”部分的基本精神没有变化，文字的改动也不大。因此，“参与和扩展”战略就是克林顿政府延续数年的“既定”政策。从排列顺序上看，“保障安全”和“发展经济”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促进民主”位于第三。从整体结构上看，“促进民主”部分与第一和第二部分相比较，所占的篇幅也要小得多。〔9〕可以看出， “参与和扩展”战略中包含了莱克提出的“扩展”战略的内容。但“参与和扩展”并不是莱克“扩展”战略的简单重复，而是包含着对莱克过分强调“扩展民主”支柱的纠偏。
美国新定位的“参与和扩展”战略认为“促进民主”对美国具有如下意义：“扩大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国家大家庭有利于美国所有的战略利益——从在国内促进繁荣到在国外遏制全球威胁，防止给我们的领土构成威胁”。这里可见，克林顿政府是把扩展民主同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防相联系看待的。因此，《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与新兴的民主国家合作，帮助它们维持发展自由市场和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从国际区域上分， 美国的重点在于：（1）促进俄罗斯和其他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和市场改革；（2）帮助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国家，因为它们最靠近西欧民主大国；（3）寻求扩大亚太民主国家阵营；（4）在美洲， “大踏步”地向民主和市场迈进；（5）在非洲，有选择地帮助一些国家的民主进程， 同时关注该地区的未来。在实施方针上，美国的打算是：（1 ）在美国领导之下，继续动员国际力量；（2）充分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3）扩展民主，不能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应通过一个“扩大的圈子”为美国的目标服务，包括私营和非政府团体；（4）既着眼于价值观念的渗透， 又着眼于制度和机构。美国的长远目标是：“实现这样一种世界”，在其中，“每一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而且有许多其他国家加入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大家庭。”〔10〕
三、保障“国家安全”
在转型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如何给自己“国家安全”战略定位，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克林顿入主白宫伊始，其面临的一个重点考验就是如何处理波黑问题。美国原本打算采取强硬措施，但无奈于盟国意见的不一致，只有采取了退却方针。副国务卿塔尔诺夫此时在报界发表谈话，称美国由于财力等客观限制，必须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内经济建设上，它已经不能像冷战时那样在四处承担“领导”作用，他称美国在波黑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其在“重新设计”政策。这种说法被媒体炒为“塔尔诺夫主义”，它不仅无助于美国保持世界“领导者”，更容易造成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软弱”的印象。因此，它一出台后立即遭到白宫发言人和克里斯托弗的否认。〔11〕
莱克的“从遏制到扩展”的讲话，又给人以美国在冷战后全球战略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感觉。这就更引起了克林顿决策层思想的混乱。克林顿试图在国际上更多发挥作用，就命令美军参加了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然而，该行动遭到惨重失败。特别是媒体将美国士兵陈尸街头的事件曝光后，更是引起了美国朝野舆论的哗然。克林顿被迫宣布将在6个月内从索马里撤军。〔12 〕这些自相矛盾的举措表明克林顿政府对其外交政策正在进行反思和探索。
此后， 克林顿政府正式将国家安全战略定位于“参与和扩展”。 1994、1995和1996年的国家安全报告的主旨均为“参与和扩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首先强调的是“参与”（engagement）。而“参与”的意思就是针对美国社会“孤立主义”思潮而言的。其实质就是要保持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领导”地位（leadership）。三份报告无一例外地强调：在世界对付各种挑战和利用各种机遇的“导航”中，“美国的领导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13〕《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报告对形势作了如下基本估计：一个新时代已经降临在我们面前。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帝国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和我们盟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核战争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个任务现已成为过去。“参与和扩展”战略所确立的“三大支柱”的顺序为：（1）国家安全。因为只有保证国家安全， 才能保证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2）经济发展。只有发展经济， 才能保证和保持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3）扩大民主政治。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将努力扩大市场经济民主国家阵营，因为这是促进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最佳途径。
为了实现上述三大目标，美国必须保持一支既强大而又可灵活反应的军事力量。美国国防部根据新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如下对美国现役部队的结构要求：（1 ）美国必须保持一支“强大而灵活”的常规军事力量；（2 ）保持一支具有“足够规模和能力”的核威慑力量；（3）在航天领域保持绝对领先地位。 为了能迅速和灵活地对付各地可能出现的危机，美军强调要做到“时刻准备，克敌制胜”：（1 ）美军必须同当地盟国协同，做到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2 ）美国必须在海外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克林顿对北约保证在欧洲的驻军规模是10万，而美国国防部确定的数量是10.9万；在亚洲保持约10万；在中东保持2万，并在该地区组建第5舰队，约1万人；（3）除了对付军事冲突外，美国在各地驻军还应能够应付“非战争军事行动”，亦称强制性和平行动；（4）美军必须具有足够威慑力量，使敌方不敢对美国领土、 美国军队及其盟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根据美国国防部报送给总统和国会的1996财政年度《国防报告》，美国在三种情况下动用武装力量。第一种是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受到威胁；第二种是美国重大的利益受到威胁；第三种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上述三种情况里，第一、二类属于“危机处理”范畴，主要是对付对美国的“威胁”。那么，在两极对峙结束后的国际环境中，有哪些问题被美国视为是对自己“利益”的“威胁”呢？美国军方列举了下述9类情况：（1）敌视美国的地区性强国试图通过侵略或恐吓以在该地区获取霸权；（2）由种族、民族、 宗教或部落的内部冲突对无辜生命的威胁，导致大规模移民，威胁区域稳定和国际秩序；（3）美国潜在的敌人获取大规模杀伤武器，包括核武器、 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及运载手段；（4）对在前苏联、 中东欧和其他地区民主和改革出现的威胁；（5 ）对友好政府的颠覆和该处的失控局势；（6）恐怖主义；（7）对美国繁荣和竞争力构成的威胁；（8 ）全球环境恶化；（9）毒品非法贸易。〔14〕
1997财政年度的《国防报告》，又对美国已经确立的防务政策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其有如下三要点：（1 ）新的防务政策首次提出将“预防性防务”作为“防务三原则”的重点。 美国新的防务三原则是：1）“预防性防务”，即不要等乱子出了之后才设法解决，而要防患未然；2）“威慑”，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 使敌人不敢贸然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挑战；3）“用武力保卫美国利益”。 一旦“预防”和“威慑”均告失败，美国就不惜以武力克敌制胜。（2 ）在新防务政策中美国将继续推行“精兵”政策，大力提高美军的素质和战斗力。（3 ）突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其战略意图是使美军具有对付地区冲突的“遏制”和“实战”的攻防兼备的“双重威慑能力”。〔15〕
在全球范围内，虽然任何地区出现的突发事件都可能引起美国的“关注”，但就在日常的国际区域“安全”问题上，美国最为关注的地区是三个：
1.欧洲。 美国战略家认为：“欧洲的稳定对我们自身的安全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欧洲，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领导就不能实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白无误地申明：“我们对欧洲战略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要素必须是通过军事力量和合作实现的安全”。因为“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战争本身并没有结束。”〔16〕克林顿所设想的是在欧洲建立一个“覆盖现代欧洲”的新安全体系。美国国防部1995年度将克林顿的设想正式纳入了《美国对欧洲及北约安全战略》报告。这一欧洲新安全体系的基本依靠力量就是由驻欧美军、北约以及欧洲其他有关组织构成的“多边机制”。为了确保美国在欧洲的利益，美国甚至不惜牺牲来之不易的美俄关系实现北约东扩。1994年1 月， 北约首次宣布东扩。 1995年6月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商定了欧洲安全的原则， 标志着“新北约”的诞生。北约虽然名称未改，但西方声称其任务、目标和范围都将呈现如下重大变化：（1 ）在俄罗斯已不构成对美国和北约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北约仍然将俄罗斯视为主要防范对象。但主要防范内容是俄罗斯可能出现的不利于西方的变化；（2 ）北约将改变其在冷战时充当的“遏制工具”的性质，而转变成为“接触和融合”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发展“和平伙伴关系”的机制；（3）北约将向东扩展， 准备同前华约国家分期和分别建立“盟国”、“联系国”和“特殊伙伴国”的关系。“特殊伙伴国”则是专为笼络俄国和降低俄国不满情绪而设立的名称。〔17〕
2.亚太特别是东亚。在整个冷战时期， 欧洲一直是美国所关注的首要地区。冷战结束后，美国向亚太地区投向更多的注意力。这是因为：（1）亚太经济潜力巨大，具有20亿人口的市场，生产世界50 %的产品，其贸易额占世界总数的40%。如果美国要实行“振兴经济的目标，与亚太地区发展关系是必不可少的。（2）冷战结束之后， 对美国在亚太战略利益最大的不再是苏联核武库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然而，核武器和运载工具的扩散，新的军备竞赛，领土或领海争端，却构成亚太地区美国所关注的所谓“不稳定因素”（uncertainties）。（3）美国意欲在全球推行民主，在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主要对象。
按美国构想的亚太安全战略将通过如下途径实现：（1 ）建立和完善克林顿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按照1995年美国《美国对东亚—太平洋地区战略》报告，美国将通过美日、美韩、美菲、美泰和美澳等双边军事联盟和美国与太平洋群岛的“自由联盟”，构成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安全架构。〔18〕美国力图借用的力量是美日联盟，此外还可能借助美澳联盟。正如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所形象比喻的：在美国的亚太地区安全的三角安全架构中，“日本是美国的北锚，澳洲是美国的南锚。”〔19〕（2）发展同“东盟地区论坛”的关系， 将该组织国家视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伙伴国”。美国希望通过与这个现成组织的接触，增加其与该地区国家政府间的联系，对缓解冲突、化解矛盾增加一个对话的途径，同时美国也可将该组织作为一支“借用力量”，来与对美国利益可能构成威胁的国家和地区形成牵制；（3 ）美国还积极筹划建立“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美国已经与日本、中国和俄国等国进行了接触和磋商，力图建立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对话的机制。（4 ）美国还计划在南亚不定期组织有美国、印度、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参加的安全磋商会议，并使得这一局部安全机制成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协同伙伴。（5）此外，美国还谋求同以前与其交恶的国家改善关系， 例如通过加强美越关系，沉下另一只“锚”，以对该地区另外一些美国对之存有戒心的国家构成牵制。〔20〕
3.中东。在中东地区， 美国对战略物资石油的关注是问题的关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在中东有持久的利益，特别是寻求中东和平的全面突破，确保以色列和我们的阿拉伯友好国家的安全，以及那里的石油以合理的价格自由输出。”〔21〕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其安全构想的最主要的伙伴国和依赖力量就是以色列，并通过其对中东阿拉伯国家构成牵制和制约。美国的中东安全机制，还包括土耳其和伊朗。但《美国对中东安全战略报告》表示：美国的中东安全战略将“同时遏制伊拉克和伊朗”。美国的“双遏”政策遇到强劲的挑战，推行中东安全机制困难重重。〔22〕
结束语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较以往更加明显的扩张性。如果将美国对外战略的态势比喻成美国国玺上的展翅白头鹰，那么这只鹰一爪握箭，一爪握橄榄枝，软硬两手兼施。如果这只鹰座落在地球仪之上，其身躯的基点就是北美南美大陆，而其两翼则分别指向亚洲和欧洲大陆。美国“参与和扩展”战略所最后确定的三大支柱依次为：“保障安全”，“发展经济”和“扩大民主”。美国所关注和防范的问题有三个：一个是美国自身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一个是盟国的安全利益；另一个就是防止任何地区足以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的新大国的兴起。促成美国政要选择强硬政策的原因有多种，但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其自身的“冷战思维”和“国家安全”概念的无限膨胀。在这种观念的指使下，华盛顿政要所察觉更多的就必然是“战略安全威胁”、“经济安全威胁”和“意识形态安全威胁”。也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美国一方面将自身的“防卫”范围在国际上无限扩大；另一方面，又在密切环视左右，继续捕捉任何存在的或潜在的“安全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是遍布全球的。其“安全防线”也可以设在万里之外远离国门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国际上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相互制约，又使美国政要颇感“力不从心”和“大有大的难处”。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承认：“无论我们的国家如何强大”，美国都“不能单方面达到”战略安全方面的“基本目标”。因此，美国在实施其“参与和扩展”战略时，又不能不设法“保持和适应我们与世界主要国家（key nations）的安全关系。”〔23〕
准确把握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态势，对我国外交运筹帷幄、未雨绸缪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周兴宝：《克林顿政府以经济为中心的内外政策》， 载《国际问题研究》，1993年，第4期，第12—18页。
〔2〕查尔斯·凯格莱，尤金·威特科普夫（Charles W.Kegley,Jr.,Eugene R. Wittkopf ）：《美国外交政策》（American ForeignPolic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6），第368—369页。
〔3〕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对外交使团的讲话”（Address to the Diplomatic Corps,Washington,DC,January 18, 1993,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February 1,1993,vol 4, No.5,pp.57—58）。
〔4〕倪稼民主编：《当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2—109页；詹姆士·伯恩斯（James Burns ）等：《民治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1995），第465页。
〔5〕徐长银：《赫尔姆斯—伯顿法签署前后》， 载《瞭望》，1996年，第14期，第41页；李建伟：《从达马托法案看美国与西方大国的矛盾》，载《国际展望》，1996年，第16期，第3—4页。
〔6 〕金灿荣：《白宫国会重开战——美国联邦预算为何陷入僵局》，载《世界知识》，1995年，第24期，第6—7页； 《人民日报》， 1996年1月5日、10日。
〔7〕相比之下，日本的人口占世界2.3%，其国内总产值占16%；俄国人口占2.7%，其国内生产总值占1.5%；而中国人口占世界21.3%，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2.5%。《世界银行图表：1995》，（The World Bank Atlas），第8—9，18—19页。亦参考《中国外交》1997年版，第8章。
〔8 〕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 ）：《从遏制到扩展》（"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Address at the School of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vol.4,No.39,Sept.27,1993），第658—660、662页。
〔9〕例如，1994年《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 A 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共有29页， 有10页的篇幅论述“安全”问题，有约4页的篇幅论述“经济”， “民主”部分仅占2页。1995年报告增加到33页，“安全”问题占11页， “经济”约占4页，“民主”占2页；1996年报告总计45页，其中“安全”部分占15页，“经济”部分逾5页，“民主”部分还基本是2页。
〔10 〕《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1994 ）（A 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July
1994,Washington,DC:GPO,1994），第3部分，“促进民主”，第18—20 页；《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1995）（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February 1995,Washington,DC:GPO,1995），第22—24页；《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1996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February 1996,Washington,DC:GPO,1996），第32—34页。
〔11〕《哈特福德报》（Hartford Courant），1993年，5月24 日，第A15页；5月26日，第A11页。
〔12〕见索马里人群拖拉美军尸体，庆祝胜利的照片，约翰·鲁尔克等：《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Mak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Guilford,Conn.:Dushkin Publishing Group,1994）第512页。
〔13〕见克林顿为1994、1995、1996年《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所撰写的前言。
〔14〕1994 、 1995 、 1996 年《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A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 1995、1996年《国防报告》（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1995; Ibid.,1996）。 温味几：《美国谋求世界主导地位的军事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 年，第3期，第2—6页。
〔15〕萨本望：《美国防务政策的战略性调整》，载《瞭望》，1996年，第14期，第40—41页。
〔16〕1994年《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第3章“整体性的地区性政策”，第1节“欧洲和欧亚大陆”。
〔17〕宋以敏：《“新北约”与俄罗斯》， 载《和平与发展》， 1996年，第3期，第27—30与第17页。
〔18 〕《美国对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United States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February,1995），第9—12页。
〔19〕李学江：《美国的“两只锚”》，载《人民日报》，1996年8月6日。
〔20〕薛君度，陆忠传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周边形势》，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183—209页。
〔21〕1994年《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第3章“整体性的地区性政策”，第4节“中东、西南亚和南亚”。
〔22〕秦永椿：《美国中东安全战略中的两伊因素》，载《和平与发展》，1996年，第1期，第40—44页。
〔23〕1994 、 1995 、 1996 年《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A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加强我们的安全”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