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豫川[1]2004年在《上海股市IPO抑价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即初次公募发行，是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公司向非指定的广大投资者公开销售公司股份的行为。 在整个新股发行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是最核心的环节。定价是否合理不仅关系到发行人、投资者与承销商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但在各国股票市场上，IPO均存在新股发行价格低于其二级市场短期均衡价的现象。也就是说，从统计的角度看，IPO发行价格显着低于其二级市场短期均衡价格，认购IPO新股的投资者能够获得超额收益。这一现象被称为IPO抑价(IPO Underpricing)。 研究表明IPO抑价现象在各国股市普遍存在，但不管与发达国家股市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股市相比，我国股市的IPO抑价程度都是相当严重的。它干扰了中国股市的健康成长，甚至危害国民经济的发展。 本文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股市IPO抑价现象进行分析，确定影响股市IPO抑价的主要因素和导致IPO抑价的深层次原因，进而针对这些原因提出降低股市IPO抑价程度的建议，为股市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全文内容分为五章： 第一章 导论 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这一部分着重阐述IPO抑价幅度过高给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繁荣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介绍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指出本文将以“初始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对本文的特点做简要说明。 第二章 研究文献回顾 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情况进行说明。首先介绍解释IPO抑价现象的理论模型，这里详细介绍了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叁种理论模型：Rock逆向选择模型、信号传递模型和Baron委托代理模型，随后介绍了其余几种理论；然后文章提出了IPO抑价现象存在的实证证据，主要是各国学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所得出的各股票市场上的IPO抑价幅度，最后介绍国内外学者对上海股市IPO抑价现象研究摘要中国股市IPO抑价现象的研究成果，并对其研究成果进行小结。 第叁章实证分析首先描述研究对象—“初始收益率”的统计特征，并通过t检验证实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矽O抑价现象，而且抑价幅度很大;然后通过正态分布检验、相关性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手段，从各个方面对影响我国正O抑价的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在使用回归分析，综合考虑所选变量对IPO抑价的影响。根据实证分析所得的结果，得出叁点结论，回答了叁个问题:影响IPO抑价的主要因素;导致护O抑价的原因;信息不对称影响我国股市正O抑价的独特方式。 第四章结论与建议首先简要总结第叁章得出的结论，然后针对得到的结论，提出降低IPO抑价程度的叁条建议:建立做空机制:增强市场价格发现的能力，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改革新股发行方式:逐步放弃“定价发行”方式，采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新股发行方式;淡化证券监管部门对发行价格的管制:以保荐制度的实施为契机，逐渐淡化证券监管部门对新股发行价格定价的管制。 第五章结束语对本文的研究进行简要总结，并指出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梁颖琳[2]2013年在《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研究》文中提出新股发行抑价,即新股发行首日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系统性的高于其发行价的现象一直是现代金融领域中令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与新股发行后长期弱势、新股发行的热市现象并称新股发行的叁大异象。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这叁个新股发行的异象在我国资本市场中都具有不同于国外成熟市场的特点,这就使得中国股票市场中的新股发行行为似乎更是谜中之谜。我国股票市场属于新兴市场,它脱胎于计划经济,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历史的、社会的因素使得我国的股票市场形成了很多不同于国外成熟市场甚至一些新兴市场的特点,比如：市场管理具有浓重的政府管制色彩；市场环境充斥弥漫着投资者的非理性气息；在成熟市场被视为匪夷所思的所谓中国特色现象等等。针对新股发行的叁大异象,本文选择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我国的新股抑价现象,即在我国股票市场中,新股上市后首日收盘价格系统性的高于一级市场上新股发行定价的现象。此外,本文中也选取了一些创业板样本进行了新股长期弱势的实证研究,希望藉此可以有助于新股抑价率水平的研究,从而佐证说明我国新股抑价率的来源和产生原因。而对于新股热市现象,由于在本论文所研究的时间范畴内,我国新股发行上市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决定体系,仍然有着很强的审批气息,虽然有“扎堆”上市的情况,但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IPO热市现象,故本文研究未予涉及。为了提高我国新股的定价效率,管理层对新股发行的监管方式以及新股发行的定价方式进行了诸多尝试：对于新股发行的监管方式先后经历了不规范管理阶段、审批制,核准制等等；新股的定价方式也经历了从市盈率严格管制到放松的多次变动。到2005年,我国的新股发行活动开始使用累计投标询价的定价方法,随后数年监管部门大幅度放开新股发行的审批闸门,我国股票市场的新股上市数量和融资额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居于世界首位,这些市场化的尝试能否真正从根本上消除我国新股定价无效率的状况?能否有助于减轻或缓解新股发行抑价的异象呢?本论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提出了个人见解。除此以外,中国资本市场上近些年还发生了很多有可能影响新股抑价率水平的事件,本文也试图对这些事件给我国新股发行抑价率水平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比如,2009年我国创业板市场建立,其上市公司由于各方面条件尤其是上市条件的不同,具有相对独特的标准,因此在一些方面异于主板,使得创业板新股的抑价规律可能不同于主板市场。再比如,近年来我国股市IPO数量及融资额大幅提升,长期居于全球首位,与此相对应的却是A股市场在全球股票指数涨幅排行中垫底。另外,股市扩容速度过快、新股“叁高”现象严重、二级市场持续低迷、新股破发已成常态,等等。基于此,本文将以2006年—2012年在沪深两地发行上市的1121只新股为样本,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IPO抑价异象和现行发行定价机制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并试图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以上的问题作出初步解释。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将IPO抑价现象分为来源于一级市场和来源于二级市场的两个部分来进行分析,利用数理统计和随机前沿分析的方法测度了我国IPO抑价现象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的存在性。并定性的比较了多个来源于不同时期、不同次级板块的数据样本组的抑价来源和程度的不同。2、本文根据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认为我国较国外成熟市场偏高的IPO抑价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国的新股发行制度造成的。并结合了近些年来新出现的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样本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财务指标和投资者情绪指标等不同角度建立了多个计量模型,试图多方位、较全面的在微观机制上描述中国IPO抑价的来源和影响因素。论文共分为以下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言。介绍了我国股票市场IPO异象的研究背景,阐述对中国IPO异象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给出本文的研究目标,概括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以及文章结构。此外还介绍了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文献综述。对理论界涉及IPO定价效率和发行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梳理和归纳总结。介绍了国外学者所着的多种解释IPO抑价现象的理论,同时也介绍了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IPO抑价现象研究的诸多观点。第叁章,IPO定价理论及发行制度概述。主要梗概介绍了IPO定价理论以及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有代表性的IPO发行制度,同时对我国的股票市场发行制度与IPO定价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第四章,我国IPO抑价程度分析及利用SFA方法分解新股抑价。首先对我国股市各个板块在各个时期的新股平均抑价率水平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对新股抑价的来源进行分解,将其分解为来源于一级市场发行定价的无效率和来源于新股首日在二级市场上通过交易产生的收盘价格无效率两个部分。本章利用随机前沿方法研究我国一级市场上的定价效率和一级市场定价的主要影响因素,二级市场上定价效率的研究则在后面的章节进行。本章利用随机前沿方法研究的样本时期为2006年到2012年,所得到的实证结论正好可以与前人获得的2005年以前样本组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本章所获得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我们所研究时期(2006-2012)的中国一级市场的发行定价行为已经与之前的时期(2006年以前)有所不同,我国新股的一级市场定价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板块也开始出现了故意压低定价的现象。如果中国资本市场如同前人的研究结果那样不存在一级市场上发行价格系统性被低估,那么我们的研究就自然逻辑演进至中国异常高IPO抑价主要源自于二级市场的错误定价。在本文中虽然发现在某些时期一级市场上也出现的定价无效率,但是仍然认为二级市场上的定价无效率是新股抑价的主要来源。而一级市场上的定价无效率也会对整个抑价水平产生影响,正如我们发现存在一级市场定价无效率的中小板市场,在平均抑价率方面也明显高于主板和创业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在不同的时期我国资本市场上新股的抑价率水平,以及抑价率的来源地组成成分和比例都在不断的变化。本章试图通过对各个时期市场情况和监管政策变化的分析,来对实证结果进行解释。第五章,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在第四章中我们对新股抑价率的来源进行了分解,并利用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了其中来源于一级市场的部分,本章我们将利用二级市场上投资者非理性的假设,选取投资者情绪指标,构建多元回归方程来研究新股抑价率来源于二级市场的部分。我们利用前人提出的发行抑价二级市场来源的非理性解释框架,尝试从IPO抑价产生的微观机制上来描述投资者情绪与中国IPO高抑价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财务指标的基础上,设计情绪指标,利用实证研究测度出其对于我国新股发行抑价率的解释力度,并利用这一实证结果来推演我国二级市场上参与新股首日交易的投资者的行为特性,并分析不同板块不同时期的多个样本组,研究各个市场主体显现出不同行为方式的原因。本章按照市场情况的变化,大致将全部样本按照时间分为2006到2008年上市的新股样本组,和2009到2012年间上市的样本组,分别研究在不同时期内新股抑价率的影响因素的变动情况,并结合我国在这一时间段内推出的政策,研究各时期我国新股抑价的来源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及其原因。第六章,中国股市IPO抑价次类研究。在第四章的研究中可以发现,2009年到2012年的样本组显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果,这当然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所致。我们认为在这些因素当中,创业板的建立也对我国新股发行活动的统计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对于新产生的创业板新股这一样本组进行研究,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我国抑价率的来源和投资者在一级市场以及二级市场上的行为方式规律,也有利于考察为何我国资本市场的新股抑价率在不同板块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本章继续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A股各个次级板块的一级市场定价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利用含有情绪指标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各个板块抑价率程度与投资者情绪以及其他主要影响因素的关系。由于创业板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地位的特殊性,本章首先对我国创业板的特点、其与主板的区别、中国创业板现存的异常现象进行了描述。除此之外,本章还研究了创业板IPO后持有期的市场表现：如果非理性理论能够解释中国异常高IPO抑价,那么一个潜在的推论点就是最初的超额收益会被后来的价值回归所抵消,新股表现出长期弱势现象,即其后持有期收益显着跑输于市场指数或同类可比上市公司的现象。最后采用日历时间法测度了中国创业板新股长期弱势效应的强度,并与同时期的主板新股的长期弱势现象进行了比较。第七章,本文结论以及政策建议。本章对全文所探讨的在当前中国股市IPO高抑价环境下,如何改善IPO询价机制问题的主要研究结论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提高我国股市IPO定价效率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何剑[3]2006年在《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股发行抑价是各国股票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IPO抑价不仅反映了股票市场的资本资产定价效率，而且体现了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发挥的好坏。本论文以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的程度及其影响和决定因素。 本文将我国IPO抑价基于股票市场的整个发展时期，以沪深两个市场的合并样本为基础，实证了IPO的总体抑价程度、分年度的抑价情况以及不同发行方式变迁下的抑价水平，并对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产生的制度背景进行制度分析。在上述基础上对影响和决定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的叁大类因素——非对称性信息、发行配置机制和IPO绩效分别进行研究；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性的影响因素的总结分析。 本文的总体结论是：中国的IPO抑价程度较高，但发行监管制度和发行方式的改革使抑价率下降到新兴国家市场的水平；信息不对称引发了中国股票市场的IPO抑价；新股发行分配中的承销商作用、机构利益和股权结构影响了中国股票市场的IPO抑价；上市公司IPO绩效与其IPO抑价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根据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坚持IPO发行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强信息披露、完善股权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以及规范承销商行为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乔玉婷[4]2008年在《我国A股市场IPO抑价现象实证研究》文中提出新股发行抑价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资本市场,而中国股票市场的IPO抑价程度尤为严重,已经影响到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弄清楚造成我国IPO抑价现象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对中国新股发行定价方式的进一步改进,促使新股发行价格进一步贴近市场价格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文章首先以现有的有关发行抑价的研究回顾为起点,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在对已有研究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后,概述了我国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市场的制度变迁过程。在充分了解研究对象和总结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之后,将我国IPO抑价基于股票市场的整个发展时期,以1992年到2007年6月沪市A股的788只新股为研究样本,实证了IPO的分年度的抑价程度以及不同发审制度变迁下的抑价水平,并对中国股票市场的IPO抑价产生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性的影响因素的总结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证券市场确实存在较高的发行抑价,近年来虽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并且中国新股发行抑价与发行市盈率、发行价格和审核制度等因素存在相关关系,中签率等对发达国家成熟资本市场发行抑价影响较大的因素,对中国新股发行抑价却不具有显着影响,而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现象的真正根源主要在于中国发行审核制度的不完善。最后,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提高我国首发新股效率的政策建议。
赵贞玉, 耿艳[5]2015年在《上海股市IPO抑价实证研究——基于弹簧振子理论》文中研究表明新股发行抑价是指新股上市首日收益率显着为正的现象。不论是在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是在新兴的资本市场,IPO抑价现象普遍存在。文章通过运用弹簧振子理论,研究上海股市IPO抑价问题和新股上市后续定价效率问题,得到结论如下:我国IPO抑价程度与新股上市时间和流通盘大小之间呈现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相比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新股发行抑价率极其高,随着新股发行定价机制不断向市场化完善,IPO抑价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罗焱[6]2008年在《全流通背景下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中国2006年6月19日至2007年12月12日期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74家A股公司为样本,对全流通背景下影响IPO抑价的影响因素和国外IPO抑价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研究。本研究根据现有研究理论和全流通背景之实际情况,选取了可能影响IPO抑价的15个解释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检验了有关因素与IPO抑价率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验证了国外IPO抑价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全流通初期,中国股市IPO抑价程度仍然较高,深市的抑价幅度为沪市的2倍多;衡量市场气氛的累计市场报酬率和代表投资者投机行为的上市首日换手率与IPO抑价率呈显着的正向关系,度量从众效应的中签率与IPO抑价率呈显着的负向关系。较高的IPO抑价率主要来自市场和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中国IPO发行效率较低,国外IPO抑价理论对中国IPO抑价现象的解释力非常有限,仅信息不对称理论能给予部分的解释。根据实证结果,本研究从进一步推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和成熟,强化市场约束功效,倡导理性投资,发挥承销商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设想。
唐勇[7]2009年在《发售机制、信息偏倚与IPO抑价》文中研究说明IPO抑价是全球股票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为探索IPO抑价的成因,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学界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形成叁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解说流派,即“非对称信息流派”、“制度流派”和“非理性行为流派”。不过,这些解说均难以获得理论界的广泛认同。非对称信息流派的困境是,实证结果不支持其预设的IPO发行价低于股票真实价值的前提,最新的实证研究发现IPO股票发行价其实比真实价值高。制度流派的缺陷在于用以解释IPO抑价成因的制度因素仅是某一个国家的特有制度,不具有全球普适性。非理性行为流派的不足是缺乏核心的理论构架,各解说对行为人的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假设没有建立一个规范化和公理化的标准,不同解说之间无法在一致认可的标准下进行比较和讨论。因此,IPO抑价成因仍是当前金融理论界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对中国而言,研究IPO问题的现实意义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的IPO股票不仅发行价格过高,IPO抑价幅度更是全球之最。而国内理论界对IPO抑价现象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借用西方理论解说来检验中国IPO数据的层次上,对高IPO抑价之外IPO定价过高的现象更是鲜有涉及。本文研究目的是既要从普适性的角度来探寻IPO抑价成因,也要从中国市场的特殊情况来分析中国IPO股票定价过高和抑价幅度畸高的原因。具体而言,本文主要解决以下叁个方面的问题:(1)全球范围内股票市场为何出现IPO定价偏高和IPO抑价并存的现象;(2)中国股市中为何出现IPO定价过高和IPO抑价幅度畸高并存的现象;(3)不同类型的股票市场如何选择适合于已的发售机制。本文仍基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以IPO市场信息“多方偏倚”特征为切入点,对全球股市两种最主要的IPO发售机制——固定价格机制和累计投标询价机制——下的IPO定价机制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为IPO市场的价格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行文的具体思路是,首先,从特定的发售机制出发、分析该发售机制下IPO市场信息“多方偏倚”的原因,构建相应的IPO定价基本模型、对现实中IPO定价偏高和IPO抑价并存的现象提供解释;然后,结合中国市场的特征和制度环境对基本模型进行衍生分析,以解答中国IPO股票定价过高和IPO抑价幅度畸高的原因;接下来,利用中国市场的IPO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理论模型的结论对两种发售机制作市场环境的适应性分析,回答不同类型市场如何选择IPO发售机制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导论。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介绍具体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第二章是文献回顾。通过对1980年代以后西方金融学界主要的IPO抑价解说进行回顾和梳理,介绍了各流派解说的主要理论观点以及不同流派之间的理论分歧,并结合最新的实证结果和自身的研究体会对既有解说存在的缺陷进行评述,提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第叁章是固定价格机制下IPO抑价的理论研究。首先,从不同认购行为下的心理差异和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倾向揭示了IPO认购市场信息“多方偏倚”的原因;然后,以Welch(1992)的“信息瀑布”模型为基础,引入信息的“多方偏倚”变量,构建了认购市场信息“多方偏倚”和“信息瀑布”效应双重影响下的IPO定价基本模型,得到在“多方偏倚”的信息环境下,新股发行可能呈现IPO抑价和IPO定价偏高并存的结论。最后,结合中国股市的特点对基本模型进行衍生分析,揭示了中国股市IPO定价过高和IPO抑价幅度畸高的原因。第四章是累计投标询价机制下IPO抑价的理论研究。首先,从分期销售和卖空限制两方面因素揭示了询价机制下IPO市场信息“多方偏倚”的原因;然后,以美式询价制为蓝本,在“多方偏倚”的信息结构下,基于机构投资者行为选择的二元性——既可以选择认购IPO股票、也可以选择待IPO股票上市之后卖空,构建了一个嵌入卖空限制变量的IPO定价模型,得到卖空IPO股票难度过大将导致IPO定价偏高的结论,并认为IPO抑价是分期销售机制下的应有之义。最后,结合中国股市的特征对基本模型作衍生分析,指出禁止卖空导致中国股市IPO定价过高,同时认为禁止卖空和机构配售股锁定期过长共同导致了中IPO抑价幅度畸高的现象。第五章是固定价格机制下的中国IPO实证。首先,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IPO认购市场信息的“多方偏倚”特征进行了验证;然后,通过对固定价格机制下的IPO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中国IPO认购市场“信息瀑布”效应的存在性、以及信息“多方偏倚”对IPO定价的影响。第六章是累计投标询价机制下的中国IPO实证。首先,以横向比较的方式间接验证了卖空限制与新股发行市盈率之间所存在的正向关系。然后,通过对询价机制下的IPO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卖空限制与IPO抑价之间的相关关系、机构配售股锁定期与IPO定价和IPO抑价之间的相关关系。第七章是结论与研究展望。首先基于第叁、四章的理论,对不同类型股市选择新股发售机制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大国股市适合采用累计投标询价机制、小国股市适合采用固定价格机制。然后,针对累计投标询价机制下的IPO抑价现象尤其是中国股市IPO抑价畸高的现象,从两个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针对中国股市的政策建议是引入卖空机制;针对全球股市普遍存在的IPO抑价现象,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开放IPO股票市前交易来完善累计投标询价机制。最后,提出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叁个方面:其一,首次提出了IPO市场信息“多方偏倚”的观点;其二,在“信息瀑布”模型的主体框架下,通过引入IPO认购市场信息的“多方偏倚”变量,综合考虑认购市场信息“多方偏倚”和“信息瀑布”效应双重影响,构建了固定价格发售机制下的IPO定价模型;其叁,在IPO交易市场“多方偏倚”的信息结构下,首次构建了一个嵌入卖空限制对IPO定价影响的累计投标询价制下的IPO定价模型。
商田[8]2013年在《投资者情绪视角下的我国股市IPO抑价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二十余年中,对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探索一直没有间断,IPO抑价情况虽然随着新股发行市场化程度加强得到了部分降低,但投资者对新股的投机热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高抑价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市场的融资功能和资源配置效率。当前,我国IPO市场处在第八次暂停后即将开闸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投资者情绪角度出发,探讨我国IPO抑价问题的产生原因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首先从IPO抑价现象的发现、基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IPO抑价理论及结合我国制度特点的IPO抑价分析这四个角度对关于首发市场抑价现象的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发现随着各地证券市场首发高额收益率的持续出现,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开始由一级市场转向二级市场；其次,通过归纳投资者情绪的不同测量方法,发现作为综合指标的投资者情绪指数能够更为全面得反映市场情况,同时,结合miller模型、DSSW模型、DHS模型分析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再次,结合我国IPO市场的特点,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两个角度归纳了IPO高抑价的影响指标；最后,本文以2006年6月至2012年10月在A股市场的IPO股票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在运用SPSS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复合投资者情绪指标(ISCI)的基础上,引入发行规模及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研究不同时期的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影响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新股抑价率长期处在较高水平且波动幅度较大；影响发行抑价的主要因素为各期复合投资者情绪指数、发行规模、市盈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利润；提前一期、提前两期的复合投资者情绪指标ISCIt-1、ISCIt-2正相关,说明投资者情绪是我国股市IPO高抑价现象的重要原因且投资者情绪波动领先于市场反应。因此,为了IPO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我们仍需从加强投资者教育、完善信息披露、推行发行制度改革等几个方面做出持续努力。
刘俊波[9]2013年在《我国上市公司IPO高抑价问题研究》文中提出IPO抑价（IPO Underpricing）是指新股上市首日的收盘价高于其发行价，因而出现新股上市首日存在明显的超额收益率现象。在金融市场学里我们知道股票的折价发行是指该股以低于其面值的价格发行，而新股的抑价发行就是新股在上市的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该股的发行价格的情形。有关新股抑价问题的讨论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中后叶，海外的金融学者们发现新股首次公开发行会存在超额收益的表现。即新股发行的定价过低，从而在上市的首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又明显过高的表象。根据Fama的效率市场假说理论，在一个相对有效的金融市场上，股票的交易价格应该接近其内在价值，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收盘价格应该与其内在价值靠拢。理论上讲，若新股一级市场价格的制定是根据二级市场的需求情况来确定的，那么发行的新股的交易价格应该近似该股的本来价值，也就是说新股的收盘价格不会明显高于其发行价格。那么这样就不会存在新股抑价的问题了，根据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的原理，市场不可能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它总会通过时间的调整来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事实上通过大量的观察，不难发现新股的低价发行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国外学者伊博斯顿（1975）通过分析，证实了新股抑价发行问题的存在。后来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进行着不断的研究，他们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得出共识：无论在发达经济体的股票市场还是在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市场都存在着IPO抑价发行问题。IPO（首次公开发行）是股份有限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为扩大公司的生产经营，筹集更多资本以便做大做强而进行的一项重要财务活动。新股发行价格的确定是承销业务中的重要一环，新股的定价是否得当不仅关系到发行企业，广大投资者以及保荐机构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发行与承销市场的监督管理甚至还会影响到整个股票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因而新股发行定价对整个新股发行与承销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股票市场成立时间相对欧美等成熟经济体股票市场来说短了很多年，仍需要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我国的新股尤其是A股IPO发行抑价程度高居不下的事实已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这种高抑价在全球来说，都是最高的。IPO的高抑价发行已经影响到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资源的科学合理的配置。因而有必要分析造成这种高抑价现象背后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以此来规范、改进和完善我国的新股发行制度和方式，为后期的新股发行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作用，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体系、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我国沪深两市Ａ股市场IPO高抑价问题，寻找现阶段我国Ａ股市场IPO高抑价现象的关键影响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在当前我国股票市场上仍存在的原因，给出了独到的见解和看法。针对我国A股市场IPO新股首日抑价程度超高的怪想，本篇文章选取从1990年以来到2012年10月底的沪深两市共2453个IPO作为研究样本，结合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假设来分析挖掘影响我国IPO抑价的直接因素，对抑价形成原因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从新股发行的制度和定价方式、承销商和相关的中介机构及其利益集团的关系，投资者疯狂认购新股的视角等方面给出了我国新股抑价过高的解释。本文研究得出旺淡季的相机发行、发行监管方式的选取不同、发行定价方式的采用不同、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情绪、以及贯穿整个发行全过程的承销商的作用和利益使然、股权分布构成等七大因素是造成我国Ａ股IPO抑价过高的主要原因。并根据这些影响因素提出了降低IPO抑价、提高市场效率的相关建议，即完善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拓宽投资渠道和创新投资品种引导投资者进行金融产品的购买，加强证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监管，严把企业发行上市的门槛，推广竞价发行的新股定价机制，优化发行企业的股权分布格局，实行股权激励计划以此来激励经营层和管理层多关注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上，建议引入国有法人机构投资者参与新股的申购，以及进一步发挥市场中介的积极作用，严厉打击与承销商有着利益往来的相关利益集团，防止利益输送现象的发生等。本文的总体写作结构第一章，引言。主要给出本文选题的相关背景及IPO抑价的早期研究、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等。第二章，文献综述。回顾总结国内外已有的和现有对IPO高抑价现象的理论解释，发展状况等并对此做出评价，为本文的写作提供有益的借鉴。第叁章，我国新股发行制度的历程及IPO定价方式的演变，主要是对我国新股发行制度的回顾及其演变过程的阐述，并简要说明各自的优劣，同时对新股的定价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并对其演变历程和各自定价方式的优劣做了简要的评述。第四章，对我国A股市场IPO抑价现象的实证研究。主要从七个方面来论证，其中四个方面进行了数理论证，叁个方面给出了理论上的阐述说明，得出影响新股IPO高抑价的主要因素及原因。第五章，结论、建议和相关展望。归纳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根据这些结论给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及对后续研究的展望。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一、从不同侧面结合我国新股发行的本土化特点来说明我国A股IPO抑价现象。一是，对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的影响和决定因素进行分类研究。二是，将这一影响和决定因素分为七类：旺淡季的相机发行、发行监管方式的不同、不同发行定价方式、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情绪、承销商的作用、股权的结构分布对中国IPO抑价的影响进行了阐述，提炼。二、以从新股发行以来的沪深两市的IPO作为研究样本。
姜兴阳[10]2011年在《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的影响分析》文中指出资本市场上的IPO现象,即新股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现象,是基于上市公司金融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它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流行。在IPO研究过程中,西方学者提出了引起人们关注的叁种金融异象—“长期绩效偏弱”、“新股认购热销”、以及“发行定价偏低”现象。“发行定价偏低”也就是IPO抑价现象,它指的是新股首次发行定价较低,但在上市首日交易价格高于发行价,投资者认购新股能获得较高的超额收益率的现象。IPO抑价现象近年来备受学者们关注,西方学者对于IPO抑价的解释大多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将IPO抑价看成是信息披露和信号传递的过程,认为发行者在新股首日公开发行前后所面临的外部信息环境不一致造成了IPO抑价现象。我国也同样存在IPO抑价现象,而且据调查我国的新股抑价现象要远高于其他国家。将选题围绕在IPO抑价这个范围,我们发现不同于美国等一些成熟的资本市场,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解释我国证券市场上的IPO抑价现象,可能并不是很合适,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有其特殊性。我国股市具有明显的“新兴加转轨”特色。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股市受政策的影响相当严重,被投资者成为“政策市”；A股的上市时间间隔较长；国有股份占相当的比重等等。行为金融学的引入使IPO抑价现象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视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行为金融学不断发展起来引起关注,它将金融学和心理学融合起来,力图根据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对传统的金融理论进行修正,将非理性等等的行为分析考虑到经典金融理论中。而投资者面对开放性经济和不确定风险的情况下,决策行为通常有一定特性,比如易出现系统性的偏差、容易有从众心理、决策容易受到心理和情绪的影响等等。投资者情绪是行为金融学的重点研究之一。投资者在有限理性的投资活动中对信息的未来预期总存在着有系统性偏差,这种预期也就是投资者情绪,它反应投资者心理和行为,表现为投资意愿。本文力图从行为金融中的投资者情绪来思考IPO抑价现象。就此提出问题：投资者情绪是否对股市中IPO抑价产生影响?如果是,对IPO抑价有多大影响?方向如何?这是本篇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关于A股IPO的研究普遍赞同中国的证券市场存在很高的IPO抑价程度。但对于我国新股抑价的样本选取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又各不相同。对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大致有两方面的欠缺：一是在选取数据方面,样本容量小、数据旧、周期短；二是在研究方面易机械地套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本篇论文在研究方法上考虑到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程度,而主成分分析法的目标是分析最初比较多的可观测指标所反应的个体信息,提取出较少的互不相关的综合性指标,使这几项综合指标能最大限度的反应原来指标所表述的信息,从而用这较少的综合性指标来描述个体。所以整篇论文研究过程中多次用到此种分析方法。数据选取方面从我国A股的发行审核制度的变迁方面入手,选取过程中剔除那些由于中国股市历史遗留问题而形成的数据。本文选取1997年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我国沪、深A股主板市场IPO数据,样本共包括2106个,其中上海1187个,深圳919个；包括新股上市首日的收盘价,上市首日的换手率,新股发行的总股数和流通股股数。为了尽可能多的获得影响新股发行的影响因素,同时也选取了新股上市与成立时间等数据。被解释变量选取IPO初始收益率,它用来表示新股抑价的程度。解释变量—衡量投资者情绪的指标代表性地选取封闭式基金折价率(DCEF)、换手率(TOR)、流动性指标(L)以及大盘近期收益率(MRTN)来表示。宏观经济变量从消费、生产和经济景气指数叁个方面来选取。运用实证研究来分析解决问题。一般认为投资者的情绪越高,那么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就越大,在供给一定的前提下,可知新股发行首日的收盘价就越高,这意味着新股的抑价程度也就越高。那么我们期望得到投资者情绪对新股IPO抑价的正向影响。先对封闭式基金折价率、市场换手率、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月收益率这四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数,再建立模型分析投资者情绪指标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初步得出回归结果。然而考虑到投资者情绪,如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率都反映了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期影响,也就是说投资者情绪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变动,二是投资者自身情绪变化。因此,我们考虑将所选的投资者情绪因素中的宏观经济影响分离开来,最终保留反映投资者自身的情绪因素变化。我们分别从生产、消费和经济预期叁个方面的指标衡量宏观经济因素,然而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程度又很高,直接用各个情绪数据对这些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残差项并不准确,所以我们将各个宏观经济变量也进行主成分分析,构建综合的宏观经济指标,再将原始的四个投资者情绪指标分别对宏观经济指数进行回归,得到去除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的投资者情绪指数。重新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去除宏观经济因素的投资者情绪指标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建模回归并得到结论。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有显着的影响,且影响是正向的,这说明投资者情绪是影响IPO抑价的重要因素。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的显着正向影响,也符合我国股市的实际情况。然而过高的新股抑价现象并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通过研究投资者情绪、IPO抑价以及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从投资者和政策制度两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投资者方面鼓励他们加强经济金融学教育和培训,关注国家国际大事和财经新闻,将所学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不断剖析自我,进行理智的投资决策。在政策制度方面共提出了五项对策：继续深化改革我国发行审核制度；改革我国股市IPO定价机制；积极鼓励创新的股票发行方式；完善证券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发挥市场化的监管职能。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数据比较新而全面,周期长,样本容量大；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剔除宏观经济状况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考虑到宏观经济各指标间高的相关性,又对各个宏观经济变量也进行主成分分析,运用将初始的四个投资者情绪指标分别对构建好的综合宏观经济指数进行回归,得到去除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的投资者情绪指数。由于学识有限,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在数据处理方面、在对各个主成分因子的经济学解释方面等等尚存在不足。
参考文献：
[1]. 上海股市IPO抑价现象研究[D]. 赵豫川.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研究[D]. 梁颖琳.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3]. 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实证研究[D]. 何剑. 暨南大学. 2006
[4]. 我国A股市场IPO抑价现象实证研究[D]. 乔玉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
[5]. 上海股市IPO抑价实证研究——基于弹簧振子理论[J]. 赵贞玉, 耿艳. 中国市场. 2015
[6]. 全流通背景下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 罗焱. 浙江大学. 2008
[7]. 发售机制、信息偏倚与IPO抑价[D]. 唐勇. 浙江大学. 2009
[8]. 投资者情绪视角下的我国股市IPO抑价问题研究[D]. 商田. 安徽财经大学. 2013
[9]. 我国上市公司IPO高抑价问题研究[D]. 刘俊波. 云南师范大学. 2013
[10]. 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的影响分析[D]. 姜兴阳.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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