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02年：走向共同富裕的两条思路及其实践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条论文,实践经验论文,共同富裕论文,思路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F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7)02-0029-10
在1949～2002年期间，中国内地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经历过两种不同思路指导下的路径与阶段，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呈现为两种模式。
1949～1978年：从贫富悬殊到高度平均
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贫富差距演变的态势，1978年之前与之后呈现为两个阶段：从贫富悬殊到高度平均；从高度平均到贫富悬殊。
（一）起点：穷国中居民贫富悬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贫富状况的基本特征是：穷国中居民贫富悬殊。国穷源于生产力的落后与长期战争的破坏。贫富悬殊源自两种剥削制度（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相应的两对对立的阶级（地主阶级与佃农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此时的贫富是按阶级区分的。地主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属于富者，佃农阶级与工人阶级属于贫者。在农村，在地主与佃农之间，有多种财产状况与职业生活不同的乡村居民，如富农、自耕农、小土地出租者、商贩、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等。此外还有工人，即雇农和手工业工人。在城市，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有多种财产状况与各种各样职业生活的城市居民，情形比乡村复杂得多，如政府工作人员（其中的贪鄙大官富有程度不在一般资本家之下）、资本家代理人、外商代理人，中小工商业者、手工业者以及作家、教授、律师、医生等自由职业者。大富户，包括大地主在内，几乎都住在城里。城里的富户比农村富户富有得多，城市的贫者比农村的贫者更贫穷。农村里佃农、雇农与地主贫富差距的程度，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比例来说，远不如城中工人与资本家大，城市的基尼系数①大于农村。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城乡内部、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贫富差别演变的趋势是不断扩大。这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时面临的贫富关系的状况，也是改变贫富关系工作的对象与起点，提出共同富裕目标的历史背景。
（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
自人类社会产生家庭、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后，便出现了贫富差别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几千年来，消除贫富差别、过共同富裕的生活，成为历代哲人与千千万万穷人的追求。在中国，儒家著作《礼记·礼运》中描述的由政教清明、人民富裕安乐的小康社会，进而达到的大同社会，是一种“天下为公”的境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宋代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提出“均贫富”口号。近代时期的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都受过大同思想的影响。洪秀全等制定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朝田亩制度》，描述了贫苦群众想像中的共同富裕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设计的也是一种共同富裕社会。
中国共产党创始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无一不是先读儒家之书，继承中国传统思想之精华，而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设想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一种共同富裕社会，所以追求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致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以建立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的富裕社会为奋斗目标。经历1921年以后28个年头改革土地制度、办各类劳动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实践及相关经验的总结，看到苏联完成农业集体化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事实，认为已找到一条在中国到达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大同社会之路。1949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2]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设计的到达共同富裕的路径基本形成。
（三）毛泽东设计的达到共同富裕境界的路径
从毛泽东一生中有关的理论及其指导的政策和实践来看，他设想的达到共同富裕路径的要点是：(1)建立共产党，发动工农穷苦大众闹革命，夺取政权。1921年以后，通过28年的浴血奋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完成了第一步。此后，中国共产党按既定方略行事，并随时总结实践经验，补充新的内容。(2)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农具、浮财和征用富农出租的土地，按人口平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农村中实现大体上的均富，初步解决农村贫富悬殊问题。(3)通过合作社使以农民为主体的，包括手工业者、个体商贩等在内的个体劳动者的私有生产资料变成集体所有，实现这几个领域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以此进一步消除农村中的贫富差距，并为防止小私有者的两极分化奠定基础。毛泽东特别重视合作社在到达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正是在1955年有关农业合作化的两次讲话中，他明确地提出“共同富裕”这个概念②。(4)接收国民政府的财产，通过赎买使工商业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由此实现工商业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解决资本家与工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贫富悬殊。(5)将市场经济改造为计划经济，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配置资源，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为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6)通过在全民所有制领域的等级工资制和集体所有制领域的等级工分制，实现按劳分配。在此基础上，实现削弱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不断缩小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别，实现社会主义公平与共同富裕。(7)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将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建立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实现各取所需式的共产主义公平与共同富裕。
（四）1949～1956年：通过消灭私有制与剥削制度消除贫富悬殊
从消除贫富差别工作的内涵来说，1949～1978年这30年包含两个时期：1949～1956年； 1957～1978年。
1949～1956年间贫富差距的重大变化是：通过两次性质不同却紧密衔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消灭了因剥削制度带来的阶级间的贫富悬殊；贫富差距演变的趋势由扩大转向缩小；差距程度由悬殊转向平均。在这七年中，实现了性质不同的两次改革：1949～1952年的民主改革，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
1.1949～1952年的民主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带来的贫富悬殊
土地改革使农户的财产与生活状况都在平均线上下，差别很小。土地改革后农村贫富状况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中农化；在少数农户间出现了贫富分化，如无劳力的残疾、孤老及遭天灾、人祸者出卖分得的土地、借债等等。买地者、出借者都是农民。富者（富农、富裕中农）的财产一般不超过贫者（贫农）的一倍。这种情形不属于两极分化性质。
自秦汉以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土地改革使中国农村贫富状况发生两千多年来的一次大变局：地权由集中到分散，由悬殊到平均。它的影响巨大，其中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促进农业生产快速恢复与发展。由于消灭了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制度；由于耕地、农具与耕者结合为一，耕者可以自由支配生产资料；由于田地上的收获物除缴纳土地税外，全归耕者所有，亦由耕者自由支配，耕者生活状况改善，这些变化使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与农民收入因此快速增长。1950～1953年，农业总产值依次比上年增长17.8%、9.4%、9.8%和10.6%，农业收入依次比上年增长17.1%、 10.1%、7.6%和10%。这使农村购买力提高，工业品销路扩大，工业原料增多，从而导致工业生产利润提高，工业产量迅速增长；工农产品交流带动商业与运输业；各项产业全面增长，使1950～1953年社会总产值依次比上年增长22.6%、20.1%、23.8%和22.3%，连续四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③这种连年高速度增长虽含有恢复性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类情况国家中却是罕见的。中国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的奇迹。第二，过去无法生存因而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斗争的农村穷人，现在有了安家立命的土地，且有了劳动致富的机遇与条件，他们兴高采烈地闹生产。19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动乱状态的中国农村从此转入稳定。
1949～1952年贫富差距变动大的地区是农村。在此期间，城市也进行了民主改革，任务是扫清封建残余势力，没有大面积触动私人财产。富者中的一部分（大中工商业者、原国民政府的官僚等等）向港澳台地区和外国迁移或转移资产。与此同时，工人收入增加，贫困户得到就业机会或救济，所以贫富差距比1949年前也有所缩小。
2.1953～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城乡贫富关系发生全面的重大的变化
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的办法，将个体农户私有的生产资料变成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合作化完成后，以往的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和地主都成了合作社的成员，都没有私有的生产资料，都凭劳动工分从合作社的收入中分得自己应得的一份。农村中的“中农化”由此演进为“社员化”，各户之间的财富、收入与生活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也就是进一步均平化。在城市，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用赎买政策的办法，使资本家将所有的资本交给国家，国家在一定期限内按资本家交出的资本额付给一定的利息（称为“定息”）。资本家从有资本的富户变成无资本但吃定息的富户，其中多数以一定方式参加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们一起交出生产资料和经营资本并拿定息的，还有城市里稍有财产、在经营中有轻微剥削的小商人、手工业作坊主，以及财产很少、在经营中无剥削行为的部分商贩和手工业者。④另一部分商贩与手工业者通过合作组织等形式变成集体所有者，他们按技术或效益（类似于农业合作社的工分）从合作组织领取工资。这样，城市里拥有私有生产资料的人都交出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城市里的所有家庭都从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获取收入（其形式或为工资或为定息），这使贫富差距大大地缩小。
中国共产党实施将全部生产资料由私有转为公有，不仅缩小了既存的贫富差距，也不仅为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想解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解放生产力，将所有资源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由国家有计划地集中使用，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为此，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又将市场经济体制改造为计划经济体制，并实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
（五）1957～1978年：在提高公有化程度和缩小收入差距过程中，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1.提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
1956年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全民）所有制与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前者主要分布在城市，因其公有的范围大，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后者主要在农村，因其公有的范围小，被认为是低级形式。1957年以后，不断提高生产资料所有制公有程度。特别是在农村，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使公有的范围扩大。先是将小社并为大社，接着将合作社变为农村人民公社。合并前各合作社本来贫富不同，现在都成了同一个人民公社的所有者了。土地改革使地主与贫农的财富大致相等，富农与富裕中农的财富大致相等。农业合作化使富裕中农、富农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与收入分配权上与其他农户完全相同。人民公社化使富社的社员与穷社的社员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与收入分配权上几乎完全一样。后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种状况有所改善。
2.居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1957～1978年间，居民的收入分配制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适应，分为两类：一类与全民所有制相联系，他们中的主体部分住在城市；另一类与集体所有制相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住在农村。在前一类人中实行等级工资制。1956年下半年实行全国工资改革，国家机关人员分30级，工资从20元到560元（地区有差别，下同）；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分为8级，从30元左右到100元左右（各行业不同）；职员（包括管理和技术人员）分为10多级，工资额从 40多元到200多元；教师、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等等各有级别。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各类劳动者的工资级别都不多；各类工资的级差都比较小，最低级与最高级工资之比都不大，这本已带有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倾向。1957年以后又采取各种措施，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差距，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如对高级干部，在几次提工资时，或不提级，或降低工资额；对名演员，降低演出报酬……这些措施或使高收入人群减少，或使他们工资外收入的来源断绝。后来，对工人中的收入差别也采取缩小措施：一是1966年取消计件工资制；二是1967年取消奖金制，将奖金改为临时附加工资，平均发放，人人有份；三是长期不提工资级别。这些措施强化了货币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在实物方面，所有城镇居民都吃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蔬菜、肉、鱼、蛋，用国家定量供应的布料。后一类人从合作社或生产队（组）的分配中获得收入。故富社、富队与穷社、穷队的社员的收入有差别。同一社或同一队内的社员在实行劳动定额制时，因为劳动力有强弱之分、技术有高低之分、态度有勤懒之分，其劳动工分及凭工分分得的收入也有差别。由于整体收入水平低，粮食、食油等实物按人口分配。这些实物的价值占社（或队）总收入的比例一般在40%～60%之间，穷社、穷队高达80%以上。一些社员户按工分计算的收入，不足以抵偿其所分得实物的价值，他们成为社（或队）的债户（往往多年如此，债额累积越来越多）。另一些社员户，应得的收入因为领不到现金，成了债主，他们多劳多得的部分仅仅是社（或队）里账上的一个数字，是空的。故社员实际生活水平差别很小。这已经是严重的平均主义了。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到70年代后期“农业学大寨”期间，将按劳动定额记工分改为大寨式的评工分。实行后的实际情况是按性别和年龄定工分，如壮年男社员（男全劳动力）出工一天得10分，老弱男社员（男半劳动力）7分；壮年女社员（女全劳动力）8分，老弱女社员（女半动力）5分，如此等等。社员的生产技术、劳动态度、劳动绩效全都不计。社员戏称这种大寨式工分为“大概工”。这使平均主义倾向更严重。
这个时期，人们的收入单一化：一部分人只有工分收入，另一部分人只有工资收入。于是城乡居民收入虽有不同，但差距甚小，且日趋缩小；1978年的基尼系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村居民为0.21，城市居民是0.16，全国是0.3023。⑤按照国际标准，城市属于高度平均，农村和全国在比较平均之列。此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贫富差距最小的几个国家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这是收入最平均的时期。这是一种有等级因而有差别的生活水平大体平均的社会。
这一时期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由于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一部分人吃国家的“大锅饭”，另一部分人吃社队（合作社、公社、生产队）的“大锅饭”。劳动者干好干坏收入一个样（或差不多），严重打击了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人们出工不出力，“大锅饭，养懒汉”。个人为了得到一份糊口的收入而完成下达的指标，求数量不计质量；集体为完成计划指标中规定的产品数量，不计投入，不计成本，效益很低。所以在1958～1978年的20年中，GDP年均增长率颇高(6%)，但物资严重短缺。1957～1978年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状况，从价值量方面分析，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1.7%。在实物量方面，这个时期体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是衣（温）食（饱）两个方面。有关食的实物主要是粮、油、肉、蛋、水产品等。人均食物消费年均增加量为：粮食—0.3619公斤、食用植物油—0.03905公斤、猪肉0.123333公斤、牛羊肉—0.0171公斤、家禽—0.00286公斤、鲜蛋 0.03381公斤、水产品—0.04公斤。有关衣的实物是各种布（包括棉布、混纺布和化纤布）、呢绒和绸缎。人均衣料消费年均增加量为各种布0.057619米、呢绒0.003333米、绸缎 0.008571米。可见，无论从价值量和实物量来看，人民生活改善甚微。因此，邓小平认为：“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3]，“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3](p.237)我们自己“耽误了二十年”[3](p.383)。“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3](p.155)。这是一种高增长、慢发展、物资短缺、人民生活水平停滞却颇均平的经济发展模式。
1979～2002年：从高度平均到贫富悬殊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要点
1978年以后的邓小平与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一样，也以共同富裕为追求目标。在1949～ 1966年期间，在达到共同富裕路径的构思上，邓小平与毛泽东并无大的差异，或者说，对于毛泽东的思路，邓小平是基本同意的。1967～1973年，邓小平对1949年以后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研究分析，思路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主政以后面临的情况与毛泽东迥异（毛泽东在 1949年面临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邓小平在1978年面临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使他在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路径设计上与毛泽东既有所同又有所不同。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1)社会富裕是个人共同富裕的前提。要使社会富裕必须发展生产。“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3](pp.63～64)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3](p.14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这就是要在社会富裕的前提下全国人民共同享有发展的成果。(3)实行物质利益原则，承认人们有通过劳动获得自己物质利益的权利，政府保护个人的物质利益。人们通过诚实劳动或合法经营追求富裕是件好事，应予鼓励，而不应批评为个人主义或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平均主义，打破“吃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4)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一部分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与毛泽东把共同富裕作为现实目标或当前目标不同，邓小平将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标或将来目标。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是“现在进行时”，在现阶段就要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则是“将来进行时”。为了将来达到共同富裕，在现阶段允许并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存在贫富差距。他把这一战略称之为一项“大原则”。这样，在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邓小平将毛泽东设计的横列队军令式齐步走改为纵列队自由竞赛式跑步走。(5)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将两极分化作为共同富裕的对立面，认为必须防止。不同的是：邓小平将贫富分化与两极分化区分开来。在邓小平设想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可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里，都存在先富者和后富者。相对于先富者而言，后富者是贫者。贫富分化因而始终存在。但贫富分化不会发展到两极分化。因为这是大家都在走向富裕，而两极分化演进的路径是“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3](p.374)。两极分化的结果与标志是“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3](p.111)。(6)“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就地区而言，就是发达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3](p.374)；对个人而言，“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3](p.111)先富者带动后富者（贫者），国家扶助贫者，与对先富者实行限制，构成邓小平的“限富扶贫”论。(7)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解决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为此，在新的前提下恢复和培养个体经济、私营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开辟人们收入多元化渠道，除工资外，有利润、利息、房租、股票投资等等收入。收入不仅可以用于改善生活，还可当作赚钱的资本。这为致富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二）新的绩效
依据邓小平提出的这些理论，中国共产党制订了新的关于解决贫富关系的政策。这些政策很快引起社会经济状况的大变化，取得了与1978年以前不同的新绩效。其中主要的方面是：
第一，全社会成员致富的积极性高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因此高速发展，国家迅速变富。1979～200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2003～2005年，增速上升到10%以上。在世界上还没有过在如此人口众多（13亿人口）的大国，如此长久的时间内，如此快速的增长。这是当代世界经济史中的一个奇迹。
第二，大多数家庭、个人收入增加，走上由穷变富之路。根据抽样调查资料，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57年为72元，1978年为134元，2002年为2476元。1957～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2.9%，1978～2002年为12.9%。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57年为254元， 1978年为343元，2002年为7703元，1957～1978年年均增长率1.5%，1978～2002年为 13.8%。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低收入者的绝对收入增加，贫困人口数下降。农村极端贫困人口，1978年有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2002年为2820万人，减少2.2亿多人。
第三，居民收入增加使购买力提高，物质生活状况改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以后的20多年，是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历史时期。虽然10多亿人在消费，消费物资成倍增加，但由于生产增长更快，日常用品供应充足，由多年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店铺商品琳琅满目，物价基本稳定。
第四，在大多数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居民收入差距迅猛扩大。对中国1978年以后的基尼系数，国内外有多种研究成果。由于计算方法不同，所得数据各异。以2002年为例，以货币收入为依据，不计实物收入和补贴收入的系数小（0.4左右）；加入实物收入和补贴收入的系数比前者大（0.45以上）；加入非正常收入与非法收入的，系数更大（0.5以上）。当然，最后一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实际情况。但无论用哪种方法计算得出，有三点是一致的： (1)呈扩大趋势；(2)扩大的速度很快，从全面改革开始的1985年的0.252到2000年的 0.4090，⑦15年间升高0.1439，平均每年升高0.096，这种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甚为罕见； (3)达到或超过国际警戒线，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大在世界亦属罕见⑨。
1979年后，中国GDP增长速度是世界最快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也是世界最快的。这是一种高增长、快发展、物资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和收入差距迅猛扩大的模式。
经验与理论
（一）“之”字形路径说明指导思想作用大
5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贫富差距状态的演进先是由收入差距悬殊到高度平均和比较平均，然后又由高度平均和比较平均到差距悬殊。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呈现出一条“之”字形轨迹。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两个时期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不同，在本文讨论的问题上，表现为解决贫富关系、达到共同富裕的思路不同。两条思路带来两种不同的后果，形成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两个阶段。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之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中，它处于核心地位。两条思路与两个阶段实践绩效和经验的对比，为深入认识中国国情，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探索在中国找到抵达共同富裕目标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与经验。“之”字形路径表明历史进程是有自身规律的，违背规律的跨越最终是要退回来的。
（二）平均主义是共同富裕的对立面
按照毛泽东的思路，用平分地主土地的办法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此时，平均主义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利剑。继后，又用合作社与赎买的办法消灭了各种私有制。总共只用了七年的时间，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贫富悬殊问题，使居民财富占有与生活水平大体均平。1978年，中国社会基本上实现了“均贫富”和“无处不均匀”。“无处不均匀”，在伦理上或许是一种美境，却不利于经济发展。因为：第一，此时的平均主义面对的已不是封建大地产和小农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现代大工业。在新的形势下，平均主义的性质与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二，它使人不勤快，效益低下，经济因此停滞。这是一种平均却缺乏效率的模式，中国因此一直停留在世界上的穷国之列。平均主义导致的不是均富，而是均穷。
（三）两极分化也是共同富裕的对立面
按照邓小平的思路，中国成为1979年以来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国家在变富，人民也在变富。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由此带来贫富阶层的分野。部分富者骄奢淫逸，不事生产工作。部分贫者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贫困不仅是一种物质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贫富悬殊使部分居民心理失衡，不和谐因素和社会稳定隐忧与GDP一起迅速增长。此为有效率而欠公平的模式。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走向共同富裕路径的设计上有区别，但他们都认为两极分化是共同富裕的对立面。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pp.110～111)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的。两极分化是共同富裕的对立面，也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不容许出现两极分化。正是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使解决贫富关系问题成为社会主义难题。
（四）破解社会主义难题，走共同富裕之路
50多年的历史证明：上述两条思路的实践后果都解决了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突出问题，也都存在特有的弊端。前一条思路导致平均主义，动力机制缺位，效率低下，达到“共同”却不“富裕”；后一条思路导致贫富悬殊，欠缺公平，达到“富裕”却不“共同”。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缺乏动力不好，缺乏公平也不好。这些我们都不能要。怎么办？能不能找到一条既不出现平均主义又不出现两极分化、效率既高又很公平的道路？这是我们当前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主要办法是不断总结自己实践的经验，同时从历史遗产中找智慧，以别国的做法为借鉴。
怎样解决贫富关系问题是一个“千年难题”。因为在历史上，人类自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几千年来就有贫富关系和解决贫富关系的各种主张，或患寡，或患不均，争论不断，实践不断，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怎样解决贫富关系问题又是一个当代的“世界性难题”。因为世界各国都存在这个问题，都在为破题而进行理论探索，或主公平，或主效率。实践着各种模式（北欧式、美国式、日本式，等等），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问题在于：一是所有这些模式和所有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解决了贫富关系问题。二是所有这些模式都允许两极分化，都允许资本家阶级的存在，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不合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中国现阶段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另辟蹊径，创造性地予以解决问题。它由此成为社会 主义国家独有的难题。这个难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与两极分化的关系。毛泽东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取代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消除了既存的两极分化；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就此而言，他是成功的。但他消灭市场经济的办法带来动力机制缺失，导致经济失去活力。为了解决这个动力机制问题，邓小平设计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方案。这个方案的施行，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贫富差距的高速增长。
如果说，在毛泽东的思路中难题的焦点是如何找到动力机制问题，那么，在邓小平的思路中这个焦点便是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问题。如同“大锅饭”与“懒汉”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市场经济与两极分化也是一对孪生姐妹。这是因为，在没有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调节，任凭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起作用的情形下，收入分配的差距会不断扩大，必然产生两极分化”。[4]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5]“还困难”，说出了问题的难度。“自然出现”，点出了这个困难问题的难点所在。正因为这样他把共同富裕列为“最终”目标，他在提出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同时，反复强调共同富裕与公有制是两个根本原则，反复提醒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出现两极分化是他最担心的后果。他提出了防止这种后果之策，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限富扶贫。
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从上世纪末西部大开发的决策，到近几年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的决策，都是为了解决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中共中央从 2004年起将“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上，2005年制订“十一五”规划时将建设新农村放在各项任务之首，并作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决策，努力提高农民收入。这必将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决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10月8～10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为此，将“走共同富裕道路”列入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之中。可以预料，以上决定的施行，将使中国贫富差距演进的进程进入新阶段。邓小平曾经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问题。”[3](p.364)
［收稿日期］2006-10-27
注释：
①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用来描述收入整体差距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收入比较平均；0.3～0.4，表示收入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37页（毛泽东说：巩固工农联盟，有待于“实行农业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这是在1955年7月）。顺带说一句，在笔者看过的有关共同富裕的论著中，都说“共同富裕”这个概念是邓小平提出的。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李炳炎著《共同富裕经济学》是一本关于共同富裕的专著，介绍了共同富裕思想的渊源与发展，从欧洲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西门、欧文、傅立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孙中山、邓小平，唯独没有提到毛泽东。不提毛泽东是笔者所见过的有关共同富裕论著的共同现象。
③据《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卷第33页、1987年卷第36页的数据计算得出。均为当年价格。
④1956年拿定息者有86万多户。1979～1980年，确定其中的70余万户属于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其余的16万余户为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1949年前后，资本家是中国最富有的群体；1956年后，在他们拿定息的年代里仍是最富有的群体。
⑤见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沈坤荣、庄海燕：《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孔泾源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另一种估计，城市在0.2以下，农村在0.21～0.24之间（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的扩大及其原因》，《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卷第492和499页、2003年卷第341页的数据计算得出，均为现价绝对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是工资收入，不包括有关福利与补贴，更不包括非正常收入与非法收入。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也有少数漏掉的项目。以2002年为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课题组调查的数据是：城镇人均收入为8038元，比国家统计局数字多335元；农村人均为2588元，比国家统计局数字多112元（见孔泾源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第100页）。
⑦此数据来自前引沈坤荣、庄海燕的《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一文。参见钱敏泽《中国现行统计方法基尼系数的推算及其结果》，《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11期。
⑧2002年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0.4左右。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课题组根据城乡入户调查数据，估算为0.454；1995年为0.437（李实、岳希明：《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最新变化》，孔泾源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第100页）。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调查，1995年达到0.517（陈宗胜、刘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1988年就达到0.403，1998年提高到0.46。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反映的是2002年及以前的情况）中是0.45～0.53。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调查的结果是0.53；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杨宜勇研究员计算的结果为0.465。
⑨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城市居民收入则为2.57，即2.57:1（另一数据为2.36:1）。2001年为2.9:1，达历史最高点。2002年进一步升高。2003年升至3.23:1。加上城市居民享有而农村居民没有的福利，实际收入比在4:1左右。世界上多数国家这种比率为1.5:1，超过2.5:1的极为罕见（参见前引赵人伟和李实、岳希明文。孔泾源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第49、51、52、62页）。
标签：共同富裕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生产资料所有制论文; 农业合作社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贫富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