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文选》的旅游文学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视野论文,旅游论文,文学论文,浅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我们所称的“文学”，如果说其含意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的话，那么，我国古代所谓的诗书之别、文章文学之别等等，其意或者也是要把二者区别开来。
为了明确起见，本文在这里所用的“文学”一词，姑且暂只限于专指语言艺术的“文学”，故从此段文字以下，本文所称的“文学”，均专指狭义的文学而言，以期便于讨论。
一
人所共知，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便是梁昭明太子萧统试图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别开来的一部文学选本。在萧统《文选》中的“文”，其所指，或者正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亦即萧统本人在《文选序》中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辞“与夫篇什”的总称。
在《文选序》中，萧统说：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候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集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在这一表态十分明确的说明中，萧统巧妙地使用了“岂可”、“不能”、“不取”、“不同”等语，将经传子史等文籍中的多数作品，委婉地排除在《文选》拟选内容之外，然后以“辞采”、“文华”和“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将可同于“篇章”“篇翰”的论赞序述等体的作品，与“篇什”（即诗体赋体等典型的文学作品）合在一起，编为了这部30卷的诗文总集。
在我国古代对文学的认识中，在先秦和汉魏时，人们对于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并没有普遍的注意，对文学的分类，更未作过十分系统的工作，因而萧梁时萧统用《文选》的编选来实践自己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并对文学进行系统分类的做法，不仅体现出萧统本人进步的文学观，无疑也是晋宋以来文学理论研究更趋成熟的标志之一。
因此也许可以说，《文选》自当是萧统心目中真正文学的选集。这一点，比起当今某些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论著来，或者更显出其头脑中有关文学的界说从来未曾出现过混乱，也未出现过双标准或多标准的同时使用的问题。①
对《文选》的选文标准及其体类划分标准，尽管在后世的大量推崇言辞中也实在夹杂着诸多学人的不少非议，但谁也不得不承认，萧统所做的这一尝试和努力，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仍居于他人无法取代的位置。
本文在这里无意继续对《文选》或萧统进行讨论，只想在此引论的基础上，简单而粗浅地来追踪一下萧统的视野，讨论一下在萧统《文选》时代，旅游文学的地位问题。
二
有的学者在论及中国旅游文学的发展变迁时称，中国旅游文学是滥觞于山水文学的，亦即是说，中国的山水文学是中国旅游文学的始源；同时还有学者认为，是在刘宋时谢灵运开创了山水文学之后的不知多久，旅游文学才逐渐衍生出来的；甚至有学者称，旅游文学是近年才出现的萌芽。据一些同志大略估计，目前在我国，持有以上观点的学人或者还不是少数。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对萧梁时昭明太子所编的《文选》作一较为深入的研究，追踪一下萧统的文学目光，或者更进而领略一下《文选》所反映出的萧梁以前中国旅游文学分布的视野，那么这类带有偏颇性的陈见，或者就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克服。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初成时当是30卷，但今天原本已不存。如据今存最佳版本——清人胡克家所校刻的尤褒翻宋刻李善注60卷本，则文选一共收录有作品762篇（如依该总集的提法， 则应称762“首”）。②上起春秋卜商（卜子夏）的《诗序》（这里暂不考虑后人对《诗序》作者的争议），下迄萧梁陆倕（陆佐公）的《石阙铭》，跨越年代约有1000年左右，③除姓名无可考外，共约收录了130位作家的作品。
据魏征、长孙无忌等所撰《隋书·经籍志》，唐人所见隋和隋前的诗文总集107部，共为2213卷； 如加上唐时考之有名而其书已亡的那部分，则唐时已知隋及隋前的总集数为249部，共有5224卷之多。
《隋书·经籍志》在罗列了隋时的诸多总集后，称：
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然而，被《隋书》誉为总集肇始的挚虞《文章流别集》41卷，却没能流传下来，这与隋唐时读者们对诸多总集的取舍恐怕不无关系。入唐后，《文选》的地位更高了起来，也许甚而达到了家弦户诵，口沫手胝的地步；以致远夷遣使所求，游子随身所挟，皆有此书。隋唐时的研究者和作注者，不仅有萧该、曹宪、李善，以及其后的吕延祚五人等，甚而研究《文选》的“文选学”也构成了引人注目的专门学问。由此不难推知，《文选》在对前人作品的选录以及对所选作品体类的划分方面，的确获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广泛共识。
《文选》依其已定标准，将其认为可称之为“文”的作品分成了38体，而对选篇较多的诗赋两体，其下又分了若干类。④萧统这里所称的“体”，自当是文体，亦即与用途相互配合的文学样式；其诗赋二体下的“类”，显然依据的是作者在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生活或表达的思想情绪来划分的。（不难看出，这里的分类标准，与今人在称呼“农村文学”、“伤痕文学”、“抒情诗”、“科幻小说”时所持的标准，真是太相似了。）
“旅游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今天的学者在研究它时，显然也是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在此生活中的感受作为主要判断标准来考虑类别的。在这一点上，正好与《文选》体下各类的划分标准互相吻合。
据笔者的粗略统计，《文选》所选入的各体诗文中，74篇为赋，437篇为诗，245篇为其他各体，另外赋中附有“并序”5篇， 吊文中附有“并序”1篇：共计762篇。就各体诗文入选数量来看，显然诗体和赋体的比重最大，其中诗为437/762（57.34%），赋为74/762（9.71%）。⑤
如能深入分析一下《文选》中的各体各类作品，体会一下编选者萧统的视野之所及，则无论从《文选》内文体的分合，还是从诸多作者的创作实践，都不难看出，在《文选》所反映的这千年左右的文学的时期内，旅游文学的发展的确是烝烝皇皇，而且在文学的这一整体中，也处于颇受重视的地位。
从《文选》作品的体类划分看，在其赋中已经出现了“纪行”类和“游览”类；在其诗体中，已出现了“行旅”类和“游览”类。这些类下的作品，应该说，大都是十分典型的旅游文学作品。
即如这里先抛开散见于其他类别的相关作品不谈，仅从以上的四类也完全可以证实，自周至梁，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产生的大量旅游文学作品，不仅已经相当突出地进入了南北朝时萧统等选家们的视野，而且作为一种文学类别也以自己独有的类别特征得到了《文选》这样相当权威的文学总集的确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选》之前，尽管挚虞的《文章流别集》等已对文体的划分有了引人注目的意见，但该一总集并未流传下来，因而萧统的《文统》作为目前已知的我国最早的文学类别划分的意见，其对旅游文学所确立的位置也就更具有中国文学的史证价值！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文选》中这里没有使用“旅游”二字，但这并不影响“行旅”和“游览”（或“纪行”和“游览”）所确指的旅游的内涵。因为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先辈也得像今人一样使用同样的词语。
语言学的研究早已证实，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这些人类语言的组合因素中，词汇的历史变动频率是最大的。据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范能船先生论文《“旅游”、“旅游文化”定义论》称，现知我国最早使用“旅游”一词的，是南朝沈约《沈隐侯集》卷二的《悲哉行》：“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沈约之前中国就没有游游活动。这也是范能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同时也一并论述过的。
即此我们目前使用的现代汉语，在对旅游这一概念的表达上，也还仍处在这一渐变的过程之中。《旅行杂志》是20世纪40年代在我国影响最大的旅游期刊，50年代停刊后，《旅行家》出来取而代之，熟悉此二刊的老读者谁都知道，这两家刊物都是不折不扣的旅游文学刊物，可是两刊都不约而同地以“旅行”二字为名，两刊刊名所用的“旅行”一词，显然其含意当是今日人们所习称的“旅游”。即使在今日，在海峡两岸及港澳等地，华人经营旅游路线等旅游产品的旅游企业，仍然都以“旅行社”为名。现在在海峡此岸我们所称的“旅游局”，其早期名称也还是“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请注意“旅游局”作为简称，其中的“旅游”二字与“旅行”“游览”的关系）；有的地方目前虽也习惯于简称“旅游局”，然而其办公地的匾牌和公章却还仍然保留着“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的全称。由此看来，把“旅游”分解为“旅行”和“游览”两部分，丝毫也未影响到它所表达的内涵和实质。
有鉴于此，笔者猜想，大概不会有真正的学者会强词夺理，硬说因为《文选》书中是用“行旅”和“游览”两词来称呼“旅游”的，便否认旅游文学这一类别在当时已经确立的事实。
三
这里，我们不妨在《文选》所选定的视野内，再作一些较为细致的观察。
就赋而言：
《文选》卷十一（据胡刻60卷本——下同此）赋体“游览”类，共选王粲等3人赋作3篇：王仲宣（王粲）《登楼赋》、孙兴公（孙绰）《游天台山赋》、鲍明远（鲍照）《芜城赋》，内容系作者登楼登山登城等游览之作。
卷第九内赋体“纪行上”共选班彪等2人赋作2篇：班叔皮（班彪）《北征赋》、曹大家（班昭）《东征赋》；卷十一赋体“纪行下”，选入潘安仁（潘岳）《西征赋》1篇。三赋中的“征”字， 全都是指“征行”（请注意，与“征伐”不同）。其内容是：班彪为“避世”，“奋袂以北征”，“超绝迹而远行”；班昭随他人至官，在自洛至陈留途中“历七邑而观览”，“聊游目而遨魂”；潘岳西行就长安令，“述行历，论所经人物山水”。
除了以上三卷直接写“游览”和“纪行”的六篇赋外，赋体中与旅游关系密切的也还有其他类别。
如《文选》卷第一至卷第六，是赋体“京都”类的8篇赋和1篇序：班孟坚（班固）《两都赋》，张平子（张衡）《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左太冲（左思）《三都赋序》、《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但在三人对京都的铺写中，都不乏有关京都游览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张衡的《南都赋》，作者在赋中对民间“游观之好”的描写，更充分地表现了当时民间郊游活动的盛大和普及。
又如卷第七至卷第九，是赋体“畋猎”类的5 篇赋：司马长卿（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子云（扬雄）《羽猎赋》、《长杨赋》，潘安仁（潘岳）《射雉赋》。尽管《子虚赋》等不过是借助于子虚、亡是公和乌有先生的虚拟之作，但司马相如却在开篇便指出了君王畋猎获少而乐多的实质。这种畋猎，明显地与猎户的以猎为生的生产活动不同，如与现代狩猎旅游的内涵相比较，古代君王的畋猎也应该属于这样的旅游目的的活动。
再如卷十七的赋体“宫殿”类。选有赋作2 篇：王文考（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何平叔（何晏）《景福殿赋》。其中后者为对新殿落成的夸贺之作，与旅游无涉；然而前者，却是王延寿自荆州僻远之地到鲁地观光考察（“观艺于鲁”）时，因见鲁灵光殿“岿然独存”才“感物而作”的，自然与旅游大有关系。
更有意思的是，在《文选》赋体之下的类别排列次第方面，编选者是将“畋猎”、“纪行”、“游览”、“宫殿”四类依次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并且与最前面的“京都”类相去不远，这正好说明，编选者在编辑《文选》之时就已经看出了，这几类作品之间实在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
就诗而言：
《文选》卷二十二的诗体“游览”类，共选入曹丕等11人游览之作23篇：魏文帝（曹丕）《芙蓉池作》，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谢叔源（谢混）《游西池》，谢惠连《泛湖出楼中玩月》，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晚出西射堂》、《登池上楼》、《游南亭》、《游赤石进帆海》、《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登石门最高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从斤竹涧越岭西行》，颜延年（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诗》，鲍明远（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谢玄晖（谢眺）《游东田》，江文通（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沈休文（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宿东园》、《游沈道士馆》，徐敬业（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这些诗作自当都是旅游诗无疑。
《文选》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七的诗体“行旅”类上下，共选入潘岳等11人行旅之作36篇：潘安仁（潘岳）《河阳县作》、《在怀县作》，潘正叔（潘尼）《迎大驾》，陆士衡（陆机）《赴洛》、《赴洛道中作》、《为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陶渊明（陶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作》， 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过始宁墅》、《富春渚》、《七里濑》、《登江中孤屿》、《初去郡》、《初发石首城》、《道路忆山中》、《入彭蠡湖口》、《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颜延年（颜延之）《北使洛》、《还至梁州城作》、《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鲍明远（鲍照）《还都道中作》，谢玄晖（谢眺）《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敬亭山》、《休沐重返道中》、《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京路夜发》，江文通（江淹）《望荆山》，丘希范（丘迟）《旦发渔浦潭》，沈休文（沈约）《早发定山》、《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如一品读以上诸诗，那么如将此类作品也都视作旅游类，恐怕也不会有人反对。
除了“行旅”和“游览”，《文选》诗体的作品中可作为旅游诗来研究的实在还有不少。
如卷二十的诗体“祖饯”类，共收入曹植等7人祖饯诗8篇：曹子建（曹植）《送应氏诗》，孙子荆（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潘安仁（潘岳）《金谷集作诗》，谢宣远（谢瞻）《王抚军庚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庚被征还东》，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谢玄晖（谢眺）《新亭渚别范零陵诗》，沈休文（沈约）《别范安成诗》。这里作为类别名称的“祖饯”二字显然与《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的诗意同出一源。语意中的“祖”，即指“祖祀”，是出行前对被称为“祖”的道路之神的祭祀：“饯”就是饯行，是对出行者的饮宴送别。此类这里的八篇诗，显然都是送别之作，因此也就与行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文选》诗体的“祖饯”和“游览”二类之间，是卷二十一和卷二十二，其中有“游仙”、“招隐”、“反招隐”三类诗作，共收入何劭等5人有关作品12篇。
在分析诗体“游仙”、“招隐”和“反招隐”这三类作品时，我们不能不暂先回溯到“体”的研究中去。本文前已说到，《文选》在划分文体时，是将屈原等的辞赋单列一体的，称为“骚”体，《文选》的卷三十二和卷三十三，即其所选这方面作品的汇集。对屈原作品，《离骚》、《卜居》、《渔父》三篇是全文选录的，而《九歌》选其六，《九章》仅选其一：对宋玉作品，《九辩》选其五，并将《招魂》一篇系于宋玉名下；此外，还有刘安的《招隐士》一篇：共选3人作品17篇。 关于《楚辞》类作品，是否可归为旅游类，一时恐难达成共识，但就屈子在“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的呐喊中表达的精神向往，并联系其身世遭遇及其被放逐后的行踪来考虑，那么屈原作品与旅游的关系也就成为旅游文学所不能不研究的课题了。笔者在《群书中先秦旅游活动绎释》一文中，曾从《诗经·泉水》、《诗经·竹竿》等篇中抽绎出“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来分析，在指出其中“游”所具有的“泻忧”的旅游动机后，便进而论及了《诗经》中的这一创作思想与《楚辞》等后世作品的关系。笔者在该文中曾写道：“这种用遨游来摆脱尘世烦恼的作为，不仅见之于先秦，且还大大地影响于后世，汉魏六朝以来傲世之士的旅游活动，实际就是先秦时代泻忧目的的旅游。”如果笔者的这一观点还值得考虑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旅游文学的研究就不能避开楚辞不谈。
再回头来讨论“游仙”“招隐”“反招隐”这三个诗体中的类别。纵观中国文学史，所谓“游仙”诗者，大都是叹现实溷浊，而希冀山居林隐饵玉餐英，以逞傲世之志的作品，它显然是类似屈子的创作思想在后老庄时代仙家思潮泛起之后的产物；“招隐”类作品，亦即“招隐士”之类，其产生自比“游仙”类早些，因而在创作思想和技法上更接近“离骚”之类；“反招隐”，其本质实在也与“招隐”相似，既然称“反”，也当有反其道之处，最终以入世的结语代替遁世之语，便是其重要标志，其意旨又颇近楚辞之《招魂》。如果把屈子们的辞赋作为旅游文学不可忽视的研究范畴，那么《文选》诗体下“游仙”、“招隐”、“反招隐”这三类显然脱胎于屈赋的创作也当不离其窠臼，即使排除在典型的旅游作品之外，也该归属于旅游文学研究的范围。
由于《文选》选诗有437篇之多，体下之类也是二十又三， 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细作分析了。
五
“山水之美，古来共谈”（陶弘景语），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山水文学的讨论中来。
应该看到，在我国古人的审美趣味中，有关山水的美学观点的形成，实在是相当早的；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中，有关山水景物的描写，其出现也是较早而又较多的。人所共知的《诗经》，便有不少托山水起兴、借物色抒情的作品。但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称之为山水文学，在我国，早年的研究者却并未有过明确的界说，也未出现过将山水文学归类的范本。也许是刘勰《文心雕龙》有过刘宋时代“山水方滋”的论述，后学者才给谢灵运之作以“山水诗”的名称。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也许要推唐人白居易的五言《读谢灵运诗》。“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皆奇趣”，已经道明了谢诗产业的机理。重视谢灵运摹仿谢灵运的潮流，其实远在白居易之前就出现了，不仅有唐一代，甚至可以上推至齐梁。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也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看来，谢灵运的确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深深影响着后世。但是，如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来考察，关于我国山水文学发展历史以及山水诗作为独立类别的确立，在中国文学史上还都是有待继续研究的课题。此其一。
其二，就文学类别的划分看，《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已通过其选编的实践，确立了旅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而我们今天所称的谢灵运“山水诗”的著名的代表作，如《过始宁墅》、《石壁精舍还湖作》、《人彭蠡湖口》、《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游南亭》、《初去郡》、《七里濑》、《晚出西射堂》、《登石门最高顶》、《南楼中望所迟客》等等，却都被萧统归到了“行旅”“游览”以及“杂诗”“赠答”等类中去了。从这一点看，至少可以证明，在《文选》编纂的年代，“山水诗”还尚未以自己的个性特征成为人们公认的文学类别。
其三，如就更广阔的范畴来比较旅游类作品与山水类作品，尽管旅游文学作品不能涵盖所有的山水文学作品，但旅游文学在所涉及的人类生活及人类环境方面，其领域显然远远超过了山水的范围。之所以本文前面在述及《文选》中的旅游作品时，要不厌其烦地罗列一些重要的篇名，原因之一就是想让读者在读了此文后便一目了然，旅游文学作品中的相当部分，都是难以将其称之为山水诗文的，即使是谢灵运的作品也如此。这是一个不可否认而又无法不正视的现实。
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归结出这样的看法：即在我国的文学史中，旅游文学的确是一个比山水文学成熟得更早的文学类别，它所包容的文学作品也比山水文学广阔得多。
六
写到此处，本文也该结束了。由于篇幅原因，本文这里只先讨论了旅游文学作为一个类别在《文选》视野中的位置。至于单篇作品的讨论，看来只能留作今后的话题。
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文选》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中国旅游文学史的研究，自然也不能抛开《文选》。笔者也深知，“《文选》烂，秀才半”的时代早已过去，当今的秀才不读《文选》也照样生活；但如要进行中国文学的研究，《文选》还得读。笔者自觉，近来在对《文选》的研习中，似乎就发现了点点滴滴此前他人尚未道及的内容。因而想，如果后起的同志能在《文选》的研习上再仔细些认真些，那么他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本稿收到日期：1995年11月20日；）
*本文为作者文学论文集《中国旅游文学新论》中论文之一，该文集将在1996年2月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编者
注释：
①由于某种客观原因，当今不少文学史论著，大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在论述先秦两汉文学时多指广义的文学，而在魏晋以后，便转向于狭义文学的研究了。——研究者们或已习以为常，所以在这一转折中有时连一句申明也没有；而20来岁的大学生们却免不了要发问，以致像笔者这样总站课堂的教员，也就免不了要对此三番五次地代人解释。如果今后学人立论时能采用自己乐意的某一单标准或有申明的多标准，那该多好。
②这是笔者所作的初略统计，与他人所说数字多有不同。
③此前论者多称，《文选》所收，为自周至梁七八百年间的作品。“七八百年间”，不知何据；其实《文选序》中萧统已明白说了“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请注意，这里的“祀”就是“年”，系使用殷商纪年的说法；夏称“岁”，商称“祀”，即周后所称之“年”。）周更为秦，秦更为汉，汉更为魏，魏更为晋，晋更为宋，宋更为齐，齐更为梁，正好是“时更七代”。集中作品，最早的作者卜商，生于春秋卫灵公二十八年，少孔子44岁，曾为魏文侯师，旧称高龄103岁， 今人断其年寿约为84（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考证）。如从卜商生活的公元前507—400年间或公元前507—419年间，算至作品最晚的陆倕的卒年梁武帝普通七年（公元526年），也正好大约千年的时间。 如按众说，以“七八百年间”的最高数计，从公元526年上推800年，则正好把屈原及其作品排除在外，显然与《文选》的实情不合，似不妥。故本文此处亦未从众说。
④如依《文选序》，这里实在应该称为“体”和“类”； 而不宜用“大类”、“小类”或“门”之类属性易于混淆的单位词来称呼。故此处亦未从众说。
⑤《文选》中，是将屈原等人的辞赋列在“赋”体之外的，称“骚”体，共收入屈原、宋玉、刘安3人作品17篇， 其比重即为17/762（2.23%），属于38体中入选作品较少的一体。此外，“七”体亦单列，收入枚乘、曹植、张协3人的《七发》、《七启》、《七命》， 如按照《文选》的计数标准，《七发》等“七”体的作品，每一“七”均按“八首”计，则此体在《文选》中所占比重为24/762（3.14%），亦属38体中入选数量有限的一体。