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拨乱反正”中围绕鲁迅的纷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拨乱反正论文,纷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0)10-0134-06
“文革”结束之后，平反昭雪，拨乱反正，“文艺黑线”不再成立，文艺界领导人陆续“归来”，文坛再次经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换。就在这时，围绕鲁迅发生了一场纷争，从前台到幕后，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关于这场纷争，有人曾斥之为意气之争，有人则在僵化与保守的框架中进行分析，都与事实距离甚远。事实上，它既包含历史的恩怨，又体现着新的时代矛盾和不同的道义承担，有丰富的时代文化内涵，所以，对其进行回顾和探索，对于认识我们走过的道路，显然不是多余的。
一、重评“两个口号”
重评“两个口号”的活动是1978年初正式开始的。文艺界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必然要涉及三十年代文艺的重新评价，也必然要涉及“两个口号”的论争。1977年末到1978年春，北京连续举行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讨论会，一个是“革命文学论争”讨论会，一个是“左翼作家联盟”讨论会，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两个口号”的讨论会。关于“两个口号”的讨论会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的名义发起，4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会上引人注意的，并不是学者的发言，而是夏衍、沙汀等老一代的发言及其态度。
当时沙汀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荒煤是副所长，他们都是左联成员，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都是“国防文学”支持者。1978年初，这些人大多还顶着“反鲁迅”的帽子。洁泯在关于荒煤的回忆中曾说：“1978年我遇见他时，没几句寒暄，他就憋不住地讲了自己结论中还有尾巴，说是有反鲁迅的错误。他大声说，我什么时候反过鲁迅？哪篇文章哪次讲话有过反鲁迅的话？毫无根据地给我留下了这尾巴。”①正因这样，面对重评“两个口号”的讨论会，他们不仅积极支持，并且会后立即把几份发言拿到他们主编的《文学评论》上发表。
1978年5月9日，陈荒煤为发表会议发言而给周扬写信：“送上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三篇，都是北大等三校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准备在《文学评论》三期发表两三篇。夏衍、沙汀同志是当事人，他们的文章可放在后一些发表，夏衍同志说他的文章还要送你看。这些发言，已在各地传播，而且还存在分歧。这些问题不澄清，现代文学史无法写，课也无法讲……”②周扬读过之后立即做了“同意发表”的批示。于是，《文学评论》一次发表了三篇文章：朱容的《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学习鲁迅关于“国防文学”的论述》，杨占升的《评两个口号的论争》，唐沅的《关于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问题》。这些文章都在努力推倒“文革”当中对周扬等人的认定和评判，重新肯定“国防文学”的口号。它所面对的是“文革”时期流行的叙述。正是因为那种叙述，把周扬和他的追随者划入“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而送进了地狱。因此，在结束“文革”之际，重新评价“两个口号”，应是平反昭雪和拨乱反正的题中之义。
论及对“两个口号”的重新评价，与之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是王韦的信。1978年4月，就在重评“两个口号”的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之际，徐懋庸的夫人王韦写了一封信。王韦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因而信是写给文学研究所领导人沙汀和陈荒煤的，但要求他们转给周扬。王韦的信中说：1977年12月2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给徐懋庸的政治历史问题作出了第二次结论，其中仍然保留了“徐懋庸在三十年代，积极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鼓吹‘国防文学’，攻击鲁迅”的说法。她不能接受这个结论。为了让中央了解情况，她从徐懋庸1972年写的关于延安生活的回忆录中找到了毛泽东对“两个口号”论争的看法。徐懋庸在回忆中说，他于1938年3月到延安，5月中旬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第二天就回了信，并且很快派秘书先来初步了解了情况，然后于5月23日左右的一个下午在住处听取了徐懋庸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根据徐懋庸所记，毛泽东谈了六点，其中重要的是三点：“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③徐懋庸回忆说，毛泽东还让他去找陈云汇报，陈云又让他去找李富春汇报。他们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指示是一致的。其实，这种说法与“文革”之前的调子基本相符：两个口号都是革命的，是内部的争论，同时，双方都有缺点，比如宗派主义等。因此，徐懋庸记下的几点很适合“回归十七年”的需要。
1978年9月5日，王韦的这封信到了中央组织部。因为信中要求请陈云证明徐懋庸回忆的真伪，工作人员把信转给了陈云。9月11日，陈云致信胡耀邦，认可徐懋庸的回忆，并建议组织部对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的问题作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胡耀邦把陈云的信转给中宣部，中宣部立即执行，调查的对象首先就是周扬。当时在中宣部文艺局工作的荣天屿在回忆周扬的文章中说：“听我们传达了陈云同志关心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的问题的意见后，很兴奋也很激动，立即深有感触地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我们这些人当时主要是对鲁迅的伟大不够认识，对鲁迅不够尊重。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真理是有过程的。‘四人帮’最大的颠倒是非，就是把我们和鲁迅先生在两个口号问题争论这种人民内部的争论，说成是敌我矛盾，说成是阴谋。”④
其二是沙汀和荒煤主持编辑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集》和《左联回忆录》。陈荒煤于1978年3月到文学研究所，4月份出任副所长，9月即编成了《“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集》。如此高效率工作，可见内在的积极性。涉及鲁迅，他们的态度是谨慎的。在编辑“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集的时候，编者进行了广泛的搜集，但在交付出版社时，并没有保留历史的全貌。从陈荒煤给周扬的请示信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资料，已收集整理，准备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经我最后查阅，有几篇文章，我觉得不编进为好。虽是事实、史料，但容易引起误会。特别是涉及鲁迅的，暂时还难以被人了解。因此，送你一阅，请你考虑是否删去？”⑤与此同时，他们成立了《左联回忆录》编辑组，开始向当年的左联成员广泛征稿。荒煤、沙汀联名的约稿信说：“‘左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在‘四人帮’专横时期，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恣意抹杀它的功绩，大肆攻击、陷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而幸存下来的‘左联’同志。为了彻底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给‘左联’以科学的历史地位；为了继承‘左联’的光荣传统，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我们认为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日，参加‘左联’的同志能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成回忆录，是十分必要的，有意义的。”⑥
显然，他们所进行的，是三十年代文学史的再造工程。这个工程的重点是重新确立左联及其领导人的地位。在这个工程的实施中，大多数人当然不会直接去碰鲁迅，但面对鲁迅和周扬等人的矛盾，出于为周扬平反的需要，却很少有人站在鲁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就使当年论争的另一方——鲁迅、胡风、冯雪峰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历史的舞台上，常常出现这种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当周扬和他的追随者们重返主流、占据中心、重写历史的时候，作为论敌的另一方，鲁迅早已作古，冯雪峰也已去世，活着的只有胡风，冤案尚未昭雪。很明显，历史上矛盾的双方，离去的时间不同，归来的时间也不同，一方迟迟不能归来，一方捷足先登，时间差造就了优势与劣势。捷足先登者自然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这是公平的吗？是鲁迅、胡风、冯雪峰的追随者和同情者能够认可的吗？潜在的矛盾是必然要暴发的。
二、冯雪峰的“材料”与茅盾、夏衍的文章
“拨乱反正”，重写历史，让鲁迅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都恢复“文革”之前的状态，这似乎不成问题。可是，周扬和他的追随者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努力遇到了麻烦，进展很不顺利。最先引发纠纷的是冯雪峰“文革”时期写下的一份“交待材料”。冯雪峰已经去世，这份材料本应默默沉睡在某个角落，但因重评“两个口号”的努力正在向着更不利于鲁迅、胡风、冯雪峰的方向发展，这份本不应为一般人知晓的材料开始流传。
“文革”时期，由于《纪要》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评价，周扬等人及其“国防文学”成了批判的对象。适应运动的需要，一个“工作团”以上级需要的名义要求冯雪峰把周扬等人在1936年的表现和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写一写。冯雪峰于1966年8月10日写了这份材料，并于1972年作了修订，成为后来流传的《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
1978年夏天，这份材料传到了茅盾的手上。作为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艺界矛盾的当事人，茅盾看后大吃一惊：原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最先是由胡风提出的！这使茅盾有一种受了欺骗和侮辱的感觉，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一直以为这个口号是鲁迅提出的，所以才表示赞同，并且在矛盾中徘徊摇摆。如果早知道是胡风提出的，他也许是另一种态度⑦。带着激动、气愤和复杂的情绪，茅盾写了《需要澄清一些事实》。此文有几点是容易引发争议的：一、文章提到鲁迅博物馆访问他的谈话记录有错误，对其中的某些内容不再承认；二、对冯雪峰表示了极大不满；三、对胡风的看法仍然沿袭着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的论调；四、认为鲁迅受胡风蒙蔽，缺乏“知人之明”。
这样的文章本是周扬等人应该欢迎的，但在事实上却使他们非常为难，而且引来了很大的麻烦。茅盾把文章交给《文学评论》，荒煤把茅盾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一并交给周扬，请示是否可以发表，并且提出了这样几点：一、冯雪峰的材料“还不宜公开发表”；二、“公开说鲁迅被胡风利用，总不大好！有些人难以接受。”“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为胡风先提，而现在仍认为两个口号并存，又是主席肯定两个口号都对，也不好。这一点也不宜公开说出去。”三、“茅公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过去也写过拥护文章，现在又揭发早已知道胡风可疑，也对茅公不好。”⑧信的最后，荒煤建议把茅盾的文章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的内部刊物《新文学史料》发表。周扬表示同意，于是稿子转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严文井，最后在《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发表了出来。
1979年10月17日，茅盾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客观地说，在那个思想解放的时刻，反对神化历史人物，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面对“两个口号”的论争和它遗留的历史问题，茅盾的举动却使一些人非常反感：在三十年代，你是鲁迅派的支持者，尽管有点摇摆不定；而在当前，鲁迅去世了，冯雪峰、胡风似乎都有问题，周扬等人又坐到了台上，你就这样去迎合权势者吗？
面对冯雪峰的材料，另一个做出激烈反应的是夏衍。他看到材料后很快写了《一些应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对冯雪峰的材料进行了反驳，并为自己和“四条汉子”申冤，指出鲁迅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他认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是正确的，而“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提出是胡风的阴谋，导致了左翼作家阵营的分裂。楼适夷曾经回忆说：这篇文章本来准备继续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是他提出，《史料》是个资料性刊物，不是论争性刊物，所以不要发表夏衍的文章。上级也同意了他的意见。但是，夏衍的文章最后还是在1980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出来⑨。关于这件事，聂绀弩在1979年9月写给胡风的信中说：“夏衍的文章送到《新文学史料》，编者不能作主，报中宣部请示，胡乔木说暂不发表，夏衍质问并力争，胡说可以发表。经副部长廖井丹批示：可以发表，但其他意见也可以发表。原稿发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交《新文学史料》，编者说，如果要发表，就要同时发表李何林回答茅盾的文章和吴奚如写的关于胡风的文章。社长表示同意。不过，几天之后，陈荒煤来把夏衍的文章要了去，要发表在《文学评论》上。”⑩
众所周知，夏衍与冯雪峰积怨太深，他对冯雪峰材料的反驳很难客观公正，因而引起了同情冯雪峰的人们的强烈反感。同时，夏衍的文章像茅盾的文章一样，谈及胡风仍然是1955年的调子，他和茅盾一样，都忽略了胡风的存在，他们似乎没有想到胡风也是可以平反的。这就导致了胡风同情者的强烈反感。
三、李何林等人的声音
茅盾和夏衍的文章引起了一连串反响。在此之前，对“两个口号”的重新评价虽然已经发生了矛盾，但矛盾并未激化，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立。茅盾、夏衍的几篇文章发表之后，一场论争立即爆发了。
聂绀弩在致胡风的信中曾经这样描述对立双方的情况：鲁迅研究室李何林与文学研究所沙汀、荒煤对立，鲁研室拥有某种不利于文研所的材料；《新文学史料》牛汉也不赞同沙汀和荒煤的做法，也有某些材料；吴奚如已经写了文章，就在牛汉手上。聂绀弩还说：“口号问题起自教学。大学教现代文学史交待不了这个问题，于是就追究这个问题。有人回答：我们真实不知是鲁迅提的所以反对，后来知道了就不反对了。这显然不解决问题，因为没有理论。人们要知道的是谁对，而不是谁提。谁提就反对，谁提就不反对，是建立于‘国防’正确基础上的。如果人们以为‘国防’正确，这个问题早就消灭了。听说夏公在某篇文或材料里有一句‘鲁迅、冯雪峰、胡风’之类，后来又勾掉了。这事给我很多启发。二三十年代有些人读了几本与马列有关的文艺理论书，甚至于和党有了某种程度的联系，猛然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反对既成权威，而鲁迅就是最大的权威，所以他们围攻鲁迅。这是口号以前差不多十年的事。……这些人中后来有的参与了党的工作，但围攻鲁迅一事并没有启发他们什么，反而认为是鲁迅常常在反党，其中包括冯胡，不知包括秋白否？”(11)
正如聂绀弩向胡风汇报的那样，首先站出来为鲁迅、冯雪峰辩护的是李何林。李何林并不反对重新评价“两个口号”，但对于重评过程中对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的不公，感到难以接受。据袁良骏回忆，在1978年4月北京大学举行的会议上，就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按照计划，最后一天下午发言的次序是：夏衍、冯乃超、沙汀、李何林、王瑶、川岛。夏衍的发言火药味十足，“说来说去是胡风串通冯雪峰蒙蔽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分裂主义的口号，否定‘国防文学’的正确口号，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接下来是冯乃超和沙汀发言，观点与夏衍完全相同。就在沙汀发言的时候，主持会议的袁良骏接到通知：会议必须在沙汀讲完之后立即宣布散会。下一个发言者应该是李何林。众所周知，前面几位观点是一致的，只有到李何林这里，才会出现另一种声音。但在最后，大会还是在沙汀讲完之后就宣布散会了，李何林和他代表的那一派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袁良骏在多年后回忆说：“呜呼！事情这样了结了！一个好端端的学术讨论会被搅得不欢而散，百家争鸣、尊重不同意见的优良学风遭到了粗暴践踏！而我，却正是一名‘行刑’的刽子手！”(12)由此可见，在1978年4月，新的主流是如何压制和防范另一种声音。
正是面对如此一系列新的问题，李何林站出来了。他写了《也来澄清一些事实》等一系列文章，为冯雪峰辩护，并以保卫鲁迅为己任。他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并不是鲁迅提出的，而是胡风提出与冯雪峰商量之后由鲁迅认可的；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冯雪峰是“右派”；鲁迅与“反革命”和“右派”站在一起。面对这样的事实，说鲁迅受蒙蔽，看上去是爱护鲁迅的，但它有一种杀伤力：“你受坏人的蒙蔽，你没有‘知人之明’，你‘失察’。有人告诉你‘胡风是内奸’，你不相信，你不是失察吗？所以有人就到处演讲，说这个‘失察’的说法好得很！”(13)
对于茅盾的文章，李何林集中批驳的是以下几点：一是冯雪峰和鲁迅都被胡风所利用，鲁迅受胡风、冯雪峰蒙蔽；二是鲁迅缺乏“知人之明”；三是鲁迅研究中也存在“两个凡是”。茅盾说：“那时候，鲁迅对‘左联’一些人的作风也是不满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正是利用了鲁迅的这些不满。胡风之所以不迟不早，恰恰在冯雪峰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炮制了这个口号，是料想冯一定会赞成（冯与周扬的对立，胡风早已熟知），而且料想鲁迅一定尊重这位新从陕北来的特派员的意见。这样，胡风就达到了用这个口号来制造混乱、分裂当时左翼与进步文艺界的罪恶目的。我们现在根据这些事实，不能不坦率地说，当时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14)茅盾还提出了鲁迅缺乏“知人之明”的问题。他说：“即使事情牵扯到鲁迅的知人之明，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茅盾用以说明鲁迅无知人之明的主要证据是他相信胡风，茅盾说：“胡风之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当时真个没有人指出来过吗？事实并不如此。鲁迅《答徐懋庸》信中，已经说，大约一年前，‘四条汉子’约鲁迅在内山书店谈话时，就告诉鲁迅，胡风是国民党派来的，消息来源是被捕自首后释放的穆木天。鲁迅因其出于自首者之口，故断然不信，……1935年下半年，我也对鲁迅说过胡风形迹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而且告诉鲁迅，这消息是从陈望道、郑振铎方面来的，他们又是从他们在南京的熟人方面听来的。但是鲁迅当时听了我的话，脸色一变就顾左右而言他。从此以后，我就无法与鲁迅深谈了，即鲁迅所谓对他‘疏远’了。我真不理解，胡风何以有这样的魅力，竟使鲁迅听不进一句讲胡风可疑的话。”(15)
针对鲁迅受胡风、冯雪峰蒙蔽和利用、鲁迅无知人之明的问题，李何林说：“鲁迅当时相信这两个人是有根据的，怎么是受蒙蔽和无‘知人之明’呢？想用无‘知人之明’来取消鲁迅对很多人的批评，是取消不了的！”(16)他又说：“我们要问：既有‘知人之明’又不‘失察’的同志们，为什么不早告诉党组织把胡风揪出来，而要等到二十年后的1955年才揭发呢？胡风既然被疑为内奸，为什么有‘知人之明’又不‘失察’的同志们在二十年中一直不把胡风当内奸对待呢？为什么在1955年以前对胡风只限于文艺思想的批判呢？为什么解放以后还要给胡风以较高的政治地位呢？”
值得注意的是，李何林的文章于1979年3月15日送交《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曾经计划在第4期发表，但到了5月底，却接到通知说不能发表。最后，文章只能编入鲁迅研究室自己的刊物《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到1980年才得以印出。
面对茅盾提出的“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李何林也多次予以反驳。他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谁说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鲁迅骂过章士钊，批评过李四光，他们的情况怎样？谁说过鲁迅赏识的人就一定好到底？鲁迅赏识胡风和冯雪峰，他们两人一个是‘反革命’，一个是‘右派分子’，谁保证他们好到底了？”他说：“借反对‘神化鲁迅’之名来贬低鲁迅，或在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上抹黑，是徒劳的！”(18)“贬低、伤害一个死去四十多年、不能再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样的反驳信的鲁迅，我看他们不是英雄。”(19)
李何林还于1979年11月12日直接给周扬写信，坦率地指出：“对30年代文艺问题，尤其是对‘两个口号之争’，你还承认有缺点错误，‘不敢要领导权是右倾’，‘有右倾问题’。而有些人就把‘国防文学’说得很好，毫无缺点错误，那么鲁迅的批评就错了。……反对神化鲁迅，实际是想贬低鲁迅。”(20)他似乎是决意要为“鲁迅派”鸣冤，甚至是新账老账一起算，向周扬质问道：“粗略计算一下：30年代的所谓‘鲁迅派’青年作家和鲁迅接近的人，在延安，在五六十年代，被批被整的不少，而30年代和你们接近的‘国防文学派’的同志，被整的很少，而且大多得到较好的地位和待遇，是什么原因？早有人这样议论了。在这次小组会上有不少人说，单是轻描淡写地说：反右斗争时，对有些人批判错了，对有些人批得重了一些（大意），是不够的！不少人在未‘改正’前被迫害死了，其余的则非常艰难地度过了历经精神折磨和物质痛苦的二十多年岁月，比你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远远重得多！自然，1957年的事，你是迫于情势，不能由你完全负责，但为什么其中有些人是和你在30年代有矛盾或‘鲁迅派’呢？你是领导文艺界的反右的，不能在这次报告中作一点较深刻的、触一触痛处的自我批评吗？你和大家的疙瘩今后怎么解开呢？”(21)在给友人的信中，李何林也多次说：“《文学评论》夏公之文，……直接搞雪峰，间接搞鲁迅，……对两位死人何以如此仇恨？”(22)
就在李何林发起反击的时候，楼适夷、吴奚如也不再保持沉默，楼为冯雪峰辩护，吴为胡风说话了。
楼适夷曾经一厢情愿地做过息事宁人的工作，比如在冯雪峰病危之际试图促使他与周扬和解，比如怕扩大事态而反对发表茅盾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但是，他与冯雪峰有很深的感情，当茅盾和夏衍的文章发表之后，他开始为冯雪峰不平。他一边给周扬写信，希望周扬能够忘掉过去的恩怨，见没有效果之后，他写了《为了忘却，为了团结》，为冯雪峰辩护。见夏衍文章在《文学评论》发表，他也把文章寄给了《文学评论》，但他的文章没能发表，编辑部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且告诉他：胡风的问题中央正在研究解决，在这期间不要公开讨论。楼适夷拒绝修改，只有把文章交给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内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
楼适夷后来说：他的文章发表之后，曾经有五个刊物来找他，想要转载。最后是《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拿去公开发表。而在《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准备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人到编辑部说不能发表这篇文章，编辑问为什么，来人不说，只是要求不要发表。编辑认为既然没有理由，还是坚持要发表。可是，上级机关下令，出版社还是将已经排好的稿子抽掉了，同样不讲什么理由。楼适夷说：“命令是上级机关来的，这个时候就是周扬同志刚回到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原职的时候。当时，出了一个中央宣传部八号文件，文件里说，凡是有关胡风的问题，中央正在研究，调查，解决过程当中，不拟公开谈论。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文件，它的理由，它的语气是同《文学评论》编辑部的退稿信差不多，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退稿信变成了宣传部文件？”楼适夷还谈到：“七月份，我从青岛回来，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李英敏同志特地跑到我家里来对我说：中宣部、书记处都关心革命文学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的一些情况，希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各方面提供材料，用开座谈会、办内部刊物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要现在以公开的方式互相辩论。我完全拥护这个精神。本来，我也不主张公开。这对安定团结有什么好处呢？我拥护这一点，只是先有了夏衍同志公开发表的那篇文章，才不能不公开表示不同意见。我问他，为什么夏衍同志的文章发表据说是得到中宣部同意的。他说，我们不知道。我说，为什么我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就处处受阻。他说，我不知道。”(23)
吴奚如是胡风的同乡，对胡风有很深的了解。他本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代曾在中央特科工作。正是他在中央特科时，让胡风成了中央特科与鲁迅之间的联络员。因为历史上对胡风的了解，在1955年胡风案件发生之后，他虽然不得不被迫批判胡风，但心里却怎么也想不明白，胡风怎么会成了反革命？茅盾的文章发表之时，吴奚如听说胡风早已不在人世。带着缅怀故人的伤痛之情，他在1979年4、5月间连续写下了《鲁迅和党的关系》、《关于胡风这个人》两篇文章，为胡风进行辩解。他的文章是为《新文学史料》写的，写完之后，却与李何林、楼适夷的文章一样不能发表。后来，前文发表在武汉的《芳草》，后文改题为《我所认识的胡风》，编入《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两年以后才得以印出。
1980年5月22日，吴奚如在给周扬的信中说：“据这次参加文艺刊物编辑会议的人传说：武汉市出版的《芳草》因登我那篇《鲁迅和党的关系》，受到了批评。这是冤枉。我这篇文章原是去年为《新文学史料》写的。因茅盾和雪峰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大争论，中宣部特作出决定，以后一律不登此类文章，待中央以后作出全面的结论。我和李何林都当然服从中宣部决定，不发表与争论有关的文章。而夏衍老兄则如何呢？他拒不接受中宣部决定，把他写的一篇《本应忘却……的往事》送《文学评论》发表了（就更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和争论）。中宣部大概认为夏衍这样做不对，为公平起见，批准我和李何林的文章也可发表。《芳草》编者一月间要我写文章，我写不出，就把《鲁迅和党的关系》的打印稿交他们发表了。现在回头来看，到底错误的责任应由谁负呢？”说到他写这两篇文章的原因，吴奚如说：“去年四月间，有人告诉我：‘胡风已经死了。’同时，我又看到茅盾先生在《人民日报》及《新文学史料》发表的文章，……因为我以为胡风真的死了，当看到茅公先生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后，反感极大！觉得茅公过分地丧失了长者风度，何必鞭打雪峰和胡风的死尸呢？！”(24)
四、一个简单的结语
综上所述，矛盾的发生是必然的：一段荒谬的历史结束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思想文化界也需要“拨乱反正”。但是，“正”在哪里？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文革”时期蒙受冤屈的十七年文坛领导人从监狱、农场、五七干校中归来，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自然要重写文学史，恢复十七年惨淡经营所造就的那个鲁迅。但十七年的鲁迅形象是在胡风、冯雪峰的冤案基础上形成的，是严重扭曲而且有失公道的。换句话说，它只能在胡风、冯雪峰被迫不在场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而“文革”结束之后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不仅周扬等人可以“归来”，而且冯雪峰的冤案也可以昭雪，而且胡风的冤案也平反在即。众所周知，冯雪峰、胡风的追随者和同情者是不能接受周扬等人关于鲁迅的历史叙述的。如果关于鲁迅的“拨乱反正”只是回到十七年，他们当然不会同意。虽然他们的言说阻力重重，得不到及时的传播，但毕竟为我们留下了时代矛盾的面影。80年代中国学界的许多矛盾都源自不同的理想目标，关于鲁迅的纷争也体现了同样的问题。
注释：
①洁泯：《荒煤乘风而去》，《忆荒煤》，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
②⑤⑧(24)徐庆全：《新时期“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的争论述实》，《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
③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④荣天屿：《他的一个未了心愿》，《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
⑥林焕平：《荒煤不荒，永放光芒》，《忆荒煤》，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
⑦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299页。
⑨(23)楼适夷：《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
⑩(11)胡风，聂绀弩：《胡风与聂绀弩间的十封书信》，《武汉文史资料》，2000年第10期。
(12)袁良骏：《对不住李先生的一桩往事》，《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6期。
(13)(16)(17)(18)(19)《李何林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4)(15)茅盾：《需要澄清一些事实》，《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20)(21)《李何林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2)李何林：《致王仰晨（1981年3月1日）》，《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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